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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学知识

寄生虫学是研究寄生虫病病原(寄生虫)的生物学、生态学、致病机制、实验诊断、流行规律和防治的科学。

中文名寄生虫学

适用学科生物学、生态学

形成时期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

代表人物PatrickManson

研究领域

从寄生虫进入人体或动物,建立寄生关系,发展为寄生虫病的流行,以及从寄生虫病流行的压缩、控制到终止流行和长期巩固,都是寄生虫学必须用理论和从理论到实际加以阐明的领域。

例如:

①寄生虫学是从寄生虫病的病原学和病原种群动力学的角度,论证上述过程的基本原理,并用以直接揭示寄生虫病流行的规律。

从病原种群的遗传变异和生态变化,预测和确证流行区性质的改变。

从病原增殖与致病能力及其和外界条件的关系探索病理生理变化和临床表现。

②从寄生虫学角度,对于新近出现在某一地区的寄生虫(人源的或人兽共患的)或者已经得到控制或消灭的寄生虫病进行监测、预报和防止回升。

③从寄生虫的物质代谢的研究,提示合成新的抗寄生虫药物的途径。

分支

寄生虫学又有兽医寄生虫学、医学寄生虫学、人体寄生虫学、分子寄生虫学等。

发展历史

学史前期

1、公元前阶段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世纪开始的时期。

主要停留在一些寄生虫感染症状的记载上,而所形成的认识极为模糊。

如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将发热的不同类型归结地理、气候不同所致,认为(疟疾)脾肿大及发病是因为喝了沼泽地的水所致,而这一学说直到17世纪中叶,一位内科医生重新发现疟疾的不同类型,并发现金鸡纳树皮的提取物(奎宁)可以治愈该病,希波克拉底的学说才得以重新流传。

另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于公元前384~372年提出了蠕虫非生物起源学说。

这一时期对寄生虫学的认识,主要是对一些寄生虫病症状的认识或病原体的发现。

包括了人们从古尸中获得了大量的证据,如智利的古人类遗骸清楚表明了恰加斯氏(Chagasdisease)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分别在中国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荆州地区出土的西汉古尸的肠道内,发现日本血吸虫虫卵等。

2、公元后阶段公元世纪开始至1684年的时期。

随着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能从发现一些大型寄生虫(macroparasite)发展到发现新的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但这一阶段尚未形成理论,对学科发展造成的影响较小。

如公元6世纪,中国后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就记载过治疗马、牛、羊疥癣的方法,并认识到该病有传染性;9世纪,唐朝李石著《司马安骏集》中,有用手术取出马眼中浑睛虫作为这种寄生虫病的治疗方法叙述。

因此,史前期主要以有文字记载、病症描述、病原发现为特点。

萌芽期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期。

这一时期以发现新寄生虫、萌芽寄生虫学理论为主要特点。

随着显微技术的发展和细胞理论的建立,不但促进了其他医学领域的进展,还促进了寄生虫学的成长。

意大利内科医生FrancescoRedi出版了第一部寄生虫学书籍《Os-servazioniinforniaglianimaliviventichesitrovanoneglianimaliviventi》,而成为“寄生虫学之父”。

嗣后的理论进展包括巴斯德(Pasteur)提出的非生物起源不可发生的证据、科赫(Koch)发现微生物导致疾病,最后PatrickManson于1877年提出了媒传寄生虫病的概念并创立了热带医学领域。

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使热带病这门学科正式建立,而寄生虫学作为一门学科尚处于萌芽状态。

这一时期的寄生虫学科处于待发展时期,与当时的医学发展相互影响和促进,表现在一方面蠕虫学的研究推动了“细菌论(germtheory)”发展,这一学说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导致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虫媒传播细菌性疾病的理论,又促进了人们后来对疟疾传播过程的认识。

形成期

1、形成阶段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

以PatrickManson(1877)提出媒传寄生虫病的概念为标志性起点。

这一阶段以病因寻找,形态描述,生活史发现为主要特点。

其中无疑凝结着许多寄生虫学家的卓越研究成果,加上当时殖民化进程的政治因素,热带病成为当时生物医学的领头学科,其中寄生虫病化疗研究和寄生虫病病因学研究进展推动了整个生物医学的研究进程。

如20世纪20年代,就发现了奎宁及其衍生物可用于治疗疟疾,依米丁可治疗热带痢疾,Bayer205可治疗锥虫病等,这早于细菌性疾病化疗10多年。

同时,对寄生虫的生活史及病因学的研究成果,可很快应用于控制疾病的传播,导致了一大批科学家热衷于发现更多的寄生虫生活史及寄生虫病病因,如WilliamLeishman和CharlesDonovan(1901~1939)发现KalaAzar的病因;DavidBruce(1888)发现了布氏锥虫(Trypanosomabrucei),并发现采采蝇为其媒介;意大利学者发现了恶性疟原虫(P.falciparum),并确定由此引起的致命疾病;巴西科学家CarlosChagas(1907~1913)发现了克氏锥虫(Trypanosomacruzi)及其生活史,以及该寄生虫所致的恰加斯病,弄清了该病病理和流行病学的所有细节。

另外,有2名科学家因对寄生虫学所作出的贡献而获诺贝尔奖:

CharlesLaveran(1884)因发现疟原虫生活史中各期形态而于1907获奖,RonaldRoss(1897)因对疟疾经按蚊传播的重大发现于1902年获奖。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使寄生虫学进入到顶峰时期,将原虫学、蠕虫学和昆虫学人为地纳入寄生虫学的范畴。

2、建立阶段1914~1942年。

这一阶段以创办刊物,建立队伍,纳入教学内容为特点。

由于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促使了学术期刊的发展。

1908年第一本英文杂志《Parasitology》作为JournalofHygiene的补充本而创刊,主要内容涉及“传播疾病的昆虫、疟疾、锥虫病、螺旋体病、巴贝虫病、鼠疫以及寄生蠕虫病”,但当时大多数有关寄生虫学论文均发表在其他各类学术杂志上。

直至1914年《JournalofPar-asitology》创刊,寄生虫学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独立学术期刊,并界定该刊物为“重点在于动物寄生虫的形态学、生活史和生物学,以及动物与疾病的关系”,明确了寄生虫学的内容与范畴。

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寄生虫学家队伍形成,各种寄生虫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建立,在部分较大的高等学校将寄生虫学列入研究生教育课程,不同的寄生虫学专业杂志相继出版,不同的理论或学说也相应出现。

另一位诺贝尔获奖者Wagner-Jauregg(外科医师),因其发现脑型疟于1927年获奖。

但是,在这一寄生虫学辉煌历程中,寄生虫学作为与动物学天然联系的独立学科,仍以经典的分类与生活史探索等内容为其研究重点。

在寄生虫学形成期内,许多学者注重动物学的研究,在分类学、形态学及生活史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对许多寄生虫生活史的认识在此阶段完成,并逐渐形成了寄生虫学这门独立学科。

随后,由于与现代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学科联系较少,阻碍了寄生虫学的快速发展。

因而在辉煌时期之后出现了较长的低谷时期。

现代时期

1948年起至今。

这一时期以实验寄生虫学的发展为主要特征。

1918年前,大多数寄生虫的形态和生活史都已阐明,而这方面的研究人员主要以动物学家为多,研究的内容停留在动物学分类方面,与疾病的关系研究甚少。

与此同时,生物医学的主要发展方向源于生物化学、化学和物理学,与动物学紧密联系的寄生虫学错过了其战后追踪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发展机遇,这一错失和滞后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8年,Vincke和Lips分离首株啮齿动物疟原虫(Plasmodiumberghei),开创了实验疟疾学新领域,成为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寄生虫学标志性起点。

以疫苗、抗原变异、虫体培养等方面为主的研究已融入了现代生物学、现代生物化学等内容,而以疾病预防控制内容密切联系的研究已融入了人类学、经济学、环境学、地理学等内容。

这两方面的进展,促进了寄生虫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渗透、相互影响。

如1988年对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elegans)的每个细胞起源已经完全清楚,使得在多细胞生命体内研究一个完整无缺的单个细胞的发育和形态成为现实;该线虫同时也是人类第一次完成的对多细胞动物基因组序列测定的动物,为后来测定果蝇、人类和小鼠等基因组序列提供了基因技术基础;特别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凋亡)理论促使了能特异性!

杀伤肿瘤细胞的Gleevec治疗肿瘤药物应用。

更有许多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利用秀丽隐杆线虫作为实验模式生物,用于研究多细胞生物及人类疾病的基因学、行为学、遗传学等现代学科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寄生虫学家更注重将现代超微技术、生物化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新的理论概念和技术引入寄生虫学,而产生了诸如分子寄生虫学、免疫寄生虫学、地理寄生虫学的新型交叉学科。

一些交叉学科的科技杂志也相应出现,包括《ParasiteImmunology》、《Molecular&BiochemicalParasitology》、《InsectBiochemistry&MolecularBiology》和《InsectMolecularBiology》等。

特别是近年来,包括疟原虫、血吸虫、马来布鲁线虫、利什曼原虫、克氏锥虫等的寄生虫基因组计划的启动,明确标志着寄生虫学已跟上了生物科学的发展趋势。

发展趋势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环境变化的影响,寄生虫病疫情又出现新的情况,包括虫种分布的变化、区域优势种的变化、新发寄生虫病逐渐增多,某些寄生虫病的流行范围扩大、流行强度不断增加,使仅应用传统方法进行寄生虫病的预防控制较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因此,更需要在新的基础知识、新的防治策略与防治技术上有所创新,为进一步控制甚至在部分地区阻断寄生虫病传播提供先进技术与方法。

结合寄生虫学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寄生虫病的防治现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寄生虫学学科的发展应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沿着现代生物学发展方向,加强揭示寄生虫病重要致病机制、确定新现寄生虫病各病原体间的亲缘关系及人体再感染寄生虫的遗传学背景、发现寄生虫的抗性发展机制、发掘重要寄生虫病原体新功能基因等领域,为学科发展提供基础知识;

②引进现代高新技术,着重研制新型低毒抗虫、及抗媒介药物、开发简易快速的寄生虫病诊断试剂盒、研究新一代抗寄生虫病疫苗等方面,为寄生虫病防治新产品的研发提供先进的平台;

③应用现代数理学与信息决策学理论,关注研究寄生虫病流行的评估与监测理论、研究寄生虫病在不同环境下的传播阈值模型、建立寄生虫病传播预警理论与预测方法等方向,为现场防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④跟上现代资源共享机制建设的步伐,建设与丰富用于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防治研究的网络实验室、网络参比中心、网络诊断中心、网络教学教室、网络标本馆、网络人才库等,为寄生虫学资源共享机制的建立提供平台。

 [1] 

兽医寄生虫学

基本内容

兽医寄生虫学

医寄生虫学是兽医学的骨干学科,系一门包含一般生物学和兽医学内容的综合性学科,是以多种学科为其基础的。

譬如寄生虫的形态学、分类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同时也包括病因学、症状学、病理解剖学、诊断学、治疗学、药理药物学和免疫学等方面的基本内容。

兽医寄生虫学是预防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门重要的兽医临床学科。

意义

兽医寄生虫学是为保障各种养殖业的发展,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维护良好的生活环境服务的。

动物性食品是人类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最重要的物质手段。

寄生虫对畜禽等的危害性十分严重,它们的种类多(可以有几种直至几十种同时存在于1个家畜体内),散布广泛,常以1种极为隐蔽的方式摧残动物的身体健康,损害其繁殖性能,抑制幼年动物的发育生长,从而大大消弱其生产性能,降低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该学科在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引起广泛的重视,人畜共患寄生虫病的研究正在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领域,同时也是食品卫生方面的重要课题。

现在海产品已进入寻常百姓家,鱼类寄生虫病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

此外,随着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呼声不断提高,寄生虫学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扩展着。

发展历程

1、描述寄生虫学阶段:

这一阶段系寄生虫学的区系分类与地理分布研究,就这一研究的实质性内容来看,是对寄生虫和寄生现象的观察描述阶段。

在中国,在20世纪的前半个多世纪里,此项研究的实用性在于“调查研究、摸清家底”,弄清楚寄生虫资源,对其有害于人、畜者予以防制;对其有益于人畜者予以保护则是以后才认识到的事情。

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叶尔绍夫和中国熊大仕、孔繁瑶等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的全国蠕虫学培训班为这一领域培养了许多人才,当日参加培训的人员,后来成为兽医、医学和综合大学寄生虫学的教学和科研骨干。

2、实验寄生虫学阶段:

上世纪60年代以后在区系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寄生虫学也在逐步兴起,其初期阶段是采用人工感染等实验方法着重于阐明寄生虫的生活史,作为防治的基础,其代表性的研究是蒋金书等对猪肾虫的实验性研究;其后有人工培养以至生理生化方面的研究。

实验寄生虫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许多技术和学科都渗透了进来,如切片技术、电镜技术、生化技术、细胞培养技术,生态学、药学、组织学、病理学等等。

文革后,在农业部支持下北京农业大学孔繁瑶主持的一系列培训班促进了这一阶段的发展。

3、免疫寄生虫学与生化-分子寄生虫学阶段:

应用分子生物学的理论与技术使免疫寄生虫学与分子寄生虫学诞生。

寄生虫的免疫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难度很大。

这主要在于,

第一,绝大多数寄生虫还不能在人工条件下离宿主培养;

第二,寄生虫的发育往往有明显的阶段性;

第三,除原虫外,其他寄生虫都是多细胞动物、结构复杂。

以上种种都给提取和纯化能够刺激动物机体产生免疫反应的抗原带来许多困难,致使免疫寄生虫学在发展道路上步履蹒跚。

寄生虫的人工培养在许多方面都有探索和尝试。

在原虫,寄生于消化道的如贾第虫和寄生于生殖道的如毛滴虫的人工培养都相当地成功;球虫中某些种已能在鸡胚或(和)细胞系中继代培养。

血液原虫如梨形虫和锥虫的人工培养也有一定的进展,在培养液中的增殖世代和数量明显增长;寄生于牛淋巴细胞中的环形泰勒原虫裂殖体已能在人工培养液中保持10年以上。

蠕虫的人工培养难度更大。

线虫的人工培养开展较早,初期以保存其活力并尽可能延长其寿命为目标,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家们逐步转向以人工条件取代其整个生活史为目标。

在这一尝试中,人们选定了无中间宿主的圆线目线虫为对象,历时30余年的研究,已能使10余种寄生于反刍兽和猪的圆线虫在人工培养系统中完成其整个生活史,部分虫种不但能发育至性成熟,并能产卵。

对有中间宿主的线虫以及全部的吸虫和绦虫,人们仅能模拟其生活史中的某一阶段(在终末宿主体内的阶段或中间宿主体内的阶段)创造培养条件,也有部分成功的事例。

对于昆虫和蜱螨,一般是采取它们的组织细胞(如唾腺细胞)进行培养。

疫苗的制做一般是选定虫体的某一发育阶段——通常是侵入宿主体内的那个阶段,如血孢子虫和球虫的子孢子、血吸虫的尾蚴和网尾线虫的第三期幼虫等等,给以致弱处理,用致弱虫体(抗原)感染宿主,诱导免疫力。

致弱的方法有物理的,例如X射线或γ射线照射虫体,使之弱化,这是两种最常用的方法;化学的,有的是在接种“强毒”后用化学药物加以控制,例如有的研究者给牛接种布氏锥虫后,注射贝尼尔加以控制,以后攻毒证明,接种牛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生物的,如某些种球虫经鸡胚传代致弱和选育早熟弱毒虫株,又如牛巴贝斯原虫在切脾犊牛体内连续传带致弱等等。

用亚细胞组分或无细胞可溶性抗原制做疫苗的尝试也不少。

近代还有抗独特型抗体疫苗、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主要是在锥虫、球虫和血吸虫等方面。

由于寄生虫生活史的复杂性及其所引发的抗原变异性等问题,给寄生虫免疫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疫苗制做技术至今仍处于雏型状态,完全定型的商品化疫苗仍属罕见;就疫苗的效果而言,其作用通常是不完全的,是一种非清除性免疫。

免疫诊断技术如免疫荧光技术、免疫酶技术和单克隆抗体技术在寄生虫病的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中已经比较普遍的应用。

核算探针和聚合酶链反应技术亦已应用于一些原虫病的病原诊断及其分类鉴定。

寄生虫生理和生物化学的研究成果,使抗寄生虫药的研制摆脱了过去那种“撞运气”的筛选方式,科学家们可以从如何阻断寄生虫营养代谢或神经传导机制上有目的地选用或合成某种药物,这就大大加快了新药的开发速度。

成就

1、科研:

在解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寄生虫学工作者在寄生虫的分类区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是一种“摸清家底”的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家畜疫病志中占有重要的篇章。

据粗略统计,扁形动物吸虫纲复世代吸虫计发现隶属于20个科58属的209种吸虫;绦虫纲圆叶目的6个科34属80种绦虫,绦虫纲假叶目1个科2属3种;线形动物线虫纲7个目21个科93属285种;棘头虫纲2个目3个科3属4种;原虫鞭毛虫纲4个目10个科14属115种,梨形虫纲梨形虫目2个科2属15种,纤毛虫纲1个目1个科1种;节肢动物门蜘蛛纲蜱螨目8个科18属81种,昆虫纲4个目17个科39属115种,五口虫纲舌形虫目1个科1属1种。

合计为各种寄生虫909种。

其中有近百种为发现于中国的新种。

20世纪20年代熊大仕对于马结肠和牛羊瘤胃纤毛虫的研究居当时世界同类研究的前列,熊大仕教授是这一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林昆华在国内首先开展了鸡球虫病及其防治的研究;其后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上海家畜寄生虫病研究所在鸡球虫、鸭球虫、兔球虫、隐孢子虫和住肉孢子虫的虫种鉴定、生活史各阶段的超微结构、免疫和抗药性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成绩。

在许多方面应用DNA探针、PCR、RAPD等分子生物生物学技术,使这一类研究进入了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行列。

在实用免疫技术方面,广泛应用的鸡球虫疫苗有野毒苗、致弱毒苗(早熟选育致弱、物理与化学致弱)和晚熟苗。

兰州兽医研究所、长春农牧大学、华中农大和新疆兽医研究所在梨形虫病(巴贝斯原虫和泰勒原虫病)的病原、生活史、地理分布、免疫和疫苗研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环形泰勒原虫疫苗上中国第一个接近工业化生产的寄生虫疫苗,在该病防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科现状

纵观中国寄生虫学和寄生虫病防治的发展历史,可以认为我们已经拥有一支能够胜任控制寄生虫病蔓延、保障畜牧业发展的队伍,也拥有一支能够追踪世界科技前沿的教学科研队伍;在分类区系和实验寄生虫学方面基本上与国际水平相当,但由于起步比西方国家晚、队伍小、经费少,在数量上赶不上西方。

在分子寄生虫学方面,中国跟踪前沿,奋力追赶。

但由于设备落后、经费不足、课题的延续性差、难以达到同期估计水准。

应当看到中国寄生虫病的防制措施不完善,缺乏必要的防制法规和条例,已有的法规和条例贯彻不力。

此外,中国在寄生虫学研究方面资金注入渐趋不力,传统研究被忽略,前沿研究缺乏后劲,人才外流现象严重,令人堪忧。

未来展望

1、新的诊断技术:

寄生虫病的传统诊断方法与现代科学的发展极不相称,大力发展快速、规范、特异和敏感的诊断技术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譬如Schnieder等(1999)利用属特异性PCR技术,可以只用1个虫卵或1条幼虫的量将奥斯特属、古柏属、细颈属、血矛属和毛圆属区别开来。

ZhangLHetal(1998)利用线粒体基因组marker来确定细粒棘球绦虫骆驼株G6基因型在中国的存在。

概括地说,须探索免疫、基因工程、生化诸领域。

2、寄生虫病生物防制:

基于耐药性和药物残留诸因素,生物控制寄生虫病可能是一个永恒的发展方向,鸡球虫活苗成功控制种鸡、肉仔鸡球虫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尚有肺线虫虫苗、梨形虫虫苗等的成功应用。

今后的方向有活虫体弱毒苗、基因工程苗(如微小牛蜱的基因工程苗、棘球蚴的基因工程苗等)等。

生物控制的另一个大领域是广泛开展寄生虫天敌的研究,如噬线虫的真菌、噬昆虫和蜱的线虫(现已证明数种线虫将成为有前景的蜱天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已在开展寄生性原虫,如隐孢子虫和贾第鞭毛虫的病毒的研究,将来可能还会发现寄生虫的致命细菌和寄生虫等。

3、新的寄生虫病或旧病新流行:

目前已发现新孢子虫病系牛流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机会或条件寄生虫病在抬头,如有免疫缺陷综合症的病人易感染夏格斯病、利什曼原虫病、弓形虫病、隐孢子虫病、隐球虫病和微孢子虫病等等。

旧病新流行的例子如血吸虫病等。

4、寄生虫基因组工程:

随着人类基因组工作的开展,植物基因组研究计划也在实施中。

有许多寄生虫学工作者也在开展寄生虫基因组研究,譬如分析恶性疟原虫基因组序列有助于药物和疫苗的研制;通过研究华丽杆线虫基因组发现,角皮胶原单个基因的突变可导致角皮的缺损,引起虫体形态的变化。

对寄生虫基因组的研究,将来还会在流行病学的株系鉴别上起重要的作用,也会对寄生虫多态现象做出解释。

5、受体理论:

受体领域的研究成就已成共识,譬如人们发现人的味觉与鼻子上的受体有关,每个受体分子可能特异地识别一种或数种气味;流感病毒的受体在禽类与人类是不同的等等。

现在,寄生虫工作者也在开展寄生虫受体方面的研究,已发现有些原虫感染哺乳动物细胞与GPI受体(glycosyl-phosphatidylinositol)有关。

6、海洋寄生虫学:

有远见的科学家们担心未来人类食物的匮乏,提出了“海洋牧场”的设想,于是海洋寄生虫学随之诞生。

寄生虫学家已经发现,海洋寄生虫给牡蛎和鱼类养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发现海洋寄生虫在海洋生态上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21世纪是免疫寄生虫与生化-分子寄生虫学升华阶段,其他学科的新技术新理论在该阶段的渗透,会有令人想象不到的成果出现,就好像维尔牧特将英国分子生物学家J.B.Gurdon证明细胞分化时基因不缺失的经典爪蛙实验应用于绵羊克隆领域一样。

 [2] 

医学寄生虫学

概念

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Parasitology)属病原生物学,是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基础课之一。

它是研究人体寄生虫病病原(寄生虫)的生物学、生态学、致病机制、实验诊断、流行规律和防治的科学。

任务

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

了解、掌握和更新寄生虫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则是寄生虫学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应当肩负的重要任务。

发展

中国近代医学寄生虫学大约起始于1870年,首先是由一些供职中国海关的外国医生,借助他们的特权在中国一些城市、农村开始了寄生虫病流行情况的调查。

中国的寄生虫学工作者是在1921年后才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到1934年中国动物学会成立之时,在寄生虫学及寄生虫病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1、原虫方面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对危害人类健康较大的原虫性疾病,如疟疾、黑热病、阿米巴病等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

⑴疟原虫:

疟原虫所引起的疟疾是危害中国人民健康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在中国长江以南流行尤为严重。

本世纪30年代许多学者对各地区人群进行了广泛调查,对发病季节及疟疾的种类进行了分析。

这些调查结果显示了三种疟原虫在全国的分布轮廓。

1935年胡梅基报告了上海高桥地区疟疾的季节分布与中华按蚊密度间的关系。

此外,冯兰洲等还对疟疾的传播媒介的确定、对一些按蚊在疟疾传播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

1936年姚永政等证实盛行于中国西南各省山岭区域的所谓“瘴气”实际上就是恶性疟疾。

1941年姚永政与吴征鉴在昆明首次证实卵形疟原虫在中国的存在。

在旧中国,尽管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过一些“点”的调查研究,在云南省曾设立了疟疾防治所,进行小范围的防治工作,但全面的抗疟工作在当时无法开展,据估计每年疟疾患者至少3000万以上,病死率约为15%。

⑵黑热病:

黑热病也是中国重要的原虫病之一,流行于长江以北,主要在黄河流域。

1904年Marchand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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