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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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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611:
17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一：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
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
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
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
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
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
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
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
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
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
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
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
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
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
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
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
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
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
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
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
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
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二：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
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
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
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
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
“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
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
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
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
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
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
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
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
但这怎么可能呢？
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
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
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
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
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
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
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
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
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
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
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
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
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
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
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
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
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
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
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
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
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
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
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
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
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
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
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
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三：
万历十五年，就是公元1587年。
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一年呢？
当然书中所写的事件，也不都是在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上下好几十年的事情都有，有的还是几百年前的事情。
而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其实平平淡淡波澜不惊无关紧要的一年。
书中的开头一段就是这么写的：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
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
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
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
还是那个问题，既然如此平淡，为什么要用一本书来写呢？
而且书名就是以那一年命名呢？
这就跟黄仁宇先生看待历史的观点有关。
黄仁宇先生强调“大历史观”。
什么是“大历史观”？
不妨引用黄仁宇先生的一篇文章《《/SPAN>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的一段话来说明：
“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
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做法。
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就好比是在做切片研究。
通过研究切片，来认识整个生物体的构造以及存在的毛病，通过研究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来揭示历史，这一年乃是历史上失败的总记录。
那这一年有什么事情值得记录呢？
这一年海瑞与世长辞。
海瑞清廉，刚正不阿，执法必严，执法为民。
举例：
海瑞死的时候，吩咐随从人员，要及时归还二两银子、一只鸡；海瑞为母祝寿买了两斤肉；死的时候连棺材本都没有，好像是靠领人接济才得安葬；海瑞还驱逐总督胡宗宪之子，胡宗宪也是抗倭大将，因为胡宗宪之子鞭打驿站人员，认为他们招待不周，表明海瑞不谄媚权贵。
剥皮实草的极刑，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这一年戚继光也去世了。
在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罢官，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物有交往，黄仁宇先生在戚继光这一章中，用了标题孤独的将领来形容戚继光。
戚继光的练兵、抗倭功绩不需要我多说。
戚继光的罢官跟明朝的官吏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武官不如文官，武官总比文官低。
武官调动频繁，防止上演唐朝的藩镇割据现象。
武官中的总兵最多只能管一省兵力，不可跨省。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拱卫京畿。
有张居正的扶持才能在蓟州总兵任上达十五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张居正一死，他就被调任广东总兵，虽然是平级调任，但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
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高潮，戚继光革职。
可以说文官的派系斗争牵连到武官。
那是不是文官之间的派系斗争导致了明朝的衰弱直至灭亡呢？
恐怕还不能那么简单的去看。
张居正改革，“考成法”，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军事方面，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
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
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方面，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
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
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就是讲田赋徭役统一折算为银两，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还以福建为试点地方，想从此推广。
还有其他方面的改革治理，比如治理黄河，改革军费的供给体制。
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改革，都几乎随着他的死而消失，连跟他治理黄河的一个官员同样受到牵连。
请容许我在说一说当时的文官制度。
明朝这一朝治贪腐是很严的，用什么招数来治呢？
严刑峻法。
严刑峻法是事后的治理手段，平常有何手段呢？
其实也称不上手段，就是官员的薪水制度。
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很低的，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
低俸禄是为了让官员保持清贫的生活，平时居家生活不奢侈，又怎么能贪污呢？
可现实并非如此，中央官员，或者说京官，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和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尤其是到了绩效考核的时候，决定官场前途的时候，钱财物更是不能少。
当了地方官，能捞的油水就更多了。
在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以前，收税是要一级一级去收的，每一级负责收税的人有自己的份子钱，先满足了自己的那一份，以及孝敬上级的份额，再拿来为国家。
这种收入能不能算不合法的收入呢？
那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
站在朱元璋和海瑞的角度去看，这当然是贪官污吏，应当立即剥皮实草，诛戮九族，家产充公。
可是明朝的文官体系或者文官系统是很强大的，他们足以跟皇帝抗衡，当然也不叫抗衡，应该是周璇。
为了党争，会去揭人家的短，但平常，大家心照不宣，你拿你的，我收我的，当官当然是为了发一笔财，彼此的默契远大于分歧。
这不仅仅是在贪污受贿上如此，在个人的道德品行上同样如此。
《万历十五年》中讲到一个人物，李贽，一个大家，大哲学家。
在李贽风光体面的时候，大家彼此称兄道弟的时候，李贽不仅学问大，而且品行端正。
可到了彼此有冲突，彼此反目成仇的时候，就指出他以前的诸种不端行为，比如教友人孀居的女儿读书，交往过密；过去曾出入与“花街柳市之间”，和风尘中人交往，有辱圣人教诲，有辱斯文。
甚至当地士绅还放火烧了李贽用来讲学的亭子。
这些事情，平时都司空见惯，揭短之人平时也是这么干的。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人物，就是首辅申时行。
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理想高过现实的人，在改革上雷厉风行，撇开当时的文官集团，重用自己的亲信，那么申时行却是一个现实高过理想的人，他当官有很大的现实感。
他明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有“阴阳”两面。
阳的一面就是对道德伦理圣人教诲上级命令的遵守，阴的一面就是要为自己谋私利，以及如何首鼠两端，两面为人。
所以为官为政之道，就在于调和折衷，大家拿出诚意来，彼此团结和谐又不触犯自己的私利。
所以申时行大多数的时候是以和事老的面目出现。
下属有派系争斗了，他要去调和；大多数的官员跟皇帝意见不一了，他要去调和。
可是这么一个调和大师也实现不了调和的目的。
不但调和不了，还牵连于己。
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让他只剩半条命，首辅的位置已经在摇坠，因为申时行属于张居正这一派的人物，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提携才能居高位；立儲风波则是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
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在谁立为太子的意见上不一。
朱常洛为长子，但万历并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原本是万历母亲慈圣太后的侍女；朱常洵出生得晚，但他的母亲是郑贵妃，万历非常喜欢郑贵妃，也非常喜欢朱常洵，之所以郑贵妃能得万历欢喜，除了容貌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贵妃爱读书，有才，能够跟万历两人进行思想上心灵上的交流，这在其她嫔妃以至于皇后都是望尘莫及的，也因此宫女太监们经常看到皇上和娘娘一起看日落，吟诗作对。
万历信佛，万历也经常和娘娘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
这样的事迹能够流传下来，就表明皇帝从自己有第一个女人开始，第一个女人就是指皇后嘛，终其一生只宠幸一位贵妃，这本身就是一个稀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皇帝身上是稀缺的。
万历不仅在和郑贵妃一起的时间长，而且和郑贵妃在一起，流露出更多的真性情，喜怒哀乐发自内心。
立儲风波是这样的，许多大臣们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儒家教化；可是万历当然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就是朱常洵。
那首辅申时行说得难听点叫首鼠两端，在万历面前，说万历说得对，常洵如何如何优秀，要立常洵为太子；在大臣面前，又说要尊重传统，立长子为太子，申时行把解决问题寄托在时间上面以及自己作为首辅的调和折衷能力上面。
可到了后来，是两面都不是人，大臣参劾他表里不一，欺骗圣上，排挤陷害同僚，万历也难办，一直拖着不办，最后见参劾他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只好上疏辞官。
一个以调和折衷之道为官的人，反而被同僚的参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无疑是一个嘲讽。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物事件，上推下演，就是为了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这一个切片，看到中国历史的一个脉络，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
为什么这一年会是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呢？
难道现实不是变动不居的吗？
那是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自古以来承袭了儒家的那一套，有自己的治国方案，有自己的一套，不去考虑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问题，不去考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能否配合你那一套东西，那一套理想秩序。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完全忽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发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儒家伦理要求统治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首先是正心诚意。
期待通过这样解决现实问题。
可是现实的变动不居产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中国人出了名的不精确，一个知府不知道他管辖范围内有多少良田，每年要交多少税，发生天灾了该如何应对折算；军队里的将领也不知道手下有多少兵，更不清楚他们对战争、对当兵的看法，更别说平日里的粮草操练等等。
积重难返。
这样的千年不变，如果说有变的话，那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可以说每一年都是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
就像在跑道上跑步，每一圈跑下来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每一个点上，每一个转弯处看到的也是大同小异。
最后引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最后的段落作为总结：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
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
”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四：
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
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
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
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
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
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
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
早在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
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
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五：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形形色色，各式各样。
我们一生有限，大多数人都无法把生活诠释得淋淋尽致。
所以，我们会感兴趣他人的命运和遭遇，或感动，或忿恨。
只是，当我们因某件事影响到某个或某些人的时候，个人情感的驱使往往会在感性上对他或他们妄下结论以致无法改变。
其实，是与非，黑与白，哪有那么容易分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在两者对立的表面下，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的理由。
当知道了背后的故事，难保不会为之谅解，甚至感动。
但凡是人，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在野乡民，无一例外地背负着是是非非得走完自己的一生。
没有人完美无暇，当然，也更没有人十恶不赦。
例如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
无论正统的《明史》，还是后世的相关记录，大多以贬为主。
更有甚者：
明，实亡于神宗的感叹。
好吧。
不可否认，消极朝政的态度，近三十年不上朝的事实导致了这种观念的多数认同。
可知其表面下，又有一个怎样的无奈君王在感慨：
时也，命也！
追其作为皇帝的历程，究其败坏国家的原因，更多的不是可恨，而是可怜。
公元1573年，年仅9岁的朱翊钧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自此便开始了边学习边做皇帝的日子。
按照黄仁宇先生所讲，万历十五年之前，上有太后，前有张居正，一切的国家大事都无需这位小朋友来操心。
他所作的只有一点：
好好学习，做个好皇帝。
为此，太后和张居正这对搭档可没少操心。
不仅学业繁重，更一厢情愿的剥夺了一个9岁孩子的童真：
怎么站，怎么坐，怎么吃饭，怎么说话，读什么书，写什么字……完全没有了娱乐时间。
书上讲：
就连万历写书法的爱好都被剥夺了。
就这样度过了枯燥繁忙的童年。
十年后，万历亲政，在已逝去的张先生敦敦教导下，19岁朱翊钧的梦想也是想成为一个有道明君，要继续甚至超越他的先生未竟之业。
或许，在万历心里，太后和先生的殷切希望对他来说是一种鼓舞，更重要的是，年轻气盛的万历想要证明，证明他的能力，他要摆脱张先生的阴影。
他要创立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盛世，毕竟这个天下还是姓朱的。
为此，他积极面对迎刃而来的问题和困难。
例证就是在万历十二年的祈天求雨。
到此时，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位勤勉的好皇帝，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太过超乎他的想象。
当他发现：
原来真正的先生和事情的先生言行不一的时候，当他发现每每想要自己做主来主导国家前进方向的时候，总会有一大堆的文官诤臣来套用"四书"那一套道德标准约束他的大展宏图。
面对这这样一群毕其一生都在歌颂号召道德礼仪的人，势单力薄的万历很无助，很无奈。
热情在他心中慢慢的冷了，而迂腐的文人们却还在为一点的鸡毛蒜皮小事儿争论不休。
在他最孤单的时候，郑贵妃来了，当然无论她有何居心，最起码，在当时来说，她成为唯一理解小皇帝的人了。
孤寂的心灵好容易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港湾，为了报答她，在郑贵妃生下三子朱常洵后，想要立其为太子。
但却遭到了文官集团的一致口诛笔伐。
连皇家继位的事情做不了主的万历，怀着对郑贵妃的愧疚，彻底绝望了。
也许他不止一次的自问：
这个国家，到底谁在做主？
作为皇帝，除了做些繁琐的礼仪性的事情，还能做些什么？
好吧，既然什么都不能做，那就不做吧。
怀着对文官集团的恐惧，朱翊钧身居深宫三十载不曾上朝，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重的一个败笔。
万历不易，在失去了一切之后，面对这庞大的文官集团却束手无策。
大展拳脚的夙愿无法实现。
消极的面对成为他唯一的抵抗。
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
是否，有人在这个事情上付责任。
皇帝也是人，他不应当被永远供奉在神探，当然也不应当总成为别人的替罪羔羊。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六：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
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
“如果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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