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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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

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

来源:

中国长城学会作者:

李志敏发布时间:

2005-02-2411:

16:

39.0

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

李志敏

《魏书》明确记述拓跋鲜卑为西部鲜卑之一部，而西部鲜卑主要是来源于匈奴的部落，发源于塞北。

然而《魏书》却同时又记拓跋魏“先帝旧墟石室”在大兴安岭（亦所谓的“大鲜卑山”），意其为发祥于大兴安岭的东胡鲜卑的后裔。

史学界对此前后抵牾、互相矛盾的记述长期争论不休，悬而难决。

可喜的是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的同志在1980年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大兴安岭北段顶巅的嘎仙洞，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等前去嘎仙洞祭祀时镌刻在洞壁上的“石刻祝文”和其他一些弥足珍贵的考古资料。

此后学术界一般以洞壁上的“石刻祝文”和中书侍郎李敞等前去嘎仙洞祭奠为事实依据[1]，纷纷著文，认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在所谓“大鲜卑山”（即今之大兴安岭北段）已是不争的事实，并据此进一步断言拓跋鲜卑确为东胡鲜卑的后裔。

但是，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则会发现这一观点不无问题。

笔者愿意就嘎仙洞的发现及其对拓跋魏发祥地问题研究的影响谈一点粗浅的意见，不妥之处，祈请批评指正。

一、“旧墟”之说与新发现不相符合

1980年不仅发现了嘎仙洞及其壁上的“石刻祝文”，而且还发掘出一批其他考古资料。

论者一般认为“结合该洞出土的陶片、骨镞、石镞等遗物的观察，可以断定嘎仙洞为拓跋先世居住遗址”，以为“洞中灰土层堆积初步探明已达1.3米，包括新石器和打制石器两个文化层，这两种石器是否为同一人群世代相袭还值得研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拓跋先世在此住了很久远的时间”[2]。

如此论断看来不见得妥当。

一般认为，打制石器之后的新石器时代的下限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300年间，而《后汉书》所载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击破东胡鲜卑等，而东胡鲜卑“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的史事在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

是东胡鲜卑迁居于鲜卑山（今嘎仙洞所在的大兴安岭北段）晚在公元前201年前后，然此时去公元前1700年至前1300年生活在嘎仙洞的原始人群至少已1000年以上。

这样，史载公元前201年前后才开始移居于嘎仙洞所在的大兴安岭的游牧部族东胡鲜卑人，何以能够同1000余年之前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群联系起来呢?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自称为东胡鲜卑之后的拓跋魏自然也与生活在石器时代嘎仙洞的原始氏族人群不可能相联系。

另外，嘎仙洞还出土了大量鹿、狍、獐、犴、野猪和土豹等野生动物的骨骼,但没有发现任何家畜，包括马、牛、羊和猪等骨骼[3]。

这说明这些原始人群是以野生动物为食的，而与畜牧经济无缘，其时代更在畜牧业发生之前。

可是竟有论者将此处于畜牧业发生之前的嘎仙洞居民与属于畜牧业时代的东胡鲜卑及拓跋鲜卑牵合起来，说什么“这些现象与《魏书·序纪》记载拓跋鲜卑先祖射猎为业相吻合”[4]。

其实，《魏书·序纪》原文说的是拓跋鲜卑先祖“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不论是以畜牧为主，以射猎为辅，或者是以射猎为主，而以畜牧为辅，一般都含有相当成分的畜牧经济，故而可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拓跋鲜卑与嘎仙洞石器时代的原始狩猎人群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以上说明嘎仙洞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晚至公元前201年前后才移居于嘎仙洞一带游牧的东胡鲜卑人完全不同，所以这些发现既不能证明嘎仙洞是东胡鲜卑的“旧墟石室”，也不能说明拓跋鲜卑真的就是以大兴安岭为其发祥地。

二、关于“旧墟石室”之说的质疑

目前流行的观点一般认为，既然拓跋焘派遣大臣李敞等前去嘎仙洞祭奠已被证实，而其镌刻在洞壁上的“石刻祝文”也被发现，且其内容与《魏书》有关章节所记大体相同（但承认也有一些差异），那么，嘎仙洞为拓跋魏的“旧墟石室”以及大兴安岭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的说法也就得到了确证。

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这是因为，嘎仙洞为“国家先帝旧墟石室”之说以及拓跋焘派遣大臣李敞等前去嘎仙洞进行祭奠这些事情的本身都是有问题的。

这些问题可以从《魏书》有关篇章对一些重要事实的接二连三的改易中得到说明。

第一，实地考察报告说明嘎仙洞是天然形成的巨大山洞。

实地考察者说：

洞口在半山腰，离平地20米，进入洞口，里面宽敞宏大，可容约数千人，洞内地面平坦，往里走50米以后逐渐上坡，缓坡不到20度，这一段洞宽20米，高约10米，距洞口70米处空间最大，宽约27米，高约20米，此外还有一些形状各异的耳洞[5]。

《魏书·乌洛侯国传》也说“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

如此规模巨大、形制极不规则的洞穴，乃天然所成则是难以否认的。

从规模形制以及古时游牧人生产力十分低下等事实看，如此巨大的嘎仙洞绝非人力所能凿成。

但是，《魏书·礼志》却将其改易为由人工“凿石”而成。

其云“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

这种“凿石”的改易明显是一种造作和窜改事实。

这种造作和窜改自然有其一定的用意和目的，明显与其为“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在大兴安岭的说法大造声势密切有关（详说见后）。

此为《礼志》改易之一。

第二，1980年在嘎仙洞壁上发现的“石刻祝文”中，“旧墟”之语显然是说嘎仙洞仅为拓跋魏先祖旧时的故居老宅“《魏书·乌洛侯国传》亦云，”世祖真君四年（乌洛侯使者）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是乌洛侯国使者于真君四年来朝亦称其国西北之嘎仙洞乃为拓跋魏先祖旧时之住所。

可见无论是拓跋魏自己还是乌洛侯国使者都确指嘎仙洞为拓跋魏旧时之故居，然而就是这个十分明确的旧时之故居却被《礼志》公然地改易为“祖宗之庙”。

“祖宗之庙”是指古时帝王或诸侯专门祭祀祖宗的处所，又称为“太庙”、“社稷宗庙”，被视为最神圣的场所，如《书·太甲上》云“社稷宗庙罔不祗肃”。

显然，旧时之故居与祖宗之庙绝无互相混同的余地。

而《礼志》仅仅根据这么一次祭奠活动就将“旧墟”嘎仙洞吹嘘成专门进行祭祀的“祖宗之庙”，自然是有意识的改易，其用意大约是为了拔高拓跋焘派遣大臣李敞等前去嘎仙洞祭奠祖先的活动，以此进一步崇高拓跋魏室的社会地位。

此则《礼志》的改易之二。

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

《礼志》既然已经将“先帝旧墟石室”改易成为“祖宗之庙”，但最为神圣崇高的“祖宗之庙”从来没有被设置在天然陋穴中的先例，于是《礼志》还得将天然形成的巨大山洞嘎仙洞改易（捏造）为由人工“凿石”而成。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编造得比较圆满而无破绽。

第三，如前所述，新发现的“石刻祝文”云“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

“爰”有“乃”、“于是”的涵义，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明显是说乌洛侯国使者来，经其告知，拓跋魏才“始闻”乌洛侯国地方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

《乌洛侯国传》又云“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

”这个“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之语同“石刻祝文”的“始闻”正相吻合。

这个吻合说明，拓跋魏关于“国家先帝旧墟石室”的说法是在真君四年“始闻”于乌洛侯国的使者，而此前拓跋鲜卑对此事则一无所知。

正是这个明明白白、原原本本的事实，到了《礼志》中便面目全非，被改易成了另一个样子。

《礼志》说“岂谓幽遐，稽首来王。

具知旧庙，弗毁弗亡。

”《礼志》在此不仅将“旧墟”改易成“旧庙”（详见前文），而且将“石刻祝文”的始闻旧墟爰在彼方“和《乌洛侯国传》的使者”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的原本含义给一笔勾销，代之以所谓的“具知旧庙弗毁弗亡”的捏造。

这种编造的言下之意显然是要说：

在乌洛侯国使者来告之前，拓跋魏并非不知彼国有“先帝旧墟”之事，只是不大清楚“旧庙”的存毁而已，现在经使者的告诉，便知道了“旧庙”并未毁亡。

时至今日，《礼志》的这种谎言和明目张胆的窜改之所以能够被识别出来，主要是以“石刻祝文”与《乌洛侯国传》有关内容相互印证的结果。

但是在嘎仙洞和“石刻祝文”的发现和得以印证之前，《乌洛侯国传》中的真实记载只能作为证明《礼志》之文已被窜改的独文孤证而已，故而不可能将问题的真像澄清。

此则为《礼志》的改易之三。

上文关于拓跋魏“国家先帝旧墟石室”之说本来“始闻”于乌洛侯使者的事实既然已经得到澄清和确证，那么，对于拓跋魏来说，若非外人告知，自己都不知晓“国家先帝旧墟石室”之所在，岂非咄咄怪事?

对此咄咄怪事拓跋魏室显然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便产生了《礼志》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窜改，以便将此破绽和漏洞掩饰起来。

此外，还应当指出以下这一点。

关于《魏书·礼志》对“石刻祝文”有关内容的窜改，是学术界所公认了的，但是，有论者以为《礼志》中的窜改乃《魏书》撰者魏收所为，理由是“魏太武时，在崔浩等支持下以崇道灭佛作为国家宗教政策”故祝辞（指“石刻祝文”）在原文中把‘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当作一项显政来颂扬，魏收修史在北齐文宣帝高洋时，高洋又把崇佛灭道作为改朝换代的一种手段，故魏收改作，冲人篡业，德声弗彰，此处改动显然是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6]。

此说其实不确。

早在推行废佛的寇谦之、崔浩及魏太武帝相继死去之后的公元452年，已故佛教徒太子晃的长子高宗文成帝拓跋浚即位。

这一年的十二月（改年号为兴安）就发布了复佛诏书，即时便狂热地掀起了一个兴佛的运动[7]。

再说，“冲人篡位”乃古时年幼帝王在位者的谦词。

按魏文成帝拓跋浚生于公元440年，即位在454年，时年十四五岁，与“冲人篡业”之词恰相符合。

齐文宣帝高洋生于公元529年，篡帝位而改朝换代在公元550年，时年二十一二岁，已经成年，不得称为“冲人”。

由此可见，把《礼志》上述对“石刻祝文”有关内容的窜改，加在北齐时修史的魏收头上是不适当的。

所以《礼志》上的篡改（“冲人篡业，德声弗彰”等等）当在魏文成帝拓跋浚在位的年代。

《魏书》之有关词语乃魏收随手抄来罢了。

第四，《魏书·序纪》之“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显即“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在嘎仙洞之说的翻版，无非是要人们相信拓跋魏是发祥于大兴安岭的东胡鲜卑的后裔。

然而东胡鲜卑是属于通古斯——满语的部族，这却与李敞祭奠时镌刻在嘎仙洞壁上的“石刻祝文”所包含的另一明证相矛盾。

“石刻祝文”有“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之词。

“可寒”（可汗之异译）和“可敦”称号早已被公认为突厥语的称号。

《资治通鉴》卷七七云:

“是岁（魏元帝景元二年亦公元261年）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贡，因留为质。

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

至可汗毛，始强大，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五世至可汗推寅，南迁大泽，又七世至可汗邻”。

据此，拓跋鲜卑首领之称为“可汗”在推寅（即汉桓帝时的推演）之前。

从现有资料看，拓跋使用突厥语称号“可汗”比柔然首领社仑于公元402年称“丘豆伐可汗”要早得多。

是突厥语“可汗”称号当始于拓跋鲜卑和其他突厥部族。

“石刻祝文”之突厥语“可汗”与更早期的“可汗毛”、“可汗推寅”是一致的，应为它的延续。

然而拓跋“先帝旧墟石室”之说和以东胡鲜卑为先祖的说法与这种延续明显相抵触。

再说，《南齐书·魏虏传》收载着十几个拓跋语词的译音，中外专家对此作过深入研究。

英国著名东方学者G·克劳森指出这些语词是突厥语，“结论是拓跋讲突厥语”［8］。

拓跋鲜卑“先帝旧墟石室”在嘎仙洞以及以东胡鲜卑为先祖的说法又与《南齐书·魏虏传》所反映的拓跋鲜卑讲突厥语的事实相抵触。

还应当指出，所谓的“国家先帝旧墟石室”之说绝非信史。

难以凭信者，不仅仅是因为此说实际是源于乌洛侯人的一种传说，而且还因为乌洛侯人的如此传说实际又是神话传说的一种演绎。

例如《乌洛侯国传》所言嘎仙洞“室有神灵，民多祈请”就是明证。

对于南北朝时期当地居民乌洛侯人来说，嘎仙洞如此巨大而黑      的山洞的确非常神秘，于是由此而演绎出一些神话传说并不奇怪。

据报导今天嘎仙洞当地居民鄂伦春人也都知道嘎仙洞,并且也流传着许多关于嘎仙洞的神话［9］。

尽管嘎仙洞当地的古今居民流传的关于嘎仙洞的神话故事的具体内容不可能完全是雷同的，但都同属神话传说故事则是无可否认的。

在本节结束之前还应该谈一下乌洛侯居民何以流传着将嘎仙洞演绎为“国家先帝旧墟石室”的神话传说，以及此传说为何又被改变为拓跋鲜卑的“国家先帝旧墟石室”之说。

这得从头说起。

前已述，西汉初东胡鲜卑为冒顿所破而迁居于大兴安岭北段，而后至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时，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有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按通则，这时已经成为匈奴余种十余万落宗主的东胡鲜卑，自然得称为“大种鲜卑”，而“匈奴余种留者十余万落”的“皆自号鲜卑”者，则成为名符其实的“小种鲜卑”了。

东胡鲜卑既已转徙而据匈奴之故地，则东胡鲜卑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之故地已经成为空地。

至于南北朝时的乌洛侯部何时徙居于东胡鲜卑之故地“鲜卑山”，具体年代今已难知其详，不过《魏书·乌洛侯国传》所载南北朝时已经居住于鲜卑山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乌洛侯人又被记为“绳发皮服”者都是明确的。

“绳发”即辫发、编发、索发之谓。

事实说明此种发式主要为匈奴及其属部，即突厥语族的部落所特有，故知“绳发”的乌洛侯亦匈奴原属部之一，即“皆自号鲜卑”的“小种鲜卑”的一种。

南北朝时的乌洛侯居民以敬畏心情将当地神秘的巨大山洞嘎仙洞，传说为在此驻牧过的先世宗主东胡大鲜卑的“旧墟石室”，应当无可怪异。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魏书》中拓跋鲜卑屡屡称为“西部鲜卑”，而西部鲜卑者多为匈奴原先之属部，永元三年后又多称为“小种鲜卑”，拓跋部亦其中之一部（详说见后）。

然其首领拓跋王圭于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即代王位，当年稍后又改国号曰魏，自称魏王。

其后又灭慕容鲜卑政权（东胡鲜卑之一部），势力更为膨胀，于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称为皇帝，改元天兴。

昔日的“小种鲜卑”拓跋部此时已称为“大魏”，自然也就有资格称为新的“大鲜卑”了。

而此去乌洛侯国使者来朝的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已达半个世纪，所以，在乌洛侯使者的脑海中，此时的拓跋鲜卑就是名符其实的“大种鲜卑”。

然而缺乏历史常识的乌洛侯使者很容易将历史上的东胡“大鲜卑”与当时的拓跋“大鲜卑”混为一谈。

这样，流传于乌洛侯国中以嘎仙洞为东胡大鲜卑之“旧墟石室”的神话，就被张冠李戴成拓跋大鲜卑的“旧墟石室”。

而拓跋鲜卑王室为了将自己装扮成历史上为游牧人所尊敬的东胡大鲜卑的传人，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威望，则对此张冠李戴欣然接受，从而假戏真作地匆忙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等随同乌洛侯国使者赶回乌洛侯国，在嘎仙洞中煞有介事地进行祭奠。

上文当可以初步明确，嘎仙洞所在的大兴安岭之地并非拓跋魏的发祥地，那么拓跋鲜卑的发祥地究竟在何处呢?

对此问题《魏书》并非毫无记述，只不过比较分散，很不明确罢了。

三、从有关地名地望看拓跋发祥地问题

《魏书》记载着与拓跋魏先世迁徙及其发祥地相关的几个重要地名，可惜没有被重视，或者被作了错误的解释，从而造成长期的误解和混乱。

兹举二例。

（一）“大泽”地望问题

《魏书·序纪》云“宣皇帝讳推寅立。

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

”论者一般将此“大泽”穿凿为内蒙古东部的呼伦湖，以为拓跋推寅率部“南迁大泽”就是由大兴安岭迁徙到呼伦湖一带。

以为从大兴安岭到代北，则呼伦湖之地乃其必由之路。

而且呼伦湖北面札赉诺尔三百座古墓群和呼伦湖东面陈巴尔虎旗完工的一些古墓文化遗存又为此提供了佐证。

看起来理由似乎已十分充分，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它将东胡鲜卑的墓葬文化及民俗与拓跋鲜卑的墓葬文化和民俗混为一谈了。

兹举几例：

其一，考古报告指出“陈巴尔虎旗完工墓葬多为合葬、丛葬，没有任何人殉现象”。

[10]然而拓跋鲜卑人殉现象晚至北朝时期仍然很多，如《魏书·叔孙建传》建子“俊既卒，太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荣，没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

’桓氏乃缢而死，遂合葬焉。

”同书《王洛儿传》又记洛儿卒，“太宗亲临哀恸者数四焉。

乃鸩其妻周氏，与洛儿合葬。

”其二，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发现“札赉诺尔墓葬的一陶器内有残存的谷壳”[11]，这表明这些墓葬的部族已经从事粗放的农业生产。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汉时东胡鲜卑“语言、习俗与乌桓同”，又记载乌桓土地“宜禾祭及东墙。

东墙似蓬草，实如 禾祭子，至十月而熟。

”是汉时的东胡乌桓和东胡鲜卑都已经从事粗放的农业生产了，此同札赉诺尔墓葬陶器中有残存谷壳相一致。

但是，拓跋鲜卑则不同，例如晚至刘宋王朝时何承天仍指拓跋鲜卑为“以游牧为南亩”的部族[12]。

其三，《宋书·索虏传》记拓跋鲜卑“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

这说明拓跋鲜卑人不仅葬无坟垄，而且没有固定的坟地。

然而呼伦湖北面札赉诺尔三百余座古墓群和呼伦湖东面陈巴尔虎旗完工的一些古墓群本身就说明，其与拓跋鲜卑的葬无坟垄和没有固定坟地很不相同。

以上所举的葬俗和民俗的具体差异之例当可以相当清楚地说明呼伦湖北面和东面的墓葬群的确是东胡鲜卑人的遗存，明显与拓跋鲜卑无关。

由此可见，以这些墓葬为依据而将呼伦湖曲解成是推寅南迁的大泽的说法，完全是毫无实际根据的穿凿。

关于《魏书》“大泽”的地理位置迄今无确考，不过绝非不可考证。

《魏书》之宣帝推寅实即《三国志·魏书·鲜卑传》裴注引《魏书》所述汉桓帝时鲜卑檀石槐西部诸部落之一的推演[13]。

檀石槐“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

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扶余，[氵岁]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

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

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革建、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

”据上则推演（推寅）所迁之“大泽”应当“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的地域中去寻求，而不能舍此而去古时上谷以东的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湖去寻觅，否则便是南辕而北辙了。

上谷，秦始皇之郡名，地在河北省怀安县、蔚县一线稍东。

可见推演（推寅）所迁之“大泽”当处在此线以西，直至今敦煌县之间的地域之内。

这是第一点。

第二，《山海经·海内北经》云“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所解，在雁门北，雁门山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

这些地望与上述推演（推寅）所处的地域是明显一致的。

例如，代，即代郡，战国赵武灵王置，秦汉时的代郡治所在代县，地在今蔚县西南。

南柳，汉县，在今山西省高阳县境。

雁门山，即句注山，在代县西北三十里。

以上这些地名的地望当可以说明此“大泽”位在河北省与山西省接界处以西的内蒙古自治区内。

“河大泽”者应即此“大泽”的别名。

然而，河指大河，即今之黄河，当是没有疑问的。

“河”与“大泽”连缀而称，当说明“大泽”与黄河是连在一起的，至少在洪水期是这样。

可见“大泽”与黄河相近，而这段黄河当然只能是指河套的黄河而言。

于是此“大泽”处于河套一带就得以证实。

所谓“群鸟所生所解”当说明“大泽”乃群鸟孳生幼鸟和脱毛换羽的去处，由此可知“大泽”周围为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否则群鸟是难以生息的。

这同《魏书》:

“宣皇帝讳推寅立。

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的情形恰相吻合，“厥土昏冥”显指“大泽”周围森林茂密之境况。

由此可见，《山海经》的“大泽”确即《魏书》之“大泽”。

至于《山海经》说“大泽方百里”，而《魏书》则云“大泽千余里”，似乎二者又互相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前者仅指水域范围甚明，而后者则着眼于土地、人民，所以主要指“大泽”周围为森林所覆盖的广大地域，应当是清楚的。

（二）“匈奴之故地”地望问题

《魏书·序纪》云:

“圣武皇帝讳诘汾。

献帝命南移⋯⋯历年乃出。

始居匈奴之故地。

”在史籍中所谓的“匈奴之故地”实际有两处:

其一，指战国时匈奴所居之鄂尔多斯高原，秦始皇时匈奴为蒙恬所逐，故史称鄂尔多斯高原为“匈奴故地”;其二，则指《三国志·魏书·鲜卑传》裴注引《魏书》:

“（鲜卑）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

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的“匈奴故地”。

从时代顺序和历史背景看，《序纪》所言圣武帝诘汾所“始居匈奴之故地”，应当是前者，即鄂尔多斯高原之地，而非后者。

武皇帝诘汾居匈奴故地之史事，其晚于宣帝推寅达九个世代之久。

再说，史籍说明拓跋鲜卑在东汉时仍为一小的部落（推演乃檀石槐西部二十余邑中的一部），东晋时始露头角，此时去汉桓帝时的推演已近二百年矣。

力微被《魏书》称为“始皇帝”，然其仅为窦宾的一个小头目，亦得为佐证。

由此可见，“圣武皇帝诘扮”始居之“匈奴故地”应该是指鄂尔多斯高原，而非塞北整个大草原的“匈奴故地”。

鄂尔多斯高原相当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之地，北至狼山、阴山，南接陕西省北部和宁夏。

黄河贯穿其北部者为河套之地，上文所证明的推演南迁的“大泽”之地正即河套地方，亦即鄂尔多斯高原之一部分。

从这个地域看，诘汾所始居之“匈奴之故地”（指鄂尔多斯高原之大部或全部）显然是拓跋推演（推寅）“南迁大泽”以来的扩展。

如果以上证明能够成立，则拓跋鲜卑自推寅（推演）迁居河套一带（即大泽之地）至诘汾占有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即所谓的匈奴故地）的事实就得以明确起来，而此过程则整整经历了十代酋长才完成（《序纪》记自推寅到诘汾共为十代酋帅）。

从地域空间看，从河套一带扩展到整个鄂尔多斯高原，这当然不是单纯地域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同时还兼并了这些地盘上的原有的一些部落，从而壮大了拓跋鲜卑部的实力。

从檀石槐时的西部二十余部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落，壮大成为据有较大地盘和较多人口，从而成为具有相当实力的部落集团，这自然为其东进代北、建都代京的事业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发祥地”是指创业处或建立基业的地方，那么，经历十个世代酋帅奋斗而得来的鄂尔多斯高原之地才真正算得上是拓跋魏的发祥地。

若此，则如此事实较之所谓的以“国家先帝旧墟石室”传说为据，而将其发祥地说在什么“大鲜卑山”，然而却没有具体历史活动事实和明确活动年代为其依凭的说法，恐怕要可信许多。

四、拓跋鲜卑之称为“西部”及源出地

《礼志》和《帝纪》记述拓跋鲜卑曾驻牧于大兴安岭，意在言其属于东胡大鲜卑的后裔。

但是，在《魏书》中却难以检阅到有关的真凭实据，更多的是记载拓跋鲜卑称为“西部”（即“西部鲜卑”的省词）的史实。

这些史实充分说明其来源地不在东边的大兴安岭，而是另有来源之地的。

1.上引《帝纪》和同书《官氏志》中宣帝“推寅”即檀石槐西部酋帅之一的“推演”。

此当说明《魏书》之“西部”确实是《三国志·魏书·鲜卑传》中“西部鲜卑”之称的延续。

《官氏志》云“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有传。

”之文亦可以为佐证。

此“东方”为方位词，指宇文及慕容二部位居拓跋鲜卑居地之东方。

“东部”乃“西部”（指西部鲜卑）之对称词，指檀石槐时的中部和东部部落的“东胡鲜卑”。

“别自有传”的“宇文”指《魏书·蠕蠕等传》之宇文莫槐。

关于“宇文莫槐”，姚薇元指为“其原名为莫槐头，或省译首音而作槐头，或省译末音而作莫槐”[14]。

这是很有道理的。

前已引“槐头”为檀石槐东部部落酋帅之一，“慕容”则其中部部落酋帅之一，慕容部在地域上虽居檀石槐的中部之地，然而《晋书》等则指明其族属是东胡鲜卑。

《官氏志》亦指宇文、慕容为“东部”，可见“东部”确实是指东胡鲜卑。

再从“西部”是“东部”之对称看，则知“西部”确实是指“西部鲜卑”而言的。

2.《序纪》力微元年（公元220年）记“岁在庚子。

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

始祖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

后与宾攻西部，军败，失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

宾归，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当加重赏，始祖隐而不言。

久之，宾乃知⋯⋯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

”“内侵”之词有二义，一指外敌来侵，二指内部互相侵伐。

所谓“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者，言其先前因西部鲜卑部落内部互相侵伐，拓跋臣民因此被打散而离去，于是拓跋不得已，遂依傍于外族的高车没鹿回部酋长窦宾。

按《魏书·高车传》记纥突邻为高车部落，姚薇元曾考证没鹿回即纥豆陵，亦即“纥突邻”的异译[15]。

若此，则此“西部内侵”指西部部落的互相侵伐就是明确的，可知“西部”确为拓跋魏之自称。

3.《序纪》记平文帝（拓跋郁律）之“二年（公元317年）刘虎据朔方，来侵西部，帝逆击，大破之”。

《魏书·铁弗刘虎传》中也有相关的记载。

“来侵西部，帝逆击”之语，再次说明拓跋鲜卑的确是为“西部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