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口前辈名人大汇总情况情况.docx
《五道口前辈名人大汇总情况情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五道口前辈名人大汇总情况情况.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五道口前辈名人大汇总情况情况
五道口前辈名人大汇总
感谢凯程郑老师对本文做出的重要贡献
1984蔡重直
以学生身份，在1984年合肥中国第二届金融年会上提出建立中国金融市场，合肥会议因此被认为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金融市场“蓝皮书”
“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觉得没有保留一本‘蓝皮书’是一个遗憾。
”蔡重直说的是那本由他起草的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蓝色封皮，油墨印刷，印数不超过300册。
在1984年于合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蔡重直和他的两个同学齐永贵（后改名“孟天”，曾创办海南汇通信托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波涛（现就职中国社科院）一起上台，面对整个金融界的前辈和泰斗，发布了他们的这份“蓝皮书”，后来，合肥会议因此被认为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发端。
蔡重直与他的老师刘鸿儒住在一个小区的前后楼，20年过去，二人仍有隔窗相望的机会。
1984年，蔡重直31岁。
作为五道口的第二批学员（与第一批相差半年，可以同时毕业），他已经在这里学习了2年。
那时候，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城市经济改革随即展开。
金融领域在探讨财政和银行的权力关系，对于银行能不能发放长期贷款争论不已。
蔡重直认为这些问题很无聊，没有抓住整个社会改革的方向。
但方向究竟是什么，他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1984年4月的一天，蔡重直躺在床上听广播，武汉大学的一个教授撰文呼吁把武汉建成全国的商品贸易中心。
蔡如遭重击：
一个真正走向市场的银行体系与自上而下纵向的中国银行体制不同，它应该是横向的，就像一个汇集四方的大市场—中国应该建立金融市场。
蔡重直讲述故事有着非凡的耐心，这与他的学弟戴志康明显不同。
经过更为细致的思考，一直处于激动状态的蔡重直用了一个晚上写出了一份提纲。
第二天，是五道口同学们每周一次交流思想的读书会。
蔡重直的想法让他的同学们非常震惊。
辩论（可查阅那个时代人们对真理的热情）之后，大家得出结论：
这是个好东西。
魏本华（现任国家外管局副局长）平常不大说话，英语很好：
“老蔡，这个东西应该给中国金融界一个BIGSHOCK！
”一个星期后，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将在合肥召开，魏本华建议“老蔡”把提纲拿到会上去说：
“咱们同学一起去，这样力量大一些。
”“老蔡”们本没有与会资格，但是魏本华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齐永贵（现名孟天，海南汇通）、波涛与蔡重直一起完善提纲。
波涛的主要任务是在马列文集里找到相应的支持，他不负众望。
张小卫（现任招商银行香港分行行长）找到某个中学的校办工厂油印了300册“蓝皮书”，印数是估摸着会议代表的人数得出的。
“大会没有邀请我们，我们浩浩荡荡准备去大闹中国第二届金融年会。
”
一行人来到合肥，在一个小旅店住下，7、8个人一屋。
蔡重直去找黄达（中国金融学会常务副会长，大会执行主席）：
“我们想在会上发言。
”看完“蓝皮书”（7、8千字），黄达表示同意：
“会上肯定没有人会这么说。
”
班长吴晓灵（现任人民银行副行长）提醒蔡重直应该跟刘鸿儒（中国金融学会会长）请示一下：
“如果他不同意，出了事，岂不是让他背黑锅？
”兴奋的蔡当即反驳：
“他同意当然好，他不同意难道我们就白白跑来了吗？
他不同意，这个言也要发。
”吴一时无语，但她无疑是对的。
蔡重直与两个女同学万红（现为中信嘉华银行副行长）、李弘（中金公司）一起去找刘鸿儒。
“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大家畅所欲言，我怎么能说不行？
”刘鸿儒的答复让大家喜出望外。
“要逐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若干大银行为骨干，以众多中小银行为基础，以投资银行、保险、证券交易公司等为辅的金融体系；以金融中心组织全国的金融活动应该成为全国改革的方向；非中央银行各种金融机构要实现经营企业化……”提纲由蔡重直、齐永贵和波涛三个人念完，超过了预定的15分钟时间，其效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
“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很普通了，但是它确实对中国的金融改革起到了启迪思想的作用。
”
《中国日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很快被外电转发。
以听外电练听力的王巍举着半导体告诉蔡重直：
“说你呢。
”蔡后来得知，五道口85级的张小慧（现任人民银行驻北美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连革（现任外事局国际司副司长）就是冲着他的这份提纲考到五道口的。
因为会德语（1974年到1978的年，复员回来的蔡在第二外国语学院负责打扫卫生兼看管右派教授何江，受何的教诲，掌握了德语），1985年，蔡重直应邀到德国德意志银行工作，两年时间，让他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
1989年，蔡又出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
“回国后，我有了第二个目标：
建立一家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商业银行。
改了许多年，我们的银行还是太落后了。
”
五道口出来的人总是能够遇到好的机会。
1995年，蔡重直被任命为中信实业银行副行长。
很快，中信筹备广州分行，蔡再次被委以重任。
“从连一张纸都没有办成一家银行，而且办得很盈利，中国的银行行长里，有过这种经历的不多。
”
蔡重直在德意志银行站过柜台，一条街一条街地跑过客户，他知道自己将要办的银行是什么样子。
首先是柜员制—每一个柜员能够处理所有业务。
他以3000元的月薪招来30多个曾在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任职的柜员。
第二步，把柜台的服务与班台服务分开，能够在班台解决问题的都不用上柜台。
接着，蔡重直首次引入了私人银行业务，存款10万元以上的客户可以享受到特色服务。
传统的信贷部改为客户服务部，不仅仅做贷款，还要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营咨询服务。
同时，针对个人的房贷、车贷也首次在中国亮相。
1996年，南方的报纸上出现了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广告，这让中国人感到异常新鲜。
客户纷至沓来，银行开业半年盈利上千万。
1997年底，广州分行的资金规模“就超过了广州任何一家中小银行”，“全国几十家银行到我们这儿来学习，我们的创新很快被普及。
”
2001年以后，蔡重直只保留了一个身份，中信集团的董事，每天大多数时间在读书和研究问题。
在这之前，1998年12月到2001年7月，他在香港担任中信嘉华银行总裁，“把这个坏账率高达30%、濒临破产的银行变成了健康的、盈利的银行”，受到了香港政府的书面表扬。
蔡重直不愿意说出每次去职的原因。
在金融这个高风险的行业里，如果不是离开（尽管可能是暂时的），你怎么会看到一身便装的蔡重直？
1987刘渝
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
创造，然后“遗忘”
据说，刘渝很早就已经做了“寓公”，但“下落不明”。
他的一位同学曾经在香港碰见过他。
同学们很少提到他，除了他在招商银行创办这一重要事件上面磨不去的身影。
刘鸿儒先生说，刘渝当时也是受组织委派去做了这件事，但他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创建者。
其实，刘渝这两个字，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金融史上，应该是一个不能磨灭的名字。
刘渝是82级的，和蔡重直他们一班。
他是北京人，考五道口前，他在当工人，是从电大毕业考的五道口，当时《北京日报》为此还发了一整版的文章。
刘渝很聪明，提到他的人都这么说。
84年他和蔡重直等一起参加了合肥会议，回来以后，时任总理的赵紫阳找刘鸿儒，让他带头，选几个年轻人，一起成立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的讨论小组，并且与赵紫阳对话，其中就包括刘渝和吴晓灵，当时他们还是学生。
认识刘渝的人都承认他“是很有才的一个人”，但“不懂规则”，至于不懂什么规则，没人说过。
招商银行成立于1987年4月8日。
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深圳。
当时，虽然它还只是偏居一隅的区域性小银行，但它的出现，在中国银行界，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意义。
如今，16年过去，当年的小银行总资产已逾3800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居前200位之列。
其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被业内外誉为“招银模式”。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当时的刘渝都做了什么，以及怎样做的，最后又是怎样离开的，为什么去了香港做寓公。
我们找不到有关他离开招行以后的一切有价值的资料，甚至连聪明的GOOGLE也不知道。
金融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难以问出原因的，虽然结果往往很清晰。
今天，刘渝像他的其他一些校友一样，做过一件大事之后，就彻底地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留在我们这些探寻者眼里的，依然是那张20年前的、看起来执着而年轻的脸。
1987刘自强
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
一个“好人”的遗憾
1987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宣告成立。
“深发展”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中国股市发育的重要开端”。
而五道口毕业生刘自强，就是目睹并推动了它诞生的人。
可惜，因为领导班子安排问题上与上面的分歧，刘自强自动放弃了“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这个极具诱惑力的岗位，重新北上，回到了体制内。
2000年8月被中央金融工委派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任监事会主席之前，刘自强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
刘自强是甘肃人，在老师刘鸿儒眼里，刘自强具有西北人的典型风格，是一个“朴朴实实的人”，“非常好”，“他离开深发展完全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他说要我当行长，副行长我配，和我意见相左的，硬塞给我，我不干”。
因为这个，刘自强最终选择了离开。
多少年后，他的同学们说起这件事，都略带遗憾。
深发展是在对六家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成立的，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产物，“敢为天下先”被认为是它的独特品质，而它开创时期的领头人、五道口毕业生刘自强，也因为自己的独特品质和坚持，放弃了这个曾经如火如荼的事业。
s
1987廖熙文
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
一段无法再提起的故事
在我们的这次采访中，贵州人廖熙文可能是最具悬念的一个。
他的名字从始至终地出现，但每当我们已接近目的地时，却又失掉了线索。
现在，我们只知道他从特区证券离开后就回到老家，成了一个地产商人，在革命胜地遵义经营着一家起名“元合”的房地产公司。
而他的五道口同学们，都早已和他失去联系。
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于1987年，当时廖熙文正在人行深圳研究所当所长，上边决定在深圳开办一家证券公司，五道口的背景，让他成为首选对象。
于是，在1987年那个“一无商品，二无市场”的年代，廖熙文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创办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的证券公司。
1988年，当代著名地产公司万科上市，特区证券理所当然是股票承销商。
廖熙文当时的助手漆云生回忆说，“特区证券几乎是与万科绑在一起发展的，一起走过的那段股票上市过程中的风风雨雨特别令人难忘”。
当时是谁也不比谁懂得更多，券商和上市公司一起学习，一起讨论。
万科发行的2800万股股票里，特区证券公司包销600万股。
刚刚诞生的特区证券有了可以卖的商品，但市场还得靠自己去找。
据说，当时在深圳，除了渔船上没去，其他地方廖熙文和他的同事们都去过了。
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似乎是特区证券公司在蛇口工业区开的一晚上的推销大会，会上，廖熙文说，“万科就是金娃娃，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胆量，有胆量去买万科股票的，就等于抱了一个金娃娃”。
金娃娃还是没人敢抱，600万股包销的股票最后有150万股怎么也卖不出去了，最后只好由公司自己掏钱买下来。
当时的景象，今天已让人难以想象了。
最新的五道口毕业生通讯录上已不见了廖熙文的踪影，学校的老师们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听说在老家做地产，但具体怎样就不清楚了。
廖熙文为什么会离开？
为什么也去当了一段寓公？
为什么转行到房地产，而且回到家乡那个远离繁华、远离尘嚣的地方？
又成了一段无法解答的历史。
一个到今天还不得不沉寂的秘密。
王巍说他和廖熙文同在深圳工作时，时常见面，有时打赌玩，就赌擦汽车，谁输了谁就给对方擦车，还必须自己动手，不准秘书代劳。
王巍说那次他赢了，开着奔驰的廖熙文自己提着水桶，把王巍的凌志牌轿车擦得干干净净。
老师刘鸿儒对廖熙文还有很深的印象，决定建特区证券的时候，刘鸿儒还是人民银行副行长，“我们定了这个事，派他去的，因为他当时在深圳特区人民银行研究所当所长”。
在刘老师的印象里，廖熙文是很苦的一个学生，考五道口的时候，他的成绩很好，但录取后才知道，他根本没有上过大学—他家庭条件不好，考五道口时，他还靠在马路上拉平板车生活。
身为老师和领导的刘鸿儒，对廖熙文的评价是“证券那几年搞的还是不错的，后来他觉得做这个事情风险太大，就离开了。
”
究竟是什么风险导致廖熙文离开了他艰苦开展起来的事业，今天的我们还无从得知，可能正像刘鸿儒先生所说，金融业是开办在风口浪尖上的事业，是什么人都想通过，什么人都想利用的地方，就像生产咖啡跟开银行比，风险不是一回事。
刘鸿儒说，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事，他走了，可能就是烦了、累了。
1992戴志康
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
“我们在创造历史”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主楼大厅里摆着一副铜车马模型—20年校庆时戴志康送给母校的礼物。
大厅里惟一一份礼物。
这让人产生错觉，20年来五道口只培养出戴志康一个学生。
“别人送的没有摆出来。
”戴志康说。
1992年，戴志康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筹集资金6000万元，投资股票。
1999年，富岛基金归入长城证券，戴志康也开始了他的房地产生涯。
戴志康喜欢读史，觉得自己身上背负着一种责任，小到修身齐家，大到治国平天下。
“有的人像一颗流星一晃而过，有的像蜡烛，慢慢燃烧。
有的像一盏灯，轻易不会熄灭。
”
“你是一盏灯？
”
“我是太阳。
燃烧自己照亮大地。
”
1985年，从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系毕业出来的时候，戴志康还没有上述想法。
“那时候上大学考研就是为了城市户口，要脱离农村，很简单。
”从人大出来，再想进一步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读本校的研究生，或者考五道口。
人大招的名额少，戴志康上了五道口。
当时蔡重直等学长的名字已经在五道口学生中流传。
“他们第一次提出建立金融市场，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而且逐步地都在实现。
”因此，让蔡重直们激动的每周的读书会不再吸引人，“他们那时候是要解放思想，我们已经开始学习怎么操作了。
”尽管是纸上谈兵，尽管现在看起来都是常识，但是虚拟的股票市场、开盘价收盘价仍然让戴志康和他的同学们激动。
戴志康说自己性格“内向、木讷”，在班里不活跃。
他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研究生部三年的课程，所有的选修课都上。
“研究生有一半的时间在写论文，毫无用处。
”读满三年叫硕士，两年就毕业的戴志康叫“研究生”。
“研究生”戴志康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财经记者之一，只干了三个月（戴工作初期很多这种短暂的工作经历），然后进入中信银行行长办公室任秘书，半年之后辞职—这本是金融专业学生的一条康庄大道，戴认为自己贫家出身，于此没有前途。
1988年，戴志康南下海南，创办“国际金融公司”。
“那个时代，创新在很多时候就是胆子大，想得早。
现在靠的是实力。
”公司半年多没有一笔业务，因为根本就没批下来。
“可能胆子太大了，非要办到‘国际’上去，经验少啊。
”
回到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戴志康一文不名，处于“流浪”状态。
“当时‘五道口’并不像现在这么出名，选择工作的机会很少。
”他去过“农民企业家”那里，但是“找不到位置”。
最后，他被德累斯顿银行北京代表处录用，职位依然是秘书。
在外资银行里，戴志康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为他日后二下海南增添了信心。
20个月后，戴志康放弃了月薪2000余元的外企工作，再次踏上海南那片越来越热的土地。
戴的同学、现任东英金融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董事长张志平当时到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任行长（当时蔡重直任副行长），兼任海南省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请戴过去。
戴志康“二话没说，拎着个小皮包就去了”。
海南最热的时候，五道口的学兄学弟聚集了五六十位。
“全国的精英分子都去了那里，尽管后来搞得一塌胡涂，但是海南对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戴志康说张志平对自己的帮助最大，这也符合五道口互相提携帮助的传统。
1992年，做了两年办公室主任的戴志康受命成立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名字依然与海南有关—富岛基金公司，担任总经理。
“我们在创造历史。
”戴志康说。
“我们来到了一片以前不曾有过的天地，赶上这么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如果你不是跟着别人走，是自己领头儿走，你就是在创造。
海南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建立起来，我应该算是主力人员之一。
”富岛基金募集到6000万元。
“在海南，政府跟着我们走。
做基金，以前没有过，规则由我们来写，发行也由我们来做。
”与新中国的诸多金融品种一样，带着不完善，第一只基金出现在海南。
6000万资金主要用来投资股票，一开始赚了500万。
1993年来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台，金融市场萧条，戴志康把利润赔进去，又倒贴了500万，然后损失越来越大，资金所剩无几。
海南给了戴志康很好的锻炼。
当他又找到投资重新杀入股票市场的时候，他开始想为什么自己会输钱。
“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一个小偷偷了你的东西，不要怨小偷，要想为什么你自己会被偷而别人不会。
把失败都归结到社会，你永远不会进步。
社会永远是不完善的，要靠我们自己。
”
从1994年开始，戴志康决心成为一个真正的金融专家，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而且要大踏步前进。
“有的人像软木，很容易点着，但是很快就烧完了。
有的人像一块儿煤，但是没有充分燃烧。
而我要挖掘自己的最大潜力。
”他每天读很多书，读当时在国内还不知名的索罗斯和巴菲特，研究大众投资和投机的心理。
最后，他把做股票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没有什么挣钱的秘诀。
做投资和投机就像在黑暗里航船一样，你在不确定性当中寻找一点点亮光，凭着你对星光的感觉，找到了大概的方向。
我找到了这样的灵光。
做一个成功的投资家或者投机家很难，做股票尤其难。
很多大的投资家都是哲学家。
”在这位“思想者”、“舵手”的指引下，戴志康投资的“苏常柴”在1996年给他带来巨额收益，然后是1997年的“长虹”。
1999年，新的基金管理规定出台，富岛基金被归并到长城证券。
“有人说，你做的富岛基金很有名，可是现在没了。
我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有更大的事要我去做。
”
2000年，戴志康从网络潮中果断抽身。
“那半年我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心跟市场一起波动，用真正的灵感来做。
做完这一轮，人就虚脱了。
”
戴志康并不知道市场要见顶。
经验告诉他，火中取栗的事尽量少做，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不能无限推广。
而且长期沉湎于一件事，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
“真正成功的人在性格上有某种特色。
他知道进退，知道把握度。
一个鲁莽的战士很容易战死。
”
1998年，投资家戴志康已经把一部分目光投向房地产。
从五道口出来，他“没有歇过一分钟”。
来到上海浦东，面对一片荒地，戴志康又找到了“创造历史”的感觉。
2000年以后，房地产成为上海证大投资集团的主要投资目标。
五道口给了戴志康“知识和圈子”，让他走上了金融之路。
在他看来，五道口如今已没有了开始时的竞争力，在众多综合大学中只能属于“中等偏上”。
戴志康说，现在上海有一百多位五道口校友，准备推选他当联谊会的会长。
他的问题是：
他们为什么选我当会长？
1993夏斌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
大隐隐于股市
王巍能把夏斌的简历说成绕口令。
夏斌今年52岁，1984年从五道口毕业，先到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然后是证监会部门主任，深交所当总经理，又回到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再到非银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从金融研究所到金融研究所，夏斌给自己画了一个圆圈儿。
怎么能从这个瘦弱的上海人身上看出如此复杂的经历？
怎么想像他在香港买了假胡子躲避黑枪的样子？
考入五道口货币银行专业时夏斌30岁。
大学学政治经济学的他毕业后在财政、银行合并的财政工作一段时间。
“一个学经济的人，对什么是贷款余额、现金控制都弄不懂，不学习怎么办？
”于是好学的人自愿到分家后的人民银行工作。
那时候孩子刚刚落地，放在姥姥家里。
夏斌星期六回来洗尿布，星期天晚上又回到五道口读书。
“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学习的热情非常高。
”1983年，夏斌得到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的奖学金，去日本研习证券。
1984年回国的时候，“一些同学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金融市场，当时不可想像。
英国《金融时报》，日本《经济新闻》，美国报纸都登了。
”在当时为改革献计献策的热潮下，五道口首届毕业生夏斌与吴晓灵、李弘等同学自愿一起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决心一起搞研究：
“都想着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启蒙、宣传出把力。
”1985年，夏斌设计出一套复杂的中国金融市场框架，引起不小震动。
之后又写出论述货币供应量的论文，获得中国金融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一等奖。
在出国、下海热浪下，其他几位同学先后离去，剩下夏斌等二个人在研究所里待了7年，升职为副所长。
1993年初，刘鸿儒把夏斌要到证监会，随即把他派往深交所任总经理。
在日本的时候夏斌曾想回国好好搞个综合研究所，或者最多办个证券公司，没想到蹲了研究所的冷板凳7年后，这个机会竟然这样意外地来了。
“很兴奋。
我在研究所研究了7年，现在让我到深交所，干真的了，你想那是什么劲头？
”
初到深交所，一直在跌的股票突然开始飘红，于是有人传言夏斌是朱总理派来的人，带了几十个亿来救市。
“我当时目标很明确，就是赶超上交所，把深交所做成中国最大的交易所。
”
夏斌发现深交所的开户、营业点设置都存在问题，他开始改革，更多的时候是需要与方方面面协调。
股市好景不长，又陷入跌势。
“那个时候每天都有恐吓信，还有带血的恐吓信。
秘书怕影响我正常的工作情绪，不让我看。
”威胁各种各样，夏斌最害怕的是交易大厅被人炸掉。
他跟保安说：
“如果你们看到有人抱着什么东西往里冲就先用警棍把他打倒，不要往死里打，把抱着的东西往交易所门口广场扔，一切责任由我负。
”
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平仓案把夏斌再次推到危险境地。
由于事关重大，夏斌以静制动，迟迟没有公布平仓价位。
大批股民包围了正选李子彬当市长的大会，公安无奈，让夏斌跟大家见面。
一大批公安警察簇拥着夏斌，怕遭围攻、殴打，夏斌说他们现在不会打我。
有的股民一辈子的积蓄都赔进去了，又哭又闹。
夏斌劝他们不要闹，好好讲，并许诺会认真研究。
经过仔细调查，夏斌宣布了一个让大多数散户不赔钱的价位，一场风险至此化解，炒作新闻的一批香港记者也无奈散去。
27个月的深交所总经理生涯留给夏斌一个永久的纪念——糖尿病。
在一个初创时期的市场里，夏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并且留下三个遗憾：
他主张采用让利给异地政府的方式吸引当地企业到深圳上市，一下子压着上交所，但是没有实现；没有促成中国证券市场离岸市场的建立（只限于外国人操作）；没有把围内称得上第一批的互联网业务引向深入。
“我在一到深交所的员工大会上曾说过，我们如果能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上哪怕是划上一个标点符号就值得欣慰了。
”
因内外交困而“太累太累”，1995年末夏斌打道回府。
当他只身回到北京的时候，也许深夜里还会想起那粒打进他“凌志400”汽车上的子弹。
他只好让那个疯狂的年代留在他记忆里，渐渐远去，但使得上海男人夏斌像一个在北大荒锤炼过的男子汉一样经历过的日子，也就是那他最后不得不告别的27个月。
那时候，他曾经与他的司机一起蹲在马路边，把车灯灭了，在大排挡吃一碗牛腩粉，为的是在那些高度紧张的日子过一下平民，打工仔的生活，能够一丝丝地把心情放松下来。
夏斌在北京羊肉胡同的家里休养了10个月，每天买菜、看书，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喘口气的机会。
随着高度紧张的精神渐渐平复，虚弱的病体稍得以恢复，夏斌又想做事了。
“你回总行时的脸色面带菜色，一副病态”，这是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当时对夏斌的印象。
与20年前那个五道口的学生相比，夏斌承认自己变了很多，“可我还是一个有点儿理想的人”。
王巍认为夏斌“有思想，脑袋里总想着大事儿”。
现在，自愿从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一个“很有权力”的机构出来，夏斌又回到了研究工作中，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这个调动很多人不能理解，其实没什么。
”2001年7月，震惊业界和高层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问世，夏斌这个名字又开始被更多的人知道。
“有人说这个报告让我出了名，其实他们不了解我。
”
夏斌把自己过去看得很淡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