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几个重要问题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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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几个重要问题解读

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几个重要问题解读

——基于就业研究文献述评的视角

徐成波

2012-12-1316:

30:

40　　来源：

《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徐成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西昌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四川西昌615013）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政府反贫困政策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

70873097）资助。

内容提要：

基于能反映中国劳动力市场深层次问题、具有开创性研究以及成为进一步研究方向等标准的考量，本文筛选了比较典型的相关文献进行解读，提炼出四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融合，社会关系网络在转型期就业中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划分的就业现象和政策冲击对就业影响的审视等。

最后，文章指出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研究应该反映中国改革的逻辑。

　　关键词：

城乡劳动力市场；社会关系网络；区域差异性；政策冲击；改革的逻辑

　　一、引言

　　笔者曾在工作论文中，从就业研究的视角，对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进行了文献梳理，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却始终遵循中国改革的逻辑。

同时，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国的改革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机理：

一方面，改革的制度安排是一步步作用于劳动力市场的；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演进折射出改革自身的逻辑历史进程，并将反过来不断修正改革“试错”的方向。

最后，文章提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

为此，本文将对这一问题做深入研究。

　　当然，笔者是以能够反映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深层次问题、具有开创性研究以及有可能成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为标准，筛选出比较典型的相关文献进行解读，提炼出四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融合、社会关系网络在转型期就业中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划分的就业现象和政策冲击对就业影响的审视等，与读者一起共勉。

　　二、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融合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大特点，而这种分割有其历史渊源。

转轨期以前，中国出于国家战略的考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将城乡分割开来；转轨期以后，由于受城市利益集团的支持，这种分割局面并没有缓解，从而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王美艳（2005）对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进行了研究。

该文将劳动者（16—60岁）分为四类，然后以“自我雇佣者”为控制组，以“公有单位职工”、“非公有单位工人”、“非公有单位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为实验组；采用多项式logit模型，考察了性别、教育、年龄和培训等对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获得就业岗位概率的影响程度。

这种结构性差异分析，可以反映出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受到区别对待的程度。

用模型估计的参数值减去实际的就业岗位分布值，可以将外来劳动力在不同就业岗位上受到的歧视定量化（歧视=理论估计值—实际就业岗位分布值）1。

　　在工资差异的分析方面，文章以小时收入的自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对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大小进行分析。

并采用了布朗（1980）等人的分析方法，将工资差异分解成四项：

就业岗位内可解释部分、就业岗位内不可解释部分、就业岗位间可解释部分和就业岗位间不可解释部分。

得出了：

在总工资收入差异中，57%为个人禀赋差异所引起（即可解释部分），而43%为户籍身份歧视所引起（即不可解释部分）。

由此可见，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但这种分割随着改革的深入有所弱化。

而随之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逐渐融合是否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产生较大冲击？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具体表现在哪一个层面？

这必须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有所分析。

关于这一问题，刘学军等（2009）作了开创性的研究。

　　该文采用Card（2001）的分析框架，以C-D生产函数为出发点，导出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并结合劳动力供给方程，在基于本地劳动力的对数就业率和对数工资与城市中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对数工资和对数就业率呈正相关关系的假设下，得出当地劳动力的就业方程和工资方程（称为“基础方程”）。

为避免遗漏变量问题，在将扰动项中可观测的变量（如，年龄、性别构成）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基础方程后，得到最终的回归模型。

但在回归过程中，会产生内生性偏差和反向因果关系，从而影响了参数估计的一致性。

对此，文章采用了三个工具变量（自然灾害、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距离和迁出地的人口数量）。

于是，估计的逻辑为：

先用三个工具变量估计原方程中的“劳动力迁移规模”；然后再估计工资方程和就业方程，从而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

　　文章按“城市—教育”标准对数据进行分组：

初中（及以下）组、高中（含中专、中技）组、大学（及以上）组。

这种分组反映出前文提到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问题，能够看清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劳动力哪个层面的影响最为突出。

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如下重要结论：

外来劳动力对当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有负向作用，但影响的程度很小；外来劳动力对中低教育组（高中及以下）劳动力的影响更大一些。

由此研究，本文可推演出两个重要结论：

（1）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并不算大，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不会威胁到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利益；

（2）当前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体现在高教育组（大学及以上），而中低教育组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出某种融合的迹象。

　　该文还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

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中低教育组）工资水平的影响要比就业率大一些。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目前不存在正规意义上的失业保险，因此，劳动者宁可降低保留工资，也不会放弃工作。

这一点对中国政府实施最低工资管制带来极大困难，而必须要有相应的措施（如《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来强化最低工资管制的执行力度，这将在下文作详细分析。

由于文章是基于2005年单个时点上的数据，因此，很难推演。

所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时点来进行分析，观测在不同时点上本地劳动力对外来劳动力冲击的反映，这可以反映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融合的历史进程。

　　三、社会关系网络在转型期就业中的重要性

　　如果说户籍制度阻碍了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那么其它因素（如，信息不对称）也会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生影响。

社会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这一影响。

事实上，目前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是在社会学领域。

而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就业的影响比较少，这可能与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关。

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资本；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关系网络则是一种人力资本。

不管是哪个领域，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就业的影响都很重要。

将社会关系网络引入经济学并分析其对就业的影响，陆铭（2002）有过精辟的论述。

　　该文指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来说作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对于高技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差异较大，社会关系网络将用于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技能差异几乎可以忽略，因此，社会关系就将用作一种额外的“投资”。

这种作用机制的不同恰好折射出中国狭义的市场发育还不完善2。

尽管社会关系网络会带来某些特权，但在目前面临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社会关系网络确实是劳动者的一种理性选择。

所以，从市场好坏的评判维度来看，相对于劳动力资源的计划配置来说，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在内的市场机制要更加有效率。

因此，对社会关系网络在就业中的重要性分析，能够反映转轨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从而拓展中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

　　那么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呢？

这在邢春冰（2006）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该文采用了线性概率模型（LPM）和非线性概率模型中的logit模型。

在计量处理上，为了消除遗漏变量（如，家庭文化、工作态度、家庭社会关系等）问题给参数估计造成的有偏性，文章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

文章先抽象掉一些次要的影响因素（如，“户主及儿子的经验及其平方”、“教育”和“户主为管理干部”等变量），对控制组模型进行回归，发现户主工作机会对子女工作机会的影响在逐渐增加。

当然，这种分析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为了使分析更接近现实，文章在控制组基础之上，逐渐加入最初被抽象掉的那些次要因素（即，实验组），并考察每加入一个次要因素会对结论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种由简单到复杂、由理论到现实、层层深入、层层演进的研究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方法。

文章还单独对外出就业的代际相关性，务农、本地就业与外出打工的选择性等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

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本文提到的，农村劳动者是如何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来寻求工作岗位的。

　　在对外出就业的代际相关性分析（1989、1991、1993年）时，通过回归发现：

在全部样本中，户主在外居住对儿子在外居住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这反映了户主及其子女在信息共享、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

当然，文章也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删除了“户主及其子女均全年在家居住”剩下的样本中，两者呈反向变动，即户主在外居住的时间越长，儿子在外居住的时间则越短。

这是否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就业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并非如此。

其实，这种现象反映了农村地区家庭对劳动力的配置出于分工考量（即户主在外打工，子女留守家中从事农业劳动），以防范风险。

这个有趣的现象实际上反映出农村劳动力在外移过程中的心态变化：

转移初期，农村外出劳动者往往持一种比较保守的风险规避型心态，这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初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但随着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深入，以及对城市环境的逐步了解，这种心态会有所改变。

在对务农、本地就业与外出打工的选择性分析（1997、2000年）时，文章以1997、2000年务农的样本为控制组，使用多值log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显示：

“户主外出打工”提高了子女选择外地就业的概率。

这种现象与1989、1991、1993年的情况恰好相反，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社会关系网络对子女获得外出打工起着重要作用。

　　应该说计划经济体制是人为地配置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在转型期，由于计划手段的逐渐退出，再加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无形中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

所以，在面临可能存在的有限的工作机会、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分割，劳动者会更加依赖于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网络），而家庭（可进一步衍生为组织）又是提供社会资本的天然场所。

这折射出家庭（组织）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也反映出政府在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的重要性。

　　四、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划分的就业现象——基于空间外部性在工资方程中的应用

　　转轨期以来，为了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将整个国家划分为东中西部。

由于区位优势和相应配套措施的不同，东中西部经济的发展水平出现了极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对东中西部工资的影响是比较突出的，刘修岩等（2008）从新经济地理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这一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支持，同时也为中国地区工资差距存在的原因提供了一种新经济地理视角的解释。

　　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忽视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

而该研究放弃了传统的新古典分析范式，将空间外部性3纳入传统的工资方程，探讨经济活动集聚和地区工资差距的真正机制。

对于技术外部性，文章做了一个巧妙的处理，采用“就业密度”（用一个地区每平方公里的非农产业就业数量来衡量）来捕捉密集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技术外部性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即便在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下，多数文献都是单独考察市场潜能或经济活动密度外部性对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影响，但该文同时考察两种类型的空间外部性，对市场潜能和就业密度与地区工资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文章借鉴了CrozetandKoenig（2005）和MionandNaticchioni（2005）的方法，在一系列假定下，首先得到地区j的消费者对地区r的某种制造品的最优消费数量，并把所有地区对r地区生产的某种制造品的需求进行加总，便得到地区r此种产品的总需求。

在对消费者的分析中，文章对运输成本采用的是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形式。

在“边际生产成本是经济活动密度的减函数”这一关键性假设下，文章通过最大化企业的利润，得到企业产量（即，产品总供给）。

根据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均衡的原则，得到名义工资的决定方程（即，理论计量模型）。

从理论计量模型来看，引入空间外部性后，名义工资的决定方程与传统的工资方程的区别在于边际生产成本。

　　但考虑到中国实际复杂的情况，文章对理论计量模型进行了扩展，将各地级区域到海岸线的距离、人力资本、财政支出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和年份虚拟变量等可观测变量纳入模型，尽量减少遗漏变量所造成的计量有偏性问题。

同时，为了防止基本计量模型的设定偏误和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了动态模型。

通过混合OLS、固定效应估计（FE估计）和系统GMM估计，最终得到如下重要结论：

（1）工资水平与地区市场潜能呈同方向变动。

这一结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工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和长期锁定这一现象。

其主要原因是，东部形成了一种循环累积机制：

东部初始的相对优势→吸引劳动、资本等要素流入→↑市场潜能→↑工资水平（福利水平）→进一步吸引劳动、资本等要素流入。

（2）但就业密度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存在一种“门槛”效应。

就业密度低于“门槛”值时，效应为负；高于“门槛”值时，效应为正。

文章对这一复杂现象作出一种推测性的解释：

一方面，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对工资产生的负效应。

就业密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外部性不显著，就业岗位较为紧张。

就业密度提高（即劳动供给增加），对工资的负效应大于了其正效应。

另一方面，技术外部性对工资产生的正效应。

就业密度高于某个“门槛”后，技术外部性就变得尤为显著，就业密度对工资的边际效应就变为显著为正了。

当然，对于这种解释还有待实证研究的检验，而准确计算这个“门槛”值则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五、政策冲击对就业影响的审视

　　就业政策的制定要有相应的理论依据，比如，对自然失业率的准确测度，有助于建立中国的失业预警机制。

曾湘泉等（2006）对中国自然失业率的测量进行了实证研究。

但该研究采用的是线性模型来进行分析的，要比较准确刻画转型期中国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巨大变化，需要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研究，这是自然失业率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

同时，也要对政策的就业冲击进行审视，毕竟，就业冲击对居民的影响实在太大。

比如，都阳等（2006）利用线性概率模型研究了父母的就业冲击对子女大学入学决策的影响，发现父亲失去工作使子女入学的可能性下降了约30%。

　　在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冲击要属《劳动合同法》的出台。

当然，在该法律出台以前，社会争论比较激烈，这种争议持两种观点：

代表劳动者一方的持肯定态度，认为该法律有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劳动者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分享更多红利；而代表企业利益一派的则持反对态度，认为该法案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会让中国失去转轨期人口红利的优势，使厂商减少就业，这对劳动者反而不利。

视乎这两种观点看起来都有道理，但政府该如何抉择？

丁守海（2010）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厘清了这一事实。

　　2004年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和2008年《劳动合同法》纷纷出台，这对劳动力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该文由此问题推演出分析思路：

讨论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后果不应局限于最低工资管制本身，还必须考虑到《劳动合同法》颁布后监管环境变化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因此，文章以最低工资管制为切入点，并结合《劳动合同法》的交互影响来研究这一问题4。

这种分析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一种政策的出台会对其它措施产生影响，即各种制度之间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作用机理。

在对“监管环境变化”的分析上，文章作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即将监管措施纳入模型（监察概率是违规程度——实际支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的增函数），从而构建起厂商期望利润模型。

这是全文的核心所在，很好地刻画了监管环境变化对就业的冲击。

当厂商期望利润模型实现最大化时，求解出一阶条件。

然后文章分两种情况（监管松懈、监管严格）来分析对就业的冲击，最终得出两个命题。

接着，文章以实证数据验证了这两个命题的正确性。

　　文章的实证研究部分是建立在巧妙的调研样本上：

选择地理位置毗邻、经济结构类似、受金融危机冲击程度相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幅度一致的省份（广东和福建）。

选择“地理位置毗邻、经济结构类似”可以将一些对就业产生影响而又无法观测的变量（如，文化素质、文化背景等）通过两次差分（即双重差分法）剔除掉；而“受金融危机冲击程度相近”也可以通过双重差分法将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就业的影响过滤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幅度一致”表明文章不会考虑最低工资本身对就业的影响，而专门分析“监管环境”变化对就业的冲击。

文章先以广东省为控制组、福建省为实验组（2007年广东省没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福建省提高了），分别对农民工和城镇劳动力进行分析；然后又以福建省为控制组、广东省为实验组（2008年福建省没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广东省提高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

接着对农民工主体和城镇劳动力进行动态比较（2008年与2007年对比），揭示了一些很重要而有趣的现象。

　　比如，2008年广东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民营及外资企业农民工数量减少了7.1%。

与2007年福建省相比，广东省农民工失业现象更为严重5。

这主要是由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使监管环境变得更为严格这一宏观背景引起，从而有助于规范民营企业的用工关系，所以出现了民营企业不敢铤而走险“变相”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的现象，只得大幅裁员。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该文的研究结论：

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后果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最低工资制度本身，还要取决于外部监管环境。

由此可见，严格的外部监管环境对最低工资实施起到很好的强化作用。

这表明，一项政策的出台对劳动力市场会产生较大的冲击。

为了缓解政策冲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政府可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地区进行试点，而当政策发生相应的作用后，理论界可以对政策的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然后再以此为依据，对政策进行修正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样可以缓解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程度，也许这也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所在。

　　六、结语

　　尽管对就业的研究已涌现出不少成果，但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推进，并且应该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融合涉及到的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这一根本性问题；而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区域的差异性是由中国发展战略所引致的；政策出台涉及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等等。

　　当然，中国的改革有着它的逻辑基础——“渐进式转型”，随着改革的深化，预示着中国劳动力市场会进一步演进，并由此而产生一系列新问题。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应该会更深入。

但必须明确的是，下一步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也应该反映中国改革的逻辑。

而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中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从而构建起中国的劳动经济学。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参考文献：

　　1．王美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2．刘学军、赵耀辉：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8卷第2期。

　　3．陆铭：

《社会关系作为转型劳动力市场上的投资——对<社会关系网络对搜寻工作的影响>一文的拾遗和回应》，《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3期。

　　4．邢春冰：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

　　5．刘修岩、殷醒民：

《空间外部性与地区工资差异：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8卷第1期。

　　6．曾湘泉、于泳：

《中国自然失业率的测量与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7．都阳、JohnGiles：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冲击对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8．丁守海：

《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分析——兼论<劳动合同法>的交互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注释：

　　1．外来劳动力可能包括外来城市劳动力，但刘学军等（2009）的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主要是农村流动劳动力（占所有流动劳动力的79.8%）。

因此，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

　　2．狭义的“市场”指排除了社会关系所起的作用；广义的“市场”指一种资源的配置方式，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配置的。

参见陆铭（2002）。

　　3．空间外部性分为：

市场潜能效应的货币外部性（pecuniaryexternalities）和经济活动密度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externalities）。

前者指纯粹来自于市场关联的外部性；后者指不经过市场而可以直接对生产函数产生影响的经济活动的结果（如，企业的技术创新）。

参见刘修岩等（2008）。

　　4．国内在最低工资管制对就业影响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这可能与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很大关系。

　　5．2007年福建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民营及外资企业农民工没有造成显著影响。

参见丁守海（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