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张光直.docx
《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张光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张光直.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张光直
张光直：
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 张光直 （进入专栏）
原文出处：
《文物》（京）2004年第01期第73-82页
本文为张光直先生夫人李卉女士在张光直遗物中发现，约写于1990年前后，经陈星灿先生整理。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与此类似的题目——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
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注：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原日文版，《中国文明の起源》，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
）。
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
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1987年可举安志敏（注：
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陈星灿（注：
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和邹衡（注：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
）为例，1988年可举蔡凤书（注：
蔡凤书《中华文明起源“新说”驳议》，《文史哲》1988年第4期。
）、李先登（注：
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和郑光（注：
郑光《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
）为例。
1989年相信在这个题目上的讨论还是接连不断的；《考古》第1期便有童恩正《与安志敏先生商榷》一文（注：
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1期。
），安志敏回答的文章已准备近期刊出。
我说这是老问题，因为虽然最近有热烈的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却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
在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充分说明，是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的。
但是西方学者很早以前便把中国文明起源当做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
近代西方学者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de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注：
"Introduction"toEthnicHistoryoftheShans,byA.R.Colquhoun.firstpublished1885,Reprinted1985,Delhi:
Manas,pp.xxi-iv,此说后详述于氏著WesternOriginoftheEarlyChineseCivilization.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将氏说详细撮述。
）。
这类中国民族和它的文明西来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注：
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1936年，上册，50～57页。
）。
到1920年代安特生在河南和甘肃发现史前时期的彩陶以后，安氏更指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之间的类似（注：
J.G.Andersson."AnearlyChineseculture",Bull.Geol.Soc.ofChina5（1923）.no.1.pp.1～68.），于是中国文明西来说更自考古资料获得支持。
但是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产生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
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都是一片空白，连人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
所以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
这种说法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注：
东京刀江书院，1930年。
）一书中，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以后，作了如次的观察：
“那么彩画陶器，或此时的中国文化，何由而发生？
换言之，这种陶器或文化，是随从具有这种陶器、文化的人种从西方进来的呢？
或者是仅仅其文化技术，受了西方的影响呢？
这是当然要发生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发现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说，谓这大约是具有和生产彩画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入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
同是瑞典人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人的。
……我将安特生和高本汉两说比较，反而觉得高本汉说较善。
依我的意思，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
”（注：
译文根据张我军译《东亚文明之黎明》，《辅仁学志》（1930年），2号，34～35页。
）
滨田氏进一步相信殷墟时代在中国发达极盛的青铜文化，也是由西方输入的。
“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
……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
”（注：
译文根据张我军译《东亚文明之黎明》，《辅仁学志》（1930年），2号，39页。
）换言之，中国文明史上在当时的考古学上最显要的两个元素，即彩陶与青铜，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而我们可以由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位持这类见解的外国学者的例子是美国的毕士博。
他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注：
"BeginningsofcivilizationinEasternAsia".原载AnnualReportoftheSmithsonianInstitution1939.重印于Antiquityxiv（1940）,301～316.）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
但在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
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说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
他的结论：
“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
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
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
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
”（注：
"BeginningsofcivilizationinEasternAsia".原载AnnualReportoftheSmithsonianInstitution1939.重印于Antiquityxiv（1940）,pp.315～316。
）
到50年代以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大致便停留在这种水平上：
中国文明包含哪些元素，这些元素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面来的，由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下个断语。
有人（如毕士博）说中国文明重要的因素都是外来的，反过来有的学者便争论中国文明若干成分实际上是本地起源的。
李济在一篇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批评毕士博的说法，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物事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
“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
”（注：
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民主评论》五卷四期，1954年，89页。
）这种土著与外来成分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70年代。
主张土著成分占优势，因而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东方文明的摇篮，到了何炳棣《东方之摇篮》一书到了高潮（注：
Ping-tiHo,TheCradleoftheEast.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andtheUniversity
atChicagoPress.1975.）。
到了5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考古工作的进展与大量史前与历史时代早期遗物的出土，“中国文化起源”这个论题也就逐渐趋于复杂化。
在过去资料稀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全中国当作一个单位来讨论，把不同时期的文化排列起来，就可以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
在全国各地出土物增多，而且利用碳素十四方法断代把全国各地文化发展历史初步了解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考古文化是不止一个系统的，于是在7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考古学上便开始了对所谓“区系类型”这个概念的探索。
在1981年第5期的《文物》上，苏秉琦和殷玮璋建议把全国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并且指出中国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区域来讨论：
（1）陕豫晋邻境地区；
（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注：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
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课题上，这种区、系、类型的划分是有基本上的重要性的，因为“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也就是说，“很多地点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渊源的连续性”，这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注：
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说法。
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在30年代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早就指出“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
”这些为华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注：
林惠祥《中国文化之起源及发达》，《东方杂志》34卷七号，1937年，177～194页。
）。
发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济也早指出“殷虚文化来源的复杂”：
（1）一部分的文化显然受过西方的影响，同时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文字、一部分的农业及陶业；
（2）一部分完全是在中国至少是东亚创始并发展的，如骨卜、龟卜、蚕丝业及一部分的陶业与雕刻的技术；（3）一部分来自南亚，如水牛、稻米及一部分艺术。
“殷商文化只是把这些成分调和起来，加了一个强有力的表现。
”（注：
李济《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1933年，104页。
）这个看法在李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开始》（1957年）一书中又再一次被强调：
“商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代表许多文化源流的融合。
”（注：
李济TheBeginningsofChineseCivilization.Seattle:
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57.p.37.）这种多元的说法，如今可以说是为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类型的分析结果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了，但是新的材料又引起了新的论题，或可以说是使旧的论题复杂化了。
根据上引安志敏、邹衡、蔡凤书、李先登等最近的看法，要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就一定要找到符合文明条件的最早的考古文化，亦即二里头或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在这些位学者看来，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分析是两码子事。
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一定会随着中国考古材料的增加与研究而有日进的。
现在考古材料已积累到一种程度，使得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头绪相当纷繁。
下面将这些头绪初步梳理一下，试求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文明”的定义应自史料内部辨认
讲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步的工作自然是说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中国文明，这样我们才能谈到它的起源问题。
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有一部分是集中在“文明”这两个字的定义上的；例如有人说红山文化有玉器、有女神庙，证明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辽河流域；也有人说红山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还不具备文明的条件，所以讲中国“文明”的起源还谈不到红山文化（注：
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
给文明下定义至少有两条入手途径。
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具体的成分，然后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找寻这些成分在哪一个段落中出现。
如果找到，便知道文明在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出现的。
这样即使不能解决文明的起源问题，至少可以知道从何处何时来出发从事这个问题的研讨。
先决定这个概念所包括的成分，一般是自社会科学通论的著作中去采取的：
在中国一般采自所谓经典著作，即公认为真理的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注：
杨东蒪、张粟原译本，上海商务，1935年。
）。
这本书把人类社会进化史分为三个大段，即野蛮（Savagery又译为蒙昧）、半开化（barbarism，或译为野蛮）和文明（Civilization）。
每一个阶段都有很精确详细的定义；摩尔根氏对“文明”的定义是：
“这一时代，如前所述，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
”自摩尔根以后，把“文明”的定义加以扩充和定规化的企图是很多的。
最近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也采取这种界说的方式，把“文明”的内容规定清楚，然后到考古资料中去寻找。
如邹衡分析“文明”的标志是：
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已经发生了质变。
例如二里头文化中成组宫殿群建筑的出现和都城的形成、青铜器中礼乐兵器的产生、文字的发明等等。
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
龙山文化中没有这些因素，说明当时尚未跨入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有了这些因素，说明已同商周文明直接挂钩。
这样，我们就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了中国文明的源头，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
”（注：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
）李先登的看法也与这相同，他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注：
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
另外一个给文明下定义的途径是从个别区域具体史料与具体史实的分期出发。
上面所说的先将“文明”的内容列举出来的方式，需要做这样一个假定，就是在每一个区域史里面，如果有文明这个阶段出现，就一定有这些成分的出现，但这个假定从实际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就用中国文明的三个必要成分来说吧：
文字、青铜器和城市是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的成分呢？
中国有，两河流域有，但中美的古代文明没有青铜器，南美的古代文明没有文字。
是不是这样说来中美与南美古代文化史上都没有“文明”这一个阶段呢？
取这样的观点便是说，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史上，有的地区（尤其是先经过研究的地区）比较重要，它的成分便应当做文明定义的标准。
因为如果不是如此，如果用中美、南美的文化史当做文明界说的标准，那么中国与两河流域的发展便不尽合它们的标准，岂不是反过来表明中国与两河流域的文化史中没有文明这一个阶段吗？
我相信我们不妨将每个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史个别看待，检讨它的发展过程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有几次飞跃性或质变性的变化，然后根据这个历史本身内部所呈现的变化把它分为若干阶段或时期。
这里面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阶段或时期也许便相当于我们观念中所谓“文明”。
但这是要在比较了许多地区的发展分期以后才能决定的。
我们分析了全世界许多地区的文化社会史以后，把它们发达程度最高的一段来比较综合。
如果它们之间有许多基本上的类似性，也许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真正有普遍性、有世界性的“文明”的新的定义。
从这种观点看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们很客观地要采取第二种途径，即先将中国古代文化社会史作一番客观的分析，看看应该分成哪些阶段，再看看到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谈到“文明”的出现。
这样做法所获得的结果也许和走第一条途径所获得的结果是相同的，但这样做法所得到的“文明”阶段是客观产生的，不代表先入为主的成见。
目前中国史前史到古代史这一段连续性的考古史料只有在黄河中游河南、山西、陕西一带比较完整，我们不妨把这一地区的文化社会演进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做一个例子。
这个地区从物质文化（主要是陶器）的变化上看可以排成下面这样一个文化序列（注：
K.C.Chang.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4thedition,1986）.）；
1.以裴李岗、老官台等遗址为代表的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7000～5000B.C.）
2.仰韶文化（约5000～3000B.C.）
3.龙山文化（约3000～2200B.C.）
4.二里头文化（约2200～1500B.C.）
5.殷商二里冈和殷墟期文化（约1500～1100B.C.）
殷商以后西周东周以来的历史时代文化先抛开不提，只就上列五种史前与历史时代初期考古文化来看，它们在文化社会演进史上代表着什么样的发展？
如上所说，考古学上文化的序列是根据物质文化所显示的变迁而排列的。
固然我们相信文化的变化是全面的，也就是说物质文化上的变化可能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互相联系的，但是我们更要进一步把这些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变化从考古材料里揭发出来。
作这种揭发工作，需要较丰富的考古材料与以此为目的的彻底分析研究。
中原考古虽已有较长的历史，这段序列中仍有许多缺环。
我们且就
（1）生产工具，
（2）手工业分工，（3）金属技术，（4）财富分配，（5）建筑规模，（6）防御性城墙，（7）战争与制度性的暴力，（8）祭祀法器性的美术品，（9）文字，这九项现象作为标准来看一看它们在中原考古文化序列中的出现情况（表一）：
表一
上面这张表是很不完全的，有许多处还表现着考古学工作的缺环。
其中二里头文化发现较晚，工作也较少，夯土城墙的痕迹还不显著，也没有发现文字。
但整个看来，这五段考古学的文化从社会演变史来看很清楚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代表两次质变的门槛：
1.从裴李岗、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阶段：
一般来看，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生产阶段，手工业没有专业化，金属工业缺如或小规模，没有显著的战争或经常使用暴力的证据，在财富分配上没有显著的分化或阶级分化，没有真正的文字。
2.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阶段：
由于以聚落形态的研究为目标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在中原尚未广泛进行，我们对于龙山时代聚落与聚落之间的从属、联合关系了解还不清楚。
但中原社会到了龙山时代显然发生了重要的内部变化。
夯土城墙的建造与战争和人牲遗迹的发现都指向一个用于戈、有甲兵的新的社会秩序。
陶寺的墓地表现了尖锐分化了的阶级，并且表现了上属阶级与礼乐的密切联系。
手工业分化的专业中有从事骨卜的与制作祭祀陶器的活动，但至今还没有宫殿建筑、青铜礼器与文字的发现。
我相信青铜礼器与文字的萌芽可能都在龙山时期，但在目前的资料上看来，龙山与下一个阶段的二里头文化之间是有一道很深的鸿沟的。
3.从二里头文化到殷商文化的阶段：
这是有宫殿建筑、大规模战争、殉人、用人牲与铸造青铜礼器的阶段。
二里头文化中虽然还没有文字发现，但它的宫殿建筑与青铜礼器表示它与殷商近，与龙山远。
我们将这三个社会演进史的阶段叫什么名称？
甲、乙、丙也可以，“部落”、“酋邦”、“国家”也可以。
如果用“文明”一词，它应当是自第二个阶段起还是自第三个阶段起？
如果说阶级社会便是文明社会，龙山时代至少可以说是初级的文明社会，而二里头、殷商文化可以说是高级的文明社会。
很清楚，这是术语上的问题。
从实质上讲，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程序上说，这三个阶段是都不可少的。
不论以第二个阶段为“文明”还是以第三个阶段为“文明”，这都只是中原地区的历史现象。
中国其他地区的史前史与历史时代早期文化也需同样的分析、分段，各地区可能各有它自己的文明阶段。
各地区的文明阶段是不是一样的？
把它们比较了以后能不能在中间划上等号或把它们合并起来归纳成一个“中国”文明起源阶段？
这些都是要在分析研究以后才能答复的问题。
二从所谓系统论看“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与多元
谈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
最近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这是若干争辩的焦点，但这个焦点并没有明显地揭露出来。
争辩的一方采取所谓“满天星斗”的看法，主张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因为上述新石器时代六个区域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祖先（注：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
争辩的另一方则以文字、青铜器与城市为界说文明的标志，指出中国境内最早达到这种标志的是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所以中国文明的起源还是自中原开始的（注：
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蔡凤书《中华文明起源“新说”驳议》，《文史哲》1988年第4期。
），这项争辩的两方都有考古文化的根据，但他们的意见分歧，是因为他们笔下的“中国文明”实际上不是一回事。
前者用广义的界说，相当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在时代上是连续性的；后者用狭义的界说，以最早的文明相当中国文明，亦即把华夏文明当做最早的中国文明的代表。
可以把它叫做“中国文明”的文化在考古材料中如何辨认？
在什么时代可以开始辨认出来？
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但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所以困难，是因为“中国”这个名词的界说也像“文明”一样有两个不同的途径：
一是先决定它该有些什么内容，再到考古资料中去辨认；二是在考古资料中去看文化分类的趋势，然后在所分的诸文化中寻找中国文明的祖型。
我觉得在最近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议中，对“中国”文明的界说问题，不论是从哪个途径出发，讨论都嫌不够。
五六十年代中国考古工作集中在中原地区，到了70年代以后，地方考古工作，尤其是长江流域与内蒙古和辽宁，有了较大的进展，再加上大量碳十四分析所得年代数据，使我们对中原以外早期文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增进。
以今天的眼光看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加以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两项初步的结论。
第一项是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各自独立发生发展；第二项结论是这些个文化在发展途径中在地理空间中扩张而彼此发生接触，产生交流互动关系。
由于这第二项现象，中国范围内所包括的许多地区文化彼此之间构成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各个个别文化都不能把它孤立看待。
换言之，中原文化虽然目前在年代上有优先地位，它的发展并不是孤岛式的，而必须作为较大的文化系统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和讨论。
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讨论寻求使用比较新颖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提出来参考使用“系统论”的建议：
“系统论、控制论是20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特色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错综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
在强调整体研究的时候，系统论、控制论还特别指出：
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而必须把它们始终作为整个系统的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
”（注：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页。
）
金、刘二氏指出要使用这种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社会，“要理解一个系统，特别是像社会这样的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和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