危机与出路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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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出路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

危机与出路：

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

　　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和法国加百利?

佩鲁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民族、国家和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四届论坛”于2009年5月28～29日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墨西哥、爱尔兰、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

论坛分为开幕式、颁奖仪式、大会发言、分会研讨、闭幕式五个部分。

论坛开幕式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法国马恩河谷大学让一克罗德?

迪劳内（Jean―ClaudeDelau-nay）教授主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法国共产党前主席罗伯特?

余（RobertHue）致欢迎词。

　　本届论坛共举行两次全体会议和六次分会，围绕“民族、国家和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这一主题，讨论了全球治理的总体演变和当代特征、当代全球治理面临的多重危机和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民主治理，具体包括以下议题：

全球治理演变与经济全球化、跨国资本主导的当代全球治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能源、环境与粮食危机；民族、国家和全球治理新秩序、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和21世纪社会主义等。

　　一、全球治理的总体演变及当代特征

　　1　全球治理演变与经济全球化

　　程恩富教授首先回顾了全球治理的现有理论流派，分析了其侧重点和隐含的消极因素，并将20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治理分为不同特征的三个阶段：

1900～1945年的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1946～1989年的两超阵营型治理和1990年至今的一霸数强型治理。

伴随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全球秩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再造已经提上日程。

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世界体系的变革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肆虐，又一次宣告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世界体系的变革和再造恰逢其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定会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民主治理与人类未来的福祉作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日本京都大学大西广（HiroshiOhnishi）教授对克鲁格曼的“不平衡性发展”模式和列宁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亚太地区国家的科技正在从资本收益递增状态向资本收益递减状态转变、亚太地区向同一趋势收敛的结论。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聂志红副教授剖析了关于经济全球化实质的不同观点，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可以得出更加深刻、全面的结论。

从生产力角度看，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于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其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看，其实质在于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与配置效率的提升。

未来将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王中保副研究员认为，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全球福利的增加，即“经济全球化利益”。

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存在，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主体取得“多赢”或“双赢”提供了可能性。

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与发达国家做大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通过调整参与经济全球化方式，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经济全球化利益。

　　2　跨国资本主导的当代全球治理

　　爱尔兰高威国立大学特伦斯?

麦克唐纳（TerrenceMcDonough）博士指出，在全球化社会积累结构构成中，一些跨国政治性机构（如WTO、G8）以“类主权国家结构”的面貌出现，其功能主要是为维持国际体系中的特定权力服务。

这一类组织本质上是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范畴的，它们一方面超越主权国家机构，另一方面又左右着主权国家机构。

其功能及内部矛盾都影响着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严峻挑战，经济上的合作与发展在日后将会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

　　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

麦特斯（DavidMatters）认为，在二战后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跨国资本家阶级，他们控制崛起的跨民族国家机构、制定全球决策。

在控制世界资源和侵占当地居民生存资源的斗争中，现代帝国主义和以前所有的帝国主义并没有区别，也会发动战争占领土地，甚至贿赂部分劳动人民。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殖民统治逐渐衰落的时代，新兴经济体之间愈趋频繁的国际合作，有助于瓦解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经济的垄断。

令人担心的是，美国可能挑起战争以恢复其霸权。

　　英国中兰开夏郡大学珍妮?

克莱格（JennyClegg）博士认为，近年来帝国主义似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力量已经团结起来的西方政治的影响及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正在逐渐减弱。

虽然霸权主义仍占主导，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垄断还未结束，一个多元化的力量，特别是崛起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反战和平运动，它们正在团结起来，并逐渐成了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

　　二、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多重危机

　　参会学者一致认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较为深远，金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但在具体分析时却各有侧重点，分别从资本主义信用体系、新自由主义体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三个层次逐步深入地探讨了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

　　1　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失衡是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意大利贝加莫大学里卡多?

贝拉弗尔（RiccardoBellofiore）教授认为，次贷危机正通过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蔓延，正是受折磨的工人、负债的消费者和躁狂抑郁的储蓄人的三位一体造成的。

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与其预期略有不同，在新经济浪潮后，家庭而不是公司成了主要的借款者，由于实际工资的萎缩，对于住房和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只能通过增加贷款来实现。

家庭贷款大幅度提高了消费和家庭需求的自主性成分，将它与当前可支配收入分离，使危机不可避免。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蔌原伸次郎（ShinjiroHagiwara）教授从《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信贷和股份制的论述出发，分析了马克思时代金融危机爆发和二战后金融危机缓和的原因，并据此对新自由主义时期金融危机频发的原因进行了着重分析，认为新自由主义时期局部金融部门管制的放宽、美国经济证券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资本交易的日益自由化，过度的国际投资使得局部的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并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因此要治理金融危机必须采取遏制投机性资本的政策。

　　日本独协大学山下裕步（YuuhoYamashita）博士构建了简单的信用创造宏观经济模型，并分析认为全球生产力下降是由于实物资本的短缺，而这一短缺是由于实物资本作为抵押贷款的价值的流失及由此而产生的信贷收缩等原因所造成的。

因此政府不仅仅要争取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而且还必须要避免信贷收缩以防止供应能力的下降。

　　2　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产生的体制原因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大卫?

科茨（DavidKotz）教授认为，资本主义体制危机总是周期性地爆发，2008年由美国始发并向全球蔓延的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一种表现。

新自由主义模式导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使金融部门越来越专注于投机性和风险性活动，并产生了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因此这种投机行为在促进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为最终体制危机的爆发埋下了最终隐患。

　　日本东京金浞大学源芦罔绒（SetookaHiroshi）教授指出，当前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的偏袒华尔街政策。

为了避免更多的不幸，必须在发达国家推行消费削减政策，同时配合使用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政策。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路易斯?

桑托夫?

拉姆拉兹（LuisSandovalRamfrez）教授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经济衰退期，或者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第二阶段。

这是19世纪过去几十年开始的经济长周期，它标志着石油经济模式的结束和新模式的产生，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新的能源和相应发动机的基础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成勋研究员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这场危机集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冲击机理也不同，应对措施的效果也不尽一样。

这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美国和西方国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经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刘思华教授认为，当今世界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其直接原因是美国消费主义的消费模式和政府对资本市场监管不力；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激化则是它的根本原因与深刻根源。

这次危机正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走向毁灭的表征，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终结。

　　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财经学院杨承训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实质上代表西方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一种意识形态，其核心是金融自由化，完全适应了超级金融资本操纵市场大肆投机的需要，与泡沫经济互为表里。

国际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态度分析与清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进而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3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亨利?

赫本（HenriHouben）博士认为，生产过剩实际上是由两个机制即相对积累过剩和相对消费不足，同时发生作用所造成的，工资社会、垄断的出现、信贷发展是解释结构性危机成因的三个因素。

现在的危机都是美国统治阶级当初选择的结果。

为了刺激过度消费以持续增加负债，金融市场需要不断放松管制和制造泡沫，泡沫破裂则造成今天的金融市场的崩溃，结果必须以更加暴力的方式处理过剩的生产力。

　　清华大学中国公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栋教授指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是由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现在西方捧热了马克思，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必须唤回马克思，即这个世界应当是以人为本、劳动所创造的一切回归人类、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而服务的世界。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特聘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李炳炎认为，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

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的“透支消费”。

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一旦危机爆发，问题更加严重。

　　三、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民主治理

　　1　民族、国家和全球治理新秩序

　　程恩富教授指出，为了提升现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水平，必须首先改革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

例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机制和表决权等，改变少数富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的现状；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保证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决策并从中受益；尽快确立全球统一的货币“世元”、全球统一的语言“世界语”；取消美国控制下的北约和某些国际法律机构，重新建立联合国领导下的维和部队和国际法律机构等。

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奎恩?

迪劳内（QuynhDelaunay）研究员认为，马克斯?

韦伯的“理性化进程”模型曾作为一个理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型为世界上的其他社会所瞩目，但现已陷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危机。

世界需要一种基于伦理而非市场的、兼顾社会各种不同发展水平的管理方式，即通过协商而不是市场来统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认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实行的是经济“调控”而不是经济“调节”模式。

要搞好经济调控，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还需要深化认识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对经济调控本身不断进行研究。

　　长春税务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黎贵才副教授认为，劳动密集增长模式的缺陷在于劳动报酬的增长严重滞后于产出的增长，造成了宏观需求不足，导致该增长模式难以维系。

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比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更具可行性。

为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步增长，政府必须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采取更多有效的措施。

　　2　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与21世纪社会主义

　　大卫?

科茨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之后的体制有三种可能的形式：

第一种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社团形式的资本主义，主要特征是政府管制金融体系，劳资关系的制度保持与新自由主义时一致，国家将对能促进牟利的领域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投资；第二种是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主要特征是工会运动更强大，迫使大企业愿意对劳动力进行议价；第三种是社会主义。

　　英国伦敦政府经济顾问艾伦?

弗里曼（AlanFreeman）认为，人们大大低估了所需政府行为的规模和影响的范围。

同当前这场规模相当的前几次经济危机都被解决了，并对“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危机等手段销毁资本来恢复经济，其实我们可以投资文明来摆脱危机。

21世纪需要建立起在大规模生产和精神消费基础上的文明，培养创造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将人类欲望和需求纳入一个新的远景规划中。

这不仅是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是文明的意义所在。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拉荻卡?

德塞（RadhikaDesai）教授将凯恩斯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最初的提议作为重构新自由主义后世界的经济和货币管理的起点，主张用世界货币代替黄金。

并指出，事实已证明国际合作而非霸权才是唯一的出路，凯恩斯的最初提议是这条出路最好的起点。

　　墨西哥城市大学海因茨?

迪特里奇教授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现代的一种具体文明形式也是一般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它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再到现实社会主义，目前的进化阶段被命名为“21世纪社会主义”。

这个理论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尤其在拉丁美洲和德国得到发展。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欧文?

马奎特（ErwinMarquit）教授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术语进行了明确区分。

虽然共产主义者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使一些人权制度化而努力，但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

如果丢弃了共产主义目标，那么对社会主义的召唤毫无意义。

当然，共产主义者当然会与所有进步人士合作，共同争取工人阶级的权利。

　　此外，日本独协大学藤山英树教授、中国台湾国立东华大学田皇真弓助教授、中央编译局德籍专家艾克，考普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白雪秋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震博士后和葛成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跃勤副研究员、尚列副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田春生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张春敏副教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朱钟棣教授、天津财经大学王晓林教授、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顾学宁剐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任治君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王玉敏、福建师范大学黄茂兴副教授、郑州大学杜书云教授、贵州大学龚晓莺教授等均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与会者普遍认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只是加深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实现了它们在经济上的扩张，并没有实现世界各国政治、社会领域的同等进步，却反而导致了一连串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孕育、包容资本对劳动力过度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仅仅是来自金融体制管制放松的结果；危机也不仅仅是因为资本管理上存在缺陷，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所运行的必然结果。

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一个共同的合法的政治机构来解决。

因此，我们需要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下对全球民主和高效治理机制进行深刻变革，对许多规则重新加以考虑，改革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