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权活烈士的血泪传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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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权活烈士的血泪传奇
刘义权“活烈士”的血泪传奇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很感动、很悲伤、也很激昂！
歌曲《松花江上》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曾在抗战期间被万众传唱。
刘义权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歌曲走上抗战一线的。
“我大小参加过30多次侦察和上百次的战斗任务，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我也死里逃生――母亲为我堆了一个坟、烧了8年的纸，享受了8年的烈士待遇。
”胸前一排排的勋章是对老人生死殊荣的印证。
刘义权指着腰和腿部的伤口，讲述自己戎马征战的细节。
老人动情地说：
“与许多战友相比，我是很幸运的，活到了现在。
”老人说，这么多年来，睡觉从不脱外衣裤，因为战争当警员员的习惯保持下来的。
刘义权是有故事的老人。
整个采访不用过多地引导或提问，老人记忆力十分惊人，口若悬河，讲述过程中很少换气似的，看得出他对抗联、对硝烟生活的刻骨铭心，传奇迭出。
打开话匣子，被封存的记忆一串串地涌了出来……
“小猪倌”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联军的侦察员
夜幕下，广袤的辽南平原漆黑一片，只有西南风刮过村边无垠的芦苇荡发出的沙沙声。
刘义权抱着几捆谷草，猫着腰，蹑手蹑脚地贴近地主刘跃先的粮仓，藏在草垛后，迅速蹲下。
50米开外，一间屋子里，只剩下昏暗的煤油灯光，还有地主刘跃先酒足饭饱后若隐若现的哼戏声。
刘义权从怀里拿出三炷香，插在谷草捆上，划亮了火柴。
西南风吹得太强劲，火柴几次都没有点起来。
刘义权有点紧张，毕竟，他才是一个13岁的孩子。
刘义权原名刘大喜，1930年生人。
因家中贫穷，刘义权的父亲在外赶大车，而刘义权则在当地外号老鬼子的地主刘跃先家养猪，“那时候经常挨饿、挨打，有时还不给饭吃”。
1943年农历三月初三，外出归家的刘义权发现家中来了生人，在听母亲说过之后才知道，来人是自己失踪多年的老舅高鹏柱。
与舅舅相处几日后，刘义权才得知，曾参加过中国国民救国军的老舅现在是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一员。
舅舅给他讲了很多抗日打鬼子的事，特别讲到他们的领导叫周保中，指挥打败了很多日本人。
“我也想参加抗联打鬼子！
”舅舅临走的那个晚上，刘义权将这个酝酿已久的想法说了出来。
“火烧粮仓”是舅舅布置给刘义权的一次特殊任务。
只要通过了这次考验，他就可以参加抗联打鬼子了。
火终于点着了。
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整个粮仓都烧起来。
多年后，刘义权回忆这一幕，依然得意，“不到1小时，两个仓库的几百石粮食都成了灰”。
13岁的“小猪倌”刘义权通过了考验。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舅舅就带着他上路了。
62年后，刘义权93岁高龄的老母亲还记得往事：
“他老舅带枪来的，大喜就喜欢枪啊――半夜我一摸炕，他人没了，跟他老舅打日本鬼子去了！
”
刘义权跟舅舅坐车经营口到辽阳，辗转来到吉林省通化县秦家沟。
在这个偏僻小山村，舅舅把他介绍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刘雁来侦察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我加入以后就有9个人了，很精干，活动能力和战斗力特别强。
”刘义权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七军侦察小分队中最年轻的一名小侦察员，当年小分队也曾多次依靠他年龄的“掩护”打探到了很多日军情报。
刘义权参加抗联以后，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通化县夹皮沟，营救被抓的抗日群众。
“一天下午，小分队转移途中，走到夹皮沟的树林子时，发现十几名‘讨伐队’在鬼子带领下向我们走来，要枪杀反满抗日的群众。
小分队在队长刘雁来指挥下，埋伏到‘讨伐队’必经的山路旁发起突然攻击，消灭了数名敌人。
”“那时候我手里没有枪，我没办法打鬼子，但是我能救人。
当时政委李永镐负责保护我，大家冲锋时我也跟着冲了上去，从敌人尸首旁拣起一支三八枪，绕到被捆着的抗日群众跟前，高喊‘我是来救你们的’。
然后，用刺刀挑开七八个人身上的绳子，与小分队一起把他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刘义权很自豪地说，“这是我第一次打鬼子，也是第一次缴获鬼子的枪。
待转移到安全地带，刘雁来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
‘好小子，有胆量！
’可是，我拣的那只枪并没有归我。
队长说，你要枪，就得自己去向敌人‘要’。
”
经过这件事，刘义权心中就一直有个疙瘩：
手里没有枪打鬼子不行。
小分队多次辗转执行任务，路途艰苦，刘雁来将刘义权交给了一个名叫王国俊的地下党交通员，随后小分队集体转移。
“王国俊是当地人，而我是外地人，在一次侦察中我被敌人发现，遭到追击。
我和王国俊分头跑，在一个石砬子旁，冲出一个姑娘，她把我拉到小山洞里。
询问中得知，她叫翁淑贤，16岁，父母都被日本人杀了，从辽宁桓仁县来到这里投奔叔叔。
我告诉她我是抗日打鬼子的。
她说，我看敌人抓你，知道你不是坏人；你这么小就敢打鬼子，真是好样的。
天黑时，我被翁淑贤带出了虎口。
”
晚年，刘义权旧地重游时寻访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翁淑贤。
两位老人高举四只手，紧紧拥抱在一起，喜悦的泪水在眼圈打转。
刘义权回忆说：
“翁淑贤救我后，我很快就找到了王国俊。
当时，大地主陈家模过六十大寿，这个人的儿子是夹皮沟地区的警察署署长。
陈家模是恶霸，许多伪警察、特务、地主都来拜宴，日本人来了很多，摆了10多张桌。
内线唐作文是当时的掌勺厨师，给寿宴做饭做菜。
”
唐作文让刘义权卧底进寿宴帮忙烧火，然后往前屋送水。
前后屋走了几趟，刘义权看见前屋的墙上挂着一个“王八盒子”，即8mm半自动手枪。
而且他发现参加寿宴的这些人都喝多了，大部分都睡着了或者歪在一边不省人事，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枪从墙上摘了下来。
现在回忆起来，刘义权说，那时候真是小孩办事不考虑。
枪拿到手之后，他把枪揣进怀里，把枪套摘下来扔地上，然后大步流星地往外走。
“结果很快被日本‘讨伐队’发现。
敌人追击我，我就使劲跑，因为我不能让他们抓住，第一我想要这把枪，第二如果被抓住了，那我就没命了！
”
“脱身后，我来到浑江江边一棵大柳树旁的唐作文家，是他用船把我送过浑江的，我找到了抗联小分队。
刘雁来说：
‘你好小子，我本来想把你就放在地方了！
’我从怀中掏出那把‘王八盒子’，说：
‘我弄到一把枪！
’”虽然“王八盒子”交公了，但是刘义权得到了一把“三八”式马步枪，尽管里面只有4颗子弹，但总算也是圆了自己想要把枪的梦，也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再没离开过大部队。
“事后我知道，王国俊第二天被敌人抓到了，他受了很重的刑，却什么也没说，被敌人活埋了。
前些年，我在当年史志办的同志陪同下，找到了王国俊的坟墓。
当地政府为他立了一个碑，每年清明节各界人士都去为他扫墓。
” 在已经沦陷的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激励着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同日本侵略者死命周旋。
虽然给养断绝，许多优秀的指战员相继倒下，但东北抗联的抗战意志却从未被打垮。
东北抗联战士在战壕中唱起的《松花江上》，唤醒了一份共同的家国情怀，甚至感动着日伪军前来投诚。
刘义权说：
“穆棱有个小青山，小青山有日森林警察那些人，伪军。
咱们抗联就在小青山那个山里头呆着，在那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结果把这个队伍20多个人给唱来了、起义了。
日本鬼子侵略我中华，那我就拿起枪杆子干呗！
”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民族之魂，点燃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回忆起往事，刘义权不禁唱起了当年抗联小分队夜晚时常哼唱的这首“抗联歌”。
哼唱中，老人拿着歌词的双手不时地微微颤抖，几次哽咽，流下了动情的眼泪。
刘义权说，“我几乎半辈子都在战场上，多次见到尸横遍野，我希望不会再有战争，世界永远和平。
”
死里逃生的警卫员
一个雨夜。
夜晚的山路崎岖难走，没有月光，又不能用手电筒照明。
抗联小分队一行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前进。
刘义权年纪小，总是摔跤、掉队，落在了最后面。
这是1943年6月中旬，小分队接到苏联教导旅的秘密通知，向苏联境内转移。
言及早年向苏联境内转移的细节，刘义权记忆犹新。
“没有表，太阳一落就开始行军，天一亮就进山隐蔽，挨饿、吃不上饭是常事，特别难受的是蚊虫叮咬。
有一次我让草爬子咬了，脸肿得很厉害，有人说用尿洗，我真的试了，但不见好，整整一星期眼睛眯成一条缝。
”“一路上还打了不少鬼子。
在牡丹江老爷岭截击日军森林警备队，打死了30多人；在海浪河又打死日军17人……”
队伍千辛万苦地走到了黑龙江省东南部的绥芬河。
一天夜里，刚到黄花岗，远远地看到一伙日本人，押着一辆胶皮车过来了，车上有机枪、子弹、手榴弹等军用物资。
队长刘雁来果断地命令开火，小分队一跃而起，打死了8个日本兵，截获了一辆大胶皮车，缴获弹药12箱，手榴弹10箱，歪把子机枪两挺。
“这次战斗中，我的右小腿负伤，日军一颗三八子弹打进我右下肢小腿大梁骨中间，流了好多血。
小分队转移深山前，刘雁来命令安置好牺牲战士遗体和伤员后，把我安排到绥阳镇地下交通员杨海家养伤。
杨海老人把我背回家，对我说：
‘孩子，对不起你，我先把你绑上。
孩子你得挺住啊，我给你把腿里的子弹取出来吧，不然伤口长不好。
’”于是，杨海就用青腿袋子把刘义权的四肢紧紧绑起来。
当时没有麻药，更没有止痛药，杨海用一把破剃头刀先把刘义权腿上的外皮剐开，鲜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刘义权疼得冒冷汗，但他咬着嘴唇没有吭声。
杨海又用一个铁钳伸到了腿的肉里，终于把子弹拿出来了。
而浑身早已大汗淋漓的刘义权疼得昏了过去。
“那时候没有药，沾点盐水就算消毒了。
”
1943年10月，奉命撤离到苏联的刘义权，加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北野营。
“我年纪小，就被编到警卫班。
每天早上都按时出操、跑步，一跑就是十圈。
”
到北野营的第六天，早上出操时，刘义权实在跟不上队伍，一下子瘫倒在地上直喘粗气。
正当苏联军官要上来训斥时，一位身材魁梧穿马靴的军官在一旁阻止道：
“刚来的孩子，跑不动就让他在一边站着吧。
”此人正是周保中将军。
几天后，周保中把刘义权叫到了办公室，“你就留在我这里干勤务吧”。
从此，刘义权开始了在周保中身边长达6年半的生活。
“当年能够在周保中身边工作，纯属意外，要不是因为那次训练时我身体不好，恐怕一辈子也不会被他注意到。
”刘义权回忆说，“刚开始我还是警卫班的战士，只是每天到周保中的办公室和宿舍给他打水、扫地、擦桌子，或者去食堂打饭，有时候也给来开会的干部们斟茶倒水、买烟卷。
因此认识了不少干部，比如李兆麟、崔石泉，营级干部金日成、王明贵、王效明、姜信泰等。
那时候金日成还只是一个营长呢。
”
1944年，刘义权和另外两个同志被正式抽调为周保中的警卫员。
“三个警卫员中我最小，所以周保中和夫人王一知的勤务工作大部分叫我去做。
比如每周六我去苏联幼儿园将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苏联名叫苏拉）和周保中的女儿周伟（苏联名叫加丽）接回来过周末，星期一早上再送回幼儿园。
有一次金正日调皮，我还打过他屁股呢。
”
刘义权的记忆力十分惊人。
“一次，参加军事训练时，爬上几十米高的塔台练习跳伞。
有次我跳伞没有掌握好方向，被挂在了树上。
点名时发现少了我，战友们撒大网找才找到我。
周保中当时还逗我：
‘你是不是在树上为我们大家放哨呢？
’”在刘义权的印象中，周保中没有一点“官架子”，风趣幽默。
“在苏联，生活很艰苦，周保中吃的是半灶，因为他肠胃不好。
”
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克柏林，西方战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在欧洲战场取得胜利。
7月，哈巴罗夫斯克列宁广场旁的一幢高楼里，苏联红军对日作战指挥部正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研究进攻日本关东军的战略战术，部署出兵中国东北的路线和作战方式。
参加这次会议的是从西欧战线调回来的苏军高级军官，苏军远东军区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作了战前动员报告。
刘义权回忆说：
“周保中是参加会议的惟一中国军官，我聆听了会议的全部内容。
”
“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我们高兴得什么都不会说了，就知道一个劲地欢呼。
当时部队在苏联，听到消息我们就赶紧往国内赶。
”9月8日，刘义权跟随周保中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祖国。
飞机在长春机场降落，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就连经历过多少生死的周保中也热泪盈眶。
他第一个走下飞机，将脸紧紧地贴在祖国大地上：
“祖国啊，我们回来了！
”所有人下飞机后都不由自主地亲吻大地。
“回国后不久，我们就去沈阳向东北局书记彭真汇报情况。
当时，党中央派出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来到沈阳。
当天晚上，周保中、崔庸健和我化装成铁路工人，乘专列到了沈阳张作霖大帅府东北局驻地。
我的背包里装着东北抗联党委的全部材料：
东三省军事地图、日军在东北战略点图、东北党委部署会议记录、党委委员名册、十大军党员名册、抗联牺牲烈士名册以及周保中从1931年到东北以来的日记。
周保中向彭真进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汇报，并向东北局移交了历史档案和组织关系等。
”彭真听取汇报后，感慨万分：
在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
“这是对抗联的最高评价啊！
”刘义权指了指胸前的军功章，自豪地说。
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
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
这支部队后来发展为解放战争中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老英雄不老的家国情怀
1946年，刘义权随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的周保中回到辽宁。
他三进盘山，到小板桥联防团长李雅轩家执行盗取敌184师留下的《东北战场各据点分布图》的任务。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刘义权抽空回家与母亲见了一面。
3年前，他偷偷随舅舅高鹏柱参加了抗联。
1950年10月，在大同江附近13号高地的一次战斗中，刘义权炸碉堡时腹部受了伤。
“先遣队378人，4个半小时的战斗，死了370人，只活下七八人。
炸掉碉堡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听说肠子都出来了，被当作死尸装上了车，准备下葬。
”“事后才知道，当时往回运伤员的两辆卡车，一辆被美军飞机击中翻到了山下，装我的另一辆车死里逃生，躲过敌机轰炸，回到了兵站，之后把我运到了后方医院。
可能是由于颠簸，我缓过气来，但21天不省人事，陈毅到朝鲜慰问我都不知道。
”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后，刘义权就一直在丹东养伤。
当年，刘义权的战友回到辽宁盘锦，告诉刘义权的母亲，说自己亲眼看到大喜在炸碉堡时“光荣牺牲”，被抬上卡车运走了。
从那时起，刘义权的母亲为儿子堆了一个坟，烧了8年纸，哭坏了眼睛，没想到儿子是“活烈士”。
1957年，伤好的刘义权从部队转业，随女友来到齐齐哈尔市，并进入建华机械厂工作。
女友就是当年负伤时组织安排照顾他的护士。
不久，结婚生子。
1958年，刘义权竟带着妻子与孩子回到了老家盘锦，年年为自己烧钱纸的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刘义权找到了家人，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带着弟弟生活。
刘义权转业到齐齐哈尔市建华机械厂（后改制为齐齐哈尔市建华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直至1980年离休。
他先后在厂长办公室、军待室、技要室等5个科室工作。
“我一天的书也没有念过，是周保中教我的，每天学8个字。
他给我一个小本，我记得写过‘抗日救国才有家’等。
”由于没上过学，他一直都做科员的工作。
这也是老人的遗憾，一辈子没有同学，没有老师，只有战友。
晚年，刘义权和老伴的饮食起居都靠小女儿照顾。
刘义权的小女儿说，“我爸现在年龄大了，平时有些糊涂，但是一讲起来当年的事儿，就兴致勃勃地停不下来，而且思路特别清晰，因为那是他今生最难忘的经历。
”老人则说，“现在也许是年纪大了，时常想起以前的事儿，回想起当年的那段战争历史，虽然惊心动魄，但仍是我最宝贵的记忆。
”
如今，抗联战士在世者极少。
刘义权对抗战史、抗联战友有一种融入血脉的热爱或亲近，身体许可的情况下，重走抗联路、拜访战友成为他的生活主旋律。
2005年3月20日中午，刘义权从齐齐哈尔赶到哈尔滨，看望大自己6岁的李桂林老人：
“大哥，我来看你了。
”两双苍老粗壮的大手立即紧紧握在一起，他们是当年抗联将领警卫员中仅存的两人。
李桂林曾在李兆麟将军身边做警卫员，与刘义权在抗联当警卫员一起战斗了近两年的时间，结下深厚的友谊。
从1946年他们分开起，一直也没有见过面，双方将近60年断了音讯。
刘义权无法忘记过去枪林弹雨的岁月，怀念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和冒死掩护自己的乡亲们，多次重走抗联路，足迹遍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数十个地方，会见了许多当年的战友和乡亲。
他始终心系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应邀到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和军营，用自已的亲身经历言传身教，讲抗联光荣传统，关心教育下一代。
每次，刘义权都告诫人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天的大好局面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要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贡献”。
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开始，俄罗斯政府每10年向东北抗联在苏联远东组成88旅的老战士颁发一次纪念勋章。
1995年和2005年、2015年，刘义权先后三次获得以俄罗斯总统名义颁发的抗战纪念勋章。
采访期间，老人胸前挂满了奖章，有俄罗斯政府颁发的三枚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勋章，也有一等功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奖章、解放东北纪念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
今天看来光泽有些暗淡的奖章、勋章，有些不太耀眼和夺目，但这些奖章、勋章见证了老人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也展现了抗联老战士对荣誉的毕生珍惜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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