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古籍整理的困境与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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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古籍整理的困境与对策
信息时代古籍整理的困境与对策
题注：
本文系本人1999年7月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全国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学者研讨会而作，并在小组会上摘要作了发言。
古籍整理的发展，在现今社会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无疑已经遇到愈来愈严重的困难。
如何谋求古籍整理的生存和发展，也无疑是当今热爱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本文的写作，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搜集材料，加上本人的学力限制，文中定多谬论。
为避免误解，本人特此声明：
本文所有的言论，仅代表本人个人的观点，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无关，也与此外其他所有机构无关。
一、信息时代古籍整理的困境
信息时代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表现于各个方面。
从科学研究的方面来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各类历史学科，成为科学研究领域中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
而作为传统之传统学科中的传统专业，古籍整理所面临的冲击尤其巨大。
当愈来愈多的人（并且是知识阶层的人）开始从观念到实践上抵制乃至摈弃古籍整理专业时，古籍整理的生存已经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
（一）直接经济效益的缺乏
追求直接的经济效益，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点上，古籍整理最缺乏竞争力。
把古书当作古董卖，还可以弄几个钱，倒也还具有点市场经济的特性。
但是，把整理古书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则绝难同市场经济挂上钩。
而且，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愈高，古籍整理不能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的特点就愈显突出。
而这一点，又直接导致人们对古籍整理专业存在价值的怀疑。
（二）社会需求的减少
文化建设也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重要方面。
作为在理论上被认可为文化建设的一门专业，古籍整理也只是在通常“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义上才获得了它的存在价值。
然而，对于现实的中国社会而言，“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往往不是真正从文化建设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而是从政治功利，抑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经济建设具有利用价值这一角度出发。
这使得“弘扬传统文化”在具体的实践中演变为标准的口号，而古籍整理也在貌似尊重的背景中，被本专业及邻近专业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人弃置一旁。
除此之外，当那些具有显着现代特征的学科研究者在研究现代社会的弊端时，亦莫不把“传统”作为比较和批判的对象。
虽然这种比较和批判常常不是建立在对“传统”进行全面、综合地研究的基础上，但由于切合公众的口味，反而具有更大的宣传效果。
而这一点，又在无形中降低或抵销了古籍工作者的专业努力，增加了古籍整理专业通过舆论扩大自己阵地的困难。
（三）经费投入相对比例的降低
经费投入相对比例的降低，也是影响古籍整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那些现代学科和专业相比，古籍整理专业在争取各类课题上都困难重重。
在纵向课题方面，古委会的年度资金乃是古籍整理项目经费的唯一来源。
古籍整理机构的研究人员既无法以古籍整理的项目获得其他经费（如国家社科研究基金，一些省市立项的课题等），甚至也难以以一些研究性课题而获得相应的经费资助。
在横向课题方面，“古籍整理”的名称几乎在导致项目经费争取失败上所向披靡。
若非有特殊的利用价值，几乎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会向一项古籍整理项目投注资金。
即便是有人愿意资助的那些项目，也是在项目争取者反复揣摩资助者的资助意图乃至充当“雇佣兵”之后才确定的。
“传统”的光芒和魅力，在这一方面并不能发挥太大的效用。
（四）图书出版的艰难
古籍整理图书出版的困难，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除极少数图书外，大多数古籍整理着作的出版，都是一项赔本的买卖。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今天，没有多少出版社（甚至是古籍出版社）会向古籍整理着作投注更多的目光。
甚至一些出版社宁愿将一些古籍影印出版，也不愿出版那些整理好的着作。
原因是：
在显然不能保证图书销路的情况下，稿酬无疑也是出版社的一个沉重负担。
（五）队伍的老化
队伍的老化，进一步加重了古籍整理专业存在和发展的危机。
这种老化。
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古籍整理队伍年龄的老化。
由于古籍整理不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途的专业，绝大多数学生都不再以之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
即便是古籍整理机构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纷纷改行。
这种状况的存在，比较直接地带来了古籍整理队伍年龄上的断层。
其二是古籍整理专业的不少成员，在面临现代社会的强烈冲击时，其观念也趋于老化。
这一点，比较明显的体现在缺乏对现代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忽视甚至拒斥现代技术在古籍整理上的应用，以及忽视对古籍整理变化方向的预测。
应该说，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反应，传统学科遭受冲击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
呼吁社会对这类学科予以重视固然重要，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呼吁上，甚至倒退为抱怨和消极等待，却不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合理的做法是，我们一方面向社会呼吁，另一方面则应该自己进行调整，以适应愈来愈快、愈来愈大的社会变化。
因为没有一个学科能够持久而不发生变化地存在下去，也没有一个时代会不加变更地接受以往的一切。
二、对策一：
机构的调整
调整机构，以更加有效地规划古籍整理，更加有效合理利用有限的经费和资源，是现今形势下所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虽然这一点做起来令人痛苦，但即使现在不做，将来也必然会走到这一步。
调整的方向
全国涉及古籍整理的部门和机构，基本上由两大系列组成：
一是隶属于有关政府部门的组织，也就是各省区的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二是隶属于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机构，也就是各高校中的古籍研究所、室。
前者将如何进行调整，以及如何强化前后二者间的联系，笔者不想在此进行讨论。
本处只拟就后者的调整作点探讨。
1、当前高校古籍整理机构的分布
根据了解，目前全国高校古籍整理机构名义有90个，实际上应该低于这个数字。
因为在现在的高校改革中，有一些机构已经被合并。
如上海教育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已经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大学古籍研究所据称已并入安徽大学中文系。
这90个机构的地区分布状况
地区
数量
直属
地区
数量
直属
地区
数量
直属
北京
9
3
四川
3
2
河南
3
0
江苏
8
1
吉林
3
2
内蒙古
2
0
上海
7
3
陕西
3
2
甘肃
2
0
广东
5
2
湖北
3
2
黑龙江
2
0
安徽
5
0
广西
3
0
云南
1
0
山东
4
1
辽宁
3
0
宁夏
1
0
浙江
4
1
河北
3
0
青海
1
0
江西
4
0
湖南
3
0
海南
1
0
天津
3
2
福建
3
0
新疆
1
0
备注
1、“数量”指各地区高校古籍整理机构的总数。
“直属”指古委会直属的古籍整理机构，总数为21。
2、古委会直属的四个古文献专业未计入。
3、按分布数量的多少分地排序。
4、台湾地区未纳入统计。
5、本表据古委会秘书处1994年编《十年辉煌》之《古籍整理机构》名录及其后机构详介制成，年份稍远，不能够完全体现古籍整理机构的现况。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出，90个古籍整理机构，分布于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
而21个古委会直属机构，则集中分布在天津、四川、吉林、陕西、湖北、上海、广东、北京、山东、浙江、江苏11个地区（先后顺序按各地拥有直属机构的比率高低排定，其中前5个地区拥有直属机构的比率相同，山东、浙江拥有直属机构的比率相同）。
从古籍整理机构的这种分布状况看，全国除西藏、贵州、山西以及台湾未纳入统计外，其他地区均或多或少地设有古籍整理机构。
虽然这种分布的覆盖面也算是很广，但并不等于这些机构都能均衡地发挥一个古籍整理机构的作用，这当中，毫无疑问地会有一些以其他事务替代古籍整理，乃至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机构存在。
这样一些机构的存在，虽然提高了全国古籍整理机构的数量，却不一定能给古籍整理带来有利的影响，相反，因其存在的困难或虚有其名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倒更有可能影响一些青年人从事古籍整理的信心。
作为古委会直属机构的21个古籍整理研究所（室），其地区分布也不是那么太均衡。
西部的青海、西藏、甘肃、新疆、宁夏五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没有一所古委会直属机构。
而另外的一些地区则显然拥有了过高比率的古委会直属机构。
应该说，古委会确立哪些古籍整理研究所（室）作为自己的直属机构，是有其合理的依据的，并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些机构在古籍整理工作上也作出了显着贡献，并且有不少机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整理和研究特色。
但是，在现代社会愈来愈强调协作和集团作战的情况下，拥有高比率的地区如果缺乏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独特个性，不能形成一个古籍整理的核心，那么它与古委会对这些机构提供资助的实际意图显然是不相协调的。
此外，作为高校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四个文献学专业，在地区分布上也稍嫌重叠。
这四个专业是：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杭州大学古典文献专业。
除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外，其余3个全部分布在华东地区。
如果我们无法在将来在其他地区的高校增设古文献专业，那么目前这四个专业的地区分布就显得不那么合理。
由于分布的相对集中，其对招生以及学生寻找工作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与古籍整理机构和古文献专业的地区分布不均衡相类似，研究方向上的重复和无核心，则是专业分布不均衡的一种表现。
根据《十年辉煌》关于全国各古籍整理机构有关研究方向的介绍，在可以确知其研究方向的55个古籍所（室）中，其研究方向在3个以上的机构有21个（其中8个所方向为4个，3个所方向为5个，1个所的研究方向达到了7个），这尚且未将某些以“古代文学”、“文史哲”之类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算进去。
在古委会直属的21个机构中，至少有11个所的研究方向在3个以上。
虽然众多的方向显示了相应机构研究活动的多向化，但过多的方向在使一个古籍所（室）形成自己的特色上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不妨罗列几个方向作为说明（后有*号者为古委会直属机构）
研究方向
重复机构
备注
古代文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仅知大的研究方向者，归入此类。
6个以上机构设置重复。
唐代文学、史学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11个以上机构设置重复。
宋代文学、史学
杭州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北京大学古文献所*、北京大学中古史所*、河南大学等
13个以上机构设置重复。
明清文学、史学
中山大学*、安徽大学、辽宁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等
8个以上机构设置重复。
古文献学
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古文献所*、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
11个以上机构设置重复。
资料来源：
古委会秘书处编（1994）：
《十年辉煌》。
此外，唐以前文献整理与研究、敦煌学、科技史等研究方向，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设置现象。
研究方向的重复，是研究方向多样、无核心的必然结果。
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将一个机构本来就单薄的力量分割成更单薄的力量，不利于集团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使整个古籍整理事业难以形成区域性研究核心，并由于研究方向的重复，而使得某些方面的古籍在整理、研究和经费投入上出现缺口。
基于上述原因，对古委会直属和非直属两类机构（特别是直属机构）重新进行规划和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
2、调整的方式
具体的调整，当然应该以古委会对高校古籍整理的规划为前提。
但是，在这个规划中，有一点是应该被考虑进去的，这就是区域性核心古籍整理机构的建立。
建立核心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定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核心，形成一定的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核心，形成一定的让古籍整理现代化、实现资源共享以及部分程度上的产业化核心。
所以要强调古委会的规划作用，目的是强化古委会在审批项目上的意向性和监督项目完成上的作用，以避免因承接项目研究方向的不同而导致研究机构力量的削弱。
核心机构的建立，并不是从现今已有的90所古籍所、室，甚至不是从古委会直属的21个机构中随意进行选择的，而是在对现有的古籍整理机构进行归并、调整乃至解散后再确立的。
为此，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体系，对各古籍整理机构进行评估，就是势所必行的事情。
为避免这种评估流于“官样文章”，评估应该由古委会单独组织的小组组成，并以各机构人员的业绩档案、该校科研管理部门的科研档案和教学管理部门的教学管理档案为依据，制定具体的评估指标，以在该机构的地域优势、学术特色、队伍的年龄构成、队伍实力以及发展目标的明确和可行性等等方面，得出一个恰当的判断，从而作为该机构是否合并、调整乃至解散的基本依据。
经过评估调整后的机构，依然区分为古委会直属和非直属两类。
其中非直属类机构不享受古委会年度经费的资助，其存在一以其自身的生存能力为转移（当然，从策略上讲，也不妨向有关部门呼吁重视这些机构）。
而直属机构也将由现今的21个压缩成若干个核心机构，古委会也需要增加对这些机构的经费资助力度。
核心机构的组织
我们现在来详细讨论核心机构的组织方式。
1、核心机构的分布
分布的相对均衡，显然是核心古籍整理机构分布的基本方式。
这种相对均衡，是建立在对核心机构的地域优势、研究方向、实力等等的综合考虑之上的，不是指必须在各大政区平均设立。
在地域优势方面，核心机构的所在地，应该处在一个交通比较便捷、资料条件占有优势的地区，以便于从事同其他核心机构的学术交流，以及方便科研协作。
在研究方向方面，核心机构应充分考虑到原来机构的研究方向同本核心研究方向的一致性，因此，原有机构的研究方向也将是确定核心机构分别的重要条件。
在实力等等方面，情形也是如此。
2、核心机构研究方向的确立
核心机构研究方向的确立，虽然可以按学科、断代、整理研究内容的特征等区分为多种方式，但可取的做法，依然是选取其中一种作为确定核心机构研究方向的方式。
举例来说，如果按照学科来组织核心机构，则可以按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地理等等来进行。
一旦照此确立了核心机构的研究方向，则该核心机构的任务，就是在这一方向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这一特色，将成为该核心机构成为相应的研究、咨询、检索中心的基础。
而各核心机构的研究方向，又正好可以形成相互间研究特长的互补。
应当说明的是，按照任何一种方式来确立核心机构的研究方向，都会存在弊端。
因此，与其面面俱到谋求无弊而最终难以形成特色，还不如攻其一点而养成自己的个性。
3、核心机构内部人员的组织
调整后形成的核心机构，其内部研究人员也不能简单地以原单位的成员一并迁移。
首先，对于合并数个机构而形成的核心机构而言，将原单位的成员一并迁移，显然会形成一个人员过于庞大的机构。
这样不仅会抵销增加核心机构经费投入的效果，而且直接减少了古籍整理机构的数量。
其次，将竞争引入核心机构的人员组织，也无法保证原单位的人员必然占有优势。
实际上，一支精干的队伍，往往胜过一支数量庞大、内讧的队伍。
因此，核心机构内部的人员组织，不应求全、求多。
按照笔者个人的想法，核心机构的人员，可以以一种完全敞开的方式来组织，它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四大部分：
其一是核心机构的首席研究员。
首席研究员必须是本研究方向方面的权威，也是该核心的领导者。
其二是研究骨干或学术带头人。
全国各地的相关研究人员均可以通过竞争而获得这一类人员的待遇，但在约定的时间内工作业绩不佳，则该核心机构有权解除同他的工作关系。
其三是根据项目需要而由学术带头人组织、并经首席研究员同意的课题组成员。
这些人不需要完全固定。
其四是其他核心和非核心机构的工作交流人员。
其中其他核心机构的交流人员，系指该机构为完成某类课题而定期或不定期从其他核心机构聘请的科研骨干。
非核心机构的交流人员，系指受古委会特别资助而进入该核心机构学习和短期工作的非核心机构人员。
核心机构的这种人员组织方式，一方面将有效的控制因人员固定（缺乏竞争）而导致不以古籍整理为业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将有效地利用其他部门、机构的研究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古籍整理同其他部门的协作，并相应扩大自己的影响。
4、各机构间的协作与交流
核心机构之间，以及核心机构与非核心机构之间的科研协作与交流，也是实现古籍整理大兵团作战的一种方式。
除此之外，这种做法，也将有效地处理核心机构成员的个体兴趣与本核心研究方向不完全一致之间的矛盾，有效地处理核心机构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主导作用与非核心机构的辅助作用之间的关系。
关于集团作战核心机构相互间研究特长的互补，为核心机构实行集团作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一方面，任何一个核心机构，都无法将本研究方向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全面配备相应的研究人员。
这一点，使得不同的核心机构在完成自身的课题时，都有必要向外寻求帮。
另一方面，核心机构相互间的资源共享，也需要提倡这种集团作战。
关于成员的研究兴趣研究成员的研究兴趣，是研究者在长期的学习、工作中形成的，虽然核心机构在选择自己的骨干成员时已经充分将这一点考虑进去，但毫无疑问，不同成员之间在研究兴趣乃至成就上的差异，都是依然存在的。
因此，核心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本机构研究人员在服从本核心的研究方向之外，依然保持其他的研究兴趣，不一定会对本身的建设产生不良影响。
而在持续的研究中得到扩充的这些兴趣，在适当的条件下将成为本核心或其他核心机构研究方向的有力补充。
关于核心与非核心机构间的关系非核心机构的存在，对扩大古籍整理的社会影响是会发挥积极作用的。
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对这些机构进行鼓励，也是稳定古籍整理队伍的必要手段。
鼓励的方式，可以区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非核心机构的学生，由核心机构提供一定期限的培训。
其二是对在古籍整理方面形成显着特色的非核心机构，在部分整理或研究项目上予以显着的经费资助。
其三是对非核心机构中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研究者，提供特别的经费资助，并进入相应核心机构，参加该核心机构的项目工作。
所提供的这部分资助，将作为该核心机构安排该研究者生活和工作的补偿金。
5、核心机构的管理
此处仅讨论核心机构的外部管理。
实施管理的机构为古委会。
管理的基本方式大体可以区分为两种，即机构评估和项目监督。
实施管理的技术前提是网络化。
机构评估：
包括对该核心机构的研究方向建设现状与预期目标的切合程度、首席研究员的工作业绩、科研和教学状况、机构的整体建设等等。
项目监督：
核心机构所承接的任何课题，都将成为古委会另外筹建的资料检索中心的共享资源。
网络化将把这种项目监督实时化。
也就是：
核心机构的项目承担者，必须根据项目进度表，定期将该阶段完成的科研成果送交检索中心。
古委会将通过检索中心所收到的信息来评价项目的进展状况和水平。
而各个项目在完成的过程中就成为共享资源（关于这一资源的使用方法，见后文）。
三、对策二：
整理方向的调整
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向传统的印刷术提出了强烈挑战。
作为回应，数字化图书馆的建立，开始将图书从出版到传播的方式都进行了改造。
在这个潮流中，古籍也未能幸免于难。
在这种形势下，古籍整理进行方向调整，也是所需要考虑的事情。
未来古籍利用方式的变化
探讨信息时代古籍利用方式的变化，将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调整古籍整理方向的必要。
1、数字化与古籍传播手段的更新
图书的数字化，已经显露了它在信息传播和利用上的极大优势。
古籍的数字化，显然也已经成为一些商家投资的方向。
有过浏览internet网经验的先生们对此应该有所体会。
而《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发行，则更是向传统的古籍出版者和从事古籍整理的人敲响了警钟。
一部缩印的《四库全书》，单排书摆放，需要将近10个2米高1米宽的书橱；一套《四库全书》的光盘，所占用的空间不过一两个不必太大的抽屉。
而同样是《四库全书》，电子版提供的检索却大大提高了使用的便利。
笔者曾经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翻查（！
）《四库全书》中明人的文集等书籍，这样的一项工作，利用光盘也许可以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完成。
而一旦《四库全书》电子版达到更加实用的程度（如全文单字检索），其使用的便利无疑将大大提高它的使用频率。
信息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将以整理古籍谋生者逼到了非常困窘的境地，另一方面却在古籍的保存、传播和使用上发挥了更大的效用。
而古籍的数字化，显然也是古籍整理发展的必然方向。
因此，顺应这种变化，也是时代向一个古籍整理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2、精读读者群体的压缩与古籍服务功能的变化
信息时代给古籍传播的手段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在此同时，信息量的丰富，以及一些现代化技术的运用，也会使古籍的精读读者群体不断被压缩。
这里所说的古籍精读读者，是就那些相对来说比较认真、严谨地查阅古籍的人而言。
这一些人，主要集中于高校中的相关学科和一些需要利用古籍的科研机构。
在过去缺乏高新技术支持的年代里，通过比较认真地查阅古籍而获取相应的研究资料，是研究人员所惯常采用的方法。
这一做法，随着未来古籍数字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提高，也必然会被改变。
除少数学科和专业外（如古籍整理、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对大多数使用者而言，精读而获取资料的方法将会让位于便捷的数据检索。
因此，未来古籍的服务功能，将逐渐朝着两个方向转移：
第一，真实形式上的古籍，将成为收藏品而供人鉴赏；第二，数字化了的古籍，将进入一定的检索机构而供人查询。
3、古籍研究的历史积累与研究创新的资料需求
从目前相关学科研究的变化来看，先前浮躁、空乏的研究风潮，已经开始让位于严谨、扎实的研究。
但是，在现今几乎所有方面都被研究者涉及的情况下，普通常见的资料根本无法满足深化研究的需求。
而研究的历史积累愈丰厚，进一步研究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就愈大。
从学术研究的基本趋势看，与古籍整理相关学科的研究将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纯理论的建设，以替代那些生搬硬套外来学术以及空乏的所谓“宏观”研究；另一个则是更为规范的微观研究。
而后者，将主要依赖于对旧有资料的重新整理和进一步挖掘新材料。
达到这一点的根本手段，就是扩大资料查阅的范围。
这一点，在利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来对某些问题进行论证时尤其显得重要。
然而，愈益艰难的研究境况（如经费的短缺，图书馆对某些善本书籍的封锁等），将不可能为研究者提供广泛搜集资料的机会和条件，而研究者的个人精力也无法做到太大范围的资料搜集。
因此，利用检索文献对相关资料进行检索，将是研究者深化自己的研究所必行的道路。
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香港、台湾的一些研究机构致力于制作古籍的电子资料库上得到一些证明。
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就建立有“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其目的，就是“使汉籍以电子媒体活出现代风貌，并经由古籍资料的相互钩稽参照，发前人所未见，促成研究工作之大进”。
（该机构网页：
《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简介·缘起》）其计划输入的字数为1亿2千2百万，目前已输入6千8百万。
其中史语所“汉籍全文资料库”计划收入的检索书籍，包括《二十五史》、诸子、《十三经》、古籍52种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约计7千9百余万字）。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则有一个“华夏文库”计划，计划将一些古籍分类载入网络；在此同时，他们还在编辑出版《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和《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该所编：
《古文献资料库通讯》99年2、3期）。
尽管这些计划还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们的资料需求，但勿庸置疑，这些古籍电子资料库的建立，将直接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基于这些理由，古籍整理方向的适当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
尽管古籍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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