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多元选择及其绩效差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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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多元选择及其绩效差异
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多元选择及其绩效差异
作者：
石贤泽
文章来源：
《欧洲研究》2008年第6期
内容提要:
面对二战后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结构性压力，欧洲内部的不同国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选择了发展本国国际关系学的不同知识路径，这就使得它们应对和化解美国知识霸权压力的绩效具有差异。
英国的“独立性的内部指导合作”和北欧地区的“开放性的多层次合作”是较为成功的化解美国知识霸权压力的知识发展路径，而法国的“独立性的学术孤立”和意大利的“开放性的移植生长”并没有突破美国的知识霸权。
来自于欧洲内部的多元的国别性和地区性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能量正在创造一个整体性的欧洲国际关系学，它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在知识关系上日益呈现出“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大致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进行互动。
这样的整体性的欧洲国际关系学并不是要求一个单一化的欧洲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别性的、地区性的国际关系学。
关键词:
美国知识霸权欧洲国际关系学内在多元绩效差异
冷战后，国际关系学开始了一种明确的、有意识的自我反思，真正意识到“把国际关系学看做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传统观点给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化并没有留下什么空间”[1]。
在这种知识审视和反思当中，对美国以外的知识地域进行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状况考察成为一个重要的活动。
基于此，本文的重点在于考察欧洲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状况，通过美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的中心——边缘关系结构框架，即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来进行。
这就将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置于一个知识关联体中，与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前沿保持一致，因为“虽然这些（国际关系学的）空间上的分裂和限制长期以来就已经被认识到，但是这一做法仍然成为当前试图在分裂的组成部分和理论之间搭桥的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工作重点。
”[2]
一 欧洲国际关系学:
霸权压力与选择
“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是一个涉及国际关系学科史范畴的问题。
国际关系学科史的研究主题是“对国际关系学自身的历史、地理、身份地位和自我正当性证明进行反思”[3]，而对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梳理不可能是一个笼而统之的历史展开，而应当是基于不同的知识地域，即应该是具体空间中的历史。
过去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大部分是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史研究，而冷战结束所导致的“美国中心的国际关系学的不确定性和自信的丧失向知识边缘地区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4]，使得国际关系学领域中的不同于美国的国家和地区的理论视角有了展示自己的极好机遇，人们也试图去理解国际关系学的地域性或国别性发展状况，试图去了解美国以外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试图“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其他非英语的学术共同体的关于国际政治的知识生产中去”[5]。
人们希望听到国际关系学的“全球性声音”[6]，尤其希望听到“不重要的他者”[7]的声音。
就国际关系学理论发展的地理空间分布而言，美国和欧洲是国际关系学主要概念和理论的来源地。
具体地说，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是国际关系理论创造和发展的三个全球中心，但是，这三个中心在全球学术市场上的知识影响力是不同的。
二战后，“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8]，美国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知识影响力要大于英国或欧洲大陆。
这种知识影响力上的差异使得美国与欧洲（如果把英国和欧洲大陆看做是一个大的知识地域）在知识关系上不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
这种差别是存在于美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学间的一种客观的状态。
在国际关系全球学术市场中，美国与欧洲之间形成了一种知识上的“中心——边缘”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始终不得不面对来自美国的知识霸权压力，无论这些欧洲国家是否主动意识到这种结构性压力的存在。
面对这样的结构压力，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寻求应对战略，不同的知识地域寻求不同的知识发展路径，相应的绩效结果呈现出差异性，即不同的知识地域的知识“反霸”绩效是不同的。
这样的事实状态也是符合国际关系学在知识领域中的“结构——施动者”关系特性的:
结构与施动者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实体存在，施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制约着有意图的行为体的行动和它们之间的互动;虽然施动者的行动置于一种关系结构之中，但施动者能够发挥其能动性，突破结构的限制，走向一种多元的而非一元的选择。
具体地说，美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学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作为一种霸权结构制约着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的整体发展，但欧洲内部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在努力抵消、弱化甚至突破美国的知识霸权压力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知识路径，取得了不同的知识绩效。
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内在多元选择以及绩效差异是欧洲国际关系学应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霸权压力的突出特点，多元性而非统一性是欧洲国际关系学发展的特点。
英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不同于欧洲大陆，而欧洲大陆内部的国际关系学发展也是多样的，“如果我们说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多样性而非‘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学’这一标题所表明的连贯性、共同性。
”[9]
根据一国或地区对美国国际关系学是采取开放的还是独立的态度以及一国或地区内部的知识生产是合作性的还是分散性的，多元化的欧洲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路径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四种比较典型的“理想类型（idealtype）”:
英国的“独立性的内部指导合作”、法国的“独立性的学术孤立”、意大利的“开放性的移植生长”、北欧的“开放性的多层次合作”。
这些不同的知识发展路径的绩效是有差异的，相对来说，英国和北欧的知识发展路径较为成功，而法国和意大利的知识发展路径则收效不大。
二 欧洲国际关系学:
内在多元选择与外在绩效差异
（一）英国的实施路径:
独立性的内部指导合作
两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为“英美知识共治”[10]，英国发挥知识主导作用。
但是二战后，美国建立起它在国际关系学的知识霸权地位，英国退出了过去它在两战期间所发挥的知识主导，虽然如此，面对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发起了一场知识辩论，也是一场知识对抗。
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上分道扬镳，英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明确拒绝（发生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运动”[11]，爆发了一场“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结果是“在国际政治学中，稍微成熟的科学研究方式变成了规范，至少在美国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是如此”[12]，科学主义阵营占据上风，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盛行。
面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支配地位以及美国凭借它在这一知识应用领域的优势所确立的知识霸权地位，英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要想有一席之地，就必须采取一种合理的知识应对战略，这样一种战略要能够反映英国的比较优势。
“英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历史方法、制度分析和政治哲学上的训练可能本没有美国社会科学家那么大的优势，但是这却成为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的比较优势所在。
”[13]面对美国的科学主义取向，英国坚持古典的研究方法。
当然，这导致在开始的较短时间内，英国被排除在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的中心之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就没有自己的知识特色和知识贡献。
相反，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通过几代知识中坚的知识合作，以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为制度家园，创建了特色性的“英国学派”。
“英国学派的思想，或者认为存在实体性的英国学派的看法，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学者共同体中牢牢地确立。
”[14]
英国学派呈现出不同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众多特性。
尽管英国学派内部存在着各种理论差别，但英国学派作为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所共同组成的理论家族，它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家族相似性”:
“对一种特定的研究传统的认同;用阐释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将国际理论看做是规范理论。
”[15]具体说来，英国学派的学者对一种特定的研究传统的自我认同有两个重要的标示:
首先，存在着将连续几代的学者统一起来的私人联系，尤其是在教育联系上。
怀特与布尔，布尔与文森特，巴特菲尔德与沃特森之间都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具有知识传承关系。
其次，学派内的成员自我确认为英国学派的成员，自我确认为英国学派的局内人。
[16]“科学学派与古典学派之间的分立是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分立。
”[17]就研究方法而言，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阐释的方法，对国际关系进行历史的、哲学的和法学的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主要在两个传统上繁荣发展，一个是科学说明，一个是历史理解。
在国际关系学中，美国和英国就分别代表着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
[18]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相比，英国学者“更加关注于历史而非现代，对规范性问题的关注胜于对科学性问题的关注，对哲学层面问题的关注胜于对方法论层面问题的关注，对原则的关注胜于对政策的关注。
”[19]正是在研究方法上，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突出特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今天的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极大地不同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对解释性理论的抛弃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要部分。
”[20]
英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也有别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
在研究主题上，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正是“国际社会”这一概念以及围绕它的理论发展和理论分歧成为贯穿英国学派理论家们的思想的核心要件，完全可以说，“国际社会的思想在英国学派的写作者们的思考当中占据着中心位置”[21]。
正是在“国际社会”这一研究主题上，英国学派内部形成了一种代际知识演进:
早期的英国学派成员如怀特、布尔、沃特森和文森特早期的思想重点在于阐发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后来，文森特等人将知识重心转向统一主义的国际社会;冷战后，布赞等人更是将研究重心上升到世界社会。
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是强烈的规范理论，关注的是国际社会中的秩序与正义问题，由早期对秩序问题的重点关注上升到后期对正义、人权、人道主义干预等问题的关注。
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的生产上确实是有成效的，这得益于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有效地利用了自身的知识比较优势，但真正的知识优势转化为特色性的知识成果还离不开知识人才的能动努力和学术制度的人为建设配置。
事实上，英国学派确实具有相对集中的人才，英国学派集中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学者，如:
曼宁（CharlesManning）、怀特、布尔、文森特、沃特森以及一些最近的贡献者——胡瑞尔（AndrewHurrel），杜尼（TimDunne）、布赞和利特尔（RichardLittle）等。
而且，这些学者基本上形成了一种知识上的传承关系。
这样的专业联系或私人联系最初形成于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学系内部，后来扩展至其他机构，尤其是在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内也形成了这样的密切联系。
在学术制度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知识发展的最突出的成果——英国学派的最初知识家园开始于伦敦经济学院。
1959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建立起来了。
在后来的英国学派的演进发展过程中，它的制度中心地位是很明显的，是英国学派的一个轴心性的制度家园。
而且，英国学派的理论议题和研究方法都是在它的计划指导下进行的。
“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繁荣发展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好的思想和优秀的人才，而且还因为它有着好的运作方式。
它创立了一种知识共同体感，创设了一系列的研究重点。
”[22]这样的长期努力的结果就是英国学派所生产的知识在冷战后基本上是在国际市场上被消费，“英国学派变成真正是跨国性的，它不再局限于一个岛国，而是拥有居住在北美（尤其是加拿大）、挪威、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许多忠心支持者。
”[23]英国学派也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学讨论中不可回避的知识成果了，尤其是当涉及对国际秩序、国际正义、国际社会的构成等大问题时，英国国际关系学就具有明显的知识优势。
可见，研究方法上的阐释取向、研究主题上的“国际社会”取向、制度上的人为建构配置、人才上的知识代际传承，所有这些因素使得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非美国“品牌”的最为耀眼的知识成果。
英国国际关系学的成功在于它选择的发展路径。
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这样的道路模式就是在一个中心性的学术制度下、在连续几代知识中坚的合作下围绕着一个选定的议题、用自己具有优势的研究方法长期深入研究，是“一些个人或小组在少数跨学科中心对某些特殊问题致力于有意识的和系统研究与发展的结果”[24]。
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学的英国知识路径称为“独立性的内部指导合作”，这样的知识路径使得“英国学派成功地确立了它的全球公认的品牌”[25]。
由此可以说，通过采取一条独立的在国内有计划的支持和引导下的知识合作发展道路，英国的国际关系学基本上突破了美国的知识霸权压力，突破了二战后存在于英美知识关系上的隐性霸权结构。
对冷战后的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来说，英国国际关系研究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一种等级制的关系了，而是一种平等的知识交流和知识交互作用关系。
（二）法国的知识路径:
独立性的学术孤立
法国的国际关系学代表了应对美国知识霸权的‘另一种方式:
独立性的学术孤立。
面对着隐性存在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结构压力，法国的主要学者对美国的国际关系学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选择了学术上的自力更生道路，但是这种自力更生是在一种完全与外部知识世界脱离知识联系和交流的情境中进行的，是一种自我封闭式的谋求知识发展的战略路径。
法国的国际关系学是在二战后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
此后，法国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法国国际关系研究大体上是被两个学术传统——国际法和外交史——所支配，这是因为早期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是由法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来培育的。
”[26]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多半是描述性的，所以，第一代的法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大多是非理论性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二代法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认为随着社会学知识的增长，像第一代那样的“仅仅运用描述性的历史方法或仅仅通过关注法律方面来分析一种政治形势是不可想象的”[27]，所以，第二代学者开始把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国际关系分析之中，对国际关系进行更具根本性的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在法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社会理论就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支配性的进路。
”[28]这一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理论的开创者就是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开创了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社会学。
阿隆的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是要在总体理论和非理论的历史研究之中走一条协调道路，“阿隆通过将社会学分析拉回到历史之中，使他的理论分析不至于变得过于决定论和抽象;通过从历史场景中退回来，阿隆避免错误的断言国际关系并未表现出重复性的行为类型。
”[29]阿隆之后，继续坚持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的最著名的法国学者是默雷（MarcelMerle）。
默雷试图将体系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社会学之中，将体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社会学结合起来。
可以说，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的追求成为法国国际关系学共同体的最为明显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社会学可以被看做是对英美追求总体理论特定的法国式的回应。
”[30]
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代法国国际关系学者日益关注认同问题，越来越倾向于“后理论”（post2theory）的建构。
法国学者代表有莱蒂（ZakiLaidi）和巴迪（BertrandBadie）。
莱蒂主要关注于后现代性所导致的国际政治中的意义危机，以及西方普世主义的危机，关注于“意义丧失的世界”[31]。
巴迪则关注于文化多元性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他的研究方法“利用的不是哲学的和元理论的讨论，而是利用比较政治学，更多的依靠人类学而非哲学，更多的依靠吉尔兹而非德里达”[32]，巴迪的工作是试图在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进行合成。
总的来看，今天的法国国际关系学共同体存在的是一种复杂的、有时候是相互冲突的理论倾向和方法论倾向并存的情形，各种形式的“后理论”在走向成熟，而以前的学术研究传统仍然吸引着一些追随者，“与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的密切联系是自阿隆到当代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特点之一。
”[33]
虽然法国的国际关系学有自己的一些理论成果，但它们实际上在国际学术市场中的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法国的国际关系学基本上还是没有突破美国知识霸权的结构压力。
这样的知识状况是与法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路径相联系的，那就是它的“独立性学术孤立”道路。
法国的学术独立性使得法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知识成果是不大关注的，“法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一直站在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同行所激起的争论之外。
对华尔兹也漠不关心，对各种版本的跨国主义持怀疑态度。
”[34]对外部知识世界的封闭使得法国的国际关系学日益走向狭隘和孤立。
过分强调独立性的法国国际关系学的共同体表现出集中化和内向化的特征。
法国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巴黎的四到五个主要研究机构之中。
其理论议程主要是由巴黎的一些教授们设定的。
这样的集中化的特征又使得法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内部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免受外部影响，但他们的这种内部联结并不是在一个中心主题下的知识合作，而是共同抵御外部知识侵入，更多的是一种消极性的作为，而非积极性的作为。
很显然，法国国际关系学的这种“内向”特性给它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与其他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学术共同体相比，法国国际关系学跟美国主流是距离最远的;第二，这样一种距离使得法国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如雷蒙·阿隆。
在《外交事务》的编辑们对1920——1970年间的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杰出文献的梳理中，法国学者中只有阿隆的《和平与战争:
国际关系理论》被收入其中。
[35]可以说，“法国的国际关系学共同体不仅处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巨大的孤立之中，而且还是在一个没有自我身份地位的情形下存在的。
”[36]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学者才决定成立一个专业性的国际关系学会。
可见，法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表现为“国内学术市场的弱势和国际学术市场的相对孤立”[37]。
面对这种困境，法国学者在国内学术领域努力使自己的学术影响最大化，“对国内学术市场的支配通过与世界学术市场的隔离来得以确保”。
[38]法国的国内学术市场的发展可以不用参照国际市场而自行运转。
但即使是这样，法国的国际关系学也并没有获得国际关系学发展所必需的坚实的基本条件，即人才和制度配置上的不足使得法国内部的知识生产处于一种松散的、相互孤立的状态。
“法国的国际关系学仍然是碎片化的，虽然有一些亮点，但更多的是极大的空白。
”[39]
法国的这种对外闭关自守、内部松散的自力更生道路并没有使法国的国际关系学获得良性的发展，也并未在国际学术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
法国“内向式的”独立性的发展道路并未突破美国的知识霸权压力，相反，它使法国的学术研究被边缘化。
可喜的是，这一状况目前正在发生变化，法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走向一种开放心态，与世界学术共同体开始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但这毕竟只是开始，法国突破美国知识霸权压力的任务仍然艰巨。
（三）意大利的知识路径:
开放性的移植生长
如果说法国在面对美国知识霸权时采取的是独立性的自力更生的一个极端的话，意大利则处于“开放性的移植”的另一个极端。
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似乎对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是过度的开放了，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霸权压力之下，意大利差不多是把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移植”到了本国。
这样的知识“移植”既与国际关系学在意大利国内的弱势地位相关，也与意大利国际关系学者对于本国的知识比较优势的认识缺失相关。
自我知识资源的缺乏以及弱势的知识地位使得意大利学者通过对美国的知识开放来寻求自我的知识合法性证明。
意大利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化可以追溯至1968/69年。
在意大利国内，“国际关系学被看做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奇怪的、不大为人熟知的分支”[40]。
即使到目前，“国际关系学在意大利的学术环境中仍然没有达到完全的制度化。
”[41]国际关系学在意大利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科。
在意大利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处于主流的是三个思想流派:
现实主义、格劳修斯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处于长期争论之中。
“意大利是极少的建构主义从未扎根的欧洲国家之一。
”[42]在冷战后的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争论当中，实际上没有意大利学者参与，而且反思主义的方法在意大利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当然，在主要的三个思想流派之外还存在一些“异议者”，比如地缘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研究等。
意大利国际关系学呈现出“碎片化”的景象。
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移植”，当然这种“移植”并不是全盘复制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说意大利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知识成果，并没有多少自己的特色性的理论成果。
这实际上是与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两个特性相关的。
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表现出两个特性:
“一方面，它对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是广开大门，另一方面，它对其他的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学是完全封闭的。
”[43]对美国的大肆开放就使得意大利对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的需求远大于美国对意大利的需求，意大利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美意之间的制度合作与交流的三个方面——研究与训练、人员交流、翻译——体现了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与美国国际关系学之间的‘依附结构’。
”[44]对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对封闭就使得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与欧洲其他学术共同体的沟通相对于跟美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对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表现出极大的“渗透性”。
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所呈现出的“边缘化、渗透性、碎片化”使得就结构方式和交流方式而言，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学中处于一种学术边缘地位。
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和对其他学术共同体的相对漠视使得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在国际关系学界得不到知识上的认可，意大利学者并没有成功地使自己在国内的公共争论中更加突现，也没有在国际层面上更积极地参与主流的理论争论。
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基本上是一种“边缘性的声音”。
意大利的“开放性的移植生长”的发展战略不是一个成功的战略选择，也不是一个可行的知识发展路径。
（四）北欧的知识路径:
开放性的多层次合作
在应对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压力的各种路径选择当中，“北欧模式”是相对较为成功的。
“在国际学术话语中，斯堪的纳维亚研究者作为积极的参与者，获得了声望。
”[45]在北欧地区，瑞典、丹麦、挪威的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少数来自芬兰和冰岛的国际关系学者所组成的学者共同体尝试运用“开放性的多层次合作”的知识战略。
1966年，北欧部长理事会同意成立北欧合作委员会以推动国际政治的研究。
北欧合作委员会推动了北欧地区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在地区层面上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合作与冲突》（CooperationandConflict）。
虽然在1990年，北欧合作委员会解体，但是，北欧地区的合作研究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内在动力，研究合作仍在继续。
1991年，北欧国际研究学会（theNordic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成立，这成为北欧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合作的新的制度家园。
同时，北欧学者还极大的使自己的网络活动多样化，积极参加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学术活动。
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拥有多种途径来展现他们的学术成果。
他们通过英美的编辑体系来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从而进入世界学术市场。
[46]他们又通过与其他欧洲国家学者的联系来创立一个统一性的欧洲国际关系学者共同体。
[47]北欧国家的学者还通过在地区范围内的合作和北欧地区的杂志如《合作与冲突》、《和平研究杂志》（theJournalofPeaceResearch）、《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研究》（ScandinavianPoliticalStudies）等来发表自己的成果。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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