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献祭的国度二战中的波兰大屠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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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献祭的国度二战中的波兰大屠杀
被献祭的国度：
二战中的波兰大屠杀
作者=哈莉克·科汉斯基译者=何娟、陈燕伟来源=《不折之鹰》
蓄谋已久的种族灭绝
1941年至1943年，在德国吞噬波兰的高峰期，波兰人生活赤贫，在德国系统化的恐怖政策之下度日。
然而，基督教信仰的波兰人在此期间遭受的苦难却远远无法与波兰的犹太人相提并论，因为犹太人正面临着一场蓄谋已久的种族灭绝。
1941年6月至1943年底，波兰90%的犹太人都死了，有的被送进专门修建的灭绝营遭到毒杀；有的在波兰东部被大规模地射杀；还有的被饿死和打死在犹太隔离区里。
屠杀犹太人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每天都有上千的犹太人死在德国人的霍霍屠刀下，这种日耳曼效率和速度使犹太人和波兰人根本都来不及反应，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反抗。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政策：
为什么一个如此文明的民族会在世界大战中大规模屠杀另一个大多尚有工作能力的民族？
仅仅是由于种族？
犹太人、波兰人以及全世界人民都无法理解这一政策的逻辑。
他们心存怀疑，手足无措，使得德国人的工作更为方便。
波兰犹太人不可能轻易摆脱他们的宿命，他们不像丹麦犹太人那样数量较少，还有几英里之外的中立国愿意收留他们。
大屠杀集中发生在1942年，那是德国国家实力最煊赫的时期；他们在苏联长驱直入，盟军在西部沙漠地区又节节败退，纷纷逃往中东。
外界没有任何干预的可能。
当德军入侵到原波兰的苏占区时，他们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战前拥有135万犹太居民的区域。
犹太人主要集中在城市，包括利沃夫、维尔诺和比亚韦斯托克等地。
一些犹太人已经随着苏联撤退向东逃走了；而一些人早已被苏联人流放到了苏联疆土的深处，具体数目不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德国人来到时，他们的绝大多数仍然留在家里。
党卫军别动队和国防军来到波兰“东部边疆”，鼓动、甚至直接组织了对当地犹太人的屠杀。
乌克兰人是无需鼓动的。
在利沃夫，菲利普·弗里德曼见证了这一切：
“暴徒横冲直撞，怒吼声和受害者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屠杀在街头一直持续。
”德国士兵费利克斯·兰道目睹了犹太人离开利沃夫主要监狱时的情景：
华沙街头倒毙的犹太小男孩
乌克兰人把犹太人带到原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GPU）的大本营。
这些犹太人过去显然曾帮助过“格伯乌”迫害乌克兰人和德国人。
乌克兰人抓来了大约800名犹太人，我们计划明天才枪杀他们，所以我们放了他们。
我们继续沿着公路行走，发现沿途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他们满脸鲜血直流，头上有口子，手被打断，眼睛挂在眼眶外面。
他们就像是浸泡在血水里。
在德罗霍比奇，德国人根本不用动手，“乌克兰人像野兽一般，发起了第一场屠杀”。
有时候波兰族人也协助杀害犹太人。
在距离比亚韦斯托克（德国人已经在那里杀害了超过2000名犹太人）40英里的耶德瓦布内，少数波兰族人主动举报自己的邻居，以致超过300名犹太人遭屠杀，也有人说有1000人。
耶德瓦布内屠杀不是自发性的屠杀事件，而是因为德国人蓄意已久的鼓动而起；参与大屠杀的并不是德国人声称的犹太人的邻居，而是从附近村子来的人。
这些人也许是想报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为苏联当局工作，地位比当地人显赫和优越。
1941年11月，德国人加强了对波兰“东部边疆”的管理，出台了两项针对犹太人的新政策：
首先，把他们全部集中到犹太人隔离区，其次，有计划地将他们集体射杀。
两个政策同时执行，之间没有特别的逻辑关系。
对犹太人的屠杀一开始只由德国人执行，后来他们又专门雇用了一批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协助他们枪杀犹太人。
只要有犹太人的城市，就建有犹太人隔离区。
通常是几栋建筑，用铁丝网围出一片区域，由少数德国人或当地人看管。
光是犹太人庞大的数目，就不好处理。
在斯沃尼姆，地区专员格尔哈德·艾伦就曾报告，由于该地区有2.5万名犹太人，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和足够的铁丝网来搭建隔离区。
因此，我马上就开始准备大规模的行动……先把所有犹太人按照年龄和职业进行编号登记。
所有有工匠资质和工人资质的人被单独列出来，发给他们通行证，单独安排住处。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
到1941年11月底，在斯沃尼姆的犹太人数量已经减少到了7000名。
整个“东部边疆”上演着大屠杀。
1941年10月，仅斯坦尼斯瓦乌夫一地就有2万名犹太人被杀害。
1941年至1942年初，屠杀一直在持续，受害者的数量估计在30万左右。
有时，德国人还会利用过去苏联占领时留下来的一些设施。
比如苏联人在波纳利山开挖了一个为待建机场准备的燃料基地：
“苏联人挖了很多巨大的洞，上面用石头铺就。
这些‘洞穴’直径有45至60英尺，25英尺深。
”党卫军利用这个现成的坟墓和附近的火车站，杀害了7万名犹太人。
他们主要来自立陶宛和其他地方，甚至还有远自法国的犹太人。
“东部边疆”的犹太人隔离区看管很不严格，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跑。
然而许多人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之前苏联人并没有公开德国已经在总督区开展的反犹手段到底是什么。
这里的犹太人没有得知那些恐怖事件，也就没有出逃的决心。
1941年7月，一份德国报告记录道：
这里的犹太人显然不太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态度。
他们并不了解在德国是怎样对待犹太人的，也不知道华沙犹太人的情况……他们只知道，在德国人统治下他们不可能享有与俄罗斯人同样的权利。
但至少他们相信，只要专注于打理自己的生意，还是可以平平稳稳生活下去的。
有些人成功逃到了森林里，却还是被等在那里的德国人猎杀。
另外一些人则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作为轴心国一员，匈牙利第一个占领了斯坦尼斯瓦乌夫。
他们警告犹太人厄运马上就会降临，并帮助他们逃至匈牙利边境。
在那里犹太人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份证件，证件会用一个波兰族的名字，以掩盖他们的犹太人身份。
匈牙利的波兰公民委员会提出了强烈反对，因为匈牙利人知道的波兰姓氏不多，这些犹太人的新姓氏翻来覆去，不是“密茨凯维奇”就是“毕苏斯基”。
这就相当于给所有移居英国的外国人不是取名“莎士比亚”就是取名“丘吉尔”一样。
最后波兰人为匈牙利人提供了一长串可选的波兰姓名列表，这个问题才解决。
得到这种帮助的不仅仅是来自斯坦尼斯瓦乌夫的本地人，还有从其他地方和国家来的犹太难民，如捷克斯洛伐克。
与斯坦尼斯瓦乌夫的居民不同，这些难民经历过德国人非人的折磨。
匈牙利对待犹太人也不是没有污点。
匈牙利占领了下喀尔巴阡—鲁塞尼亚地区后，当地的犹太人就没能取得匈牙利公民的身份，而是被驱赶到了德国占领下的乌克兰。
最后，这些犹太人都死在了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
犹太隔离区的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长期的生存考验和折磨。
信仰基督教的波兰人分配到的口粮降至仅能勉强糊口，而犹太人得到的更少，饥饿足以将他们慢慢折磨致死。
据统计，大约有10万犹太人，这个数字占整个犹太人隔离区的约20％，在大驱逐还未开始前就已经饿死。
犹太人隔离区里的人都靠犹太社会自助机构提供的帮助勉强活着。
犹太社会自助机构得到了德国人赞助的中央福利理事会的支持，后者遍布波兰，分配海外援助品。
但是犹太社会自助机构在大驱逐后就停止了运作。
走私食品进入犹太人隔离区显得日益重要。
1941年12月，犹太居民委员会领导亚当·切尔尼亚科夫在日记中写道：
“在隔离区我们每月能得到价值180万兹罗提的食物，这是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
除此之外，通过非法渠道我们还能拿到价值7000—8000万兹罗提的食品”。
被盟军解救的集中营幸存者
尽管华沙的犹太隔离区在1940年的10月被封锁了起来，犹太人和波兰人之间的交易却还在继续。
丹尼·福克纳曾被关在犹太隔离区里，他写道，犹太隔离区里有很多工匠，“他们全被集中在隔离区里，而隔离区外的波兰人被剥夺了皮革制品、木制品和缝纫品。
这就形成了一个对等的交易：
原料被偷运进犹太隔离区，制成成品后再偷运出去。
人们就以此谋生。
”华沙的地方法庭有两个入口：
莱什诺大街上的门正好面对着犹太隔离区；奥格罗多瓦大街上的门正好面对波兰人的居住区。
两个大门都有人把守，但是波兰人和犹太人却能在那里进行粮食和制成品的交易：
包裹就在建筑物内交换。
某些优雅的雅利安妇女习惯了她们原先的裁缝，就和他们约在那里见面。
热情的侍者把她们带到后面的房间，让她们试穿大衣、礼服、长筒靴、腰带和文胸，并以此换回几个兹罗提。
对那些由于信仰不同的宗教而被迫分开的夫妻来说，法庭也是他们相聚的地方。
亚伯拉罕·勒温在日记中写道：
《不折之鹰》（英）哈莉克·科汉斯基/著何娟、陈燕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1月
有人告诉我他曾亲眼见过这样的团聚。
这样的会面充满了悲情。
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妇女走了过来，她亲吻她信仰犹太教的丈夫的额头，还给他带来一小包食物。
他们谈了几分钟，走到一侧再次亲吻，然后分离。
他回到了犹太隔离区，而她则走进了华沙的雅利安人社区。
一位很有企业家精神的犹太人甚至在犹太隔离区偷养了一头牛，就靠卖牛奶换取饲料和现金。
隔离区里一家工厂的德国老板发现了这一情况，还正式给奶牛提供每日口粮。
在犹太人隔离区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有正统犹太人，有被同化犹太人，还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已接受基督教洗礼的犹太人。
”据华沙犹太居民委员会统计，1941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的犹太人中总共有1540名天主教徒、148名新教徒、30名东正教徒以及43名信仰别的宗教的犹太人。
在这块地方被划分为犹太隔离区后，原来矗立在这里的三座教堂依然保留了下来，以满足那些基督徒的需要。
根据《纽伦堡法令》，这些基督徒被认定为犹太人：
“他们胳膊上佩戴着绣有大卫星图案的袖标，却在向耶稣祈祷。
”马切利·戈德莱夫斯基神父留在了自己隔离区的教堂，继续关爱他教区内这些信仰天主教的犹太人。
许多犹太人十分同情这些基督教徒，他们在被德国人告知之前根本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犹太人血统。
他们不了解犹太人的习俗，也不会意第绪语，“他们的遭遇与我们性质不同。
对于我们来说，要保卫和守护我们的民族就不得不经历这些痛苦；可对他们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额外的负担，一个无法抚平的创伤。
给他们留下的唯一特权就是，在离开犹太隔离区这个是非之地之后，这些人能够被葬在雅利安居住区那边，一块安静的天主教墓地。
”隔离区里使用的语言也多种多样，大多数犹太人说意第绪语，但很多被同化的犹太人宁愿用波兰语或德语沟通；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使用希伯来语。
德国人大量使用犹太劳动力，修建了大量的劳动营，比如在卢布林和贝乌热茨之间的伊兹比察建立的那个。
他们把犹太劳工外包给当地地主和农场主，这就给波兰人提供了援助犹太人的机会。
例如，拉尔夫·斯莫切夫斯基家把他们能用的犹太劳动力名额都用上了，“这些犹太人必须到田间地头去劳动，以此让德国人相信他们确实被雇用在农场干活。
其实这一切只是幌子，这户波兰人的主要目的是想给他们一些食物，给他们一个条件稍好一些的生活环境。
”基钦斯基家也以同样的理由“雇用”了犹太人。
但是犹太人还是需要做一些工作来活命。
比如梅彻斯瓦夫·基钦斯基就告诫犹太人，万一德国人来检查，他们必须要装模作样地工作。
然而德国人有一天突击检查，发现他们没有在干活，他们就被带走枪毙了。
为地下政府工作的莱昂·科汉斯基是斯坦尼斯瓦乌夫一家锯木厂的会计，他把一大串犹太人的名字列在了锯木厂的工资单上，以免他们遭受德国人的迫害。
“最终解决计划”开始实施后，劳动营的性质就变了。
比如，此时的伊兹比察劳动营变成了一个中转营，等贝乌热茨的毒气室建好，劳动营的犹太人就会被送往那里。
其他劳动营则成了集中营，德国人要在那里榨干犹太人的最后一滴血，压迫他们为德国的战争工业服务，直到他们失去工作能力，实施灭绝。
如利沃夫附近的亚努夫，克拉科夫附近的普瓦舒夫，以及卢布林省的波尼亚托夫和特拉夫尼基都是这样的集中营。
“科学”的屠杀方式
尽管犹太人隔离区和劳动营的情况令人绝望，尽管很多犹太人遭枪杀后埋骨“东部边疆”的无名墓地，但是对于德国人即将在1942年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最终解决”——灭绝所有波兰犹太人——犹太人还是显得毫无准备。
德国人是如何作出这个决定的，前后过程很复杂，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但关于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郊外的万湖召开的一次会议。
灭绝行动应该从波兰开始，因为这里是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于是波兰犹太人首当其冲。
从总督区前来万湖参会的代表约瑟夫·布勒说：
犹太人应该尽快从总督区清除，因为他们对这一地区构成了危险。
他们传播流行病，从事黑市买卖，造成地方经济结构紊乱。
更麻烦的是，250万犹太人中大部分人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
德国人已经开始试验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方法。
在东普鲁士，他们使用毒气车来杀死患有精神病的犹太人；在奥斯维辛，他们在建造的毒气室里试验，用工业杀虫剂齐克隆-B毒死了250名波兰人和600名苏联战俘。
早在万湖会议召开之前，德国人就已在海乌姆诺的第一座死亡集中营里使用了毒气车。
这个营地一开始只是劳动营，距科沃镇9英里，位于罗兹和波兹南主干铁路线之间，一条铁路支线直通集中营。
当地居民早已被驱逐，这就是为什么根据战后德国在波兰罪行汇编的记录，“在波兰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有这个地方存在”。
这篇营地是一个废弃的庄园，犹太人来到这里后得知他们将被派往德国工作，但实际上他们却在房子里被脱光衣服，以50至70人为一组被送上卡车，用尾气毒死。
在瓦尔特高的45万犹太人中，有10万人就是在这个集中营被杀害的。
瓦尔特高的地方长官亚瑟·格雷斯特别要求希姆莱批准其杀死这些人，因为罗兹的犹太隔离区已经人满为患，而这些犹太人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
德国人在1941年12月8日开始使用毒气，一直持续到1943年的3月。
1944年6月和7月毒气再次被使用，以加快清洗罗兹犹太隔离区的速度。
最后只有两三个犹太人在这个营地幸存下来。
希姆莱在华沙
灭绝营残忍而高效。
犹太人到达以后，要先挑选出2％的人，这些人将负责从毒气室里把尸体拉走掩埋。
贝乌热茨灭绝营1942年底关闭，大约有60万犹太人死在那里，他们是加利西亚和卢布林地区的大多数犹太人。
索比堡灭绝营屠杀了25万波兰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这个集中营在1943年10月的囚犯特遣队起义后关闭。
死于特雷布林卡的波兰犹太人最多，有90万人，来自华沙城及整个华沙地区。
既然是灭绝营，那么生还者就相当的少，四个灭绝营中估计只有110名犹太人幸存，大多数来自特雷布林卡。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屠杀过程都是特雷布林卡的幸存者提供的。
1945年初，苏联军队攻克特雷布林卡地区，苏联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对幸存者和当地的波兰人进行了采访。
波兰的德国犯罪调查委员会从13位犹太幸存者那里得到了德国人的犯罪证据，他们是1943年8月从特雷布林卡的一次起义中逃出来的犹太人。
其中有一个人叫作扬凯尔·维尔尼克，他写了一篇文章——《特雷布林卡的一年》，此文于1944年5月在波兰发表，后来还被送至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
文章描述了犹太人到达特雷布林卡的情景：
他们把我们带到院子里，两侧都是营房。
墙上挂着两张大大的通告，要求人们把所有金、银、钻石、现金及其他贵重物品交出来，否则就处以死刑。
屋顶都是乌克兰警卫，他们的机枪已经瞄准了我们。
奥斯维辛纪念馆
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带到不同的毒气室，门窗紧闭以后，德国人就开始往房间里注入一氧化碳，“这些无助的人的死亡速度取决于被注入的有毒气体浓度”。
每天至少有1万名犹太人被杀害。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一直运行至1943年11月，大部分受害者在1942年被毒死。
选择这些地方建造灭绝营是因为它们位于主要铁路线附近，可以掩人耳目地把大批人运来。
例如奥斯维辛的比尔克瑙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胡斯就曾说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位置的选择“首先是因为它位于四条铁路线的交汇处，其二是因为这一区域人口稀少，能够完全与外界隔绝开来”。
奥斯维辛在战争以前属于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地区，波兰战败后已被纳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
然而纸包不住火，隐藏也不总是能成功。
斯坦尼斯瓦夫·伯赫达诺维奇教授生活在贝乌热茨附近，他注意到当地的居民：
抱怨有一股恶臭在逐日增加。
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德国人又在那里用什么办法屠杀犹太人了。
最后，乘火车经过贝乌热茨的乘客也开始抱怨有腐烂尸体的恶臭，相当难忍，那些气味甚至可以飘进门窗紧闭的车厢内部。
德国人在卡廷发现波兰军官的墓地后，希姆莱意识到，总有一天人们也会发现那些犹太人的墓地，而将德国的罪行公之于世。
于是他下令大量开挖灭绝营里的墓地，烧掉尸体。
由于尸体太多，不得不用很大的炉子来烧毁。
当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早期埋葬的尸体被挖出焚烧，骨灰甚至飘到了克拉科夫。
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灭绝营里开展的这场“莱茵哈德行动”，导致超过130万波兰犹太人灰飞烟灭。
他们一旦被围捕、驱逐，生还的几率就微乎其微。
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被送往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犹太人却还有一线生机，虽然那里毒杀了100万犹太人。
这是因为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不属于实施“莱茵哈德行动”的灭绝营，而更像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综合了劳动营和灭绝营。
到达集中营的犹太人首先得经过挑选，那些被认定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会被挑出来消灭。
剩余的人被送往主营区，强迫做苦力，得到的定额口粮却少之又少。
这些人会因为过度劳累和饥饿而缓慢地死去。
有些人无法适应这种生活：
大家都知道穆塞尔曼这个名字，它是指那些没有了求生意志的人。
饥饿和绝望，放弃了希望，从这些人的眼睛，从他们走路的方式——拖着腿，低着头，都能看出来。
一旦你看着他们的眼睛，就会发现，这些人已经没有多久可活了。
不断有犹太人从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地送至集中营，德国人会定期对集中营里的人进行筛选，清除那些无法再进行劳作的人，以缓解营房的过度拥挤。
“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关键是要学会随时变通，对危险来自何方要有超人的预感，找到一个能完全隐形的方法，混在人群中，让任何一个负责人认不出你来。
”囚犯必须慢慢培养“组织”能力，这个集中营黑话指的是以交易获取食物，买通相关人使自己和最不心黑手狠的牢头分到同一个劳动小组，如果可能的话获得肥缺的工作，比如厨房、医院，或者最好的地方——“加拿大”：
一间巨大的衣物和行李分拣室，它们的主人大多都已经被毒死。
卢布林郊区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是另一个劳动营和灭绝营的集合体，送到这里的犹太人也会经历筛选的过程。
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关押的并不完全是犹太人，这里还有约2000名苏联战俘。
这些战俘大多死于残酷的环境，以及1943夏天流行的那场伤寒。
此外，还有超过1000名的波兰族人，其中就包括在扎莫希奇大清洗中从他们家中抓捕的人。
德国人没有针对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的哪一个特定族群进行灭绝行动，直到1943年10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上弗兰克和他手下的警察头子们一致同意要执行希姆莱的命令：
卢布林地区的犹太人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掉，而且要一劳永逸。
我已经责令“格罗伯茨尼克部队”处理这件事情。
党卫军高级官员、东部地区警察领导，以及卢布林地区的党卫军和警察领导必须利用他们能动用的所有资源来协助格罗伯茨尼克。
德军占领但泽
1943年11月3日“丰收节行动”开始。
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从卢布林、特拉夫尼基和波尼亚托瓦来的波兰犹太人，同马伊达内克的犹太人一起，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射杀而死。
行动结束时，4.2万名波兰犹太人死去。
犹太人被驱逐出华沙隔离区的最好记录是那些受害者本人写下的，这一行动是德国人如何清洗隔离区的最好写照。
1942年7月21日，德国要求犹太居民委员会在第二天提供7000人的驱逐名单，第三天再提供1万人的名单。
对于犹太居民委员会主席亚当·切尔尼亚科夫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无理的要求，他选择自杀而不愿屈从。
哈伊姆·卡普兰称切尔尼亚科夫“生前不能光荣地活着，却能光荣地死去，有些人可能要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才能到达天堂，但亚当·切尔尼科主席只用了片刻就到了”。
他的职位随后由马克·利赫滕鲍姆接任。
犹太警察要负责把驱逐名单上的犹太人集合起来，如果有人拒绝服从，这些犹太警察的家属以及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的家属就要被处死。
犹太人被告知，他们会前往东部地区重新安家，进行劳动，并且被催促着带上衣服和钱。
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警察、德国人雇用的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卖定量配给品的店主，都得到了豁免。
犹太隔离区的人便以为，只要有一个工作许可证就可以被赦免，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
一夜之间，所有的工厂里都涌入了大量求职者，即使没有足够的岗位，许多人还是被工厂接收了。
7月29日，德国人开出了一个新条件，如果有人主动申请被流放，则会得到食物，大约有2万饥肠辘辘的犹太人接受了这个条件。
虽说那些第一批被带走的人之后就杳无音讯，但人们普遍不太相信他们已经遇害，所有人都认为“像德国人这样文明的民族不会出台那样的政策，将人毒死然后烧掉”。
即便是，戴维·诺沃德沃斯基从前往特雷布林卡的路上逃了回来，告诉隔离区的人此行的最终目的何在时，竟然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的话。
第一波驱逐浪潮一直持续到9月12日，约26.5万名犹太人被送往特雷布林卡，华沙犹太隔离区只剩下5.5万人。
那些进了驱逐名单的犹太人会被乌克兰和德国警卫带到集合地点，等候火车带着他们前往特雷布林卡赴死。
许多当时的亲历者至今难以忘怀雅努什·科查克开办的孤儿院被整院带走的情景：
集中营的焚化室
那天，他们排着奇怪的队伍，在一位神情庄重的老先生的带领下，走在斯利斯卡街上，负责押送的只有寥寥几个警察。
孩子们穿着崭新的衣服，两人一排向前走着，岁数小的跟在岁数大的后面。
他们后面是孤儿院的老师和管理人员。
要不是带队的老先生脸上流露出的悲哀，人们还以为孩子们是要去郊游或远行。
但是，这位老者清楚，他将带领他的孩子们去往哪里，这位老人已经把他最大的爱都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到达集合地点后，科查克本有机会返回隔离区，但他却对党卫军说：
“我的孩子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最后他与孩子们死在了一起。
犹太警察负责将他们的同胞送上运牲口的卡车，这些警察大部分都是战前的律师。
在华沙犹太隔离区有2000名犹太人警察，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目击者的一致谴责。
一位犹太居民记录道：
这些警察非常无情，他们坐在用马拉着的大车上，一路查封房子，所有人都得出来，他们挨家挨户把人拖出来……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希望为自己和家人保命，或者分到一些食物。
到最后，如果实在凑不齐需要的数目，他们会闯进家门，把人拖下楼梯，赶上马车。
亚伯拉罕·勒温在1942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
“犹太警察接到命令，他们每人必须带5个人去转运。
犹太隔离区里总共有2000名警察，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找到1万名受害者。
如果他们不完成任务，那么他们自己就有可能被处死。
”犹太警察也非常绝望，他们撕掉了受害者的名单；但有时他们也会接受贿赂，来挽救一些生命。
伊曼纽尔·林格布伦写道：
“犹太警察以惊人的贪污和缺德著称。
但他们在转运犹太人的行动中达到了邪恶的层次。
他们接受了最恶心的任务，没有一句话抗议，还把自己的同胞领向屠场。
”他们的所作所为遭受了无数谴责。
终于，在1942年的10月29日，犹太警察的头子雅各布·莱伊金被暗杀。
也有一些犹太警察拒绝与德国人合作，为此，有20到30人为他们的正义和勇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堕落分子的出卖与背叛
特雷布林卡的一名幸存者扬凯尔·维尔尼克写道：
“德国人另一个惊人的特点，是他们有能力在其他种族中找到与他们一样的堕落分子，并最终为自己所用。
”据估计，至1941年底，盖世太保在总督区大约有1.5万名犹太探子。
以亚伯拉罕·冈茨瓦赫为首的犹太自卫队曾协助德国人寻找藏匿起来的犹太人。
有关他们的行动本章后面还将详细叙述。
罗恩茨基队长领导的自由犹太人协会负责秘密监视犹太人的地下组织——犹太人战斗组织的活动。
1943年1月，犹太人开始抵抗又一轮的驱逐，但他们的秘密基地却被德国人发现了。
犹太人战斗组织随即向叛徒发出警告：
“如果他们还不立即停止如此卑鄙的行为，就将被处死。
”结果，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情报员阿尔弗雷德·诺西格教授就被暗杀了。
在华沙犹太隔离区有犹太人自己的秘密法庭，59个叛徒在这里被判处死刑。
波兰档案存有一个不完整的名单，里面记录了1378名犹太通敌者和叛徒。
战火中的华沙
面对驱逐和继而到来的死亡，犹太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选择抵抗，要么藏起来。
然而，这些犹太人对已发生的一切仍抱有怀疑，即使早已有犹太受害者告知一切，即使无数波兰人亲眼见证了惨剧，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已认定了犹太人被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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