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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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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有关资料
一、我的想法──写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开播前（王扶林）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是一部根据罗贯中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剧。
改编的宗旨，是忠实于罗贯中的“演义”，而不是照搬陈寿的史书《三国志》。
因此，大的历史事件符合史书，而人物和故事情节是经过艺术化了的。
它是一部电视剧，不是历史教科书。
电视剧《三国演义》是一部战争史诗。
不论是大会战，还是单枪匹马的个人搏击；不论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不论是鏖战还是突击战，均各有特色、层次分明、真实可信。
例如描写以弱胜强的著名的《袁曹官渡之战》和以火攻著称的《赤壁鏖兵》等大大小小战例，给人展示出一幅幅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战斗风云图。
《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是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的战役；《赤壁之战》使曹操统一全国的希望被挫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形势。
这两次战役不但给古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对今人也有所启迪。
它又是一部谋略剧。
我们既要追求宏伟、拼杀的大型战争场面，同时，更要显示英雄们在政治、外交斗争中的智慧。
烽火中含智斗，智斗中充满烽火，在斗勇中斗谋，在斗争中斗法。
也就是调动一切艺术手段，通过军事、外交斗争，塑造人物，突出英雄的智慧和谋略。
本剧的主要倾向是拥刘反曹。
拥刘，就是歌颂刘备的仁慈爱民。
刘备“仁慈宽厚，有长者风”，他崇尚“以德服人、爱民如子”。
刘备是仁君的代表。
反曹,就是鞭挞曹操。
曹操在史书《三国志》里是大英雄，而在毛宗岗评点的《三国演义》里是奸雄，是超常的奸雄。
这和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曹操形象相一致。
必须把历史对曹操的评价和小说中的分开。
所谓“乱世之奸雄”。
既雄，也奸，奸是主导，奸和“雄才大略”合在一起，就是超常的奸。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本剧的总纲，除了最后七集三国归晋的结局外，全剧的主要内容，可以用《隆中对》概括。
从风格和品位的角度看，《三国演义》具备雅俗两方面的品格，电视剧应从满足不同观众的多种审美需要方面来确立自身的艺术价值和实现自己的优势。
全篇抒发建功立业的豪迈气概。
它的格调是雄健豪放，豪放中蕴涵悲壮和深沉。
本剧对白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即今人听得懂的古语，一些比较难懂、难理解的话、诗句，增加了字幕。
比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我们就基本不动，若改为白话文，其含意、文言文的韵味必将大大减色，甚至词不达意，会减弱历史感。
我们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作为主题歌。
曲调处理上不过分低沉。
可以从鸟瞰式的角度，深情缅怀逝去的一段历史，满怀激情地赞美那些在纷繁交织的矛盾和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的英雄人物。
以深厚、苍劲、回肠荡气的曲调，谱写出深沉的、撼动人心的悲壮抒情曲。
它是一首颂歌，也是一曲挽歌。
用整整四年的时间，全体演职员为之奋斗的《三国演义》将要和观众见面了。
我作为本剧的总导演，此刻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见到了劳动成果，尝到了收获的滋味；忧的是，虽然竭尽了全力，但可能不尽如人意。
大年初一凌晨，中央电视台选播了两集《三国演义》。
之后，我们又带着部分录像带分赴各地请“三国”的研究者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开座谈会。
我们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作了认真研究、修改，重拍了个别段落，并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对白字幕。
（选自1994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
略有改动）
二、论电视剧《三国演义》对原著主题的理解与把握（靳青万）
《三国演义》原著有无主题，其主要倾向是什么？
关于小说《三国演义》的主题问题，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认识。
有的认为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的认为是“拥刘反曹的封建正统观念”，有的认为是“突出宣扬一个‘义’字”，有的认为是“为当时的市井细民写心”，还有的干脆主张“无主题”说。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是有主题的，即“弘扬正义，贬斥邪恶，拥倡仁德，崇尚智慧”。
这十六字，既是这部作品思想之精华，也正是其数百年来经久不衰的巨大精神魅力之所在。
弘扬正义、贬斥邪恶，是《三国演义》原著思想的主要之点。
在小说中，刘备为帝室之胄，所行乃为绍续正统、兴复汉室，因而是将刘备集团作为正义一方来写的，书中到处洋溢着对刘备及其集团中主要人物的拥戴和颂扬，将许多优良品质都赋予刘备集团中人。
曹操有篡窃之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其子曹丕果篡汉位，因而曹魏集团是被作为“邪恶”一方来演叙的，书中也到处充满着对曹操及其集团中人的丑化与贬斥。
至于书中的孙吴集团，则往往是在其与曹操集团对立时，便被描写为正义；而在其与刘蜀集团抗衡时，则又被刻画为非正义的一方。
就其书中所着意刻画的典型人物来说，刘备被塑造成了“仁德”的化身，关羽被塑造成了“忠义”的化身，诸葛亮被塑造成为“智慧”的化身，而曹操、司马氏父子则被描绘成了“奸佞邪恶”的化身。
即使在表现“智慧”方面，诸葛亮、姜维的智慧也被描写为正义凛然的“大智”，而曹操、司马懿、邓艾、钟会的智谋则都被描写成了奸邪不正的“小智”。
对于周瑜，其在赤壁之战前后与曹操为敌时，被描写为代表正义的“大智”；而在以诸葛亮、刘备为对手时则被描写为器量狭小、总逊一筹的“小智”了。
全书自始至终，匠心独运地调动一切手段来维护和完善正义、仁德的刘蜀一方，同时也极尽其致地刻画和贬斥奸佞邪恶的曹魏集团一方。
从其良苦用心我们不难看出，这样做的目的正是在不遗余力地贯彻其创作主旨：
弘扬正义，贬斥邪恶，以达其在人间树立正气之目的。
尽管这个“正义”和“邪恶”是以当时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的。
拥倡仁德，是小说《三国演义》主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小说中，刘备被着意刻画为宽厚仁德之君。
从“桃园三结义”到怒辞安喜尉；从陶恭祖三让徐州到刘景升再让荆州；从“携民渡江”到义取西川等等，无不着意刻画刘备的宽厚、仁慈，不难看出拥护和提倡仁德的思想倾向。
而对于曹操，则着意从相反的方面，塑造他的残暴。
如冤杀吕伯奢，屈讨陶恭祖，残害吉太医，横槊刺刘馥，以及欺献帝、诛妃后、害华佗、伐神树等等，均将曹操残忍、狠毒、奸诈、暴戾刻画得淋漓尽致，其中充满了对曹操残暴行为的憎恨与贬斥，并以曹操的残暴来反衬刘备的仁德，从而凸显了拥护和倡行仁德的思想倾向和创作主旨。
崇尚智慧亦是小说《三国演义》创作主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书自始至终几乎无时无处不存在着智慧的闪光，书中所用笔墨最多的便是斗智用计。
其所倾尽心血刻画的诸葛亮，事实上成了“智慧”的化身。
在书中的皇帝与臣子之间，臣子与将帅之间，臣子与臣子之间，将帅与将帅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朋友与敌人之间，敌人与敌人之间，甚至连父子、母女、兄弟、兄妹、夫妻、主仆等等之间，几乎无不是在斗智的战场上角逐。
书中设计了无数的阳谋、阴谋、圈套、陷阱和是是非非，描写了大小数百场战争，几乎无一不是出神入化、精妙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的斗智之局。
宫廷内、幕府中、帷幄里、战场上、往来间、交驰时，各色人等几乎无不在为斗智取胜而忙碌。
全书共一百二十回，从第一回至最后一回，没有一回不是在写斗智，安全可以说是一幅闪耀着智慧光辉的壮丽画卷，其崇尚智慧的创作意图是不言自明的。
作为一部不朽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的思想意蕴是十分丰富的。
我们并不否认其中包含的其他思想内容，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用“弘扬正义、贬斥邪恶、拥倡仁德、崇尚智慧”这十六个字来概括《三国演义》的创作主旨，是符合这部作品的客观实际的。
电视剧《三国演义》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原著主题的？
无论何种改编型作品，都应当遵循一个首要的原则，那就是要尊重原著、忠于原著和略高于原著。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多人分编分导的情况下，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住了原著的主题，这是一个首要的成功。
我们说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了原著关于“弘扬正义、贬斥邪恶、拥倡仁德、崇尚智慧”的主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电视剧对原著内容的取舍方面，凡能较好地体现原著主题的内容均予保留，而将与其主题关系不大的地方则予删去。
首先，在“弘扬正义”方面，原著是以刘备集团为主干的，电视剧也将有关刘备集团的故事情节尽皆保留，而将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地方如袁绍与公孙瓒的战争、孙坚与刘表的战争，以及李傕、郭汜交兵、公孙度败亡等皆予删去。
尤其明显的是其对王允诛蔡邕一节的删除。
王允在小说中本是一个代表正义、铲除邪恶的功臣，他巧设连环计歼灭了邪恶势力董卓集团，然而他却不听劝阻，执意杀了不可多得的人才蔡邕，是一个污点。
电视剧将王允杀蔡邕一节完全删去，就更加强了王允作为正义人物的典型形象。
其次，在“贬斥邪恶”方面，原著是将十常侍、董卓、曹操、司马氏等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来加以描写的，并且在用笔时明显地对其大加贬斥，电视剧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凡能体现这一主题的情节也都尽量予以保留。
十常侍乱政，电视剧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情节，而且还以此为题专列一集；又如对于曹操，电视剧将其冤杀吕伯奢、屈伐陶恭祖、欺帝诛后、滥杀无辜等天人共怒的奸诈、残暴、邪恶、狠毒行为的情节全数保留，并仍保持了鲜明的贬斥态度。
其三，在“拥倡仁德”方面，小说极力将刘备描写成一个宽厚、仁德之君，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电视剧也突出了刘备宽厚、仁德的特点，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均予保留，并加以生动的表现。
其四，电视剧尽数保留了原著中斗智的内容，并对其作了精彩的展示和体现，表现了对“智慧”的崇尚态度。
（二）从电视剧对原著内容表现的详略情况来看，电视剧对凡是能够体现原著主题的内容和情节都不厌其详，而对那些与表现主题关系不大的地方则从略。
如：
为了表现刘备的正义，将其参与镇压黄巾起义的不义之举一略而过。
为了贬斥曹操的邪恶，在《战宛城》一集中，对于曹操以强凌弱、霸占妇女之劣行予以详写，而对原著中颇为激烈壮阔的宛城之战、典韦之死却用略写，只以战后遍地死尸的场景和曹操哭典韦来一略而过。
为了表现刘备的仁德，对其安喜辞官之际、携民渡江之时均用详写，而对其诛黄巾、杀无辜则用略写。
在表现“崇尚智慧”的思想方面，将巧计除董卓、火烧博望坡、舌战群儒、诸葛祭风、草船借箭、赤壁大战、智算华容、三气周瑜以及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等能充分展示双方斗智的精彩场面，一一浓墨重彩地细加描绘。
（三）再就电视剧对原著中一些地方的改造和补充来说，其在凸现主题方面甚至比原著还有所升华，有所强化，从而略高于原著。
如：
在小说第九回《除凶暴吕布助司徒》中，董卓被诛之后，“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在本回中便再无貂蝉的下落；而电视剧中则提到貂蝉见董卓已除，大功告成，便乘车而去，不知所终。
并且又专为貂蝉作一片尾曲，由衷地歌颂这位舍身除暴的巾帼奇女，足见编导对这一正义女子情有独钟。
这样就使貂蝉的正义形象比原著更加完善、鲜明、突出，从而使原著“弘扬正义”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升华，不失为既忠于原著又高于原著的成功之笔。
再如在电视剧第78集司马懿《诈病赚曹爽》中，增写了以下内容：
司马懿乘曹爽同魏主出城围猎之机，发动了政变。
在控制了京都洛阳的局势、自料必操胜券之后，他与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谋于密室，司马懿亲笔写下了八个字：
“肃清万里，总齐八荒。
”司马昭曰：
“若能一统华夏，方为当世之英雄。
”司马懿曰：
“想魏、蜀、吴三分天下，刘备乃一织席贩履之徒，却能偏安一隅，自成霸业，内中奥妙，四个字尽可囊括……”司马昭应曰：
“笼络人心。
”司马师接着道：
“驾驭百姓”。
司马懿点头赞许道：
“嗯。
古人云：
‘得民心者可以为天子，得天子心者可以为诸侯，得诸侯心者只可为大夫。
’不知尔等可以笼络何人之心？
”司马师答：
“中原人心，尽可笼络。
”司马昭曰：
“必使魏、蜀、吴三国之人，尽为我用！
”司马懿道：
“如此，这万里江山定属我司马氏所有！
记住：
笼络人心，一统天下！
”这一段精妙的对话情节，是小说原著中所没有的。
电视剧编导增添的这段对话，不仅大大地丰富了剧中人物的情节性和动作性，而且还有三点妙处：
一是活脱脱地揭示了司马氏父子丑恶的世界观；二是借司马氏父子之口，从他们的世界观的角度对刘备集团作了一总结，道出了刘备集团“得民心”这一成功的真谛；三是揭示了司马氏父子早就包藏祸心，为其进一步篡夺政权、一统天下作铺垫。
这样修改的结果，比原著更加鲜明地揭示和突出了主题。
电视剧中另外还如“三气周瑜”时诸葛亮弹奏周瑜所作的《长河吟》琴曲、张松讥曹操时从头至尾背诵《孟德新书》、关羽华容释曹后诸葛亮总结的“暂不宜灭曹”的一段话、姜维死不瞑目时邵悌所说“蜀国之灭，绝非将军之过，实是后主无道而致啊！
”之语等等，均为原著所无，笔者认为这些改动都很好，比原著更加强化和突出了主题，是可取和应予称道的。
总的来说，由于电视剧编导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了小说原著的主题，有些地方较原著甚至更有所强化和升华，因而使改编后的电视剧和小说原著在主题方面不仅达到了珠联璧合，而且还更鲜明、更生动。
试想，对于《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假若电视剧在表现其主题思想的关键问题上糊糊涂涂，或抛开原著主旨而另立新的主题，那样读者和观众会接受吗？
《三国演义》小说和电视剧主题有何历史和现实的积极意义？
应当指出，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的思想，是反映了古代腐朽没落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应当予以否定，但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来看，也不能完全这样讲。
首先，西汉经过两百年的经营，其政权早已深入人心，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和接受。
至汉末王莽改制，虽不乏合理因素，但却仍被人们视为“篡逆”。
后至汉末动乱，刘秀崛起，也不得不顺应民心，继续汉朝正统旗号。
又经东汉两百余年的经营，人们以汉为国之正统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献帝时曹操势力凌驾于朝廷，但他却仍然只能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汉朝的正统旗号。
终其世也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取而代之。
孙权假意给曹操上书，劝其代汉正位，曹操览后曰：
“此儿是欲置吾于火炉上耶！
”可见他深知汉是代不得的。
为何？
就因其惧怕世人牢固的汉正统观念。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正统”与“正义”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
谁代表正统，谁就会得到最广泛的支持；谁欲“篡逆”，谁就会遭到普遍的反对，起码你也会失去支持。
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忠君”与爱国相一致而不可分的特殊现象，学界早有哲者论及，在此就不必赘述了。
在当时人的这种心态下，刘备以刘氏“皇叔”的身份兴汉讨“贼”，被普遍视为正义之举，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当时的情况下，在刘备以外的各路军阀中，你能说哪一方是正义的呢？
显然都不是的。
其次，《三国演义》是文艺作品，文艺作品与历史文献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不必去拘泥于历史，而可以进行艺术创造。
作为文学形象的刘备、曹操、诸葛亮等都不必是历史真实意义上的人物，小说和电视剧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加以创造。
为了达到“宣扬教化”的目的，在作品中将刘备集团写为正义的一方并加以颂扬，将曹操集团描写为邪恶的一方并加以贬斥，这也是符合普通人民大众在看待这类作品时，必要分个“忠奸、善恶、是非”的文化消费心理的。
《三国演义》经久不衰的现象足以证明，“崇尚正义，反对邪恶，拥倡仁德，追求智慧”这一主题，正是我们中华文化精神之精髓，它代表了整个民族共同的愿望，为全民族成员所认同，具有无可争议的正确性和永恒性。
《三国演义》以此为主旨，正是我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精髓之形象化、艺术化的体现，因而它受到了广泛、持久的认同和热爱，产生了深入人心的社会感应效果，具有神奇的精神文化魅力，即使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也是如此。
这就是它历史的和现实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电视剧《三国演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了这一主题，可以肯定地说：
这是它在编导方面首要的可喜的成功。
（选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三、就“隆中对”谈《三国演义》原著及电视剧改编的得与失（孟繁冶、柴春发）
“隆中对”一经陈寿写进《三国志》，便广为流传，千古不朽。
一千七百年来，有多少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为之折腰赞叹，感佩之至；又为多少平民百姓所津津乐道，成为古而不老的话题，何以如此？
因为，它不仅一出台，便成为刘备及其蜀汉数十年不变的政治、军事战略目标，而且还是古今中外最有远见最具科学性的军事战略之一。
这项长远的军事战略，尽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也不可能准确无误地实施，但它几乎左右了三国之间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它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过一个时代，其意义之大，不言而喻。
诸葛亮这一番对策，不仅使刘备“茅塞顿开”“情好日密”，而且成为后人崇拜诸葛亮，并将其视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最科学最具说服力的依据。
由此我们可知，“隆中对”在三国历史上、在《三国演义》小说中、在《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都居十分关键的地位。
这里，笔者拟对《三国志》、《三国演义》小说和《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中关于“隆中对”的用笔情况加以比较，试图以斑窥豹，洞察作家、艺术家们力求完美的良苦用心和艺术态度。
《三国演义》原著与《三国志》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隆中对”的内容移录如下：
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因屏人曰：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
“善！
”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此间，诸葛亮在对天下大势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为刘备设计的政治军事战略，深刻地影响了三国历史的发展，也自然成为《三国演义》这部历史文学巨著中或隐或现的一条主线。
因此，在“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一回中，对“隆中对”的写作是十分重视、谨慎的，几乎是照搬了《三国志》的原文，个别地方小有改动，却也恰到好处，表现了的独到见解和深厚功力。
谨举几例，试作比较。
《三国志》
《三国演义》
（1）自董卓已来
自董卓造逆以来
（2）荆州……此用武之国
荆州……此用武之地
（3）天府之国
天府之土
（4）天下有变
待天下有变
（5）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6）
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
第
（1）组，《三国演义》比《三国志》原文多了“造逆”二字。
“自董卓已来”只是用人物交待了一个时间概念，加上“造逆”二字，其作用有三：
使文句更形象、生动。
此其一。
使时间概念更具体准确，是董卓反叛东汉朝廷以来，不是董卓出生或死亡以来。
此其二。
“造逆”两字不仅道出了下文“天下豪杰并起”的具体时间，而且还说明了“天下豪杰并起”的原因，为下文作了一个铺垫。
第
（2）组，将“用武之国”改做“用武之地”，第（3）组将“天府之国”改为“天府之土”，都是一字之易，但均比原文准确、贴切。
第（4）组，《三国演义》在《三国志》原文的“天下有变”四字前加一个“待”字，既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说唱，又使意思表达得更加准确、完备。
因为，尽管诸葛亮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他的预见具有科学性，但“天下有变”决不是以哪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任何一种事物的发展变化，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何况天下大势？
再者，也并非刘备跨有荆、益之后，马上就会“天下大变”，“天下大变”是历史的、社会的机遇，只可等待，而不能强求。
还有一层意思，即诸葛亮认为占有荆、益之后，就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也就等于掌握了统一天下、恢复汉室的主动权。
所以，一个“待”字，包罗俱全，各种意思尽在其中。
第（5）组，将“孰敢”二字改为“有不”，更有力地说明了诸葛亮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合情合理性。
在诸葛亮看来，刘备若能依言行事，跨有荆、益之后，再伺机出兵中原，光复汉室，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天下百姓不是不敢不拥护刘备，而是没有不衷心拥护刘备的。
此外，作为人物的语言，结合主人公诸葛亮的思想意向，将“孰敢”改为“有不”必然大大增强语言气势，增强诸葛亮政治主张的说服力、感染力。
第（6）组，是《三国演义》的，让诸葛亮发表自己的见解主张之后，来了一句总结：
“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这是《三国志》所没有的。
作为史书，作为惜墨如金的陈寿老先生，他是不会也没有必要再将这句话写进《诸葛亮传》的。
这句话写进《三国志》是画蛇添足，但写进《三国演义》却令人物形象饱满生辉，作为文学作品，从人物语言表达来讲，诸葛亮具体详备地谈了自己的主张之后，最后来一个概括总结，突出了中心思想，增强了语言效果，这也是的独到之处。
如上所述，《三国演义》原著对“隆中对”修改的成功之处还可以找出一些，但这并不说明它的完美无缺，似乎是有些该改动的地方没有改动，而有些改动的地方也未必妥当，如《三国志·诸葛亮传》写道：
亮答曰：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曹操比于袁绍……”
《三国演义》原著中将“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这句话全部删除，不能算恰当。
因为，这句话起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承接上句，对“豪杰并起”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说明，说明了豪杰并起对汉中央政权造成的严重危害，反映了当时天下大乱的程度，也说明诸葛亮对天下大势了解得透彻，把握得准确。
连接下句，提到“跨州连郡者”自然想到“曹操比于袁绍”。
如果没有《三国志》中这句话作比照，《三国演义》的表述也未尝不可，但两相比较，就有高下优劣之分了。
再者是《三国演义》创设的一个情节，即诸葛亮让刘备观赏“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以后，有“先取荆州为家，后取西川建基业”的话，这句话中的“西川”一词与“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中的西川，是同一概念，这样安排是正确的。
但与诸葛亮对策中心内容中的“益州”这一地域概念不符。
当然，西川的地域所指与益州的管辖范围是大体一致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名称，这就有点前后矛盾。
《三国演义》原著与电视剧
我们应该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编导相对于原著的写作，难度要大得多。
这是因为，第一，原著的成书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而电视剧的产生则是几年的工夫。
第二，由于原著成书之前，历史知识的普及远不如现在广泛而深入。
故而演义成书之后，人们几乎把它当成了三国历史，以至于知道《三国志》者并不多。
演义与史著的对比性是微弱的。
第三，演义的写作虽然要以历史为依据，但它毕竟不是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文学作品。
而电视剧与原著的关系就不然，它们是对同一题材内容的两种表现手法。
原著纯粹是以文字形式来表现作品内容的，而电视剧则是靠声像手段来展示原著内容的，用现代的传播手段，让原著更贴近社会。
它必须忠实于原著，哪怕是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会受到原著的牵制和约束。
第四，人物语言不好处理。
原著虽然在当时也属于白话，但当时的语言环境与今天相比，毕竟有很大的差距。
在电视剧中如果让一千七百年前的人物说今天的大白话，会使稍有历史、文学常识的人感到索然无味，同时也破坏了历史剧整体风格的统一，何况还有原著人物语言的限制。
反之，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原著的人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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