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苦吟诗群的本色与新变最新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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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苦吟诗群的本色与新变最新资料

中晚唐苦吟诗群的本色与新变

　　苦吟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是一种突出的社会风气。

在众多的苦吟诗人中，姚合虽以“苦吟”创作诗歌，风格却“清新”､“平淡”，这不能不说是中唐苦吟诗人中的“新变”。

本文试以姚合为例，对苦吟诗群的本色与新变进行深入分析，以探讨文学发展过程中共性与个性间的传承与嬗变。

　　邹艳（1975―），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江西南昌330031）

　　姚合是中晚唐重要诗人，“时称诗颖，士多归重”[1]，因组诗《武功县中作》三十首被称为“姚武功”，其诗也被称为“武功体”。

人们一直将他与贾岛并称，认为是继韩孟之后苦吟诗派的代表。

近年来学界开始对姚合诗歌的独特性予以广泛关注，但对其个性化诗风的成因及意义研究尚浅，本文将不揣简陋，试论述之。

　　一

　　姚合常常在诗歌中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如《寄马戴》:

“新诗此处得，清峭比应稀。

”《答韩湘》:

“诗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

”用“清”和“峭”来描述自己作诗时的状态，以及诗歌的创作境界，表现出一种峭冷之气。

除了直接用“峭”字外，姚合还常用类似的词，“高”､“冷”､“深”､“僻”､“尖”､“险”，如“格高思清冷”､“调格江山峻，功夫日月深”､“还往嫌诗僻，亲情怪酒颠”､“诗冷语多尖”､“诗险语分明”。

可见，姚合所谓的“峭”是一种气势，正如胡震亨评曰“挺拔欲高”。

笔者认为，姚合诗歌之“峭”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其诗有着独特的抒情方式。

姚合抒情擅长营造落差。

姚合和贾岛交情甚深，在抒发对这位挚友的思念之情时，既没有“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缠绵，也没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的壮烈。

他在《寄贾岛》中写道:

“疏拙只如此，谁当与我同。

”《喜贾岛至》:

“饮酒谁堪伴，留诗自与书。

”《别贾岛》:

“秋风千里去，谁与我相亲。

”《闻蝉寄贾岛》:

“远思应难尽，谁当与我同。

”这些诗与其说抒写牵挂与不舍，不如说是对孤独与寂寞的独白。

姚合在抒发阳光明媚的春日感受时也表现得很独特，写春天用“死灰”作比，把生机勃勃的春天写得死气沉沉。

写武功县任职的经历时也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况，如《武功县中作》:

“邻里皆相爱，开门数经过。

竹家送客远，夜静咏诗多。

就架题书目，寻栏记药巢。

到官无别事，种得满庭莎。

”（其九）“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

病多唯识药，年老渐近僧。

梦觉空堂月，诗成满砚冰。

故人多得路，寂寞不朽称。

”（其十四）这两首诗都是反映武功为官期间的生活，前者完全是一位隐逸之士悠然自得生活的写照，后者就呈现出幽人独憔悴，从悠然自得到憔悴冷落不可谓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

在情感的抒发上姚合追求落差，形成气势与张力，这种气势､张力是姚合诗歌峭拔的重要成因。

　　其次，其诗讲究谋篇布局，精雕细刻。

在姚合诗集中不乏精美别致的句子，如“梦觉空堂月，诗成满砚冰”（《武功县中作》之十四）､“晴月销灯色，寒天挫笔峰”（《武功县中作》之二十）､“惊蝶移花蕊，游蜂带蜜香”（《武功县中作》之二十一）､“晓来山鸟散，雨过杏花稀”（《山中述怀》）､“密树月笼影，疏篱水隔声”（《夏夜》）､“天遥来雁小，江阔去帆孤”（《句》）､“雾湿关城月，花香驿路尘”（《送崔中丞赴郑州》），这些诗句都写得工整精细，刻画传神，保持了苦吟诗人苦吟炼字的本色。

　　另外，其诗还常描绘“幽人”形象。

姚合在诗中自称为“幽人”，写自己“幽斋”､“幽居”､“深居”，好“寻幽”。

作为一名官吏，守礼法是为官的基本守则，然而，姚合常常在诗中提到自己不愿受人拘束､闲散自纵的性格，如:

“性疏常爱卧，亲故笑悠悠”（《闲居谴怀》之六）､“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武功县中作》之二十九）､“疏我非常性，端峭尔孤立”（《寄贾岛阆仙》）､“此心谁复识，日与世情疏”（《寄九华费冠卿》）。

姚合在《答韩湘》中还写道:

“诗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

岂随平常人，五藏为酒食。

”认为诗人不能太世俗，不能太功利，要想作出好诗，应该保持人品的孤高､清幽。

《唐才子传》称姚合“性嗜酒爱花，颓放自然，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

可见姚合本人就是内心蔑视礼法､厌烦吏事的人，认为唯有“幽”､“疏”才能保持“峭冷”的神思。

　　无论诗人的性情还是为人，无论创作情感的抒写还是篇章结构的布局，姚合都追求个性特色，即超俗､拔群，正如高山之巍巍，峭拔挺立于世。

姚合的诗不仅有苦吟诗人险峭的本色，还保持清幽闲远的特色，这在他的《极玄集》和《姚少监诗集》[2]中均有体现。

　　鲁迅曾说:

“凡是对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作文心､文泽､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极玄集》[3]是姚合选编唐人诗歌的集子，必然体现了姚合的诗学审美。

《极玄集》21位诗人中19人主要生活在大历时期，用词取境上大多色彩灰暗，如大量使用“清”､“寒”､“冷”等色调沉郁的词语，“猿”､“秋”､“泪”､“蝉”､“叶”､“云”､“白发”等意象，折射出诗人内心深处的清凄与悲凉，也体现出姚合选诗追求清幽淡雅的悲凉美。

姚合在创作实践中也力求清丽幽远。

《姚少监诗集》中“清新”二字出现频率极高，据张震英统计[4]，在534首诗中，“清”字出现88次，“新”字69次，充分体现了姚合对清幽淡雅诗风的偏好。

后人也评姚合诗“最清妙”（姚勉《赞府兄诗稿序》）､“清苦”（《沧浪诗话》）､“骨韵本清”（《瀛奎律髓汇评》司空图语）､“清弱”（《西洲诗话》）､“清语整”（《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清新”（《瀛奎律髓》）､“豁达高清”（《近体秋阳》）､“体气清整”（《养一斋诗话》）等。

姚诗除了对“清”的韵味追求外，还着意于对“幽远”趣味的营造，诗集中常用“静､深､幽､疏､远”等字来描摹景象､点染情绪。

据统计，以上五字在姚合集中出现频率分别达到22次､18次､42次､52次､33次，且经常连用或对举。

不管形容物象，还是抒写性情，姚合都偏爱用这类词，它们共同构成了姚合诗歌意境与风格上独特的审美情趣，形成姚合不同于其他苦吟诗人的“清幽淡雅闲远”的特点。

　　作为姚贾诗群的主力，姚合以苦吟的态度作诗，具有苦吟诗人共同的一些特征，如偏好描写幽冷细微的景物､刻画深细的内心情感､诗歌多浸染哀怨清苦的情调，注重字句雕琢锤炼､视诗歌为“第二生命”，风格却与中晚唐其他苦吟诗人的“奇崛”､“艰涩”､“奥晦”不同，独具“清峭”特点，这不能不说是中晚唐苦吟诗群的“新变”。

姚合的“清峭”诗风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它体现了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个性与共性之间传承与嬗变的辩证统一。

　　二

　　姚合以苦吟作诗，其诗歌风格却不同于其他苦吟诗人。

为什么姚合能够“入于苦吟”又“出于苦吟”?

是什么促使其传承苦吟诗群共性又能超越苦吟诗群，形成自我个性，完成共性中的嬗变?

　　第一，时代风气使然。

苦吟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是一种突出的社会风气，它不仅是语言问题也是审美问题，深受时代风气影响，包括政治局势､社会思想､士人精神风貌等。

中晚唐文人将自身价值寄托于诗歌，苦吟作诗有其自身原因。

首先，苦吟是诗人生命价值的体现。

古人多以儒家修齐治平为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科举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

到中晚唐，仕进路狭，党争之下早无公平可言，文人尤其是中下层士人进阶官职的大门紧闭。

为了寻得家庭之外的更大价值，他们只好寄托于诗，在诗中发泄失落的情绪填补精神的空白，“为觅出人句，只求当路知”（曹松云《崇义里言怀》）､“朝吟复暮吟，只此望知音”（崔涂云《苦吟》），都道出苦吟是为寻求精神的慰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其次，苦吟源自诗人自身的特殊处境及其对自身处境的不满。

中晚唐苦吟诗人基本都“终穷”:

杜甫怀有“大庇天下寒士”的胸怀却饿死在漂泊的客船上;孟郊有很强的功名心却一生沉落下僚;李贺一再以“皇孙”､“宗孙”自称却连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也没有;贾岛为功名还俗却终生未第;韩愈虽然做到了吏部侍郎､兵部侍郎，但早年贫寒的出身和耿介的性格使得他于宦海之中几经沉浮。

社会地位卑微，生活贫寒困窘，现实与理想相距太远，心境黯淡､情怀凄惨，是苦吟诗人的共同遭遇。

在种种重压之下，作为疏散郁结的途径，他们在诗中描写幽冷僻暗的场所，大量引用哀､怨､惨､苦､惊､愁､穷､冷､寒､冻､阴､暗､清､泪､泣､哭､病､白发､病蝉､哀猿､吟虫等浸染阴冷感情的病态形象，以奇险怪异冷僻为旨趣，自觉不自觉地背离了传统儒家提倡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庸之美。

　　仕途坎坷或未入仕途的文人苦吟作诗，以特殊的方式展现社会的畸形也使自己在畸形社会中得以生存。

然而，现实中统治者却极不欢迎这种姿态，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李德裕､裴度､吴融以及裴贽甚至唐昭宗均表示反对，贾岛即是显例:

“岛初赴洛阳日，常轻于先辈。

以八百举子所业悉不如己。

自是往往独语，傍若无人，或闹市高吟，或长街啸傲。

……又吟‘病蝉’句以刺公卿。

公卿恶之，与礼闱议之，奏岛与平曾等风狂，挠扰贡院。

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

”就连李洞因崇拜贾岛也不能幸免。

《鉴戒录》卷九《分命录》记:

“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穷愁，不登名第。

”杜荀鹤是在李洞被斥落的同一年（891）中第的，其被“拔居上第”的原因却是:

“圣上嫌文教之未张，思得如高宗朝拾遗陈公，作诗出没二雅，驰骤建安。

削苦涩僻碎，略淫靡浅切，破艳冶之坚阵，擒雕切之酋帅。

皆摧撞折角，崩溃解散。

扫荡词场，廓清文寝。

……以生诗有陈体，可以润国风，广王泽，因擢生以塞诏意，生勉为中兴诗宗。

”可见，李洞应试不第是与他僻涩奇峭的诗风有关的。

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种怪癖奇崛的审美有悖教化，不利人心稳定政治局面的维护，排斥打击苦吟诗人也就成了上层社会的共识。

　　第二，个性使然。

姚合敏锐的洞察力和顺时委运的个性是他“出于苦吟”的主要原因。

尽管苦吟在中晚唐是文人积极追寻的境界，在苦吟之余他们也不禁自问为谁辛苦为谁忙?

如姚合感慨:

“默默空朝夕，苦吟谁喜闻。

”姚合一生经历了中､晚唐，这正是唐朝政治混乱黑暗的时期，许多文人成为政治斗争和权势之争的牺牲品，“八司马事件”就是力证。

在“甘露之变”中，姚合的诗友､大历钱起之子钱可复被杀[5]，与他同年及第且交情较好的宰相令狐楚的弟弟令狐定也差点被杀，甘露之变对文人的思想影响极大，姚合自然也不能例外，何况他大都在京城为官。

面对这一局面，姚合主动请任外官远离政治斗争中心，因为他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

姚合对时局的冷静与旁观来自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宁静淡泊的个性。

正是因为这种个性､这份敏锐，姚合一边苦吟一边努力寻求出路，向前他找到了王维､大历诗人，在当代人里他找到了白居易､张籍､王建，受乐府诗人的影响，姚合的诗歌也变得清新､平淡，如《唐才子传》所言“合易作，皆平淡之气”。

　　第三，独立于时代之外的审美观使然。

姚合以“玄”作为诗歌的审美标准。

姚合在《极玄集》自序中说道:

“此皆诗家射雕手也。

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

”姚合只以“极玄”二字概括他所选的“诗家射雕手”。

何谓“极玄”?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玄”字为“玄，幽远也”。

由此可见，姚合所谓的“极玄”者，就是极其幽远，《极玄集》中专选清幽凄婉之诗正体现出姚合选诗重“幽远”之旨趣。

早在魏晋时期，正始诗人就在高压局势下，躲在竹林中抒写自己难言的情怀。

竹林七贤都以各自的方式放诞着，放诞背后却是一种无奈的酸楚，荒唐的背后是诗人心灵的痛楚，那是一种无法释怀的情结。

姚合的《武功县中作》其一:

“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

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

绕舍惟藤架，侵阶是药畦。

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

”明确表白了自己作诗的心态，希望学习嵇康。

姚合欲学嵇康，其实他向往的是嵇康那个时代文人所具有的风度与自得，那是一种不为世俗所羁绊，不受功名驱使的自得，是以旁观者清的思维和态度去生活，去作诗。

因而在苦吟诗人奇奇怪怪的审美氛围中，姚合独独保留了如山水诗风一般的清新､自然､平易。

　　第四，白居易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姚合诗歌的那份清幽平淡受张籍影响，笔者则认为姚合诗歌的“平淡”更来自白居易。

首先，姚合的仕历和白居易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姚合官运较顺畅，大都在京为官，在地方作官的时间极少，这一点和白居易很相似。

其次，姚合和白居易交往较多，特别是晚年在洛阳为官期间。

据李嘉言《长江集新校附录•贾岛交友考》和曹方林《姚合考论•姚合交友考》:

贾岛､姚合二人之间交往密切外，姚合还曾与令狐楚､裴度､李德裕､刘禹锡､白居易､张籍､王建､李绅等人互相酬唱，并与白居易交往较为密切。

白居易听闻姚合将赴任杭州刺史，十分欣喜地写道:

“与君细话杭州事，为我留心莫等闲……沮喜诗人重管领，遥飞一盏贺江山。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二首》之一）姚合也对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很向往:

“阙下高眠过十旬，南宫印绶乞离身。

诗中得意应千首，海内嫌官只一人。

”（《寄东都司白宾客》）再次，姚合的处世态度同白居易相似，特别是晚年都喜欢参禅信佛，好与僧人来往。

《姚少监诗集》写给无可的很多诗就表达了“无为”的思想，如“异日来寻我，沧江有钓船”､“亦知莲府客，夜坐喜师同”（《送无可上人游边》）､“今日送行偏惜别，共师文字有因缘”（《送无可上人游越》）､“烦恼师长别，清凉我暂逢”（《过无可上人院》），这些诗不见忧思，但见禅理。

　　三

　　“武功体”使姚合得到同时代诗人广泛赞誉和认同，在中晚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姚合生时即俨然诗坛宗匠，死后所获评价也相当高:

“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万古名”､“入室几人成弟子，为儒是处哭先生”（《哭秘书姚少监》）､“才高独作后人师”（方干《上杭州姚郎中》）。

姚合之所以受到如此高的评价，除他对当时许多诗人有提携引导之功和为后学提供了作诗的模式之外，主要缘于他“平淡”的诗风和“苦吟”的创作方式。

姚合“清峭”的诗风，既适应当时文官阶层追求闲适趣味的需求，又适应诗坛“苦吟”的风气，是时代新风尚的引领者。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不同的时期也呼唤与之相应的文学风气与思潮的出现，姚合的新变正顺应了盛世不再的时代要求。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标志。

安史之乱前，受蓬勃国势的感染，士子文人无不斗志昂扬豪情万丈，有着强烈的立功愿望。

安史之乱后，唐朝潜滋暗长的内外矛盾日见尖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三大政治痼疾，其间虽出现过思除其弊的永贞革新､“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但均是昙花一现。

中晚唐诗人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然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却不是能大有作为的天地，济世救民的愿望､功名成就的追求与社会现实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面对这种矛盾，他们不再乐观慷慨，而是以平静､孤寂､失落甚至冷漠的心态关注人生和社会，他们一方面缅怀旧有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现实中寻找出路，唐诗也自大历后呈现另一种风貌。

姚合的《极玄集》弃盛唐之音，重大历诗风，正是为了反映安史乱后唐诗新气象。

　　安史之乱后唐诗的新气象是大历以来众多诗人苦苦探求的结晶。

早在大历时期，皎然就为乱后唐诗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他在《诗式》中提倡创作的主体心造，强调以“我心”体验万物，提倡“至难至险”的苦思诗格，强调“新变”的文学精神等，这些都对姚合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盛唐诗盛极难继的情况下，中唐诗人纷纷另辟蹊径､求新求变，他们意识到因循守旧､步人后尘往往会被湮没在大家前辈浓厚的阴影之中，只有开拓求变，摆脱前人束缚，独树一帜，在诗坛上方有一席之地，皎然的这种主张正顺应了当时文学革新的时代潮流。

在苦吟诗群的诗歌创作中革新同样在进行，虽然基本的风格保持一致，苦吟诗群内部不论在思想还是意蕴上都在发生着流变。

[6]中唐苦吟诗人孟郊不平则鸣，超拔逆境，以贫弱的一生，唱出了沉沦下僚之士的共同心声:

“食荠肠更苦，强歌声无欢。

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赠崔纯亮》）“楚屈入水死，诗孟踏雪僵。

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

”（《答卢仝》）在穷愁之境保持着传统寒士的不平之气。

而贾岛一生穷愁，累举不第，饥寒交迫，诗歌的内容题材却较孟诗狭窄，很少反映社会问题，更多表现了生活中的寻常事物，诗中的那份不平则鸣之气少之又少，宋代的方岳在《深雪偶谈》中评贾岛为“特于事物理态，体认最深”，明确指出贾岛作诗转为了平凡事物的精细刻划。

姚合苦吟作诗，诗中尽管也多幽僻､萧瑟､凄凉之态，却写得清淡､通俗､自然，姚合诗歌的新变正是在这种时代革新的需求下产生，也是诗歌革新的典范，成功完成了共性与个性之传承与嬗变的辩证统一。

　　尽管姚合他们“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闻一多《唐诗杂论》），后世诗人却仍将古典诗歌发展长河中姚贾他们所开创､一直不被视为主流的传统发扬光大，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不间断地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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