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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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在路上

土家野夫2014-04-12

法国有一个学者写过一本书叫做《无所在的故事》，他把人的生活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所在，另一种是无所在。

什么叫有所在的生活呢，他的描述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程序里面，比如你每天从你的家庭走向你的单位、从你的单位走向你的菜场，然后从你的菜场走回你家的厨房。

你的一生沿着这样一个固定的道路重复着，偶尔有一点点意外。

还有一种人生叫无所在的状态，就是当你踏出家门的那一刻你就不知道明天你在哪里，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你在每一个码头、车站甚至每一个大街转角的地方，你都有可能因为踩住了一个少女的裙边、因为一声道歉而产生一场意外的爱情或者其他的故事。

我喜欢这样一种无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这样走在路上。

大家看见我已经50多岁了，还像一个老操哥一样地活着，但是过去的我并不是这样，我在有所在的生活中度过了27年时光。

我198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分到一个单位，每天上班按照领导的部署做着同样重复的工作。

我是一个山里的孩子，我觉得每一个小镇长大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都有一种向往，和我一样渴望走向远方的道路，那里一直是我们心中永恒的诱惑。

而那个时候我上完大学又被分回了故乡，突然我觉得自己的一生都会埋葬在那个山沟里面，道路对我们构成一种诱惑也对我们构成一种折磨。

许多年前民国时期，在武陵山区一个叫沈从文的湘西青年，他在湘西一个最大的军阀手下做文书，那个军阀叫陈渠珍，他完全可以在那个部队里面成长当官，但是他怀揣着一个远方的梦饥寒交迫地来到了北京，然后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这样的故事也激励着后辈的我们，我一直想走出深山。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在那个年代中国是一个不能自由迁徙的国度，今天大家看到的可以自由迁徙只有很短的历史，过去农民进城甚至十几年前农民进城都需要无数个证件，打工证、独生子女证等等等等。

你只有带着这些证件才能来到祖国的其他地方，我们那个年代也是这样。

没有单位介绍信你是没办法走出远方，这个国家把一切都体制化，把每一个人都奴役在一个网格之中。

我们要想走向自己的远方、踏上自己的道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1985年来到武汉，不是自己冒昧地过来，而是拿到省作协的介绍信才过来的。

之后我考上武大又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当了警察，哪怕我已经离开了故乡走向了远方、走向了天涯，但是我还是在体制之内，而且在体制的核心部门。

警察系统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一切都有一种军事化的管理，下级要服从上级，每天必须要去执行任务、去蹲守、去便衣、去搜捕、去抓妓女……我审过成百上千的妓女，这样的人生对我来说，它是我所追求的一份生活吗？

我一直质疑着自己的生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出口。

80年代走到了最后一年，1989年的时候我突然间仿佛获得了神示，我决定从此离开这个体制，踏上自己真正自由的道路。

那个晚上，我在痛哭喝醉之后写下了几千字的辞职信。

然后第二天用警帽端着自己的警官证、肩章、徽章、警号、手枪等等这一切走向办公室，我非常神圣地跟我的领导们说，老子不干了。

在那样一个年代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或者说很少有中国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体制、背叛自己被规定的道路，我尝试着这样去做了，而且义无反顾，甚至在后来的审查之中我的局长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现在要是检讨、要是悔过、要是交代，我们还可能把你留下。

但是我放弃了。

于是我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了我的故乡，成了一个烟厂的工人。

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但是不能多说，我突然从警察变成了一个囚徒，在离武汉不远的地方坐牢。

坐牢的生活当然是被规定好了的，每天六点钟吹哨子集合，每天六次点名，每次点名你都会要立正答到，这就是我被规定的生活。

我一生都不喜欢这种被规定，我一生渴望自由，我渴望的自由带来的却全是锁链。

但我相信我会挣脱它。

1995年我回到人间，那个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我家破人亡了。

武汉是我的伤心城市，我决定离开它，我决定再次踏上道路。

我有一个兄弟叫李斯，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

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下岗的知识分子，他和另外一位朋友送我到武昌南站，1996年的正月十二是中国所有农民工开始蜂拥而出打工的时候。

在武昌南站的门口，所有的农民工背着卧具、被子、行李蜿蜒曲折地在南站门口排着队，警察保安不断地训斥、不断地用脚踢那些农民排好一点队、不许插队等等。

我们三个人默默地跟随着在队伍之中，我对我的兄弟李斯说从此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但我心态非常平和，这就是我道路的开始。

另外一个来送我的好朋友竟然给我拎了一口锅，他非要我带着这口锅到北京去，我说我已经有换洗衣服，不能带一口锅去。

他担心我在北京需要买锅、需要埋锅造饭。

我说我要是带了这口锅离开武汉到北京去，我一生都会抬不起头来，这口锅你必须把它带回去，否则我就在铁轨上把它砸碎。

因为古人说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破釜就是把锅砸碎了，这个命押上去了、赌进去了。

于是我的朋友终于把他的一口新锅拎回去了。

我相信这个世界，凡我所到之处都有我的锅，我怀揣着这样的信念去了北京。

在北京我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活，成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也完成了原始积累，过上了一个规范的生活。

居家过日子，生活一天天开始沉闷起来，每天晚上我都要打电话向全国各地讨账，活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活得像一个黑道人物一样，不惜在电话里面威胁你欠我的钱再不拿来我一定要找上门去。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终于有一天我想我还是应该踏上我的道路，于是离婚、把所有的财产放弃，一个人开着一辆破车离开北京到了云南，再次踏上了我的道路。

这幅铁轨画是我一个朋友画的，他叫孟煌，现在在德国，他这组画的主题就叫「在远方」。

我到大理之后又一次把自己洗白，又一次一无所有。

于是我开始写作、到处行走、访友、喝酒，我突然发现我在46岁以后找到了我真正渴望和喜欢的生活，我结交了天下无数的义人，我们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无闻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维权的、救助的、公益的好事。

我结识了这个世界上一批真正怀揣着良知、为了自由而奔走于途的人们，他们就像当年墨子的子弟一样，行侠仗义、扶弱抗暴，这都不是我的虚构。

我一直说江湖不死，江湖社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心底。

这些年来我做过无数次关于江湖的演讲，我们这些喜欢道路、喜欢自由的人，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开始革命。

革命不意味着是暴力，我最喜欢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如果没有一种对自己生活方式深刻的革命，即使有一场社会的革命，我们依旧还会活在奴役之中。

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没有了，皇室没有了，但是中国人的奴性到今天为止还一直残留着。

那么在路上的人生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是对体制的一种挑战、一种背叛，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个性之中、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活好，我们把真与爱的火种传遍天下，那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地获救。

这种在路上的生活，我感到了特别的快乐。

无论是方外之交，还是底层的普通平民，抑或那些草根知识分子，比如像莫西子诗这样的人。

在我的行走的路上，我结识一大批这样的民谣歌手，周云蓬、俊德、舌头乐队……

为什么我喜欢这样一些乐手，因为在我行走的路上，我经常看见他们到了黄昏摆一个地摊儿，自弹自唱，为孩子挣一点点奶粉钱，这是他们真实的生活。

但是当你驻足坐下来，听清楚他们歌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歌声里面有非常美丽的诗句，有很多非常警醒人的哲理思考，更重要的是他们用音乐、用乐句在嘲弄批判着这个恶世。

他们也要行走在路上，如果不行走在路上他们就无法生活，他们一点点地走，一点点去挑战着黑暗，一点点嬉笑怒骂着他们所不习惯的锁链。

和他们一样，我们各自都要行走在自己的命途之中，我们必须要对自己被规定的命运进行一场反叛，否则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每个人一生要么早夭、要么寿终，如果它是一个平庸的生命，早夭和寿终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喜欢把自己的生命过得特别精彩，我们去结交每一个朋友就像阅读一本本不同的精彩的书。

在这样的路上，因为结交了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开始写作，写下我的一系列著作。

写作给我带来了生存的资源，也给我带来了荣誉，带来了尊严。

我从我故乡那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小镇出发――湖北省最偏僻的那个角落，到今天我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甚至出国去欧洲、美国、东亚。

因为那个少年的梦一直激励着我，我一直被道路诱惑着。

如果我们一生在一种有所在的生活下完全地循规蹈矩，忍受着自己的那份被奴役的生活，我觉得那样的生命是可悲的，至少是让我感到可怜的。

我常常喜欢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包含我的孩子去漫游。

就像莫西子诗唱的一样――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

当我离开体制，当我写出报告、背叛体制，发誓放弃很多人眼中一份很有权力的工作时，很多人是害怕的，我的母亲父亲都为我害怕，我的朋友都为我担心。

事实上，厄运有多么可怕呢？

不过是和我一样失去几年自由，在那失去自由的几年日子锻炼了我的人格、训练了我的力量，使我更敢于挑战。

我觉得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怀揣着一种雄性意识去生活，不要害怕。

在这个时代，活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不去偷不去抢我们一样可以活得非常好，我常常对我的女儿说你看看那个路边拎着一桶水甩着毛巾的人，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他们就像你父亲当年来到这个城市一样，从中国各个乡村来到北京，他们没有生存技能、没有人缘关系，但是他知道买一个塑料桶只要几块钱，拎一桶水拿一个毛巾，在路边甩手帕洗车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城市活下来。

只要你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草根，大家不要认为一个大学生去摆个地摊会很没有面子，不要有任何一点虚荣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即使我们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我们也应该白手起家，也应该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而不是完全去沾父辈的光。

我喜欢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前几天我在大理遇见了一个老大姐，75岁。

她认出我来，她说我是你的粉丝要跟我合影，我很难想像有一个75岁的老大姐会是我的粉丝，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的。

她说我上微博啊，我说75岁还上微博吗，她说你太瞧不起我了，我在新疆生活了55年，55岁退休之后我才开始我的人生，从新疆出发行进了大半个中国。

65岁的时候在三亚去学习潜海，72岁的时候徒步进入西藏，一直过着背包客的生活。

我问她最近在大理做什么，她说在大理做志愿者。

一个75岁的人做志愿者就是到每一个她喜欢的客栈或者书店不要工资做义工，只用给她提供一个住的地方。

她就这样地活着，一位75岁的老人跟着很多年轻人徒步穿越。

她说有一天我就这样死在路上，我会觉得非常高兴。

我终于从55岁开始了我真正的生命。

在大理还有一个白族老人，今年将近80岁，每天下午或是黄昏的时候，在大理的人民路中段的路边席地而坐。

他面前摆着三摞他的诗集，他每天就卖他的诗集。

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写着老干部体诗歌的老干部。

歌颂共产党、国庆有感等等这些，直到有一天我蹲下来去翻他的诗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80来岁的老人写着非常现代的、非常新潮的新诗，他的笔名叫北海。

我问他靠卖诗集能活吗？

他说我靠卖我自己的诗集不仅我活得很好而且还给儿子置办了全部娶媳妇儿的嫁妆。

我跟他的交谈交流发现这个老人一生都活得非常诗性，我说你这样的人才是诗人。

诗人从来不是以出版著作的多少、写过诗歌的多少来判定，而是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诗性的生活方式，这个老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诗性的活法。

我也是一个诗人，我觉得我的一生活得非常诗性，我一点都没有辜负我的生命。

我这样一个土家族的青年能够在今天被大家认识、被大家了解，还能在这样一个T型台――过去是明星扭着猫步走上来的地方做这样的演讲。

我为我诗性的生活付出过很多痛苦，我也流过很多泪，有过凡人所不能承受的一些痛苦。

我不愿意在这儿忆苦思甜，但是我想给大家分享这样一种生活经验，就是只要你怀揣着一种到远方去的梦，怀揣着一种在路上的使命，永远告诉自己不要怕，你一定会在这个世界结交很多很多的奇人，你一定会找到你的同道。

当有一天，这个社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挽手成为新的人墙，我们活着的意义正是为了推进时代一点一点的进步。

当有一天你们到了文明社会，你们会发现我们还活在野蛮社会之中，为了心中的耻辱也要背叛这份被规定的生活。

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活，我们一定要去为自己甚至为同胞争取更大的一点空间。

自由从来不是自天而降的，自由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它的时候，它才会来到我们身边。

我的故事既不是孔繁森的故事也不是雷锋的故事，是一个寻常男人的故事，这样一个男人的故事给大家示范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谈不上高大上，但是我认为它充满了真善美。

我们在路上唱歌，我们在路上相爱，我们在路上彼此鼓励，我们在路上经历精彩的山水和人生，我希望所有的青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地热爱生活、热爱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热爱自由。

没有自由的生活，人生和畜生无异。

我们一定要摆脱一种猪一般的生活――吃饱喝足、永远呆在自己的圈里。

我是那头一定要越过圈栏的野猪，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猪跑了》。

猪跑了是村里面的一件大事，一个农民的猪跑了，全村的人都去寻找这个猪。

我从这个逃亡的猪里面写下了这首诗，我笑着告诉那些名人，我说这个猪在即将成人的日子终于翻越了它的圈栏，奔向了它的自由。

我是一个一生都渴望摆脱心中那个像猪一样活着的耻辱感的男人，我今天能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些。

我的人生还有太多太精彩的故事，以后的时光我们有机会再慢慢分享，也许在网上、在我的笔下，你们还会看到那些像我一样地奔向自由的人。

他们为了理想，有的人付出的牺牲远比我大，甚至有的人就倒在路上。

我曾经说过道路既给我们诱惑，也给我们陷阱。

我一边发誓要把天下的道路走成拖鞋，但是同时我也知道，道路总要以我们这些行动者的血来填补那苍白的画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