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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香港历史的新发现
古代香港历史的新发现
邓聪
2012-7-2611:
38:
13 来源：
《历史研究》1997年03期
香港位于我国南海之滨、珠江口东岸，自古以来是中国向外交往的重要通道。
香港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然而，英国自1841年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150多年中，采取种种措施疏离港人的民族感情。
目前香港的历史概论或教科书，一般都注重介绍英国统治该地后的历史，对1841年以前的香港，好像是毫不足道。
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更直截了当地宣称，香港真正的历史开始于1841年英人来港以后[1]。
1991年香港市政局出版的《香港文物志》称，香港地区的先民“可能来源于大洋洲马来裔”，“在英国东来，甚至中国大陆居民南来之前，已有先民在香港活动”[2]。
这些见解，都是与事实不符、没有科学根据的论断。
作为一个考古学工作者，笔者希望强调指出，对香港史的认识，不应该只注重近代香港开发的历史，要从古至今全面理解香港地区发展的历史。
对香港自新石器时代迄今的历史，都要整理和总结。
香港地区历史经历了7000年以上发展的历史过程。
本地区历史的根源性问题，都发生在史前的阶段，而又与历史时期息息相关，不能随意割裂。
香港史研究，其中关于史前至早期历史时期部分，由于古代文献资料不足的限制，必须另辟蹊径。
目前，香港地区尚保留有100多处史前时期的遗址，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为认识香港远古历史，提供了最重要和可靠的证据。
特别是近年来香港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重要的收获如7000年前最古老的砾石石器文化，6000多年前本地与长江中游湖南地区文化交流的证据，4000多年前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某些因素在本地的扩散，3500—4000年前海边渔村聚落的发现，商代礼器牙璋在香港的流传，先秦人面弓形格铜剑文化圈的确立，西汉时期文化遗存等，令人耳目一新。
另一方面，由于本地文物法尚不完善与考古专业者的缺乏，大量古代遗址将随现代都市的发展而被破坏，乡土文化可能遭受永远无可弥补的损失，亟待抢救。
一、香港考古工作概况
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从欧洲及近东向世界各地扩散，印度、中国和美洲等地都先后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
20年代间香港与中国大陆几乎是同时开始了考古调查。
香港早期考古学由于业余性质及殖民地色彩浓厚，发展相当缓慢曲折。
1928年韩雷（G.M.Heanley,1877—1970）及袁复礼（1893—1987）有关香港新石器时代石器的发现与研究，是本地考古的序幕[3]。
其后在短短10余年间，香港地区就发现100多处史前遗址，是相当重要的贡献。
1932—1936年芬戴礼（D.J.Finn,1886—1936）在南丫岛大湾遗址及附近的沙堤，发掘出许多新石器时代、商周至西汉不同时期的遗物，首次揭露本地海湾的沙堤堆积是最重要的史前考古资源所在。
可惜大湾出土的极精美的青铜器及陶器等，被捐赠到英国大英博物馆[4]。
1937年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1875—1960）来香港与戈斐侣（W.Schofield,1888—1968）合作发掘大屿山东湾遗址，使本地考古技术有所提高[5]。
1938年中国学人陈公哲勘查了香港全境的考古遗址，并发表了广为人知的《香港考古发掘》[6]，这是本国学者最早直接参与的香港考古工作。
二次大战后颇长一段时间，香港考古工作仍然操纵于一些业余考古爱好者手中。
当时，考古发掘欠缺周密的计划，田野发掘技术不足，假日考古情况普遍，使本地考古工作长期陷于停滞状态。
其间，1955年香港大学中文系师生在九龙李郑屋邨发掘一座东汉砖室墓[7]、1958—1959年香港大学地理系在大屿山万角咀亦有发掘[8]，这些发掘的正式报告书迄今尚未面世。
迟至70年代前后，由香港大学人员在南丫岛洪圣爷及其他遗址所发现的史前文物，都被带回英国捐赠大英博物馆[9]。
1967年香港考古学会成立，学会成员基本都是业余考古爱好者。
1971年后香港考古学会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发掘南丫岛深湾遗址，揭露了几个时期的文化层堆积。
70年代香港考古仍然是以假日考古为主，属业余性质的工作。
其时香港考古学会编委宣称，在香港所发现的史前文物为“中国人来香港以前原居民的文物”（Pre-ChineseHeritage）[10]，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
一直到80年代末，随着本地华人考古学工作者的兴起，以及国内专业考古工作人员来港长期直接参与本地的考古工作，使香港古代史的研究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11]。
1988年10月至1989年3月间，由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深圳博物馆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合作在香港大屿山东湾遗址发掘，其间尚有日本筑波大学及驹泽大学考古学系师生参与工作，此次田野考古同时揭露数百平方米范围，文化层堆积3米多深，发现5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新石器时代居住房子遗迹、灰坑等极其丰富遗迹与遗物的披露，是香港专业考古的发轫[12]。
90年代是香港考古学发展的隆盛阶段，无论从大面积设方、分层发掘、遗物与遗迹出土的纪录等，均走上专业化的道路。
1990年11—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在南丫岛大湾遗址，发现10余处商周间的墓葬，出土精美玉石器、陶器及青铜器[13]。
1991—1992年间，香港中文大学与广东、山西、陕西等省的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共同调查大屿山北部42处的遗址，重点发掘了其中沙柳塘、白芒、扒头鼓及沙螺湾咸角等地点，其中如扒头鼓遗址，先后揭露面积约1000多平方米，发现了多座3500—4000年前房屋遗迹及大量生活工具[14]。
1996年香港中文大学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合作，再次发掘大湾遗址，发现两处5000—6000年前居住的房子遗迹[15]。
90年代，除香港中文大学以外，香港及外国其他一些团体亦积极参与香港地区的考古工作。
1992—1993年，香港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与香港考古学会发掘新界屯门涌浪遗址，发掘面积亦接近10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16]。
古物古迹办事处尚组织多处考古工作。
1993年，古物古迹办事处邀请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系师生在大屿山沙螺湾岬角考古调查，于岬角上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17]。
香港考古学会在90年代以后，仍十分积极地在本地从事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是在新机场的赤腊角岛屿的发掘，其中至少包括虎地湾、虾螺湾、过路湾及深湾村四个遗址调查发掘工作。
在虎地湾、过路湾发现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石器饰物及一些遗迹[18]。
此外，尚有罗美娜（P.R.Rogers）在马湾东湾仔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器时代及东汉时期的文物[19]。
90年代以来，由于新机场工程的影响，意味着香港地区更多的考古遗址可能被破坏或摧毁，由于本地的文物法例不完备，很多遗址来不及充分调查发掘，就被全面地推平摧毁。
考古遗址一旦被破坏毁灭，就永远不能再生。
这是在90年代本地考古工作表面一片兴旺的背后，作为考古工作者所不能不反省及忘记之隐忧。
其次，90年代后期田野考古发掘数量较多，大部分正式报告书尚未出版。
目前要全面掌握此时期考古的发掘收获，是不可能的。
本文试图以香港中文大学所发现的考古资料为主，再就笔者参观其他单位的遗址发掘，参考迄今已发表的资料，就近年香港古代史最重要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综合介绍讨论，以就正于方家。
二、香港古代史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一）香港最古老的文化——东湾遗址底砾层上石器群
香港虽是弹丸之地，然而，人类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在香港地区生息活动的呢？
他们的古老文化面貌又是怎样的呢？
1988—1989年，香港中文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深圳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在大屿山东湾遗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发掘，对于寻找本地区最古老居民的踪迹，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新线索。
东湾遗址位于大屿山的西南部、石壁的东面海湾的岸边、高出海面7米的沙堤上。
东湾三面环山，前面是一个袋形海湾，东南面是一大片沼泽地，有小溪从山涧流出，是一个非常适宜古代人类生活的地方。
东湾遗址是由戈斐侣于30年代初发现的[20]。
1937年，安特生来港与戈斐侣在东湾遗址合作发掘[21]。
1979年，香港考古学会再次在东湾遗址调查[22]。
然而，上述两次调查发掘，都没有发掘到遗址的最下部的文化层就半途而废，殊属可惜。
1988—1989年我们在东湾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和发掘。
这次发掘的面积约400平方米，在3米多深的砂质土层中包括了唐代、几何印纹硬陶和新石器时代的几个文化层。
其H、I[,1]、I[,2]探方3米深底部的砾石层上面，发现了50多件以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石器群。
这50多件的石器群出土之际，是紧贴于砾石层的上面。
石器群的四边散布有若干碳化物。
从石器的出土状况、石片与石片的相互接合及遗物平面和垂直的分布等观察，这里应该是当时人类的生活面。
石器群的组合包括有单边砍砸器（4件）、双边砍砸器（3件）、石片（31件）和分割砾（6件）。
据肉眼鉴定，石质为凝灰岩和流纹英安岩等。
综合东湾遗址砾石层上面出土石器群的特色有如下数端：
1.尖突单边砍砸器和双边砍砸器为本石器群的典型性器物。
2.以石片二次加工的石器仅有一件，占2%之弱。
3.H、I[,1]、I[,2]探方中并没有发现过石核，暗示有搬移石核的行为。
石片则被遗留于探方内得以保存。
4.砺石是用作研磨骨角器，暗示骨角器的存在[23]。
以上简单器种的组合，反映了当时人类经济生活的侧面。
一般而言，文化是对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
东湾遗址里鱼贝类骨骼并没有保存下来。
然而从骨角器的使用和遗址的地理环境推测，东湾先民可能主要以渔业和采集业为生。
在海洋的边缘，鱼贝类资源可以提供大量的蛋白质。
东南中国海沿岸鱼类极为丰富，渔获四季不绝。
台湾省八仙洞遗址曾发现砍砸器、石片、海洋鱼类骨骼和单式钩针等遗物，被推测为海洋渔业活动的生产经济[24]。
东湾与八仙洞两遗址出土的石器群颇为相似，所反映的经济生活可能是一致的。
此外，1991年台湾大学黄士强教授报导，在台湾东部东河地区小马洞穴遗址，又发现与八仙洞相似的砾石石器文化，年代为5770±50b.p.和5730±50b.p.，同文化层内也没有陶片[25]。
这些资料与东湾底层砾石面的年代相近，文化面貌均有一定的相似。
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今后东南中国沿海早期文化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总之，东湾遗址砾层上部的石器群与中国东南地区的石器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广西百色遗址出土的石器群显示，中国东南部自旧石器时代开始，砍砸器石器群传统即具有较强烈的特征。
而且，这种砍砸器石器传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
东湾遗址底砾层上面所发现的石器群仍然以砍砸器为主要特征，代表中国东南部石器传统重要的一环，是香港地区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文化。
我们估计其年代距今可能在7000年以前。
日本加藤晋平教授最近指出，在更新世终末至全新世中期约1万年之间，在中国南部沿海生活着以捕渔业为生的人类分支，东湾底层砾石面的石器文化是其中一个代表[26]。
（二）香港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
香港地处珠江口的前沿，本地的传统文化与岭南地区一脉同源。
然而在新石器时代距今4000至6000年之间，香港与长江地区的古文化明显地有过很频繁的交流。
两地古代文化交流的途径，大体而言，可以分为河、海两路。
第一途径是以沿内陆河流，由长江中游经粤西江或北江最后传入香港。
第二途径可能是由沿海江浙至福建经粤东流入珠江三角洲的前沿。
近十年来香港中文大学在南丫岛大湾遗址及古物古迹办事处在新界涌浪遗址的新发现，为香港与长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南丫岛大湾遗址出土的彩陶与白陶，可以说明上述香港与长江中游古文化交流第一途径的关系。
1933年，香港大学芬戴礼在南丫岛大湾遗址附近进行考古发掘工作，首次发现了两件颇为完整的泥质圈足彩陶盘。
当时同类型的器物在珠江口岸其他地方还没有被发现，就是与安特生在仰韶发现的彩陶风格也不尽相同。
由于这种彩陶在大湾遗址第一次出土，笔者命名为“大湾式彩陶盘”[27]。
1990年12月，笔者在大湾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了一件同样的彩陶盘和白陶共存。
大湾式彩陶盘的特色是相当明显的，一般高6—9厘米、口径15—25厘米，泥质陶，矮圈足，浅盘。
圈足与器身的高度相约。
盘身外表及圈足的内外面常有陶衣及红彩。
红彩主要为波浪纹。
圈足上常见有刻画的水波纹和排列有序的镂孔行列。
目前对大湾式彩陶盘的分布范围，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从粤东海丰沿海西向至珠江三角洲一带水域附近，都是现今所知大湾式彩陶盘分布的中心范围。
估计南海沿岸及珠江水系流域的范围附近，都很可能会发现大湾式彩陶盘的踪影，我们称之为大湾文化圈。
究竟大湾式彩陶盘的渊源来自何处呢？
在30年代，芬戴礼与麦兆良都受到安特生仰韶彩陶文化西来说的影响，不约而同将大湾文化的来源，指向越南北部谅山（Mai-pha）[28]或柬埔寨[29]。
到了60至70年代期间，有些研究者却指出大湾文化的彩陶，与东部沿海的山东北辛文化或江、浙、闽一带青莲岗文化所出土的彩陶相接近[30]。
1991年初，笔者初次考虑大湾彩陶盘、白陶与长江流域中游大溪文化之关系，初步提出大湾文化中之圈足盘、彩陶技术和白陶三者是从长江流域中游大溪文化辗转传到珠江口沿岸的地域[31]。
在1994年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会议”上，长期在长江中游流域指导考古工作的何介钧教授回应笔者的意见指出：
“邓聪先生在《环珠江口史前文物图录》的前言《环珠江口史前考古学刍议》中对以上各说提出了异议，不仅明确主张‘大湾式彩陶盘是受长江中游一带大溪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且有着令人信服的论据”，并强调“环珠江口大湾式彩盘这一类型彩陶接受的直接影响只能是来于邻近的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偏南的洞庭湖地区”[32]。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任式楠亦表示，香港大湾出土彩陶与白陶所代表的文化，与著名的大溪文化有密切联系[33]。
1994年间，笔者与黄韵璋再就本地出土彩陶与白陶进行系统研究，发表了《大湾文化试论》一文，尝试就环珠江口距今5000—6000年的新石器文化的分布、分期、文化内涵特征、航海技术及源流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34]。
1996年间，笔者两次幸蒙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在何介钧所长，裴安平、袁家荣、贺刚等先生指导下，对湖南沅、澧、湘等流域新石器文化有了初步认识。
其中汤家岗墓葬出土的戳印浅浮雕式白陶，与笔者1996年在大湾发掘出土的白陶在制作技术上如出一辙，使笔者更深信在5000—6000年前，长江中游与香港确有着极重要的文化交流。
近年香港考古学会在赤腊角岛屿遗址群又发现大湾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
其中虎地湾遗址出土属于大湾文化的泥质高圈足陶豆，圈足上的刻划纹与镂孔[35]，都明显与长江中下游5000年前后如良渚文化的同类器物极为相近，显示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某些文化因素南下渗透至香港地域各小岛的范围。
近年另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新界屯门涌浪遗址的发掘，在1992年至1993年间断断续续由古物古迹办事处与香港考古学会共同进行。
涌浪北部资料掌握在古物古迹办事处，亦已有若干简述[36]与图片公布[37]。
涌浪南部资料已由香港考古学会发表简报。
据报告，涌浪遗址厚约2米的堆积中包括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分别属于公元前4100—3600年及公元前2600—2400年[38]。
前者亦即属于笔者近年所提出“大湾文化”的范围，更丰富的却是后者，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
由于现今涌浪遗址资料尚未正式发表，笔者只能就该遗址发掘期间的现场观察，拟对出土文物的初步印象提出一些意见。
据发掘主持者招绍瓒认为：
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物特别丰富，广泛分布于整个遗址，反映该处当时应属于一处较大型的聚落遗址。
对笔者来说，从墓葬或遗址文化层出土属于公元前2600—2400年期间的大量水晶或石玦，是最引人注目的。
从此处出土制作玦的毛坯、素材至半制成品及成品等，清楚地反映了该处是玦饰的制作地点。
涌浪出土玦饰的制作，亦有较原始的因素，如在玦饰穿孔制作上兼采用琢或空管钻穿的方法。
其中琢穿法在本地后来如春秋期间的玦饰制作技术中就已不再被采用。
涌浪遗址另一惹人注目的发现是石钺及镯的共同出土，已发表两件石钺，其中大的一件长29.5厘米、宽17.5厘米，制作相当精美，两件钺的刃部均明显向一边倾斜，未见明显的使用痕迹。
一件石钺与石镯相叠压出土。
与涌浪遗址相似的斜刃石钺1970年间在南丫岛深湾遗址也发现过[39]。
涌浪的镯已发表的仅一件，直径7.6厘米，外壁面平直为竖宽型，环体的平面窄，侧面宽，形成竖宽带状或短筒状。
以上涌浪出土的玦、钺、镯三者的渊源毫无疑问来源于长江流域。
但具体流入路线的考订言之尚早。
其中如竖宽型的玉镯在中国东部沿海的良渚文化中就相当盛行，见于寺墩、反山、瑶山、福泉山、张陵山、草鞋山、少卿山、青墩、黄土山[40]。
镯在广东境内也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
粤西方面如1984年在利宅村的塘角嘴遗址试掘发现过3件石镯[41]。
此外笔者于1988年访问封开博物馆期间，曾直接观察过杏花禄美村玉石琮、钺及镯，其中玉镯与涌浪的相当类似。
近年广东省博物馆在乌骚岭墓群也发现过5件石镯，其年代与涌浪的上文化层相当接近[42]。
此外，粤北石峡遗址简报中的“玉环”亦即玉镯[43]。
以上可见良渚的玉镯自粤北而粤西的发展，而涌浪出土的石镯，当然是迄今所知良渚玉镯分布最南端的代表。
关于钺，涌浪出土的石钺斜刃特征相当明显。
傅宪国氏对石钺深入研究后指出，长江下游的江、浙、皖是目前发现石钺最多的地区，它的起源和演变序列也比较清楚[44]。
在石钺系列研究中，笔者当然最关心的是如香港涌浪、深湾遗址出土斜刃石钺的归属问题。
按傅宪国氏所订二型Ⅰ式梯形石钺，其特征是拱背，斜弧刃，刃口锋利，两腰斜平齐，与涌浪、深湾遗址出土的斜刃钺相当接近。
傅氏所举出土石钺二型Ⅰ式遗址包括黄河流域郑洲大河村[45]，江苏大墩子[46]、圩墩[47]、绰墩[48]，安徽薛家岗[49]、上海崧泽[50]及广东石峡[51]。
其中郑州大河村两件石钺，笔者认为均处于刃部再生状态，是否能置于傅氏的二型Ⅰ式尚为疑问。
石钺的斜刃是否由于使用或制作的关系，傅氏认为是前者，笔者以为后者更合理。
现今可见斜刃型的石钺基本以长江下游为中心，在沿海一带的地域分布。
石峡与涌浪的斜刃石钺的形态基本一致，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涌浪的钺、镯及玦等来源，除可能由北江、西江南下外，另一条沿海路线亦不可忽视。
早于本世纪30年代，麦兆良曾在粤东沿海菝子园等地发现过典型的石钺[52]。
近年广东考古学者在粤东海丰田干圩海岸再次发现代表典型的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琮及镯[53]，这是良渚文化之载体沿海活动的重要证据。
这不难使人想象受良渚文化因素影响的涌浪及深湾的镯及钺可能是一种沿海文化扩散的象征。
涌浪和深湾是迄今所知拥有良渚文化因素，在中国最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
（三）由史前时代“以船为家”说到大量定居房子遗迹的发现
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密集的现代建筑群，高耸入云，其美丽的夜景令人赞叹不已。
然而究竟从什么时候，人类开始来到香港定居生活？
其居住形式又是怎么样呢？
在30年代，香港地区已发现超过100处以上的史前遗址，并且后来出土数以万计的史前遗物，如石器和陶器破片。
可是，有关香港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却流传着一项令人颇为费解的说法，如《香港文物志》称：
“本区的先民……是以船只为家，他们经常登陆作短暂的居留”。
其中原因是由于“固定住屋的遗址至今还未有发现”[54]。
这确实是使人难以置信的，特别是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尤其如此。
从1925年香港地区开始考古工作，到1988年香港考古学会宣称虽然深入进行对不同地貌及生活环境的研究，但始终未发现过人类的居住遗迹[55]。
我们认为，从找不到史前房子遗迹而发展出以船为家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
能否发现房子遗迹，往往与我们对史前房子遗迹概念与考古发掘技术有关。
在1987年以来，我们在香港不同地区陆续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房子的遗迹，史前香港的居民以船为家的说法不攻自破。
我们于1987年在大屿山东湾遗址发掘期间，首次在第三层中部发现了先秦时期房子的遗迹，房子规模南北轴4.5米以上，略呈方形，共发现6个排列有序的柱洞。
东湾的报告中报导：
“柱穴的平面形状为椭圆形，深50—60厘米。
柱穴口的直径一般约为45—55厘米。
第1、2和5号的柱穴相隔约1.5—2米，排列成一直线。
第1和3号的柱穴底发现石础。
第3号柱穴位于TX探方的西南角。
柱穴口在第3层的中部，立地标高597厘米。
柱穴口的直径约50厘米，呈椭圆形。
柱穴内壁垂直近90°。
柱穴底并未贯穿第3层的底部。
柱穴内的堆积土壤，可以细分为3层：
第1层：
褐色沙质土，略带粘性。
不含遗物。
第2层：
赤褐色沙质土，粘性稍强于第1层。
不含遗物。
第3层：
明赤褐色粘性沙质土。
含拍打绳纹陶片。
第1号柱穴中所发现的3层堆积土，均与本遗址基本层序第4层的土质相似。
推测较具粘性的沙土，有固定房柱的作用。
第1柱穴的底部发现有3块河卵石，排列有序，应该是石础。
”[56]
1988年香港中文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考古队等又在东湾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层位中发现3处房子的遗迹。
其中一处为较大的房子遗迹，推测南北轴可能有8—10米，房子四周由大型河卵石紧密排列构筑而成[57]。
此外两处较小的房子遗迹位于大房子旁侧，其中一座亦由疏落的河卵石围筑，另一座房子的遗迹只见有柱洞，房子内部尚有火塘遗迹[58]。
1992年1月，我们在大屿山白芒遗址，又发现相当于周代的房子遗迹。
这一文化层的遗迹，包括有砾石构筑群、灰坑及红烧土、烧火堆等。
如以分布于G12一组砾石群为例说明。
砾石一般为河砾，不见棱角，长宽约为20—30厘米。
砾石摆成一个石圈，直径约4米。
在石圈内尚有若干砾石，其中以圈中心偏东一件较大，长宽为60×40厘米，此件砾石较平坦一面朝上。
此外，砾石圈内土色与四周土色有较显著之差异。
石圈内部及外围附近，陶片及石器分布相当集中，并发现炭粒。
石圈外尚有数个灰坑。
从出土遗物水平分布等方面观察，此处是人类居住之处。
我们估计，砾石圈可能是房子结构的一部分。
有关房子上部结构，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59]。
1992年2月至7月间，香港中文大学考古队与陕西考古研究所在香港大屿山扒头鼓进行考古工作，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以上，一举清理出20多处砾石遗迹，可能都与房子遗迹有关，估计年代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之间。
扒头鼓遗址位于大屿山的东北隅，坐落在东南方向延伸入海的岬角台地上，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山岗遗址。
该台地最高为海拔31.2米，顶部平坦，微向西倾。
由于断层发育，东、南、西三侧形成陡峭地形，三面环海，只有中北地势较缓，具有可靠的防御性。
遗址是半岛状台地突出，可以俯视，监察的范围，包括东北部汲水门马湾、东面的青衣岛、东南部香港岛及南丫岛，西南部远及愉景湾一带，均一目了然。
这里对附近海洋潮流变动、鱼类群游迁移等观察，占有极有利的战略性位置。
台地西南边有一南向海湾，海拔高约4米，有溪水流入海中，提供了人类食水的泉源。
无可疑问，这里是人类良好的生活聚居地点。
对于房子遗迹的鉴定，我们经过仔细观察和慎重的考虑，现综述如下：
1.在发掘约1000平方米的山岗范围内，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河砾石（一般长40厘米、宽30厘米、厚20厘米）。
这些河砾石无疑是产于附近的河床上，被人工搬运到30米高之山岗顶部放置。
2.这些河砾石的排列，经过我们长达数月的仔细分析，根据每一个砾石平面分布位置和垂直深度位置等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山岗上的全部砾石可区分为20多组砾石群。
各组砾石群由10至20个左右砾石组合成方形或圆形等人工摆置的遗迹，面积由4平方米至30平方米不等。
3.在这些圆形或方形的遗迹中，有较小规模直径约1米左右的砾石圈。
4.在这些砾石排列的遗迹中，我们发现了清楚的灰坑、柱洞，并有大面积的细砂土铺垫。
5.在这些砾石排列遗迹组合中，我们发现大量人类定居所常用的炊煮和贮藏用陶器。
6.根据以上迹象，我们初步鉴定这些由砾石摆设的几何形状遗迹，很可能是当时房子的范围。
房子的建造程序和方法推测如下：
1.平整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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