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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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
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
主持人（管理学家执行主编刘辉）：
各位来宾大家好！
“管理学家·双周论坛”第一期我们正点开始了。
双周论坛就是每两周举行一次。
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就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们非常感激。
论坛将来办到十几次、几十次的时候，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
我们的双周论坛跟别的论坛不同的地方在于，管理学家杂志更关注思想，更关注实践，关注对实践的评论，还有新知识等。
我们希望双周论坛能够成为管理学家杂志的一种延伸，成为与各界读者互动的好工具好平台。
我刚才说了，万事开头难，其中一点就是当你的论坛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不容易请到非常知名的专家。
但是，我们的双周论坛做到了，因为郭梓林先生一直是我们杂志以及我们杂志很多员工的好朋友好老师。
郭梓林先生的身份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另外一个是科瑞集团副董事长。
科瑞集团比较大，但我不是太了解，好像是控制着一些上市公司。
应该说，郭先生既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学者。
下面请听郭老师精彩的演讲！
郭梓林：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能作为第一期的主讲人我感到很荣幸。
我看今天在座的生面孔比较多。
凡是能来这里参加活动的人，我想一坐下来脑子里肯定会出现三个问题：
第一，谁在说？
第二，说什么？
第三，怎么说？
我就先来简单地回答一下这三个问题。
谁在说？
台上的这个人名叫郭梓林。
1957年生人，今年正好50岁。
16岁上山下乡，当了三年农民，接下来当了三年兵，然后，当了三年工人，又读了三年大学。
我说的是读了三年大学，不是上了三年大学，读大学和上大学是不同的。
我读的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一个四十平方米的小学教室里，每个星期三个半天，半工半读，花了三年时间，拿的是两年大专学历，一直用到今天。
大学毕业后，当了三年国有企业的团委书记。
1989年转换工作，当了三年国有企业的老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就开始和其他五个合伙人共同创办科瑞集团。
我们从5万元起家，科瑞集团如今有两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数十亿。
董事长郑跃文现在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由于其他合伙人都是学财经、学金融的，只有我是学中文的。
所以，我这十五年来分管的工作是，企业文化、人事、行政等杂事，做的都是辅助性工作，没有大把大把地挣过钱。
十五年来，我重点研究的领域是企业家与企业文化。
2004年是我出书的高峰期，一年之内4家出版社给我出版了17本书。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套《思想统治企业——梓林演讲集》的光盘书。
2006年海南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乔致庸的经济学》，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影评。
这一组文章曾经在《管理学家》连载，一期登十篇，三期登完。
编辑说，让一个作者一期登10篇文章，连续登三期，这是个先例。
今天要说什么呢？
今年春节期间，有人向我推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
看完了以后，有很多的感想，借这个《大明王朝1566》来说事儿，准备写一本书叫《王朝投影》。
这本书现在已经写了几万字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让它与大家见面。
《管理学家》杂志的刘辉先生，希望我能够在第一期的双周论坛上讲一些新鲜的东西。
于是，我决定把我的最新思考，结合我在国有企业12年、在民营企业15年的经历，把这27年来对中国企业、对中国企业家的人文思想，借电视剧揭示的一些历史现象，对“帝王思想”和“企业管理”这样两个似乎不大相关，但却有着深刻联系的话题，谈谈个人的想法。
怎么说呢？
聊天式地说。
讲的时间不会很长，我希望今天更多的是互动式交流。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帝王思想会受到民营企业的追捧
第二哪些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相关
第三帝王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利弊
第一为什么帝王思想会受到民营企业的追捧
为什么帝王思想会受到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追捧呢？
应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真正成长起来，是在1992年以后。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发展起来的。
最早下海的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一批社会弱势群体。
比如释放后的劳教人员，出来之后没有工作。
还有知青返城后，家里没有什么背景，找不到工作。
这些人尝试着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生存权。
到了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里一些有技术的人，觉得不太得志；或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甚或因为对钱的欲望比普通人高一些，他们开始下海，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创业。
到了1980年代末的时候，又有一批手里有政府资源，借助双轨制，可以搞到批文从中获得价差的人开始了官倒，也就是利用政策提供的不同价格差，进行合符规则的权钱交易。
198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新的阶层，他们对政治开始厌倦或者是淡漠。
到了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他们开始大批下海。
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做事要找到思想和理论上的依据。
中国几千年来，商人的社会地位都是很低的。
一直到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才从根本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可以理直气壮的依据，这就是“市场经济”。
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不排斥社会精英下海经商的选择。
科瑞就是在那个时候组建的。
我记得我下海时，给我们总公司党委写信的时候，特别理直气壮：
“现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到来了，让我们年轻的共产党员下海闯一闯，你们老共产党员留在体制内。
”这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当时我还属于第三梯队，是总公司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在1992年前后，有一大批在体制内很有前途的人开始下海了。
大批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从体制内进入市场以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支撑。
现在有人把它称之为信仰方面的支撑。
1992年的时候，还不敢说在信仰方面找支撑，主要是从文化和思想观念上找。
在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士、农、工、商”，1949年以后是“工、农、兵、学、商”。
就是说，经商这个职业自古以来都不被主流认可。
那么，下海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找到一种精神上支撑呢？
这是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流行这样一句话，叫做“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
读《曾国藩》，是因为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他这辈子又立功，又立言，又立德。
中国古人认为，人要超越生命，除了繁衍后代外还有三个方式，这就是“立功、立言、立德”。
曾国藩这辈子还就真做到了这三点。
立功，把太平天国灭掉了，作为一个汉人能够得到那么高的官位。
能够在过年的时候，让慈禧一手牵着他，一手牵着一个满人，这是非常高的荣誉。
立言，曾国藩写了那么多的东西，比如《曾国藩家书》，现在还卖得很火。
立德，曾国藩在道德修养方面也达到了一个很高水平，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曾国藩是卖国贼，镇压农民运动，而《曾国藩》这本书，我认为是给曾国藩平反的。
曾国藩怎么当官从政的，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去揣摩，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政治斗争比较残酷，怎么把自己的官当大，不要被别人捏死了，能够安全地上升，这是需要智慧的。
当然了，现在从政的人要不要学曾国藩，我不知道，因为如果真要去学，还真不容易，立功、立言、立德。
曾国藩的这套东西，现在是不是官场上的规则，我不清楚，如果说这本书当官的不爱读也是可以理解的。
刚才我的一位朋友送我一本杂志叫《中国财富》，这里面列了贫困地区的十大豪华建筑，建得跟白宫一样，还有一个像天安门。
看了这个我就知道，这些官员会学曾国藩吗？
学不了，或者不会去学。
当封建社会的官也不是这么做事的，何况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的官。
我对官场上的事不太了解，我一脚踩在经济界，一脚踩在学界，对三角另一端的政界最陌生，不知道现在的官场的规则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做这些事情的人，不是不知道曾国藩，也不是学不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学。
第二本书是台湾作家高阳写的《胡雪岩》，主要通过历史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经历，讲商人要挣钱，必须和官府勾结，然后把官府控制的资源变为己有。
这样一本书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火，很多人从中学到了做企业的规律，赚了很多钱。
当时也有企业家和一些学者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说中国民营企业家如果都去学胡雪岩了，都学着官商勾结了，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希望了。
但是批评归批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
但是，轮到我们自己决策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只能”这样做了。
很多书都在告诉人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现实生活是很残酷的：
我“只能这样”。
生活其实很无奈，“应该如是”和“只能如是”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我们可以对生活提出这样和那样的要求。
但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
我们没有答案。
学者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就像现在我们看的“八荣八耻”。
大家看到的是一系列的“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看一看，现在中国的道德文化水准，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我对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树立正确的荣耻观是赞成的，但对“八荣八耻”这样的文字表述比较反感。
字又多又记不住，“八耻”里面随便拿出一条都经不起推敲。
我们不妨拿出一条，比如“以违法乱纪为耻”。
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以违法乱纪为耻”贴得到处都是，很可悲。
就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到处贴“不准随地吐痰”。
我认为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进步，就是在省政府门口不用贴“不准随地吐痰”。
什么时候中国处处都看不到“以违法乱纪为耻”招贴的时候，我们就又进了一步了。
违法乱纪怎么是为耻的事呢？
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标语口号？
怎么能满中国到处贴呢？
我不知道创造这样口号的人，脑子是怎么想的？
我们可以说这个杯子里的水不卫生，但如果这是一杯狗屎，我们还说这杯狗屎不卫生吗？
那是有毛病，它的确是不卫生，但它已经不是不卫生的问题，是根本就不能吃的问题！
违法乱纪根本就不是耻的问题，违法乱纪了，它是法律制裁的问题，不是道德约束的问题。
所谓“耻”的问题，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还不能上升到法律，只要上升到法律就一定是耻。
我们这样到处贴“以违法乱纪为耻”，难道我们现在的中国人，都堕落到“以违法乱纪为荣”了，要用这个口号来打压一下这个不良的风气吗？
是不是到了“一人双规，全家光荣”？
是不是这样呢？
我想肯定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条标语贴出来之后，会被世界人民误读，误以为中国人民违法乱纪盛行到了要用道德来约束。
我们解构社会现象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都知道“八荣八耻”，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荣耻观颠倒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社会问题。
回到《胡雪岩》这本书上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胡雪岩》这本书可以畅销。
这本书的观点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两点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企业家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人家是这样成功的。
胡雪岩不是编造的，是真实的故事。
而现实生活中，按胡雪岩的套路走，不乏成功的案例。
第二，用用西方现代经济学也能解释这一类现象。
在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社会里，只要政府的权力过大，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政府官员又不能直接从这些资源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控制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租值”的东西。
于是就会有人来寻租，在寻租的过程中租值就会耗散，利益就会转移。
从公有转为少数人所有。
我是2000年开始学经济学的。
当时北京大学的汪丁丁教授告诉我，要学经济学很容易，你只要把“成本”和“租”这两个概念学会了，你就是经济学家了。
你如果能够学会一个，就是半个经济学家。
我这些年就专攻“成本”。
几年下来，我自认为现在已经可以用成本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
“成本”概念比较简单，“租”比较复杂。
我只知道一点点。
举个例子来说吧：
当政府官员给你批一个营业执照，可以今天批，也可以明天批，甚至拖一个星期批也不犯错。
那么他手中的这个公权，就能产生“租值”。
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批给你了，你应该给他两千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说他生病了，或是要出去玩几天，拖到一个月后才给你盖章，你的损失不止两千。
因此，你今天用两千块钱给他，换取执照提前开业就是合算的，对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也是有好处的。
可能有人会问，他为什么可以拖一个月才批营业执照呢？
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不被监督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却没法监督它的实施。
这个权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钱。
如果你不懂得这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就不要经商。
如果你懂了，就应该快快地送钱。
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
你当官也好，经商也好，会慢慢悟到这个权力是可以变成钱的。
经济学就是这样解释的，它不讲是否道德的问题，只讲是什么，为什么。
如果制度是这样安排的，这里面就会产生“租”，租值就要在交易中耗散。
而这个租值在耗散的过程中，交易双方都获利。
这就是经济学对“寻租现象”的科学解释。
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公权要受到约束，私权要得到保护，就是这个道理。
只有私有产权得到保护后，人们才会使资源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
而公权是很容易变得没有效率的，因为保护起来不大容易，或者成本很高。
我们刚刚看的这些贫困地区的十大豪华建筑，都是拥有巨大公权的人，利用权力做出的让人民伤心的事。
你看，在这些雄伟奢华的建筑旁边，都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
记者揭示并公布的这些现象，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政府要改革自己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看看每年的“两会”，都有一些明显的进步。
最终这个国家要改造成真正的、1949年我们就说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正在朝着1949年制订的目标前进。
不要以为我们在2007年说达到1949年提出的目标是倒退，不是，是前进！
是朝着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前进。
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党和政府都在进步，这个进步就体现在政府越来越受到人民的约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一个书比较热销，就是二月河写的《康熙大帝》。
这本书给我们广大的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康熙在中国的帝王历史上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
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
1990年代中期的民营企业家和1980年代的民营企业家不同的是，一些企业家开始敢于自我表扬了，敢于说自己好。
同时社会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社会开始关注和尊重民营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也从社会的一些关注当中，找到一种成就感。
过去是富了不敢说出来，现在是这个阶层的人，开始在社会崭露头角，开始说自己有很多的钱，甚至夸大其辞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因为社会开始尊重创造财富的人。
当然，有些人在这种尊重中，难免也膨胀出了“国王意识”，这样的“小王国”有的是几百人、几千人，或者是三五个人。
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骨子里就遵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念。
通过经商可以建立商业帝国，正好是这样一种意识的外露。
社会允许民营企业的发展，引发了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商业帝国梦，一开始不是从什么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那里得到启发的，他们更多的是从中国的帝王政治的文化遗产中传承过来的，与现代企业家的那种感觉是有所不同的。
中国人历来就不缺乏当国王、当皇帝的欲望。
在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就代表中国人民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就没有忘记。
现在的中学课本上应该还有这句话。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恰好提供了一个让每个人都可以寻找这种感觉的可能：
这就是做企业，在企业内部可以找到这样一种绝对权力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皇权绝对统治这样一种思想解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奇怪，在一批人追求帝王思想这样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的演进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变迁获得了一种原动力。
这个时代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变局，它给了中国人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在你的一亩三分地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充分的经济自由，也带来思想的充分自由，当然也包括管理思想的创新。
每个企业家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这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点。
而每个企业家也不能跳跃这个时代，尽管别人的东西好用，但未必自己就能用。
所以我们在读国外的管理学，在读成功企业的书时，应该常常提醒自己，别人的东西你拿来了，不一定管用。
因为你的文化和环境与别人不同，别的企业成功了，你未必就能成功。
我们科瑞走了十五年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如果从现在回到十五年前，我绝对不敢下海。
虽然科瑞现在的结果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当年的想象，但是作为企业创始人，作为董事会成员，我知道很多时候能走出来都出于偶然，我们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这十五年中，如果我们在哪一年中，倒下来了，这是必然的。
而我们没有倒下，跌跌撞撞走过了十五年，有太多的偶然因素贯穿于整个阶段。
这种偶然的因素，决定了你回过头再走一遍是不敢走的。
当年你走过来的时候，以为你走的是一条宽阔的阳光大道。
而走之后，回过头一看，吓你一跳，你发现，你走的脚印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你只是运气太好了，正好没踩空。
所以，如果自己都不敢重复走一遍是不能忽悠别人向你学习的。
回顾这十五年，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有太多的变数，每个人都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没有必然的先知先觉。
如果谁要说科瑞有没有什么成功经验，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有，但你也学不到。
因为每个企业的成功是由多种不确定和复杂的偶然浇灌而成的，是不可复制的过程。
而且就科瑞本身来说，其实有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高速的变化是它最显著的特征，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很大原因是我们必须应对这种高速的变化。
速度太快了，就容易晕车，不是因为我们的智商不够，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是因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此，多数的民营企业家只能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去学习。
作为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在中国最容易学习或者说最容易学到的东西就是帝王思想。
我们应该坦率地说，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头脑中的管理思想，是受到了中国帝王思想的影响。
因为两千多年来，正是这样一批中国人，他们用这样的思想统治了这么大的国家。
半部《论语》也好，一部《资治通鉴》也好，这么大一个国家都能统治，那么，我们统治一个小企业，难道就不能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吗？
比如康熙说的“不怒自威、亲而难犯”这八个字，难道不值得我们企业家学习吗？
我想康熙说的这八个字不只对于企业家，而是对任何领导人都应该被作为追求的境界。
这八个字，客观地说，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的精华。
的确是中国企业家学习管理企业，应该认真汲取的一个重要思想。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就是以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式展开的。
我们学习帝王思想，人家否定了帝王思想，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大家都是平等的。
在平等的条件下进入市场经济，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转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恰恰和别人有一些区别。
这样一个文化现象，无论是对文化界，还是经济学界，都是一件很有意思。
而且可以好好地把玩的事情，值得认真研究和琢磨。
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思想有两个重要的来源：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管理思想。
这个离得比较近，眼睛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在浙江嘉兴南湖，13个人白手起家，1949年就做成了这么大的“企业”，做成了完全控股和绝对控股的“企业”。
在这28年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肯定会为我们现代人提供如何管理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
如何解决分与合等问题，这里面丰富的思想财富，是应该去学习的。
因为，企业家在现实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面对的也就是这些问题。
第二，青洪帮的文化思想。
记得1992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正在研究青洪帮的管理模式。
我们都知道，在1992年的时候，很多民营企业每当赚了一百万，就会散伙，各做各的。
民营企业成为长不大的老树。
当时，大家就在想，如何管理这样一个没有编制和户口约束的队伍？
怎么才能使企业做大之后，继续凝聚人心，不散伙？
看看人家青洪帮，这样一个被政府打压的组织，是怎样成长的？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机制，保证了他们的团结？
民营企业和青洪帮不同，民营企业是光明正大的，青洪帮是被追杀的，人家被追杀的这样一批人，还可以把组织做好，人家的组织制度设计中，肯定有可取之处。
被政府追杀的人，还可以团结一心做坏事，提心吊胆还能不散伙，我们光明正大做好事为什么就做不好呢？
有一次，我在旁听一位企业家讲青洪帮的经验，他们是如何做发展成员工作的。
第一要重德。
一个人要加入帮会，要看他是否孝敬父母。
到他家去看，如果他对父母是骂骂咧咧的，他肯定不能加入帮会。
一个人连父母都敢骂，那将来肯定也会骂帮会老大。
这一条很厉害。
还有很多规矩，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其实，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大家都在寻找一种稳定的组织形式，以确保能够把队伍长期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市场的竞争。
一方面要把钱挣来，一方面要保证这个钱不玩丢，人也不玩丢。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民营企业不像政府机关，上面一纸任命，可以立刻赋予你必要的权威、编制、住房等等条件，可以对下面产生一种权威。
做民营企业则完全要靠自己来完成权威的确立，没有什么上面的红头文件。
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多数企业家，会从本土文化中寻找管理思想的支撑点呢？
第一，这是因为从本土文化中，获取思想的成本比较低。
不要读MBA，不要花钱，你可以很容易从小说和评书等等历史故事中学到。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种组织的结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安排，如果能够从传承获得就比较便宜。
而引进一个新的制度，成本往往比较高。
这是因为，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完全用制度来管理。
相对于制度而言，文化是便宜的。
制度则贵得多。
尤其是没有文化支撑的制度，更是一种成本很高的约束。
其次，任何制度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把人的所有行为全部规范了，人的多数行为还是靠文化认同来规范的。
第三，文化是有惯性的，外来的制度往往会与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
所以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比直接引进制度更便宜更有效。
第二，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大陆的所有富人，在1978年以前都是穷人，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从根本上说都是白手起家。
联想也不过是以20万起家的。
所以，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
为什么坐天下难呢？
因为打天下的时候，输得起；坐天下，输不起。
打天下时什么也没有，是彻底的无产者：
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但是，一旦得到天下，你要守住它，就变的不容易了。
打天下的时候，与合伙人分配的是未来。
领导人往往会给你一个故事：
到了我们的目标实现的时候，将会给你这个、给你那个。
这个时候，分配的都是未来，开的是空头支票，是期货。
所以，在分配未来的时候，人们一般不太爱斤斤计较，反正也是空的。
分配明天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好吧，多一点儿，少一点，无所谓，没准还没有呢。
那么，坐天下时，分配的是既得，分配今天，分配桌子上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就比较复杂了。
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创业初期，更多的是面对外患，大家需要团结起来。
中国人都知道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可以共苦，但不容易同甘，即便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人打拼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恩恩爱爱；突然有钱了，发现不行了。
成功了有钱了反而把一些美好的家庭破坏了，为什么呢？
如果用学术的语言来解释的话，那是因为你共苦的时候，面对的是外患，要对付别人，自然要通过团结来保护自己。
那么，拿到钱以后，生存问题解决了，夫妻两个各有了一千万。
这个时候你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忧的问题了，你们两个人怎么花这些钱，就容易产生矛盾了。
花钱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偏好，于是用钱的权力问题就出现了。
而用钱的权力后面，是关于得到这一大笔钱的贡献问题，这就很容易扯出历史功过，而历史功过谁能扯的清楚？
一直扯下去，就离离婚不远了。
挣钱是能力，花钱是智慧。
有能力的人很多，有智慧的人不多。
在企业当中也是这样，你可以挣到钱，那是你具有企业家的能力。
但是你把它分匀了，分得大家还有干劲，这就是企业家的智慧了。
所谓“盗亦有道”，古代的盗跖讲的盗者之道是“圣、勇、义、智、仁”。
小偷是没有“道”的，所以，一旦被人抓住，他就脸红。
江洋大盗与小偷的不同在于，他是有理念的。
“圣”是什么呢？
就是一下子就知道这个房间里有好东西可拿。
正像企业家那样，凭直觉就知道某个项目一定能挣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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