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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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导论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
许多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
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
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
,,,2019‘’,712019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
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理论。
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
同时，靠使用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1996
‘’,1
-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
区域研究与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
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
注,1995,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
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
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
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
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
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注
,2000‘,’-
’,,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
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
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
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
注,,,
2001,‘’,,153251-276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
说所有的中国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
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
注
&;2000,‘’
-’&
;,
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
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注‘
’,……,
,,2001,‘’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
中国学者对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
不过，这些著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著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
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
公平地说，中国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
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
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
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
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注2001,‘
’,102661-74,
71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中国的深受美国的影响。
朱文莉有关中国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
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
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注2001
,‘’,,102645-54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在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
注,2000,‘’,2000’&
;21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与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
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
我认为，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注,1990,‘
’-
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
注,1990,,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法
主导。
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
确实，
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
样的政策本身。
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
约
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
注,
,1999,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
注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区域研究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
最近几年，美国一直在争论有关区域国别研究与作为学科的、之间的关系。
美
国政治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统治地位确实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很大的问题。
这里我不想讨论中关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关系的老问题。
经济学方法一直主导着
很多的研究，并且非常不合理地对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产生了影响。
在有理由对作为
解释工具与方法的理性选择、经济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怀疑的同时，不能重新回到那种认
为区域研究可以不要所有理论方法的老路上去。
二战后，在美国，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
区域研究是与冷战分不开的。
库明斯对此做出了经典的评论二战后的整整一代，莫
斯科与华盛顿的两极冲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使得学术的界线泾渭分明受
慷慨的公私资源的支持，‘区域研究’和‘国际研究’有着清楚的地点、问题和进程而
变得重要起来。
这里所谓地点一般就是指有关各国日本作为发展的成功范例而受到青
睐，中国则作为失败的不可接受的发展范例而受到持续关注。
关键的过程一般指的是诸
如现代化，或者多少年来一直讲的走向明显的或者隐含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发展’。
注,1997,‘
’
2916-26
在一些方面，区域研究不仅是为了研究中国，而且是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地缘战略环境
今天，导致库明斯认为的、使区域研究与国际研究界线分明的冷战背景不复存在，世
界不再是基于安全考虑的地缘战略矛盾，而是基于日益增加的经济相互依存尽管是不
对称的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矛盾。
而这意味着国内与国际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
于是
，人们要求一种说明这两者如何互动的解析全球与地方的划分不再成立，因为新的
全球经济等级结构切割了地区与国家的边界。
注,,,,,
,,,1996‘’115-11这又反过来要求一种对外部环境、行为体与过程的正
确理解。
就中国研究而言，冷战的终结与中国自给自足时期的终结正好相一致。
也许直到1
992年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南巡，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几乎完全依据中
国的国内状况。
我认为，这种国内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不再
有效，至
于中国的后政治经济就更不能说没有外部因素在内了。
有关区域研究与的有效性与未来的辩论不能仅仅局限在美国学术以及以经济学与理
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霸权方法的范围内。
如同卡萨巴主张的那样，注,199
8,‘’,
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
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
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
我同意卡
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
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
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
集团。
注,1998,‘’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
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
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
注,,1996,-
,,,‘’,1996,
1996,1996
我们需要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的理解。
我认为只有批评理论才能为区
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
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
，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
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
能动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
1981,‘’,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
注,
1995,‘’,,433516-30
人们可以从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
顾名思义，批评理论反对的东
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
我认为，这种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
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
对于各种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
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
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
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拥有对所有问题的
答案。
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
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的真正发
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
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
以及关于它的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
然而，就如
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
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
目前，大多数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
的民族国家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
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
本的误导。
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
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
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
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
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
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
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
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
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
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
注,,1995,‘’,243,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
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
调没
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
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
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
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
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
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的做法要好许多。
注,?
2000,‘’,
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1998,‘’
,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
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
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
同理，对许多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
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
注100,1994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
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
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定出发。
注,1990,
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
传统理解的后果。
注,1997,-,1972-1992
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1994,
&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
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
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
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2000,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
注,,1997,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
注,,1996,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
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
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
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
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
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
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
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的文献一样，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即
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
析单元。
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
我们不
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
题。
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城乡差别只是其
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
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
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
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
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
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
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
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
注,1999,1999,?
2000,
2000,,?
?
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
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
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1999,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
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
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
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
注,‘’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
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
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
互依存。
注,1995,‘’21,345所以，我避免给
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
公平地说，西方的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
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
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
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
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
注2000,‘’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
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
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
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
注,,1995,‘,,’,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1981,‘,
’10,,
1983‘,’
12,1990,,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
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
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
权力相关。
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
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
注,,1996,‘’&
;1-20,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
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
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