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烟草文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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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国烟草文稿

抗战时期的中国烟草

中国烟草博物馆张雷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火，在中国大地上整整燃烧了十四年。

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和各种形式的艰苦奋斗，终于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外商为主、民族资本为辅的卷烟工业在我国开埠城区初具规模，一些内陆地区的传统手工烟草业也逐渐转型，全国实行了烟酒公卖制。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各地烟厂在战火中蒙受损失，日军又在沦陷区以“军管理”名义实施掠夺，采用严格的统治和垄断政策，致使民族卷烟工业企业萎缩严重，处在崩溃的边缘。

抗日战争中的烟草产业工人和全国工人一样，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力，经济上遭受剥削和压迫。

工人们为抵抗剥削求生存，在我党地下组织领导下，与资本家展开了不屈不饶的罢工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民族烟业又进入了整顿恢复的曲折之路。

今年时值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循着抗战的历程足迹，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回放到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回顾那段抗战时期中国烟草艰辛磨难的历程。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与垄断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

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

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配图1-1），日伪统治者为了加强在经济领域的统治，更多地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与财富，掠夺更多的资源，在所有经济领域均实行“统制”，以达到垄断物资的目地。

烟草业同样也难逃厄运，日伪政府建立了满洲烟草公司（配图1-2,1-3），与老的日本东亚烟草公司划分中国市场，满洲烟草公司致力于满洲市场的开拓，而东亚烟草公司则把华北地区看作它自己的独占领域，其在营口、沈阳、天津和大连都设立了制造工厂（配图1-4、1-5）。

日伪统治者为了将来设置公卖制度，并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烟草业采取许可证制度，保护日满烟草商，使生产及配给最大限度的受其支配。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提出“以战养战”，制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将烟草业列入《重要产业统治法》采取更为严格的统治，压制民族卷烟工业，并将各地的烟叶原料、生产厂房和销售市场等进行了垄断控制，大肆掠夺民族资产和劳动力。

日伪政府在各沦陷区加快组建日商烟草业的同时，其对在华最大竞争对手---英美烟草公司，也实施了资本控制，并在管理上进行了强行统治。

在东北地区的哈尔滨老巴夺烟厂、启东烟草公司是日伪政府主要的控制对象。

1937年，“七·七”事变后（配图1-6说明见1-6藏品说明.txt）日本将哈尔滨老巴夺名称去掉英商字样，改为“满洲国法人”资本350万，40%的资本挂在老巴夺头上，日本人则实行外汇管理、原料控制、增加税收、冻结资金等方法控制老巴夺烟厂（配图1-7）。

1939年，日本统治下的哈尔滨老巴夺烟厂生产的卷烟产品原料由日本人购入，生产民用烟和军用烟。

产品除供给“日军”、“国军”、“御用”外，对中国民众的消费实行配给制，最大限度地限制中国民众的消费。

在此情况下，还要向日本本土输出相当数量的卷烟，以补充日本国消费的不足。

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统治，疯狂的掠夺给卷烟业带来的破坏何等严重。

在东北以外的华东地区，如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地，日本商人依靠日本军特务部门，完全控制了英美烟草公司和其他烟草公司的货物及他们在这些地方的收购销售和管理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军更是野心勃勃，一方面开始着手全面统制在华卷烟工业，将东洋叶烟草株式会社、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共盛烟草株式会社、兴亚烟草株式会社、武汉华生烟草株式会社和华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6家会社合并，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华烟草株式会社（配图1-8、1-9）。

另一方面，日本和英美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日伪利用其占领军势力，进一步加快了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对各地区的英美烟草实施了军管。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司令部和日本大使馆正式接管天津英商颐中烟草公司，改称日本军管理颐中烟草公司天津工厂。

英国在天津的工厂、洋行、商店、仓库等均被日军接管，工人、职员均属于日军直接“管辖”之下，天津首善印刷公司成为日军管理天津工厂的印刷部（配图1-10）。

同年12月，辽宁沈阳启东烟草株式会社也被日本人接管，主要领导全部被拘留，直到1946年11月12日才被释放。

山东颐中烟草公司被日本军管，改名为大日本军管理颐中公司青岛事务所，生产军用卷烟。

1942年3月，日军“接管”上海颐中烟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日军的掠夺直到战败投降前期仍没有退缩的迹象，1944年9月，日本人把英美烟负责销售的启东公司和老巴夺烟厂合并，改为“满洲中央烟草株式会社”，资金全部存入“伪满中央银行”，从此烟厂全为日伪服务，所有利税也全为日本人所攫取。

据统计，1940年以后，输入东北的烟叶56.4%和41.3%分别来源于日本及殖民地朝鲜，而卷烟输出品的70-80%都输出了日本。

其中，1944年国内卷烟向日本的输出卷烟量占年生产总量的47%，而进口几近为零，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统治，竞不惜竭泽而渔，给当时民族卷烟业带来的破坏极其严重。

（二）战火中复兴的民族卷烟业

在日军丧心病狂的侵略中，许多烟厂毁于战火硝烟，民族烟草资本家们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们有的在租界区继续重建新厂，用多种形式支援爱国抵日运动，创建了不少爱国品牌的卷烟产品，他们有的内迁陪都、贵州等地另辟市场，将烟草工业与烤烟种植技术引入当地，在战火中振兴了内陆地区烟草产业的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卷烟业工业公会率先派出3人参加封存日货活动，支援天津反日救国联合会工作，之后公会主席王文典与成员卞白眉被推举天津救国集金委员会保管委员（配图2-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先后沦陷，各地烟厂纷纷陷于战火之中。

在上海，“八·一三”事件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近30家民族资本烟厂先后遭到破坏，其中14家烟厂的损失达1211.6万元。

南洋烟厂总厂房和主要机器设备均被日军焚毁（配图2-2）。

华成烟厂机器设备全部被毁，厂房部分毁损，烟叶被焚约6000桶，共计损失达500万元以上。

大东烟厂厂房、机器、原料、货物等全部被焚，共损失40余万元。

上海民族资本烟厂仅19家开工。

日商东洋烟草株式会社凭借日军势力，强占华东等民族资本烟厂。

与此相反，当时沦陷区的不少学校、机关、工厂等纷纷内迁南下，这使内陆主要城区人口聚增，使卷烟消费量大涨，价格辗转上涨，促成了卷烟工业的勃兴。

同时，一些手工业加工者，也纷纷落户，他们将手工卷烟技术，手摇卷烟机等带到当地，以生产、销售香烟为生。

如：

1937年后的甘肃地区，卷烟消费不断增加，地方烟草产品供不应求，刺激了甘肃卷烟工业的发展，一时间各地手工制烟作坊兴起。

在中华民国政府经济部注册的有设在兰州市颜家沟的东来瑞记纸烟厂、兰州横街子168号的豫陇纸烟厂、兰州中山路204号的新华纸烟厂和华陇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

另外，天水有西北烟厂、松茂家庭工业社等五家；庆阳有华丰、恒泰等多家烟厂和作坊；平凉有纸烟作坊11家之多。

甘肃私营卷烟制造业在抗日战争时期最盛时达50余家。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民族烟草资本，在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有公司和分厂，1938年，侵华日军逼近武汉，南洋汉口分公司和卷烟厂决定内迁，机件、器材、原材料等分批运往重庆。

1939年3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重庆设立分厂，生产“双喜”、“黄金龙”、“高塔”等牌卷烟，月产量300余箱，因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原料来源受阻。

为解决卷烟原料，请宋子文出门，商得云南省主席龙云同意，在云南种植美种烤烟。

宋派农业部专家，携带美国烟种来滇，在昆明东郊定光寺蚕桑苗圃农场试种，当年种植成功。

烘烤后的烟叶，质量符合卷烟要求。

从此，美种烤烟在云南扎下了根。

1940年，由孔祥熙代理人刘鸿生，盛频臣等筹建的官商合办华福卷烟公司在重庆筹组，历经三年后于1943年7月7日开始生产“华福”、“火炬”、“三六”等牌卷烟，月生产能力达900箱（配图2-3）。

“华福”牌卷烟于7月28日开始试销，每箱出厂价3万元，每包零售价30.4元，试销仅24天，即风行渝市。

自9月18日起，又奉令调整每箱出厂价为4.93万元，每包零售价为50元，由烟类专卖局收购。

价虽增高，销路却越见旺盛。

1944年初，“华福”牌出厂价由每箱4.93万元调整到6.91万元，成为当时重庆首屈一指之烟。

此外，一些中小型卷烟厂和手工卷烟作坊也迅速发展起来。

至1943年4月，重庆的卷烟厂达72家。

1944年，重庆的卷烟厂发展到127家，成为当时全国重要卷烟生产基地。

另外，1940年由官僚资本创办的贵州第一家规模最大的卷烟工业企业---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同样也是抗战时期民族烟草资本不断兴起和发展的见证。

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4年，日军对重庆、成都两地施以狂轰滥炸，使两座繁华的西南重镇大半化为废墟，广大军民的生活和战需物资极度匮乏。

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合理分配物资，满足军民生活战斗之需。

而且，为应对军费困窘、财政支绌，国民政府决定对盐、烟、糖、酒、火柴、茶叶6类商品实施专卖管理。

当时的财政部烟类专卖局局长刘振东曾称：

“今我国业此抗战图存之日，国用浩度之时，卷烟消费，既为民生日用非必需奢侈品，其应举办专卖以充裕国库之税收，殆为毫无疑问之事实。

”于是1942年5月13日，国民政府颁布《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配图2-4），在后方各地推行烟草专卖管理制度以增加税收补贴政府财政。

不久，国民政府于1942年10月，又在重庆发了一则《财政部烟类专卖局布告》。

其内容主要为：

“据本局重庆区办事处报称，重庆市专卖烟类承销商及零售商业已分批配发大量纸卷烟供应市民。

本局为维护各商合法利润及稳定市场价格起见，经分别订定重庆出厂卷烟及输移入重要牌名卷烟承销零售等价格，呈奉财政部核准公告，并将零售价格印表分发各零售商张贴，遵照售卖各在案。

仰市民人等遵照规定数量购买（每人每次限购二十支包卷烟一包、十支包卷烟两包），不得预购存储，以平供需，而节消费。

各商尤应恪遵规定，不得私自抬价或囤积不售等行为，倘有违法情事，准由市民随时举发，以凭惩办。

除函请各缉私机关严密查缉外，合行布告周知。

”当时战况紧急、局面混乱，国民政府虽然对烟草实施了专卖管理，但由于战时环境恶劣、运输困难，所以抗战时期的烟草专卖管理也仅限于对专卖物品的战时管制而已。

1945年，国民政府又决定停办烟类专卖，恢复统税。

战时烟类专卖制度实行近四年，其成效虽然小于预期，弊病亦多，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保障国家税收，为抗战提供财力支援，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战事的进一步发展，1942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越南和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云南外来的卷烟受阻，再加上内地退入云南大批军民对卷烟的需求，云南的烟草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当时除在昆明长坡农事试验场继续进行烤烟种植试种外，还在一些适合种植烤烟的区域推广烤烟种植。

由于烤烟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和烟叶产量的迅速增加，烟叶复烤和卷烟工业也随之兴起。

云南省政府于1942年在昆明上庄新建烟叶复烤厂和云南纸烟厂。

这期间，昆明等地先后办起77家卷烟厂，生产大量卷烟，满足市场需求。

与云南的烤烟种植相仿，福建地区因抗战烟草原料匮乏，也开始了引种烤烟。

1942年，福建各地的卷烟业也大受冲击，龙岩合股经营的卷烟厂和家庭作坊式小烟厂总计数十家，重要的有三友工业社、南方卷烟厂、新兴烟厂、华成烟厂等。

其次，军阀割据，流通梗阻，也使福建烟草行业遭受严重损害，永定条丝烟在清至民国初期远销全国各地，但由于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失守，港口被封，永定烟丝外销之路断绝，损失甚多。

各地烟丝销售量逐步下降。

1943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永定籍技佐卢衍豪、云霄县张合成卷烟厂和福鼎县政府，以及在贵州贵定县经营烤烟采购业务的永定商人卢屏民等，开始引种烤烟（配图2-5）。

1945年8月，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大批外来人员返回家乡，原先内地卷烟需求量随即大减，烤烟卷烟销售骤然下降。

如云南省由于烤烟卷烟销量困难，省财政收入不敷出，遂撤销了领导全省烤烟生产的云南烟草事业总管理处。

从而导致1946年烤烟生产的大幅下降，种植面积比上年的7000亩下降了52%，总产比上年的23000担下降了46%。

这年秋收后，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卷烟厂恢复生产，纷纷派员到云南购买烟叶，烟价上涨，烟叶又开始供不应求了。

（三）苦难中求生存的烟业工人

工人是生产工具的直接掌握者，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

在旧中国，烟草产业工人和全国工人一样，地位最低，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经济上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最重。

因此，他们具有特别坚决彻底的反抗性和革命性。

抗日战争时期，烟草工人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一步提升了抗日救国、抵抗剥削的思想意识，与资本家开展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罢工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

当时，沈阳市内工商业纷纷倒闭，英美烟草公司也处于产品滞销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家更加变本加厉地把经营损失转嫁给工人，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多达14小时。

资本家所超出的工时，不但不给加班费，还取消了每年增加一次工资的规定。

面对这种局势，满洲省委决定在工人中大力宣传罢工斗争，提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资本家压榨剥削等口号。

9月26日,在中共北满特委领导下，哈尔滨反日会、市总工会组织的各界群众及老巴夺工人参加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满洲”。

并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举行罢工。

1932年至1934年间，时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的赵一曼受党的委托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配图3-1）。

赵一曼当时由上海乘船经大连来沈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赵一曼通过金伯阳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原大英烟草公司，在1930年11月14日改名为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并通过她们的帮助进厂，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吸收了不少工人参加反日会。

由于当时党的活动出于秘密的情况下，赵一曼与党的组织没有接触。

后来因被人注意，为防止发生意外，三个月后赵一曼离开烟厂去了纺纱厂。

在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前夕，上海几家主要的民族烟厂南洋、华成、大东等都在战区，却毫无准备。

直到14日上午，日机飞临华成厂房上空轰炸时，工人才在一片混乱中，空着双手逃离工厂。

按烟厂惯例，每月工资分16日和1日两次发放，因工人在14日逃离工厂，所以上半月的工资，工人都没有全额领到。

沪战爆发后，只有福新、大东南、德隆、江浙等几家烟厂未停工，总共仅有一千七百多工人，其他万余工人皆成为失业者，遭遇实业的痛苦。

他们有的流落在租界，露宿街头巷尾，后来只得住进难民收养所；有的借住在亲戚家；有的回乡暂住，生活都极其困难。

据南洋老工人吴三妹回忆：

“‘八·一三’战争发生后，工厂解散，每人只领得5块钱，当时逃难的情况混乱不堪，后来到南洋代卷厂（愚园路）做工，离家路程走三小时，早上四点钟就要起身。

第一个月每日拿二至三角，可买二升米。

后来情况愈来愈不好，拿来工钱只能买些苞米和大饼充饥。

”在抗战后期，上海的烟业工人虽然部分得到复工，但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卷烟工人又陷入新的生活困境。

1938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嚣张，其对部分英美烟厂采用的控股和派驻监工的统治方法，这更让烟厂工人们遭受了非人待遇。

位于哈尔滨的“老巴夺株式会社”，拥有一千余名烟草工人，日本方面派了一个退伍的陆军中将，名叫藏田弥太郎，为烟厂总办。

各车间的监工也相继配上一批日本人，大都是战场上被打伤残的军官。

还专门设立镇压工人的劳务科，它是日本侵略者在烟厂的特务机构。

厂内宪兵、警察经常出入，门岗还增加了日本兵，对工人实行瘦身制，施以法西斯统治，加紧对中国财富的掠夺。

日本监工、把头对中国工人极为残暴。

童工学坤干活时，嘴里叨咕两句，被日本监工高岗听到，随即将范学坤连拉带拽到办公室，让他双手举起一根铁棍，两头各挂一桶水，他举了一会就气力不足，把水泼到地上，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就发疯似地用皮鞭抽打他，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配图3-2）。

1943年的一天，在哈尔滨的另一个外资烟厂里，资本家和日本统治者曾限制工人出厂吃饭，以减少工人偷烟机会，女工们就发动了一次要午饭的斗争。

当时工人们吃的午饭是粘着麻袋毛的窝窝头，是用发了霉的苞米面掺上橡籽面做的，又黑又硬，又辣又苦，还有许多老鼠屎。

就是这样的窝窝头，也只能每人一个，还分大小，童工拿了大的，还要挨打。

汤是用盐水加皮带的土豆煮的，一碗汤半碗多是泥，有时说是给肉汤，却是用腐烂发臭的猪、羊下水煮的汤。

厂内另外有个给外籍技术人员和中国高级职员准备的食堂，顿顿有肉，喝着牛奶，吃着面包。

他们给工人的饭却不如猪狗食。

汉奸经理赵一拂养了一条叫“米斯”的狗，大米白面都不吃，顿顿吃鱼吃肉，喝牛奶，死了还要工人做棺材。

（配图3-3）

在辽宁大安烟草公司，一个小童工拿了点烟，就被日本监工打得头破血流。

日本人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工人们就一哄而上和日本人殴打起来，日本人在警察的帮助下，把工人邢志和和一个王姓工人抓走，工人们为了解救工友，进行罢工，历时一天，逼迫资方放回被抓两人，工人们相继复工，罢工取得胜利。

在这段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里，全国卷烟业工人的普遍遭遇，交织成一幅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悲惨景象。

烟业工人们为求生存，忍辱屈服，一方面为躲避战火而漂泊流离，一方面为了谋生而遭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剥削，即便在抗战胜利到来前的黎明，仍难逃迫害。

1945年8月16日，“八一五”光复后，市民与哈尔滨烟厂工人准备分掉厂内日伪遗留的粮食时，却遭已经投降的日本军血腥镇压，工人贾德忠被打死，数人受伤。

（四）苏区和解放区的烟草经济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只有传统的条丝烟制造业，而且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围剿，遭到严重破坏。

为解决军需民用，苏维埃政府号召恢复烟丝生产等传统的手工业，引导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保护边区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于1942年实施纸烟专卖，陕甘宁边区政府也于1943年实行烟酒公卖。

这一时期的烟草专卖制度并不完善。

烟草专卖机构的主要职责在于酌定公卖价格、检查监督经营情况、代征公卖费和对零售实施许可（配图4-0）。

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江苏、山东、河北和湖北等地区开始征收烟酒税，并利用当地资源创办了小规模的卷烟加工厂，这些卷烟大部分专供部队指战员消费，其余用作换取军需物资，不少当时创立的卷烟品牌仍沿用至今，其中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

（配图4-1）

1932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决议发展烟叶生产，并对苏区烟运往白区发卖予以减半收税。

1933年，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从事刨烟的手工业工人相继成立了互助合作社。

苏区的刨烟生产合作社相当普遍，在龙岩、永定、上杭、于都、兴国、宁都等地都有这种组织，仅闽西苏区从事造纸、刨烟的合作社工人就达数千人。

中央苏区不仅恢复了烟丝加工，还在瑞金成立了纸烟厂，开始生产自己的卷烟。

合作社使烟草业不断壮大，传统的烟丝业不仅满足苏区内的供给，还输往其他地区。

苏区通过对烟草征收统一累进税，来支援根据地的建设。

1.岳飞烟厂

1938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在保定西部阜平县成立，边区军民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区政委王平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阜平县王快村创办岳飞烟厂。

接着，晋察冀边区又先后创办了九龙芝烟厂、汽车烟厂、双剑烟厂，这些烟厂充分开发利用了历史悠久，质地优良的易县、阜平、完县、曲阳烟草，生产的香烟不仅满足了边区军民物资供应的困难处境，也为八年抗战胜利赢得了大量资金。

抗战胜利后，岳飞烟厂迅速发展壮大，改名为晋察裕中烟草公司。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元帅在指挥清风店战役时，曾两次到裕中烟厂，同职工一起就餐并亲切交谈。

（配图4-2）

2.抗大卷烟厂

1941年1月，湖北“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将原新四军的所属部队整编为7个师，以李先念率领的豫鄂挺进纵队编成第五师。

随后，五师司令部迁驻大悟山下白果树湾，直至1945年。

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第五师，以白果树湾为中心，指挥了鄂豫皖湘赣五省边区抗战。

在此期间，第五师在湖北大悟县白果树湾开办了抗大卷烟厂。

3.王家坊卷烟厂

1941年11月“夏家山事件”后，我“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突围来到湖北王家坊一带，在我党的领导下成立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

新四军第五师驻黄冈办事处在肖家桥成立，其开办的新四军五师王家坊卷烟厂设于团风县（原黄冈县）王家坊乡赤脚寺内，隶属于新四军五师驻冈办事处勤务科领导。

全厂职工20余人，生产设备简陋，分办公、卷烟、制丝一室两间，配有4支型和5支型木质手工卷烟机10台，木质烘烟柜3-4乘，锯烟箱5-6个等，每日生产卷烟2万多支，合100多条，一条10包，一包20多支。

包装无标签牌号，只在包封上盖一条章，文曰：

王家坊卷烟厂制。

所产卷烟不予销售，专供部队指战员消费，凭师部驻冈办事处提单发货。

1942年底，五师在王家坊成立军人消费合作社，卷烟厂移交合作社领导管理，这时的烟品，创有牌号：

三三牌（配图4-3）。

仍以供应部队为主，时有多余，则投入市场销售，或发给地方机关工作人员消费。

1945年春，五师转移，军人消费合作社停业，王家坊卷烟厂停办。

5.大鸡烟厂

1942年秋，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侦查工作组自筹资金创办了“大鸡烟厂”，地点位于山东莒南县横沟村，主要生产自己创牌的“鸡”牌香烟，商标由烟厂指导员鲁光设计。

开办之初，烟厂规模较小，工艺简单，仅有4名职工用木盒卷烟，产品仅“鸡”牌一个品种。

办厂的主要目的是以销售卷烟为掩护到敌占区搜集军事情报。

1943年春，山东军区后期部接收该厂，扩大了投资规模，并将烟厂定名为“利华烟草公司”，将产品名为“大鸡”香烟。

1943年春到1944年秋，日伪军不断在滨海区进行扫荡，烟厂成为敌人重要进攻的目标，为此烟厂不断搬迁。

1945年“大鸡”香烟送往延安，供中共七大代表使用，获得好评。

（配图4-4、4-5）

6.华丰烟厂

1942年，甘肃陇东解放区军民响应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创办了边区卷烟业。

5月，由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陇东分公司西华池子公司创办了“华丰烟厂”。

占用民间瓦房七间和八孔窑洞，生产、储料、存放产品、办公、职工宿舍均在一起。

生产所用原料主要是从合水县定祥、板桥和宁县的政平等地农民手中收购来的黄花晾晒烟叶。

从外地请来技工指导生产，工艺简单，铁锅蒸炒烟丝，然后经过泡制加香，用手工卷烟器卷烟，卷烟盘纸则是当地生产的普通白纸。

生产牌号以“黎明”“战马”“红光”为主。

1946年职工80多人，最高年产量曾达到3000余件（每件10000支）。

产品主要供应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县军民。

当时因边区和延安地区没有其他烟厂，所以毛泽东和其他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也吸食“黎明”牌香烟，毛泽东当着合水县县委书记李子川的面，称赞产品名字起得好，很有象征意义，寓意深刻。

7.新群烟草公司

“新群烟草公司”是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家股份合作制公司。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伪的封锁，根据地供给困难，新四军战士们常常因为没有烟抽，用树叶、麻叶来代替香烟。

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的张云逸亲眼看到开会时一些战士从地上捡烟蒂吸，很受触动。

他与新四军有关部门的同志商量后，决定入股当地淮南抗日根据地“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一来解决资金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