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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历史演变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历史演变
陈力丹
中文摘要
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曾经对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从外部观察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指对于媒介性质与作用的基本认识），往往只看到一种固定的模式。
事实上，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部分可能比相同的部分还要多些。
本文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其新闻理论呈开放的态势，是有理性的。
列宁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意识的政治家，曾经努力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建立具有理性的党报体制，但是他受到环境和俄国传统的影响，有时却作出了与他的理想相反的论证或行动。
而斯大林则继承了列宁理论上的一些缺陷，造成苏联新闻事业的僵化。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虽然形式上受到苏联党影响，但是主要还是自身环境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
它曾经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不同时期的领导人都沿用既定的新闻理论，目前的问题是如何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使理论具有灵活性。
谈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人们头脑中立即闪现的，可能是前苏联的新闻体制及其观念（施拉姆，1956:
125-182）。
事实上，以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领袖为代表，其新闻理论的不同部分可能比相同部分要多些。
这里讲的「新闻理论」，是指关于新闻媒介社会性质和作用的观点、关于共产党的新闻媒介性质和作用的观点，以及关于共产党内部的新闻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的政策规定等等观念层次的认识。
英文摘要
HistoricChangeofJournalismofMarxism
ChenLi-dan
ABSTRACT
Marxismhasexertedagreatdealofinfluenceontheworldforacentury.Ifwelookonlyatitssurface,weseeMarxismasastaticmodelofknowledgeandignorethefactthatithasbeenundergoingdevelopmentsduringdifferentperiodsoftime.
ThispaperdiscussesMarx'sandEngel'sideaoftheroleofthepressinsociety.Theirtheoriesofjournalism,contrarytowhathasbeensaidinsomepartsoftheworld,areopenandrational.
Lenin,asapoliticianwhohasademocraticawareness,triedtoestablisharationalsystemforpartynewspapersintheRussianSocialistDemocraticWorkerPartybutfellshortofit.AfterwardStalincontinuedandkeptLenin'sshortcomingsandbroughtinarigidwayofjournalismpracticesintheSovietUnion.
Thoughjournalismtheorie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wereeffectedbytheCommunistPartyoftheSovietUnion,theyaresomehowbasedonthecircumstancesandtraditionoftheChineseculture.Journalismisseenasapositiveandimportanttoolinsocietaldevelopment,andjournalismtheoriesareusedbyallpartyleadersinratherdifferentways.Atpresent,theimportantproblemis:
howjournalisminChinacanadoptitselftoservetheboomingeconomicsinamoreflexibleway.
壹、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
报刊鼎盛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Karl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形成和完善的19世纪西欧国家，从小受到新教伦理精神的熏陶，在饱受普鲁士专制主义的精神压迫之后，中年和老年居住在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国家英国。
作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论同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较密切的联系；但作为宏观文化方面的思想家，他们与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属于不同的文化群落。
他们深深地受到德国古典哲学思维传统的影响，习惯于从博大的世界历史角度思考问题。
因而，在他们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时，首先看到的是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体系（陈力丹，1993a:
27-40），并且把一个人「所生活的地区和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作为衡量他精神财富的尺度（马克思全集3卷：
297）。
这个考虑问题的视角，决定了他们的新闻理论具有开放性的特点（陈力丹，1993b）。
他们不会像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EtienneCabet）
（1）;那样，指望一位拿破仑式的英明独裁者赋予人民新闻出版的自由权利（卡贝，1840:
（1）265-266，（2-3）234），也不会像共产主义者同盟里的昔日朋友维利希（AugustWillich）
（2）那样，幻想取得了政权以后，就宣布「除一种每日公布应当怎样思想和怎样做事的命令的报纸之外，其它报纸一律禁止。
」（转引自马克斯全集（9）:
566）他们认为，资本起到一种伟大的文明作用，摧毁一切利用和交换精神力量的障碍，使人们之间建立起闻所未闻的普遍的交往。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现代新闻业急遽地发展了起来（陈力丹，1986）。
如同他们将共产主义的理想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那样，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精神生活作了如下的描述：
「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
」（马克斯全集（18）:
246）
马克思在年轻时代就已经认识到：
「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人们通常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
」（马克思全集二版
（1）：
397）鉴于这些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一切有利于扩大人民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政策，例如从法律上确立新闻出版自由、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取消知识税等等。
他们对新闻媒介社会职能的认识，与民主制社会的主流认识大体相同。
马克思谈到过报纸如何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在信息市场上流通，恩格斯谈到过英国的舆论如何在行政、立法、司法以外作为第四种权力发挥作用（马克思全集（7）:
117；
（1）:
547）。
英国便士报出现以后，马克思多次在《资本论》手稿中写道：
报纸开始同面包、牛奶、肉、啤酒一起，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
（马克思全集（26）:
Ⅲ册:
321;（48）:
12;（49）93、277）。
当然，他们同时还有自己特殊的认识，例如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权力造成的新闻出版自由实际上的不自由、必要时强调媒介的政治倾向和阶级立场等等。
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影响他们对新闻媒介社会职能的总体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纸不同于商业报纸，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它们按照「党的精神」进行工作（马克思全集（6）:
687；（37）:
251）。
但在党报的作用上，除了宣传党的精神以外，他们要求媒介在党纲的范围内更多地反映党内生活，表达不同意见。
如何建立党报体制，甚至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改名「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原则分歧之一。
爱森纳赫派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AugustBebel）（3）就此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指出：
「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目前这两派之间的隔阂，使它们相互抱怨并挑动工人之间的相互对立，先生们，那就是给掌权的个人提供了在党内还掌握舆论工具的可能性，从而他可以把党的机关报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且只准许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那些对他有利的东西，其它所有的意见都遭到压制」，「要消除这一危险，只有使未来的党报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财产，而是党的财产，由党来决定它的权利。
」（国际共运史文献选编，1983:
43-44）。
这里提出了「党的机关报」而不是「党的领导机构的机关报」的概念。
积累了十几年党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德国党在恩格斯（马克思已逝世，但他对德国党的报刊工作基本认识，由恩格斯继承了下来）的指导下，从1890年开始形成了体现思想自由和组织统一的党报体制。
党章规定，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原则上监督党的机关报，但同时成立一个由党员代表组成的出版委员会，与执委会共同决定编辑部和发行部的人事任免，决定报纸的方针。
二者发生分歧时，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参加进来投票表决，三方权利平等，各占一票。
为防止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单独控制报纸，报纸工作人员不得是执委会成员（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
261、267、255）。
这种体制赋予党的机关报主编很大的权力，例如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4）一向被视为德国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他从来不是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仅仅是党报的主编。
这种党报体制大体上是成功的。
到本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达到200多种，报刊种类是多层次和多品种的，有娱乐报刊、妇女报刊、画报等等，其中机关报91家，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最高发行量达到125万份（陈力丹，1988b:
173-174）。
对一个非执政党来说，这一成就即使是现在看也是相当惊人的。
但这种体制也有缺点，当党在阶级斗争中作为一个进攻的政党时，由于对重要问题进行的讨论无止，党本身显得软弱无力，不能对事变作出有力的反映，贻误时机。
贰、列宁及斯大林时期：
建立党报理论和体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俄国，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经过几次改名，最后叫「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列宁命名的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列宁主义」，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
俄国出现马克思主义小组较晚，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这些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大都侨居西欧。
恩格斯晚年谈到他们时说：
「我知道西欧少量俄国侨民中正在发生什么样的运动。
大家互相都认识，互相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是友好的，或是敌对的，所以必然伴随着分歧、分裂、论战的几个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具有私人性质。
这是所有的政治侨民所特有的情况。
」（马克思全集（37）:
388）从1900年至1917年，列宁从事的革命活动便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
除了与沙皇政府、国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外，更多的精力要与党内不同派别的人直接论战，处理各种十分具体的党内事务。
因而，他很少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从宏观上思考新闻媒介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几乎没有写过真正的新闻报导，尽管他创办了约40家党的报刊，在报刊上发表了无数的论战文章。
从他引证和阅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情况看，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几乎没有谈到过他们的新闻理论。
换句话说，列宁是根据自身的实践得出他的新闻理论的。
列宁的新闻活动主要是党报活动，与资产阶级的媒介联系很少。
因而他的新闻理论相当程度上是党报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党报工作的党性问题。
因为面临强大的沙皇专制政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身却派别林立，争吵不休，还有一些派别政治观点与资产阶级的观点相差无几，党无法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进攻的党。
对此，他从1903年党的二大以后一再提出，党的报刊和撰稿人要从小组习气转到党性立场，言行都要与共同的党纲和党的策略相一致（陈力丹，1983）。
这方面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章是他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他写道：
「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
超人的写作者滚开！
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列宁全集（10）:
25-26）
在党报体制上，早期的俄国党作为第二国际（5）的一个党，与西欧各党有些相似，机关报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同被视为党的领导机构。
忠于党内民主原则的列宁曾认为，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前，「都一定和必然形成两个只是偶然『通过会议』来联系的中央。
」（列宁全集（8）:
171）但是，由于党内不同的派别掌握着报纸和中央委员会，它们之间的矛盾经常造成整个党的工作陷于瘫痪。
列宁后来接受了党内多数人的意见，在1907年党的五大上最终确定了单一的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
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指定在自己监督下进行工作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这条规定一直保留到苏联共产党解体。
1920年列宁提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代表的、政党是由领袖领导的这样一种颇有道理的说法（列宁全集（31）:
22-23），他当时是为了批评欧洲左倾的共产党人盲目打倒老的领袖，但是这种说法却为他后来的继承者实行个人独裁（包括对媒介的强行政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党内斗争不致影响党的行动一致，列宁要求党章保障不同意见发表的正当渠道（陈力丹，1988a:
227-250）。
他说：
「经验教导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以便把不满、愤怒和斗争的经常不断的和难以堵塞的源泉，从一般庸俗的争吵洪流中导向为自己的信念进行合乎规定的正当的斗争的还不习惯的河道。
」（列宁全集（7）:
444-445）他还确定了「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列宁全集（11）:
301）的原则。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设想过，按照代表人数的多少，将印刷所和纸张公平分配给不同的党派和公民团体，特别是在两个首都（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获得选票最多的两个大党，使报纸摆脱资本的控制（列宁全集（25）:
365-370）。
这个设想没有实现，而是随着各联盟党和反对党的叛乱，陆续查封了它们的全部报刊。
同时，将几个国内的小共产党连同它们的机关报，合并到俄国共产党中来（藤井一行，1976:
77；陈力丹，1988b:
61）。
后来他重点谈到用阶级观点分析出版自由：
「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
为了什么？
为了哪一个阶级？
」认为苏维埃俄国「在世界上最好地执行了『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坚决反对「非党的反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口号」（列宁全集（32）:
491、495）。
这种思路不无道理，但也为共产党一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独占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
列宁十月革命后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的言论很多，这同他在十月革命前对西方自由的赞扬形成鲜明的对照。
例如他说：
「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足、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比利时「政治自由早就成了公民的财富」（列宁全集（18）:
397；（19）:
90；（36）:
221）等等。
这些话，后世知道得很少；十月革命后他则说：
「只要资本还有统治报刊的权力（在世界各地，民主主义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权力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厉害，愈无耻，例如美国也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一种欺骗。
」（列宁全集（28）:
438）类似的话他讲过几十次。
列宁讲的话与所处的环境有关。
他赞扬西方自由时的参照系是沙皇专制制度，而批判西方自由时，正是西方（包括西方报刊和通讯社）全面敌视苏俄之时（袁成本，1990）。
虽然有这样的环境背景，但是作为政治家，他的一些表述是不够谨慎的，讲得过于极端。
由于列宁后来成为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于是他的话就带有了神圣的色彩，对后世造成的影响很大。
十月革命带动了共产党在一系列国家的建立，形成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6）。
由于当时这些党大都与国内资产阶级处于激烈的对峙状态，列宁为第三国际的党规定了十分严格的党报体制。
他写道：
「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
」「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列宁全集（31）:
185、181）俄国党的党报体制，以这种更严厉的形式为各国共产党采用，并且成为党报体制的常规（李小冬，1987）。
在取得政权以后，列宁及时地要求党和苏维埃的报刊将报导生产建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始终坚持报刊工作重心的转移，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和决议。
他要求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特别是政治空谈（列宁全集（28）:
81-83；（29）:
391-392）。
列宁在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得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试验场所，但各种变革时期的社会混乱也时时困扰着他。
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他于1918年初写下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设计了一套取消商品交换的战时共产主义的蓝图，并将从思想上整顿社会混乱的希望，寄托于党和苏维埃的报刊（报刊的发行实行分配制）。
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新作用的论述。
他认为，报刊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教育，成为改变偷懒方法的工具、教育人们转变拖拉作风的工具、鞭策落后的工具等等30多种「工具」，就此提出的主要方法是：
树立好的榜样、将坏人坏事「登上黑榜」。
他承认通消息和娱乐是报纸的作用之一，但将单纯通消息和娱乐视为资本主义的新闻观，要求这种作用降低到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列宁全集（27）:
187、237-239）。
后来，他意识到取消商品交换的试验失败了，从1921年起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报刊订阅制度（列宁全集（32）:
118-122）。
党的十二大的有关决议承认文化事业单位在商业和经济上的独立性，陆续出现了一些私人出版社和耐普曼报刊（私人报刊）。
由于列宁此时身体状况恶化，所发表的少量文章只能涉及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政策问题，没有专门谈到新闻媒介在新经济政策下的性质和作用。
他在实行无商品交换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由于有较为系统的关于报刊工作的论述而被后世继承了下来。
列宁的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意识的俄国教育家，列宁本人相当时间又生活在西欧。
他能够从事革命活动，受惠于西欧国家的民主制度，他对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是肯定的。
作为个人，他的作风十分民主；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当他力图在俄国党内实现党的民主、在苏俄政权内实现国家民主的时候，党内和俄国国内的环境，却使他常常将自己的初衷打折扣，甚至得出相反的论点。
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早年是地方党的负责人，七次被捕和逃脱，是一位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布尔什维克。
他从未在国外生活过，父亲是鞋匠，本人只受过几年东正教会学校的教育，但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他在1917年党的六大上，开始进入俄国党的中央领导层。
他的新闻理论主要也是党报理论。
1909年，作为地方党的领导人，他认为中央有名无实，建议创办全国性的党报，「因为办得很好的全国性报纸确能成为中央真正团结党和领导党的工作的最有效的工具。
」（斯大林全集
（2）:
149）
这种对党报作用的认识，在1923年5月他实际掌握着党的权力的时候，变成了一种明确的说法，即「报刊的组织作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宣布成立以后，由于中央领导机构被沙皇政府破获，因而1900年创办的党的报纸《火星报》，其主要任务是重新组建党。
1901年列宁为该报写的社论〈从何着手？
〉，就这项工作讲了一句著名的话：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列宁全集（5）:
8）斯大林重新引证列宁的话，写道：
「没有理由怀疑，列宁同志的这些话在目前我们党和国家的建设环境中是完全适用的。
」他反对只把报刊的作用局限于鼓动和揭露，认为还有更重要的组织作用。
例如「党通过报刊号召工人和农民起来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几万几十万的劳动群众通过数百个决议响应党的号召，走上前线」，这就是报刊组织作用的表现。
「一分钟也不能容许附带任务掩盖住报刊在我们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中的组织作用的直接任务。
」（斯大林全集（5）:
232、234）在第三国际各党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便是斯大林的这种「报刊的组织作用」的观点。
斯大林掌握俄国的权力以后，陆续封闭了私人出版社和耐普曼报纸，取消了列宁坚持办下去的党内争论刊物，禁止党内反对派发表意见，理由是「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
（斯大林全集（7）:
319）这为他30年代实行政治大清洗，作了理论先导。
在新闻工作方面，他曾鼓励报纸建立通讯员队伍、支持通讯员和作家揭露基层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即报纸批评）等，当时受到一定的好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1945）。
但是，在基本的新闻体制方面，他强化了列宁时期尚不明显的弱点，从而形成了一种模式（袁清明，1988）。
这一模式可以依次归结为以下四个说法。
第一，建立在列宁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理论基础上的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
在等级制宝塔组织之下，党的报纸只能是中央或地方党委几个人乃至一个人（书记或主席）的工具。
第二，为了使这种体制有效，需要一种自觉的纪律保证，于是列宁特殊情况下提出的「铁的纪律」成为常规要求。
与此相匹配的还有列宁早期提出的「党性」，它本来是指多党环境中加强自己的党派意识，现在要求将思想一闪念到鸡毛蒜皮，都提高到「党性」来认识。
第三，体制和纪律既然定格，那么「新闻」便等同于宣传，凡不适于宣传的新闻不是新闻。
斯大林特别要求记者和作家成为「无产阶级舆论的表达者和传播者」、「无产阶级舆论的指挥员」（斯大林全集（6）:
228-229）。
不少党的新闻工作者，除了党的中心工作，不知道还有其它的新闻。
第四，若将这一切推广到社会，需要一种理论来说服人，这就是一个阶级的或多数人的出版自由理论。
斯大林多次阐发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斯大林全集（10）:
181-182；斯大林文选：
94、100），理论上可以说得通的一个阶级或一个党的自由，实践上只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思想控制。
斯大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成功地以革命的名义实现了这种控制。
参、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党正式成立之前的新闻理论，基本上属于西方体系。
例如陈独秀写道：
「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
」（陈独秀，1919a:
353）「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
」（陈独秀，1919b:
440）李大钊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
「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
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
」（李大钊，1919:
8）「穆勒（JohnStuartMill）着《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
」（李大钊，1917:
314）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
从20年代起，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报刊组织作用的话，就为中国一些党的报刊工作者所知；30年代，「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开始确立，党的领导人引进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任务的观点；40年代党的报刊上介绍过俄共（布）八大关于报纸的决议、列宁关于加强党性的论述（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80：
上册126；下册21、175-184）。
但是，列宁关于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系统观点，从来没有提到过，可能中国党当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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