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政思想变化新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参政思想浅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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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政思想变化新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参政思想浅析
公民参政思想变化新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参政思想浅析
朱孝远
【英文标题】TheCivilParticipationofCitizenElites:
ViewsonthePoliticalIdeasofItalianHumanistsintheRenaissancePeriod
【作者简介】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变化，折射出不同时期公民参政的目标和要求。
通过对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尼、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解读，本文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公民参政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充分反映民意的公民国家，对近代政治学的诞生具有重要影响。
公民参政要求建立新型的政府，既能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秩序、又能为民众提供良好的生活。
这表明：
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参政已经突破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模式和中世纪公民参政的传统，发展成为以建立近代政府为目标的、人民的政治运动。
【关键词】公民参政/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尼/马基雅维里
在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中，市民与王权结盟是建立近代国家的通常途径。
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是工商业繁荣和市民阶级强大；二是缺乏能够统一整个意大利的王权；三是在城邦中掌权的不是封建贵族而是大商人、大金融家等新兴显贵，因此市民参政的作用就表现得尤其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市民中产生出了一个由知识精英组成的公民阶层，其成员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政治，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所言：
“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
”①
意大利的公民参政思想是很有特点的：
首先，它是代表民意的，因为公民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其思想彰显出人民自下而上推动政治发展的意图。
其次，它是近代的，因为与公民结盟的不是封建君主，而是像美第奇家族那样的城市显贵。
第三，它是变化的，常常根据时局的发展，按照城市显贵与民众结盟关系的状况而变化。
公民参政的思想，同知识精英想把传统的权力社会转变为反映民意的近代国家的意图，是完全一致的。
对文艺复兴时期公民参政思想的研究，一般来说，是在两种解释体系的框架中进行的。
第一个解释体系注重文艺复兴的“复兴”二字，强调公民参政思想与古希腊、古罗马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
例如：
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Held）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精英对罗马共和体制的推崇要高过对希腊雅典体制的推崇，因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常常是不稳定的”，而“古罗马与之不同，它形成的统治模式不仅把自由与美德结合到一起，而且把自由与市民的荣誉和军事力量结合到了一起。
古罗马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它把政治参与、荣誉与征服联系到一起，因而可以摧毁君主政体中形成的如下看法，即国王享有对其服从者的个人权威，只有国王才能保证法律、安全和权力的有效实施。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许多共和国来说，‘自由意味着摆脱暴君的专制权力，意味着公民通过参与政府管理其公共事务的权利’”②。
第二种解释体系强调的是公民参政的内容，例如：
戴维·赫尔德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传统明确区分为两个共和主义流派，一个是“发展式”共和主义，另一个是“保护式”共和主义。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发展型共和主义理论家强调政治参与对作为人的公民发展的内在价值，而保护型共和主义理论家则强调它对于保护公民的目的和目标，即他们的人身自由的工具意义。
发展型共和主义关心的是，它把政治参与和城邦的内在价值用作自我实现的手段，因为政治参与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内容。
与此相反，保护型共和主义强调的是，如果仅仅依靠什么主要集团的政治参与，无论这个集团是人民，是贵族，还是君主，公民的美德面对腐败都是相当软弱无力的。
因此，保护型共和主义理论家们强调认为，要想使全体公民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公民参与集体决策对于全体公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③与此类似的还有在学术界广泛流传的美国学者J.G.A.波考克（J.G.A.Pocock）和汉斯·巴伦（HansBaron）提出的“马基雅维里式”公民概念与英国学者斯金纳（QuentinSkinner）所发现的“西塞罗式”公民概念之争论，前者要求建立在法与正义之下的公民共同体，后者却以为公民德性能够在某一公正的君主之下得以实现④。
尽管上述研究经受了检验并在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的框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很清楚的是，它的许多方面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具体来说，公民参政的目标，与其说是要复兴古代的一种或两种的政治模式，毋宁说是要建立一种符合民意的近代国家，因此必须放到政治近代化的理论框架中来进行探索⑤。
其次，我们得知，文艺复兴时期公民参政的特点可以从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分析中得到解释。
与政治学家不同，历史工作者更注重从不同时期的特殊背景中去分析公民参政思想的变化。
这样，公民参政思想的演变就被看成是人们对于危机的一种反应，或者更为确切地说，通过对这些参政思想变化的历史研究，寻找出一种全新的、诠释欧洲近代政治发展潜在因素的分析方法。
这种公民参政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出现过三种不同的形式：
从1300年到1375年为第一时期，特点是提倡美德和德治，提出建立德治社会的要求；从1375年到1450年为第二时期，特点是提倡公共利益，要求建立自由的公民共和国；从1450年到1530年为第三时期，其时君主制已在欧洲取得支配位置，出现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那样的著作。
这里所说的道德论、自由公民论和君主论三种形式，虽然各有不同特点，但是，都是属于公民参政思想的范畴。
这三种形式的出现，恰恰符合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期、发展期和转向期的特点。
本文拟就这三个时期的顺序，分别说明公民参政思想的变化，以便了解当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政治要求和对政治秩序的设计。
一、公民参政的历史背景
在14世纪的意大利，市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
这要归功于城邦已经获得的两项胜利：
第一，解除了外部的封建贵族对城邦的控制，实现了城邦的独立；第二，击败了封建贵族对城邦内部的控制，实现了城邦的自治。
按照昆廷·斯金纳的解释，自由这个词，在文艺复兴时期作者那里，指的是“独立”和“共和自治”⑥。
这种理解是从传统意义上说的，指意大利的城邦通过斗争，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约束，成为独立、自治的自由城邦。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劳罗·马丁尼（LaoroMartines）的说法，地理位置、2.5万至1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强大的资产阶级、一个被击败的贵族，已经成为工商业城邦主要特征和建立共和制城邦的基础⑦。
因为城邦中绝大多数的市民都是自由民，而其时的资产阶级，也属于“民”这个范畴。
从这种情况看，意大利的城邦可以说是人民的城邦，意大利的公民，也因此具有比欧洲其他地区更加优越的参政条件。
市民的强大，是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
市民的人身是自由的，以银行家、资本家、商人、手工业者的身份从事着各种与商业、手工业有关的工作。
据历史记载，在佛罗伦萨及其近郊，共有110个教堂、修道院和宗教组织，包括57个教区、5个男女合修的大修道院（每个有男女僧侣各80名）、24个女修道院共有女修士500人、10个僧侣会，30个教会医院，共有1000张病床，还有250至300个主牧师。
在佛罗伦萨呢绒商会管理下的工厂多达300多个，在1346年时下降为200个，即使这样，这200个工厂共生产7000至8000匹呢绒，总价值达120万弗罗林金币。
大约有3万人依靠呢绒业维持生计。
该城经营其他布匹进出口业务的商会有20多个，每年直接经手的布匹达1万匹，价值30万弗罗林。
这些布匹都在佛罗伦萨销售，还不包括那些在佛罗伦萨转销的布匹。
在佛罗伦萨有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80多家。
每年的营业额在35万至40万弗罗林之间。
佛罗伦萨人口中有80个注册律师，有600个公证人。
另外还有60个医生、外科医生和几百个香料商人。
其他的各种商人不计其数，大约有300个佛罗伦萨商人是在外邦经商。
佛罗伦萨共有146个面包房⑧。
更为重要的是，意大利的公民力量也很强。
并非所有市民都具有公民身份，因为公民身份只给予对城邦中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男性）。
以14世纪的佛罗伦萨为例：
在9万人口中，有2.5万名男性被赋予了公民资格，可以佩戴武器。
其中有1500个贵族和担任公职的权贵，还包括75名骑士。
在建立民众政府之前，一共有250名骑士，民众政府建立后，政府官员就不再授予骑士称号，导致骑士人数锐减⑨。
公民是指被授予了公民资格（citizenship）的市民，他们被赋予了参与政治的权利。
16世纪前，国际贸易、手工业发展和地产的占有更为公民制度发展提供了新的背景。
与产业有关的专业人士如律师、法官成为城邦中地位显著的人物，他们的地位，往往要高于小贵族。
在一些城邦里，因为拥有富裕的财产和政府公职，公证人也成为市民的上层，加入到了公民的行列。
教育程度、专业训练、财富多寡是评价公民等级的主要标准。
公民阶层是由律师、政府官员、医生、知识分子（尤指专业化人士）组成的，他们之下是商人、师傅、帮工、学徒和城市无产者⑩。
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为公民参政提供了社会支持。
斗争最初是以市民争取选举权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城市的议会往往掌握在权贵家族手里，他们之中有的是旧贵族，有的则是在城市里通过贸易经商而发达起来的新兴阶级。
正是这些人，剥夺了城市平民的选举权。
斯金纳告诉我们，发难的形式是另行成立平民会议（popolo），为首者是平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领袖——平民议会议长。
这是对传统的市政官的挑战，旨在废除市政官的任命必须由显贵家族提名的传统。
这样的平民会议很快在意大利兴起，卢卡（1230年）、佛罗伦萨（1230年）、锡耶纳（1262年）都成立了平民会议，并且开展了驱逐贵族的行动。
1287年锡耶纳的平民会议在该城从市政官手里夺取了全部控制权，放逐了许多贵族，成立了“九长官委员会”，即一直延续到1355年的商人寡头政体（11）。
佛罗伦萨的情况与此类似，1282年佛罗伦萨以平民为基础的“白衣派”设法驱逐了权贵的“黑衣派”，并于1293年进而建立了一种有计划地将贵族排除在执政的行政长官职务之外的体制（12）。
1293年，贵族的统治被推翻，建立了行会民主政权，行政机关由六名行政官组成，任期两月，期满改选，代表富裕市民阶级，即羊毛商、丝绸商、呢绒场主、毛皮商、银钱商、律师以及医生和药剂师七大行会，称为“肥人”。
民主政府还不准贵族担任行政官。
1293年颁布的“正义法规”规定凡没有实际从事一种行业者，一律不得担任公职，严格限制了贵族的政治权利。
1295年，对法规进行修订，规定非豪门的贵族，只要加入一种行会，允许担任公职。
出身小贵族的但丁，为了参与政治活动，加入了医师和药剂师行会（13）。
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在某些城邦中却导致了城市贵族对城市的控制。
斯金纳告诉我们一个维罗纳的例子，在这个城市里，蒙特齐——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与人交恶的蒙太古家族的原型——为平民与根基较深的贵族激烈抗争了二十余载，终于在1226年夺取了对该城的控制（14）。
有的时候，即使平民掌握了政权，也有可能遭遇贵族的复辟，例如佛罗伦萨的“白衣派”于1301年遭到了科索·道纳蒂领导的贵族“黑衣派”的直接挑战并被推翻（15）。
这导致了世袭家族统治的出现。
费拉拉的埃敦家族设法于1264年把对城市的控制权从埃斯特的阿佐传到了其子奥比佐的手里，后者被费拉拉城立为“永久的君主”。
同样，维罗纳的通过选举产生的平民会议议长斯卡拉的马斯蒂诺也利用职权建立了一个王朝，他于1277年被谋杀后，其弟阿尔伯托立即被立为维罗纳的领主和终身总督（1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些城邦是共和制，有的城邦是君主制，但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却是共同的特征。
与传统意义上的封建贵族不同，城市贵族是些大商人和银行家，其力量还没有大到足以控制一切的程度。
银行家的财产来源很复杂，巨额收入来自于土地和矿业的投资，银行和对印度远征的投资。
最值得注意的是工商业阶层的兴起。
自13世纪起，资产阶级就成为城市权贵集团的中坚力量。
资产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是显贵世家，好几代都是意大利的富人，也有部分人士是新兴的中等阶级，如商人、工业资本家、银行家。
在他们之下，是一个中产市民阶层，如作坊主、店主。
工人和工资阶层也兴起了。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尽管商人和银行家们兴起并且成为城市的领袖，但他们与民众的矛盾还没有上升到对立的程度。
这样，他们与民众就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反映出当时意大利城邦社会结构的真实状况。
在意大利，各个城邦经常受到外敌入侵和城邦间战争的威胁。
入侵意大利的外国势力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和他的对手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
查理继承了荷兰、西班牙、西西里，以及意大利南部等许多地方的统治权（西西里与南意大利当时属于西班牙的亚拉冈），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后，更通过战争获得了意大利的米兰公国。
查理的弟弟斐迪南所继承的领地是奥地利，也用战争和联姻的方法兼并了波希米亚、匈牙利，后来继查理五世之后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与哈布斯堡皇族争霸的是法国的君主们。
雄心勃勃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坚持认为米兰公国和那不勒斯王国为法国所有，于1494年带兵侵入意大利。
哈布斯堡皇族和法国君主之间的战争，使欧洲和意大利人民饱受战争之苦。
如何结束意大利的分裂、实现政治统一、抵御外敌入侵、维护意大利的自由，是城市贵族和意大利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和最为迫切的政治要求。
简言之，市民力量的强大、公民参政的传统、封建制度的薄弱、市民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新兴资产阶级掌权以及为抵御外强入侵的局势，形成了城市贵族和人民的有限结盟的背景。
意大利的城邦规模不大，经常性的战争和城市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民众向政府交纳赋税，也需要知识精英参与政府管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参政迅速发展，成为维持城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文艺复兴创立时期的道德政治论
1300年至1370年这70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创立期。
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深刻影响了公民阶层的社会稳定。
一方面，新的发展机会就在眼前：
知识精英可以通过训练进入精英圈子。
但同时他们又面临着社会变化的另一个结果：
执掌权力的是城市中的富裕人士，除了专业知识和社会声望之外，知识精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
这种背景导致了公民参与政治的两种方式：
要么通过努力直接在政府中担任公职，要么利用自己在律法、文学和修辞上的特长，撰写政治性的论著，通过对统治者的规劝和对人民的宣传，来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
文艺复兴早期的代表人物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都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参与政治的。
在公民的圈子里，知识精英的位置非常奇特。
他们处于城市贵族和城市平民的中间，一方面，他们与城市贵族周旋，与同样具有公民身份的惟利是图的行会首领为伍。
与城市贵族和行会领袖相比，他们深知自己属于一个以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团体。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城市平民的领袖，深刻感到平民势力的单薄，同时又为城邦内部缺乏凝聚力而担忧。
他们敏锐地感到，要想成功地维持城邦的独立，要想有效地抵御外强的入侵，文化落后并且正在分裂的城邦是很难承担此项任务的。
他们非常担心，权力争夺、贫富分化会导致社会的动荡。
他们富有远见，真诚想为城邦找到一种长治久安的良方，但是这种超前的抱负，却无法为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
正如英国学者丹尼斯·哈伊所指出的那样：
“14世纪意大利文化史上的三位杰出人物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如何地缺乏基础。
”（17）
我们以彼特拉克的感叹来对此印证。
在1370年11月29日写给朋友塞里科的信中，彼特拉克表明了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
“对我来说，我们此生所处的是片令我们劳累的硬土，是危机的训练营，是座充满错误的迷宫，是江湖骗子们的军队，是令人惊愕的沙漠，那是一片淤泥堆成的沼泽，一片焦土，一个崎岖不平的村子，一座陡峭山壁，一个黑暗的洞穴，一个群兽纵横的巢穴，一片不毛之地，一块石头地，一块长满了刺的木头，一片毒蛇遍布的草地，一个没有鲜果的花园，一种无止境的忧虑，一条由人的眼泪滴成的河流，一个痛苦之海。
”为此，彼特拉克感到“无法安睡”，他的结论是：
“生活比这些还要糟糕，还要腐败，我和世人都无法形容。
但是，智者如你，从我简单勾画的语言里，可以洞察我的内心。
”（18）
上述状况说明，当时精英们敏锐地关注一个问题：
如何找到一种让人们正当生活的社会标准，一方面，遏制统治者们对人民的过分剥夺，另一方面，又为民众提供一种躲避灾难的指南。
详细解释善恶体系理论的《神曲》，正是以鲜明的道德对峙为基础的：
天堂与地狱、光明与黑暗、美德与陋习、理性与愚昧、善与恶、仁爱与残暴。
根据基督教上帝审判的传统，但丁断言人最终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在进入幽冥世界时，地狱之门的门楣上现出这样的文字：
“由我进入愁苦之城，由我进入永劫之苦，由我进入万劫不复的人群中。
正义推动了崇高的造物主，神圣的力量、最高的智慧、本原的爱创造了我。
在我以前未有造物，除了永久存在的以外，而我也将永世长存。
进来的人们，你们必须把一切希望抛开！
”（19）但丁在此给出了一个超自然的报应体系，通俗地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道理：
神是根据人的行为进行审判的，恶人咎由自取，善人得到神助。
一切恶人因为偏离了神定的正道而万劫不复，一切善行则能够得到神的褒奖。
因此，只要观察神所判定的结果，就不仅能够看到人类所有行为的后果，还能度量出人与天意（真理）之间的距离。
但丁通过对坏人坏事的一番描述，把各种人类的罪行将按照其轻重加以排列。
地狱的外围是一些怯弱无为者，而地狱的第一层住的是一些未曾受洗的婴儿和信奉异教的伟人，如荷马、贺拉斯、奥维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
从第二层开始则住着需要受惩罚的罪人，从第二至第六层住着犯有无节制罪的人，包括犯有邪淫、贪食、吝啬、浪费、易怒罪者和信奉异端邪说者。
地狱的第七层在一个深渊之下，住的都是犯有暴力罪的鬼魂：
对他人施暴者如杀人者、抢劫者；对自己施暴者如自杀者、挥霍无度者；以及罪恶更为严重的对上帝、对自然、对艺术施加暴力者如亵渎神者、鸡奸者和放高利贷者。
在第七层和一个悬崖之下是地狱的第八层，共有十个恶囊，仍然按照从轻到重的原则，住着对非信任者犯欺诈罪的人：
如淫媒和诱拐者、阿谀奉承者、买卖圣职者、预言者、贪污者、伪善者、偷盗财务者、搞阴谋诡计者、制造分裂不和者和假冒伪造者。
在第十个恶囊之下是一个地狱的巨人井，其下是第九层地狱，在其四个恶环里，住着对信任者犯欺诈罪者：
即叛卖亲属者、叛卖国家者、叛卖宾客者和叛卖恩人者。
在叛卖恩人者之下的就是魔鬼。
地狱中鬼魂罪行严重的程度，是严格按照其距离魔鬼的远近来加以确定的。
但丁认为：
很多罪行是由贪心引起的。
他这么写道：
“贪心啊，你使世人沉没到你的水下那样深，以至于谁都没有力量从你的波浪中抬起眼睛！
为善的愿望在人们心中当然还会开花；但是连续的阴雨使结成的李子变成虫蛀的李子。
”结果，“信仰和纯洁只在儿童中发现；以后，在他们的两颊还没长满胡子以前，这两种美德就都消失了。
有些小孩在说话还口齿不清的时期守斋，以后，舌头发音变得流利无阻时，他就不管在什么月，面对什么食物都狼吞虎咽；有些在说话还口齿不清的时期热爱并听从他的母亲，以后，学得能说会道时，就渴望看到她被埋葬。
”（20）
但丁认为，正因为贪婪和肉欲如此有效地控制了人们，从青年时起人就倾向于邪恶。
人们过着非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不再惧怕上帝，不再考虑兄弟之爱，这样基督教信仰就从人们心中离去。
每个人都力求以不名誉的方式胜过别人，这样，假的基督徒就产生了。
但丁指出：
“你瞧，许多喊‘基督，基督！
’的人，在最后审判时，将比不知道基督的人距离他要远得多。
”（21）因此，但丁提倡人必须时刻观察自己的道德品质，因为无论何人产生的善行或恶行，无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在神那里都被计算得一清二楚。
所以，人的归宿乃是自己行为所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则，无论是在天国还是尘世，都被认可并被认真加以执行。
在《神曲·天国》篇中，作者的语调变得轻快起来，因为但丁在这里讨论了人如何脱离罪行的方式。
按照但丁的说法，人类原本享有一切的天赋，只是罪剥夺了他的自由，使他不再和至善相似。
为了让人获得新生，但丁提出了人文主义政治学的一些原则。
首先，但丁认为公民必须履行职责、积极参与城邦事务。
在青年时代，但丁曾参加过对吉柏林党作战的康帕迪诺战役。
其后，掌握佛罗伦萨政权的归尔夫党因在对待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的态度问题上出现分歧，分裂为支持教皇的黑党和反对教皇贪婪腐败的白党，但丁站在白党一方，结果在1302年黑党取得政权后遭到革职和驱逐。
在其后的19年中，被逐出佛罗伦萨的但丁四处流亡，直至1321年在拉文纳逝世。
根据布鲁尼撰写的《但丁传》，但丁是一个战士，一个服务于社会的人，一个担任执政官公职的人：
他“过着正直、勤学的市民生活。
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共和国里服务，最后，当他到达一定年龄时，他成为佛罗伦萨的执政官之一，那时并不是像现在这样靠抽签决定，而是通过投票的方式选出当选人，但丁从此开始了他的执政生涯”（22）。
其次，但丁提出了建立世界帝国的理想。
这个政体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必须是统一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方平安。
但丁指出：
“一个城市的目的是安居乐业，自给自足，那么，不管这个城市的市政是健全还是腐败，这个城市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体。
否则，不仅公民生活达不到其目标，城市也就不成为城市了。
”他认为，“以一个国家为例，它的目的与城市相同，只是维护和平的责任更重。
它必须有一个单一的政府实行统治和执政，否则国家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这是因为，“一个内部互相攻讦的王国必遭毁灭（23）。
”除了保卫和平、平息内部纷争之外，国家还拥有如下使命：
其一，是实现统一，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也应像上帝那样是个统一体。
”其二，是要“把人的贪欲减至最小程度，使正义的威力获得最大发挥”。
其三，要求“服从理性，只有全心全意为实现人类的目标而奋斗，人类才有自由”。
而“这样的自由，只有在世界政治机构的治理下，才有可能实现”。
其四，是实行法制，国家应当“制订引导全人类走向和平的法律，世界政体就能最有效地领导各个地方政体”。
最后，这种政体当以“存在”和“善”为其根本，但丁指出：
“善之所以为善，就在于它的统一性。
既然协调一致本来就是善，那么很显然，协调一致的根源就显而易见了。
协调一致是众多意志的一致行动；从这个定义中我们看到，一切行动是由于意志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就是协调一致的根源，甚至是它存在本身。
”但丁引用《圣经》的话：
“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24）
第三，但丁提出了仁爱和德治的原则。
仁爱可以化为各种美德，不仅包括个人品行上的美德如智慧、谦逊、俭约、自制、正直、勇敢、坚韧、坚持正义、不贪婪、不追逐私欲的满足，还包括一种公共的美德，即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及和平、公正、奉献和自由。
在但丁那里，这种关系是以仁爱和善心为特征的：
他指出，只要善的品质传到人间，世界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善一被人理解是善，就在人心里燃起对它的爱，善越大，人对它的爱也就越大。
因此，每个洞察这个论断所根据的真理者的心，都必然爱那至高无上的实体超过它爱其他的事物，因为在这一本体之外的每一种善都只不过是其光辉的一种反射而已。
”（25）
第四，但丁提出自由和平等的原则。
他主张政治和宗教分离，主张按照人的美德来区分人类。
因为这样，世俗的秩序就必须满足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重要道德原则。
平等的原则认为：
如果人的行为是以道德而论，那么，教皇、皇帝、国王、贵族和一般的人之间就并无高低之分。
《神曲》完成将近半个多世纪后，彼特拉克的《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就出现了，它后来成为反映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
如果说《神曲》是确立了道德治国的基本原则，那么，《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就为道德治国的切实实行提供了精确的指南。
事实上，彼特拉克（1304—1374）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发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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