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发现 为辽宁历史文化记忆再添新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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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发现为辽宁历史文化记忆再添新章
二0一五
辽宁发现
为辽宁历史文化记忆
再添新章
⊰本报特别报道组（稿件来源：
辽宁日报）
辽宁，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自远古时代起，人类便在此繁衍生息，再经历代王朝的营建统御，使这片土地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
在过去的一年里，从辽东到辽西，从海上到陆地，又有多项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T01
●“丹东一号”沉船确认为致远舰 该项目入选“2015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医巫闾山踏查全面展开，与辽代显乾二帝陵相关的重要线索出现；
●最大规模水下测绘工作，探明姜女石及周边水下礁石有人工痕迹；
●八年间发掘三百座古墓，不同时期且形制多样的墓葬同现辽阳城；
●冮官屯出土了大量瓷器，表明辽代时期辽阳地区的窑业已很繁荣；
●沈阳农业大学后山遗址，反映早在十一万年前沈阳已有人类活动；
●红山文化首现军权标志，无头将军遗骨折射远古时代的部族战争；
●配合高铁建设进行发掘，让跨越千年的阜新高林台古城露出真容；
●发现商周时期的古聚落，喀左土城子遗址显示辽宁人曾住圆房子；
●鹅卵石被作为陪葬物品，大连鞍子山积石冢的遗物显现新的谜团；
●墓主人戴着银鎏金面具，康平张家窑林场辽墓埋葬的是契丹贵族。
每一项考古发掘工作，都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过程。
这许许多多的发现，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脚下这片土地曾孕育了如斯灿烂的文明。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我们对十余位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今天，以16版特刊的形式，将2015年度辽宁考古重要新发现完整呈现给广大读者。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焦点不仅仅置于考古项目本身，而是借由每一处遗迹、每一件遗物的发现过程，来远望历史深处的文明之光。
同时，我们也关注隐身在考古项目背后的考古人。
他们是站在古今之间的一群人，是帮助我们感知历史、进入历史的一群人。
然而，他们的辛劳和酸涩，理想和坚持，并不为人所知。
因此，本期特刊将努力还原考古工作的真实场景，尝试从他们的视角来认识考古事业，以此来呈现考古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每一年，辽宁文化记忆名录都会增添新的内容。
作为辽宁人的我们，不仅要珍视这些记忆，更应把它们深植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当下负责，更是对未来负责。
T02
“丹东一号”沉船确认为致远舰
本版稿件为本报记者王研采写
提示◢
在世界海战史上，中日甲午海战是进入蒸汽时代以来第一次钢铁战舰之间面对面的交锋，以清北洋水师四艘战舰沉没而告终。
对于中国人而言，每读至此，心中便会泛起难平的悲愤。
然而，国难愈深重处，亦是爱国者的壮烈愈为凸显之处。
1894年，邓世昌与致远舰英勇殉难，带给国人的震撼，绵延至今。
多少年来，找到致远舰，成为整个中华民族难以纾解的情结。
因为，找到沉睡在深海之中的致远舰，就如同找到这个历尽沧桑的国家的一段重要记忆和一份珍贵情怀。
那是不可丢失的记忆和情怀。
2015年，水下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经过考古工作者连续三年的努力，在这一年确认了“丹东一号”的身份，它就是致远舰。
终于，尘埃落定，致远归来。
重磅发现
地点
丹东港海洋红港区
考古单位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果
“丹东一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项目于2015年启动第四次大规模调查，揭露出更大面积与深度的舰体结构，在舰体两侧均发现致远舰采用过的方形舷窗，先后发现三个带“致远”篆书的瓷盘。
共发现60个种类150件文物，涉及船上构件、武器、生活物品三大类，还包括60多枚清代铜钱。
“丹东一号”被确认为清北洋水师致远舰。
该项目入选“2015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2015年的调查至为关键
2016年1月14日下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春水在沈阳参加2015年度辽宁省考古业务汇报会，在进行项目报告时，他语调沉稳地说出这样一段话：
“经过2015年8月至10月的调查，我们找到诸多可以确证致远舰身份的文物。
2015年11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专家论证会，通过分析出水文物，并结合文献档案，可以确认，‘丹东一号’ 应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的致远舰。
”
一段简单扼要的结论，让一份穿越两甲子的牵念有了结果。
从怀疑是致远舰到肯定是致远舰，历时三年。
从2013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在丹东市西南50多公里海域中实施水下考古调查工作。
其中，2015年，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
2015年调查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
他说：
“经最后统计，我们提取的水下文物共计60个种类、150件，另有60多枚清代铜钱。
”这些文物涉及船上构件、武器、生活物品等多个方面。
具体来说，船上构件包括锅炉配件、舷窗、铜牌、电灯罩、衣帽钩、铜锁、木滑轮等。
武器装备包括鱼雷引信、152毫米炮弹、57毫米炮弹、47毫米炮弹、37毫米炮弹、加特林机枪弹、毛瑟枪子弹等。
调查期间还发现了多枚马蒂尼·亨利步枪子弹、左轮手枪子弹等武器。
生活物品则有茶杯、鞋底、皮带、木梳、鼻烟壶、印章等。
“其中与致远舰身份相关的主要遗物包括：
方形舷窗、152毫米炮弹、鱼雷引信和定制白瓷盘。
”周春水说。
三大实证锁定身份
自从“丹东一号”有可能是致远舰的消息被广泛传播后，何时能确定其身份，成为公众最关心的话题。
面对媒体的追访、公众的好奇，周春水的态度一直非常冷静。
因为他知道，考古工作者必须要拿证据说话。
考古工作对于“丹东一号”的身份确认非常谨慎，在周春水的讲述下，确定致远舰身份的证据链条清晰显现出来。
其一，沉没位置。
1894年9月17日，清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在黄海北部爆发大规模海战，北洋水师先后损失扬威、超勇、致远、经远、广甲五舰，其中扬威、超勇、致远、经远四舰沉没于交战区，广甲舰则在撤退途中搁浅于大连湾三山岛。
“丹东一号”所在位置就在交战区海域，可以判定，它是扬威、超勇、致远、经远四舰之一。
其二，体量分析。
2014年4月，考古工作者用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探明了“丹东一号”沉舰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1380吨排水量的超勇舰及其姊妹舰扬威舰。
致远舰原排水量为2300吨，考虑到它受炮火摧毁及后期破拆而折损了一些钢材，再去除部分木材、煤炭等非磁性物质的体量，“丹东一号”铁质遗物1600吨的体量与致远舰的现状是相匹配的。
其三，海图资料。
日本方面为获取钢材，对所有的甲午沉舰都进行过长期破拆，致远舰的位置在资料上也有标注。
考古队找到一张由日本绘制的“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资料（绘于1904年），海图上明确标注了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
其中，致远舰的位置，就在“丹东一号”附近。
其四，遗物实证。
2015年水下考古调查发现的众多实证均指向致远舰。
首先是舰体结构，水下残存的穹甲钢板，与致远舰的穹甲防护结构相吻合。
经远舰采取“铁甲堡”技术，舷侧加装厚重的装甲，与“丹东一号”薄薄的舷侧钢板不符。
而超勇、扬威两舰未使用穹甲结构。
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水下发现了多个方形舷窗，方形舷窗安装在致远舰及姊妹舰靖远舰的艉楼甲板舱室，超勇、扬威、经远三舰则未安装，这是识别致远舰与其他甲午沉舰的重要标识物。
再看武器配备，致远舰配备的主要武器装备在“丹东一号”均有发现，包括210毫米主炮炮管、152毫米副炮炮弹、57毫米炮弹、37毫米炮弹、11毫米加特林机枪及弹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发现了保存完整的鱼雷引信一枚，这与其他甲午沉舰也有明显区别。
最后，还有三个定制瓷盘或碎片作证。
瓷盘盘心印有篆书“致远”二字，外圈是字母，上半圈写的是“CHIHYüAN”（致远威妥玛拼音），下半圈是英文“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均清晰可见。
另外，还有一把与瓷盘配套的银勺，勺柄也印有致远舰的徽标。
带致远文字的白瓷
有致远舰徽标的银勺
水下残存的穹甲钢板
152毫米口径副炮弹头
“综合磁力数据、地图资料、调查遗物，从不同角度、不同来源构建起一条证据链，结论是——‘丹东一号’确为致远舰。
”周春水强调道。
史说
邓世昌
致远号巡洋舰：
是中国清朝北洋水师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建造的穹甲防护巡洋舰，为致远级巡洋舰的首舰。
致远号排水量2300吨，航速达18.5节，是北洋水师主力战舰中速度最快的。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海战中，致远号和姊妹舰靖远号是北洋水师最为“新式”的舰只。
1894年9月17日，致远号在弹药将尽且遭受重创后，由管带（舰长）邓世昌下令冲向日本舰队的主力舰吉野号，欲与敌同归于尽，不幸被敌击中鱼雷发射管引发管内鱼雷爆炸沉没，全舰官兵246人为国殉难。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
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广府人。
由
于邓世昌出身茶叶商人家庭，其父在广州搞外贸生意，因此，邓世昌从小学习洋文，并进入教会学校读书。
1866年，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招生，开始的主要生源为福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16岁以下学生。
由于福建生源不足，且学员英文基础不佳，因此船政学堂又到广东、香港一带招收了一批有英文基础的年轻人，邓世昌就是其中之一。
从船政学堂毕业后，这批金子般的学员一个个平步青云，很多人“升官”又“发财”，但茶叶商人家庭出身的邓世昌，从小就见过大钱，面对财富，他淡然，有节制。
1894年9月17日，邓世昌在大东沟海战中，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壮烈牺牲，被追封太子少保衔。
T03
深海中致远舰的面孔渐渐清晰
本版稿件为本报记者王研采写
提示◢
“丹东一号”沉船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与文物价值，同时，又因其承载了国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因而，对于周春水及其他参与项目的考古队员来说，调查“丹东一号”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
2015年8月1日，22名考古队员正式出海调查，直至10月6日结束回港，在海上工作了整整67天。
长达两个月的海上调查，让深海中的“丹东一号”回归了原本的名字——致远舰。
同时，因考古队员认真细致的工作，致远舰如今的面貌也渐渐清晰起来。
必须找到直接证据
水下考古调查是一项异常艰苦，也异常寂寞的工作，有时需要一个人单独在20多米深的海中持续作业近1个小时。
或许是因为常年从事水下考古，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春水不善言谈，他缓缓说道：
“这个项目做起来不容易，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周春水说：
“首先难在它是不断向前推进的。
不管是考古界还是公众，对这个项目都非常重视，比如2014年，我们连续做了两次海上调查，同一个项目在同一地点于同一年做两次调查，这在国家文物局考古工作安排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就要求我们，须将调查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深入。
”
另外，由于“丹东一号”受损较重，给身份判断也带来了很大难度。
周春水透露，此次调查，考古队员沿着沉舰艏部、艉部以及左舷、穹甲区等较重要区域进行了较大深度的抽沙，揭露出更大面积与深度的舰体外壳。
他说：
“泥下揭露出60多米长（还未到艏端）、9至10米宽的舰体残骸。
从残骸来看，沉舰整体受损较重，舱内淤满泥沙，不存在完整的舱室，穹甲板以上的船体部位都没有了。
穹甲板下是动力机舱，根据推测，应当也发生过爆炸。
船体周边散落着钢板、木质船板、锅炉零件等物品，绝大部分区域都有过火痕迹，特别是艉部、艏部、右舷最严重，只保存下一些不易燃烧的金属类结构。
”
原来，致远舰不仅在甲午海战中被炮火重创，沉没后又接连受损。
周春水说：
“大家都知道，能够确认船舰身份的标志，通常都在穹甲板以上的部分。
但是，因为致远舰沉没后，日本方面多次进行打捞，所用的方法是拿炸药去炸，结果造成穹甲板上部全都被削没了。
所以，我们要找到舰身上的标志，几乎是不可能的。
”
确认一艘沉舰的身份，不容半点马虎。
周春水清楚，必须要找到带有“致远”字样的直接证据，才能百分之百地说“丹东一号”就是致远舰。
为此，考古队员们在潜水调查时，一直期盼有这样的发现。
三次重大发现
2015年8月29日，考古队员在“丹东一号”艉部偏左的位置抽沙时发现一件长管状物体，酷似高压水枪头。
当晚，队员们集中讨论后，一致认为该物体很可能是鱼雷的引信。
第二天，周春水与另一位队员崔勇潜入海中确认，证实物体的确是鱼雷引信。
随后，两人用吊框将鱼雷引信提取出水。
周春水说：
“可以判定，这个完整的鱼雷引信是‘丹东一号’自身携带，加之它出自于艉部，再结合相关史料分析，‘丹东一号’的身份至此可推测为致远舰。
”
2015年9月2日，考古队员又从沉舰左舷偏后部的外侧抽出钢质、实心的弹头，弹头表面粘满煤渣等凝结物，后研究确认是152毫米的炮弹。
最关键的两天到了。
“9月17日，我们的抽沙工作已延至左舷前部。
”周春水说，当天他在水下查看时，发现该处多为倒塌的铁板与残断的木板，同时还注意到有一个方形舷窗和两片很小的白瓷碎片。
“第二天，也就是9月18日，当天上午潜水收工时，有队员取了一块瓷片上来。
瓷片上印有英文‘al Chinese’的字样。
我们对照了致远舰姊妹舰靖远舰的餐盘资料（全文为‘the imperial Chinesenavy’）后确信，那块瓷片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定制餐盘。
”当天下午，周春水潜水寻找更多的瓷片，希望找到完整的餐盘。
周春水回忆说：
“因为沉舰全部埋在沙中，我们只能依靠抽沙来查找遗物，抽一点，看一点，工作量非常大。
”不过，由于瓷片细小，不能使用仪器抽沙，周春水就布了一个小探方，然后用手一点一点地扇开海沙。
沙下有木板、铁板，再往下是贝壳层，中间夹杂着煤渣和小件遗物，瓷片就是在贝壳层发现的。
周春水扇出了一个足足1米多深的坑，把瓷片一块一块地拣出。
这项工作持续了两天，两天之中，周春水先后四次潜水，每次均需在水下工作1小时左右。
一块块瓷片像是一块块拼图，当周春水和其他考古队员在岸上拼出这块“拼图”时，“致远”二字出现了。
能够证明“丹东一号”身份的关键证据，终于找到了。
不轻言打捞
为保护好遗址，调查工作结束时，考古队按惯例对遗址进行了冲沙回填。
周春水表示，丹东港联合当地公安部门积极筹备安保船，计划建立起长期巡逻机制，并设立专门的安保小组负责。
他说：
“2014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就把发现‘丹东一号’的海域纳入到海洋部门海上执法范畴内了。
希望通过多方努力，尽可能确保遗址的安全。
”
致远舰身份确定，不少人问周春水，什么时候能把致远舰打捞上来。
对此，他说：
“去年11月4日北京开了一次专家讨论会，会上各个方面的专家建议 ‘以致远舰整体打捞为目标，进一步开展相关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不过，坦白说，现在谈打捞，确实言之尚早。
单从目前的工作进展看，‘整体打捞’ 只能是一个远期目标，还需要开展许多前期工作并制定科学而翔实的总体工作方案。
具体讲，首先需要继续开展调查工作，对沉舰外围散落区、艏部区乃至机舱局部进行摸底，在全面掌握沉舰保存情况的基础上，综合评估舰体的刚性强度等方面状况; 二是加紧对提取出水的各类文物样本进行科学分析与保护试验。
三是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提出一个科学可行的考古发掘、出水文物保护方案。
完成以上工作后，再深入讨论是否整体打捞以及如何打捞等问题。
”
考古队每天潜水两次用浮力袋搬运舷窗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春水水下探测
潜水前，需要仔细检查相关设备记录测试数据
为寻找其他近代沉舰提供借鉴
“丹东一号”为我国水下考古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参考范例，是考古学与海洋物探等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成功案例，开启了中国水下考古对近代沉舰展开调查的新领域。
周春水表示，我国境内还有多艘近代沉舰期待考古工作者去调查与保护，此次积累的调查经验十分有益。
他认为，除了获得一批珍贵的文物外，就考古学科的发展而言，2015年“丹东一号”水下调查还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关注。
如何调查大型近代沉舰
我国水下考古以往发现的多是海外贸易用的木质船，属于古代的帆船。
对于近代蒸汽动力、钢结构材质的大型战舰的调查，属于新的研究领域。
大型近代战舰在我国境内还沉有多艘，如何进行调查、保护和研究，“丹东一号”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无疑可以作为完整的参考范例。
水下考古要非常精准
“丹东一号”沉船调查工作历时三年，由物探确认位置、到调查初步了解情况、再到重点调查确认身份，每年度的目标都非常明确。
2015年的调查更加展现出当前水下考古工作的规范与水准，水下调查的认真、考古记录的精准、考古资料的精细，都是严格遵循田野和水下考古规程的结果。
调查所获资料成为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和世界海军舰艇史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运用多种物探科技
“丹东一号”沉船调查工作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在黄海北部寻找清朝北洋水师的甲午沉舰。
考古队员在对资料梳理后，运用多种物探技术（多波束、旁侧、浅地层、磁力仪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搜寻，并通过潜水探摸加以确认，整个过程体现出水下考古学与海洋物探等现代科技的成功结合。
成熟运用档案资料
考古队员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与积极搜集与整理各方资料，包括海战档案、文献史料、地方志、渔民口述材料等，有很大关系。
以史料文献为出发点，圈定调查搜寻区域。
调查过程中不断参照资料，仔细分析每艘沉舰的特征，对比水下考古发现、物探成果，最终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进程
耗时三年探求一个答案
在周春水的帮助下，记者整理出“丹东一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的时间表。
考古队员用了三年时间，终于找到了国人期盼的答案。
◎2013年11月
项目启动。
◎2014年4月
通过大范围的物探扫测并结合潜水探摸找到水下沉船的准确位置。
考古队收集文史资料，划分出有可能存在遗址的11个区域，运用多波束、旁侧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逐一进行大范围的勘探，最终发现一处符合条件的磁力异常点，经潜水实地搜寻，找到少量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等遗物，依据后续对铁板的金相分析结果，以及甲午海战的史实，可确认为一处沉船遗址，而且很可能为清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暂命名为“丹东一号”。
◎2014年8月至10月
第一期重点调查，推断沉舰为北洋水师的某艘沉舰。
通过抽沙，清理出长达50米、宽10至11米的舰体，上部轮廓基本出露，舰体两侧倒覆着用铆钉连接的铁板。
遗物发现有一门十管格林机关炮、主炮炮管残片及少量弹药、陶瓷器等。
此外，考古队还在庄河海域发现经远舰的准确位置，并及时开展水下调查。
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丹东一号”可确认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并推测可能为超勇舰与致远舰二者之一。
◎2015年8月至10月
第二期重点调查，陆续找到诸多能确证为致远舰身份的文物。
考古队沿沉舰艏部、艉部以及左舷、穹甲板区等较重要区域进行较大深度的抽沙，揭露出沙下的遗迹。
后期，还在左舷的前部布设两个小探方进行试掘，发现了较多残存遗物，均指向为致远舰。
◎2015年11月4日
在北京召开专家论证会，通过分析出水文物，结合文献档案，确认“丹东一号”沉舰确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的致远舰。
◎2016年1月12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2015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遗址入选。
◎2016年1月14日
在沈阳召开的辽宁省2015年度考古业务汇报会上，对“丹东一号”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2015年的调查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
T04
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现综
提示◢
辽代，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王朝。
今天的辽宁，曾是辽代的核心统治区域之一，被契丹人视为故乡，亦被皇族看作腹心之地。
正因为此，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辽代文化印记。
在众多的辽代遗存中，最让研究者挂心的，同时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至今仍未找到的显、乾二陵。
自上世纪30年代始，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深入医巫闾山山脉，一点一点搜集线索。
到了2015年，相关考古工作有了显著进展，距离找到显、乾二陵的目标终于越来越近了。
重磅发现
地点
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樱桃沟村民小组
北镇市富屯街道富屯村洪家街村民组西
北山坡
考古单位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果
北镇新立辽代建筑遗址是一个经过精心规划、面积庞大、结构复杂的建筑群落，可以分为多组单体建筑。
目前，仅于遗址东北部揭露出一组相对完整的单体建筑，似为一个由主殿和四周偏、配殿组成的复合式建筑。
所发现的遗物多为建筑构件，其中屋顶所用建筑构件几乎全为绿色琉璃件，胎体细腻，烧造温度高，坚硬结实，装饰风格统一。
北镇洪家街辽代墓地是因洪家街一座古墓被盗掘而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已经发掘的墓葬中，一座墓葬中人骨及随葬品破坏较严重，出土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金银器、漆木器、玻璃器、琥珀、蜜蜡、水晶制品及墓志残块等。
另一座墓葬规模较大，建筑精致，并有墓志铭，确认墓主人为皇族耶律氏，下葬年代为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该墓应为权臣韩德让家族墓的陪葬墓。
新立建筑遗址出土的滴水
史说
辽代帝陵有两座在辽宁
辽代皇帝陵墓分别为祖陵、怀陵、显陵、乾陵与庆陵。
祖陵：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哈达英格苏木石房子村大布拉格山谷中，埋葬着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
祖陵的陵门巧妙借用了天然的山谷，构思奇巧，十分独特。
原先的地面建筑宏伟壮观，后被毁，现仅存一些砖瓦碑石等。
怀陵：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境内赛罕乌拉南麓床金沟，为辽太宗耶律德光和穆宗耶律瞡的陵寝之地。
怀陵东、南、北三面环山，仅西面有一谷口，山脊上以石块垒筑围墙，谷口设陵门。
显陵：
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医巫闾山地区，埋葬着东丹王耶律倍和辽世宗耶律阮。
乾陵：
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医巫闾山地区，埋葬着辽景宗耶律贤、皇后萧绰及辽天祚帝耶律延禧。
庆陵：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遗址北约10公里的大兴安岭南支脉中，葬有辽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三位皇帝。
从金毓黼开始调查几经曲折
上世纪30年代初，历史学家金毓黼两次深入医巫闾山实地考察，其后，他将有关成果撰写成调查报告，题为《东丹王陵考察记》，发表于1934年。
在金毓黼之后，考古学界对辽代帝陵的关注一直没有间断，但因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具体的调查工作未能正式展开。
到了1970年，一次偶然发生的事件引出了若干与辽代帝陵密切相关的重要线索。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二考古研究部主任万雄飞详述了事件经过：
1970年，北镇龙岗子村挖防空洞时，偶然发现两座墓葬。
随后，考古工作者对两座墓葬进行了细致考察。
两座墓葬相距仅20米，从墓志来看，主人分别是耶律宗政和耶律宗允，二人是亲兄弟，均为辽景宗第二子耶律隆庆的儿子。
最重要的是，在耶律宗政的墓志中写有“归葬于乾陵”的字样，耶律宗允的墓志也有类似的文字，由此可以断定，两座墓葬都是乾陵的陪葬墓。
这无疑为寻找乾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
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两处重要的辽代遗址，分别为琉璃寺西山遗址和新立建筑遗址，从出土的瓦片都是高等级的琉璃瓦来看，这两处遗址应为皇家建筑。
到了1987年，考古工作者开始正式发掘耶律宗政和耶律宗允的墓葬。
1991年，北镇鲍家乡的一座墓葬被盗掘，经抢救发掘后发现，墓葬的主人是耶律宗政和耶律宗允同父异母的兄弟，墓志说他附葬于乾陵西麓，再次为确定乾陵的位置增添了有力的线索。
除了遗址、遗迹可作为指引外，史料文献也是重要依据。
万雄飞说，辽代帝陵都建有附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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