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法律类笔试真题.docx

中国人民银行法律类笔试真题.docx

《中国人民银行法律类笔试真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人民银行法律类笔试真题.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人民银行法律类笔试真题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律类笔试真题

一、判断题（20题，每题0.5分）

二、单选题（45分，每题1分）

三、多选（15分，每题1.5分）

四、简答（10分）

简述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主要特征。

参考答案：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

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

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

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

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

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

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

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

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

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

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

“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

”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

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

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

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

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

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

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

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

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

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

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

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明确指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

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

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

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

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

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

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

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

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

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

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

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

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

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

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

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

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

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

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

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

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

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五、案例分析（20分，每题10分）

1、中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万公司）由于市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经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公司。

清算组组成后10日内将公司解散事项分别通知了公司债权人并在报纸上进行了公告，规定对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未向马列申报债权者，将不负清偿责任。

晨光公司是中万公司是多年的贸易伙伴，中万公司决定解散而开始清算时，尚欠晨光公司贷款58万元，但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6个月后才到期。

此外，双方还有一份合同未履行完毕。

依该合同，中万公司还应向晨光公司提供机械产品10台，该项合同义务已到履行期限，计价款28万元。

晨光公司在中万公司通知的期限内向中万公司申报了债权，同进提出解除合同未履行部分，余下10台机械不再发货。

理由是中万公司已解散，在法律上已丧失履约主体资格。

　　中万公司清算组成员对如何处理与晨光公司的债权债务，发生了分歧。

甲、乙主张：

10台机械应依约发送给晨光公司，同时要求对方支付价款。

至于中万公司所欠58万元贷款。

虽尚未到期，但由于公司已解散清算，为使晨光公司利益免受损失，也应进行清偿。

故所欠58万元扣除10台机械应收款28万元，应向晨光公司清偿债务总额为30万元；丙、丁、戊则主张：

晨光公司拒绝我方履行合同，已违约在先，又因欠其贷款6个月后才到偿还期，故中万公司无义务提前清偿。

根据多数人意见，清算组决定将10台机械装车发货，未到期贷款不列入清算方案中清偿。

4个月后，中万公司清算终结，胃理了公司注销登记，法人终止。

晨光公司虽接受了中万公司10台机械，但仍有30万元债权无法得到清偿，遂以清算组全体成员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1）中万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公司是否合法？

为什么？

（2）中万公司股东大会委任5名董事组成清算组是否合法？

为什么？

　　（3）中万公司与晨光公司之间的机械供应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可以由晨光公司单方解除？

为什么？

　　（4）中万公司所欠晨光公司的贷款是否可以列入清偿范围？

为什么？

　　（5）晨光公司的30万元损失应由谁来承担？

为什么？

　　参考答案：

（1）合法。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90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根据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故中万公司的解散合法。

（2）合法。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91条规定，中万公司因股东大会决议自行解散时，其清算由股东大会确定人选。

　　（3）不可由其单方解除。

因为剩余的10台机械在中万公司解散清算时已届履行期，属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与清算有关的未了结的业务，此等业务应由清算组处理，自不能由晨光公司单方解除未履行部分的合同。

而且，在清算期间，公司法人格并未消灭，只是其权利能务被限定于清算范围之内。

在此期间，由清算组代表公司处理、了结未完业务。

　　（4）应列入清偿范围。

因为中万公司在清算过程中必须了结公司现存的一切事务，终止全部对外法律关系，包括所欠晨光公司贷款这种未到期债务。

　　（5）晨光公司的损失应由丙、丁、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晨光公司在中万公司解散清算的过程中，按照通知的期限依法申报了债权，清算组本应列入清偿范围，这是清算组的法定义务。

然而清算组违背法定义务不对晨光公司的债权进行债权登记并进行清偿，致使晨光公司30万元贷款因中万公司解散注销而无法受偿，清算组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公司法》第198条规定，清算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晨光公司的债权损失是由丙、丁、戊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甲、乙二人对清算组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决定表示了异议，主观上无过错，可以免责。

2、2004年度司法考试第四卷第6题：

甲男与乙男于2004年7月28日共谋入室抢劫某中学暑假留守女教师丙的财物。

7月30日晚，乙在该中学校园外望风，甲翻院墙进入校园内。

甲持水果刀闯入丙居住的房间后，发现房间内除有简易书桌、单人床、炊具、餐具外，没有其他贵重财物，便以水果刀相威胁，喝令丙摘下手表（价值2100元）给自己。

丙一边摘手表一边说：

“我是老师，不能没有手表。

你拿走其他东西都可以，只要不抢走我的手表就行。

”甲立即将刀装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对丙说：

“好吧，我不抢你的手表，也不拿走其他东西，让我看看你脱光衣服的样子我就走。

”丙不同意，甲又以刀相威胁，逼迫丙脱光衣服，丙一边顺手将已摘下的手表放在桌子上，一边流着泪脱完衣服。

甲不顾丙的反抗强行摸了丙的乳房后对丙说：

“好吧，你可以穿上衣服了。

”在丙背对着甲穿衣服时，甲乘机将丙放在桌上的手表拿走。

甲逃出校园后与乙碰头，乙问抢了什么东西，甲说就抢了一只手表。

甲将手表交给乙出卖，乙以1000元价格卖给他人后，甲与乙各分得500元。

问题：

请根据刑法规定与刑法原理，对本案进行全面分析。

参考答案：

（一）关于甲和乙的行为：

1.甲、乙构成抢劫罪共犯。

因二人有抢劫的共同故意和抢劫的共同行为。

甲、乙的抢劫属于入户抢劫，因为丙的房间属于其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由于乙与甲共谋入户，甲事实上也实施了入户抢劫行为，所以乙虽没有入户，对乙也应适用入户抢劫的法定刑。

综合本案主客观方面的事实，可以认定甲为主犯，乙为从犯，对于从犯乙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甲、乙虽构成抢劫罪共犯，但二人的犯罪形态不同：

（1）甲的抢劫属于犯罪中止。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甲完全能够达到抢劫既遂，但他自动放弃了抢劫行为；由于抢劫中止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所以，对于甲的抢劫中止，应当免除处罚。

（2）乙的抢劫属于犯罪未遂。

一方面，不能因为甲事实上取得了手表，就认定乙抢劫既遂，因为该手表并非甲抢劫既遂所得的财物；另一方面，乙并没有自动放弃自己的抢劫行为，甲的中止行为对于乙来说，属于意志以外的原因。

根据刑法规定，对于未遂犯乙，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关于甲的行为：

1.甲逼迫丙脱光衣服并猥亵丙的行为，成立强制猥亵妇女罪。

2.甲乘机拿走丙手表的行为，成立盗窃罪。

因为拿走手表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拿走手表已不属于抢劫罪中的强取财物的行为，即不属于因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压制或足以压制了被害人反抗而取得手表的情形。

所以，不能将取得手表的事实评价在抢劫罪中，而应另认定为盗窃罪。

（三）关于乙的行为：

1.乙的行为不成立盗窃罪。

乙客观上为甲盗窃手表起到了一定作用（望风），但乙并不明知甲会盗窃财物，所以，乙并不与甲构成盗窃罪的共犯。

2.基于同样的理由，乙的行为也不成立强制猥亵妇女罪的共犯。

3.乙将手表卖与他人的行为不成立销售赃物罪。

销售赃物罪是指代为销售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对于销售自己犯罪所得的赃物的行为并不成立销售赃物罪。

乙虽在事实上销售了甲盗窃所得的财物，但乙是误以为该手表为与甲共谋抢劫所得的财物，并不知道手表是甲单独犯罪所得的财物，所以，乙没有代为销售他人犯罪所得赃物的故意，不成立销售赃物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