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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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

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

史晋川黄良浩

（二）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考察

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总体上看，在低收入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差异显著，消费率广泛分布于20%一120%区间（重点在60%一100%），投资率广泛分布于0-50%区间（重点在0-40%），净出口率广泛分布于负40%～80%区间（重点在负30%一20%区间）。

随着经济发展，各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差异缩小，趋于收敛。

当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1990年美元）后，消费率基本稳定在75%一80%左右，投资率在20%左右，净出口率为。

左右。

这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需求结构将形成一个消费内需主导的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见图2、图3和图4）。

具体来讲，主要有两层含义：

（1）同样一个国家，在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1990美元、）后，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将趋于稳定，进入消费内需主导的发展阶段，进出口基本平衡。

（2）不同国家，不论其地域、文化等差异多大，只要人均GDP在6000美元（1990年美元）以上，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基本上趋于一致。

需求结构最终进入消费内需主导的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是各国共同的发展经验，也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个别现象。

在需求结构演变过程中，主要转折点至少有两个。

一是传统经济增长阶段迈向现代经济增长启动阶段的转折点，这时关键要加强资本积累。

二是高速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的转折点，这时关键在于扩大消费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能否准确把握转折点，并作出正确选择，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的前景一根据国际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第二个转折点大致在人均GDP6000美元（1990年美元）左右。

但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经济社会制度等国情不同，转折点相应也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区间。

同时，经济危机也会对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演变带来冲击，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投资率明显下降。

但总体上，人均GDP6000美元（1990年美元）可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间窗口。

（三）基于区域分组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迎来了持续较快增长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最大的亮点是亚洲经济崛起，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崛起等。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经济起飞所处的环境、比较优势以及发展模式跟中国大体接近，考察这些国家需求结构特征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1.从总体上看，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走了一条投资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需求结构主要表现为高投资率，投资率水平保持在25%一35%的高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投资率持续快速提高，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特征十分明显。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的投资率持续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净出口率则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分别达到11.8%（东亚，2008年）和8.1%（东南亚，2008年），出口导向特征更加明显。

消费率相对较低，20世纪70年后基本呈逐步下降态势，特别是2000年后下降态势更加明显。

2.从深层次看，投资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并不必然代表经济低效率。

虽然国际经济学界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模式有诸多批评，认为东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没有技术进步贡献，是不可持续的，但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事实客观存在，而非“神话”。

林毅夫、任若恩和罗伯特森（Robertson）等人经过深入研究，指出技术进步对东亚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资本积累是在效率提升的推动下形成的。

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技术引进和研发等多种方式实现，扩大投资的过程往往也是提升产业技术、增进效率的过程。

3.从区域比较看，地域文化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大，发展阶段和创新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

发展阶段的影响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创新周期的影响也比较明显。

从北美地区需求结构变化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北美投资率持续提高，达到全球平均水平，这应当跟信息技术等新科技革命相关，新产品和新技术涌现带来了产业投资的新热潮。

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北美投资率随之下降。

地域文化影响不大，主要理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投资率大幅下降。

近十年来，其投资率水平跟西欧和北美地区差不多，这很难用地域文化因素来解释。

由此可见，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不同区域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演变应该有比较一致的规律性特征（见图5）。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全球化背景下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

随着人均收入增长，投资率总体上呈倒“勺子”形演变，先提高，再降低，最后趋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消费率则呈“勺子”形演变，先下降，再提升，最后也趋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净出口率最终趋于零，即实现国际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关键是加强资本积累，维持较高的投资率是有益且必要的。

在走向成熟阶段以后，关键要扩大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

以上分析还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效率提升是投资率持续提高的根本动力，地域文化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大。

第二，汇率政策可能是影响需求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机制。

按实际汇率，一个国家可能已经达到了需求结构转换的转折点，但由于汇率低估等政策原因，可能延缓转折点到来。

三、中国需求结构特征与经济发展绩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8%，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和消费率最低的大国，特别是2003年以来，投资率居40%以上，消费率在60%以下，净出口率大幅攀高。

参照全球需求结构演变一般形式，中国需求结构十分独特。

要正确研判这种独特的需求结构，需要结合经济效益、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

根据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周期，可以分为四个时间段进行分析，即：

1978——1984年，1985——1992年，1993——2001年和2002-2008年。

初步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效益提升减缓、产业升级缓慢和收入分配失衡等深层次矛盾都与需求结构有密切关联（见表1）。

（一）中国需求结构的特征

中国需求结构演变主要有3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投资率变化基本形态是“急剧提高，逐步回调”，呈阶段式循环。

在改革关键年份（1978年）或改革关键年的次年（1985年和1993年），投资率迅速上升到极高点，随后逐年下降，这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对提高投资率具有水平效应。

开放对投资率的影响不同。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投资率出现从回调到新一轮提高的拐点，随后逐年提升；2004年开始受紧缩性宏观调控影响稍有回调，但幅度很小，基本上保持高位。

第二，消费率变化基本形态是“稳步下降，偶有回升”。

改革开放前4年，消费率稳步回升，之后持续下降。

1994-2000年，消费率基本稳定，之后几年出现回升态势，但2001年后迅速掉头向下，8年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和速度前所未有。

第三，净出口率变化基本形态是“稳步提升，鲜有下降”。

4个阶段中净出口率持续上升，特别是加入WTO后，年均提高幅度高达0.9个百分点。

参照全球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需求结构特征十分明显。

按世界近5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平均水平衡量，近5年中国平均消费率为50.7%，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4.8个百分点。

其中居民消费率为35.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4.8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100%由居民消费率差距导致。

平均投资率为42.8%，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8.0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1.6个百分点。

按东亚地区特征看，近五年中国平均消费率比东亚地区平均水平低12.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低12.6个百分点。

中国平均投资率比东亚地区平均水平高13.2个百分点。

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崛起的东亚地区高投资、低消费的特征已经比较突出，但即使跟东亚地区相比，中国投资率之高和消费率之低仍然相当显著。

从深层次看，当前中国已经处于为需求结构转型做准备的关键阶段。

按现行汇率折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1803.4美元（1990年美元），离需求结构的转折点（1990年美元，6000美元）还有较大距离。

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汇率政策，按实际价格测算，中国当前已经接近需求结构转换的转折点（见图6）。

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汇率偏离指数（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GDP／按汇率测算的人均GDP）为2.5，实际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已经达到4526.5美元。

按人均GDP年均增长7.5%测算，4年后（2012年）中国实际人均GDP将达到转折点水平（见图7）。

即使按现行汇率政策，至多15年也将达到需求结构转换的转折点。

当前中国需要为需求结构转型做好环境和制度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