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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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发展

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发展

内容提要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对唐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经史关系、通史家风、文人修史、史家史德的理论认识以及撰述与记注、史义与史法的区别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儿的史学思想。

关健词

章学诚刘知几史学思想继承发展唐代的刘知儿与清朝的章学诚均为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大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史学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平,促进了史学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有关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

思想及其成就,不少学者进行过深人的研究,也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本文主要研究这两位相隔多年的史学家

在史学思想上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与史学研究,著名史学大师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自有左氏、司马迁、班固、荀悦、杜

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这即是说,自从有了司

马迁等史家,中国便开始有了比较规范的历史著作,这里的所谓史是指对历史的研究自从有了刘知几等史学家,

中国便开始有了史学,这里所谓的史学即是指对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研究,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史学理论。

梁启超

还进一步说“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喊通志·总

序》及《艺文略》、《校雕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学走向全面成熟,是从唐代刘知几批判、总结以往史学发展成果,撰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

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开始的。

他充分肯定了《史通》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发展史

上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认为,在古代众多史家中,具有系统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除了刘知几,就是宋代的郑樵和清

代的章学诚。

即是说,郑樵是对刘知几的继承和发展,而章学诚又是对前两者的总结发展,是集大成者。

这也清楚

地说明了刘知几史学思想对章学诚的极大影响,也说明了章学诚对刘知儿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章学诚生活的时代,正是历史上所谓的“乾嘉时代”。

乾嘉时代,历来被后人看成是清皇朝历史上的一个“盛

世”,而产生于这个时期的“乾嘉学派”又被人们视为这种“盛世”学术繁荣的象征。

乾嘉学术的繁荣发展,不仅仅是

在历史考证方面出现象王鸣盛与十七史商榷》、赵翼与《廿二史札记》、钱大听与《廿二史考异》和崔述与《考信录》

这样的大师和名著,他们在历史考据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成果,要比德国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及其《拉丁和条顿民族

史》还早年。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写出了《文史通义》这部史学

理论名著,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了最高阶段。

章学诚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矢志不渝地追求史学最高境界。

从青多宙时代到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史学的研究,对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比前人更多的贡献。

他自

己也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图他之所以能够在史学研究中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贡

献,除了他自己勤奋钻研、刻苦追求外,实际上也得益于他的史学前辈,正是站在了前辈学者的肩膀上,章学诚才做

出了比别人更多贡献。

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成就,是在深刻批判总结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成果之后取得的,是对前辈学者理论和方法的

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对刘知几及其《史通》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从大的方面考察,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在经史关系上,章学诚继承了刘知几对经史关系的认识,把它发展成为学术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六经

皆史”。

这是全面认识、把握章学诚学术思想和史学理论的关键。

在先秦时期,经史不分,人们把孔子编订的《尚书》、《春秋》等六部书看作历史书和学习使用的教材。

汉代尊崇

儒家学说,把孔子编订的几部书籍看成神圣的经典,而司马迁又几乎同时撰写出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

便逐步把经史区分为不同的学科。

由此,经与史开始分离。

由于儒家经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广泛影响,传统史学从学科来说虽然独立了,但史学思想仍然以经学思想

为准则。

刘家和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说“如果说汉代的经学和史学是在统一中的分离思想统一,学科分

离,那么这时指魏晋以后,引者注它们却是在分离中的统一”。

仁’〕这是对经史关系演变发展进行深人研究之后的

不刊之论。

刘知几没有去论证经书可能或者应该是史书,而是在论述所有的史学理论问题时,都把经书直接作为史书来

引用或评论。

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概念,但他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这种思想认识,这从他对《春秋》、

《尚书》、《诗经》、周易》等经书的论述和对经史关系的讨论处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是一个不争的实事〔‘〕

刘知几的这种认识对后世学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是明代中叶的王守仁。

他对经史关系的讨

论比刘知几更明确,结论更直接。

他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___________亦经,《五经》亦

史。

《易》乃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同时又说“五经亦

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

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章学诚继承了前人对经史关系的认识成果,在《文史通义》中第一句话便开宗明义地说“六经皆史”,在其它许

多篇章中章学诚又反复论述强调“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等等,认为经原本是史,所以“三代

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

”“史之原起,实先于经。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苍领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

立,而先有史矣。

’巾〕“六艺皆古史之遗,后人不尽得其渊源,故觉经异于史耳。

”哟指出史先于经,史包括了经。

把讨

论了近年的经史关系进行了总体上的概括,从理论上扩大了史学的内涵。

“六经皆史”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更加明确地把儒家经典与史书结合起来,恢复了儒家经典作为史书的本来面

目,使之成为了解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对象,从而扩大历史研究和采集史料的范围。

不仅如此,从研究历史的资料

搜集看,章学诚还提出了“盖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川的主张,不仅提高了史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扩大

历史研究和史料搜集的范围,因而具有现代广义历史学的意味。

在史学研究实践上,章学诚撰述《史籍考》,即将史部以外的经、子、集许多著作列入其中,并明确提出研究历史

“经部宜通”,“子部宜选”,“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牌宜略”的资料取舍原则,并贯穿于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

中。

至此,经史关系在理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局面宣告结束。

论述“史义”与“史法”的区别,是章学诚继承和发展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第二个方面。

所谓史义,即是指史___________家的历史理论与观点,就是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评价。

孔子作《春秋》就十分重视“史义”,后

来象司马迁等史家在史书撰述中,也非常重视史义,但从理论上阐述不够。

所谓史法,即是指历史学方法。

章学诚

认为,即使是史学理论名家刘知几及其《史通》,主要也是在论述历史学的方法,而对“史义”涉及很少。

章学诚认为史义的核心问题,即是要处理好孟子所说的事、文、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

称得上完整意义的史学。

具体到每一部历史著作,就是要处理好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关系,三者缺一不可,但又有

轻重之分。

他揭示了“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之力以成之”〔’“〕的历史认识规律。

也就是说,史义必须

是阐明历史发展客观过程的理论认识,达不到这种要求,就谈不上具有“史义”。

而讲求史义即是要达到“纲纪天

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

这就把撰写史书的方法论问题,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认识区别开来,赋予了历史学以精髓和灵魂,也把史

家对历史发展的独立看法与成一家之言有机的结合起来了。

明确提出“史德”这一理论范畴,是章学诚继承和发展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第三个方面。

不少学者认为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说,使古代史家修养论更具有理论色彩,后世无不以才、学、识三者来衡

量一个史家的素养。

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中已经涉及到章学诚所论的“史德”问题,只不过还没有概括为“史德”这

一概念,他是寓于“史才三长”中论述的,这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

实际上,后世学者都是在刘知几才、学、识、德基

础上展开讨论的。

北宋曾巩就认为,优秀的史家“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

必足以发难显之精,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对史家提出“明、道、智、文四条标准。

《元史》揭奚斯本传记载,他总裁辽、金、宋三史撰修,在回答承相“修史以何为本”时回答说“用人为木。

有学

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

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

”他提

出了史家的“心术”问题,认为它比学问、史事更重要。

明代胡应麟又在刘知几“史家三长”之外,补充了“二善”。

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

有公心焉

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

董弧、南史,制作无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

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

”〔”〕实

际上,胡应麟的“公心”、“直笔”二善是互为表里,“公心”是“直笔”的主观道德前提,“直笔”是“公心”的客观必然结

果。

可以说章学诚是在概括和总结了上述理论认识,特别是刘知儿才、学、识、德史家修养理论基础上,撰写文史

通义·史德》篇,明确提出了“史德”论问题的。

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家,“史才”、“史学”必不可少,文章不生动流

畅,不能引人人胜,就难于到达良好的教育效果没有丰富具体的历史知识,也无法写出优秀的历史著作。

但“史

识”比之于才与学,显得就更为重要一些,如果只有好的文笔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缺乏观察、分析、鉴别历史的能力,

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也无法作出正确判断,也就达不到以史为鉴的社会目的。

章学诚没有领悟到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中包涵有“史德”的内容。

因此,他批评刘知几所论史家才、学、识三长

“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还应该加上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史德”。

什么是“史德”呢章学诚在《史德》篇中说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即史德是由史识延伸出来的,与史家的史识有着密切关

系,表现为史家撰写历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事,在评价历史时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其公正的一种品德,是史家作史

褒贬中的“心术”。

这无疑与刘知几“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此则为虎俘翼,善无可加,所

向无敌者矣”的论述是同一含义。

只是说法有所不同而已。

对“史德”的重要性,章学诚强调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之力以成之⋯⋯故日心术不可不慎

也。

”由于史家及其所撰写的史书,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对史家的要求还必须强调“史德”的内容,否则,史家

纵然有才有学,而无追求真理的“心术”,也只能写出违背事实、任意褒贬、质量不高的史书。

“史德”是一个优秀史家所必备的品质,怎样才能表明史家具有“史德”呢章学诚说“盖欲为良史,当慎辨于

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即是说,一

个优秀的史家必须通过研究分析历史事实,探讨说明人类社会生活与天道自然的内在联系,要据事直书,书法不

隐但更重要的还必须处理好史家的主观认识与历史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尽量反映客观史实、尊重历史事实,不

掺杂个人的主观偏见,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就是更高的要求了。

只要史家以这种态度去研究历史,撰述史

书,都可以说具有“著书者之心术”。

因此,章学诚的“史德论”,一方面,在史学理论认识上明确提出了“史德”概念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丰富了刘知

几“三长说”,在认识上发展了古代史学理论认识的积极成果。

这也使刘知几提出的“史家论”更为全面、更加深刻,

从而完善和发展了古代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

章学诚进一步阐述史学“通识”观念___________,是继承和发展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第四个方面。

它从理论上完善了对中国

古代史学“通史家风”的认识。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本身就要求史学研究必须讲究“通”的原则,这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而且有十分具体的内

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中历来就有丰富的“通”的思想认识。

司马迁纪传体通史《史记》是古代史学中把“通”原则从

形式到内容紧密结合的重要历史著作。

即使是断代为史的历史著作,在思想方法上仍然有丰富的上下左右贯通的

理论认识。

刘知几在评价古代史体发展时,对“通史”体裁的不足多有批评在撰述历史著作中提倡撰写断代史。

但这与

刘知几史学思想中讲究“通识”的认识并不矛盾。

刘知几主要是从史学发展和史学理论的内部结构来概括论述

“通”的思想原则,既有从客观历史发展过程方面要求史家在思想方法上会通古今,也有对史学内部各方面、各层次

之间的知识和认识的融会贯通。

《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用“通”来命名的史学著作,对于它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内

部的逻辑体系,目前学术界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认识、研究。

宋代史家郑樵又是一位在史

学理论和修史实践上把“通”的思想融会贯通的大家,而且他对“通”的思想作了更进一步的理论阐述。

章学诚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则是,将“通”的观念发展到了极至。

《文史通义》满篇都洋溢着“通”的思想、方法

和原则无论是论述社会历史发展、学术文化演进还是典章制度的因革变迁,都力图以“通”的思想原则来描绘和说

明。

这种思想认识,表现在历史编纂学上,即是主张撰写通史,以通史的撰述来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说明社会

历史的变化与发展。

因此,章学诚不仅称赞司马迁、郑樵撰写会通古今的通史,而且还强调通史撰述要“自有家学”,“自为义例”,真

正做到“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他还专门撰写《释通》来论述“通”的思想,从理论上概括出撰写通史有六便、

二长等优点。

所谓六便,即是指免重复,均类例,便锉配,平是非,去低悟和详邻事。

所谓二长,即是指具剪裁和立

家法。

没有对刘知几“通识”思想的深刻理解与发展,没有对司马迁、郑樵通史撰述实践的研究认识,章学诚难于认

识古代史学“通”的思想原则,完善传统史学中的通史理论。

这一认识,对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历史都具有现实的

指导意义。

从内容和性质方面对史书进行分类,以“撰述”和“记注”来区分史学的两大宗门,是章学诚继承和发展刘知几

史学思想的第五个方面。

它直接影响到近现代学者们的史学认识。

刘知几在《史通》中明确提出了“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

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

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

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

归一撰”〔’〕。

这已经从认识上把原始资料的记录与后来历史著作的撰述进行了区别,并举例加以论证,以说明两者

之间的关系。

只是没有明确说出“史料”和“史书”这些概念。

宋代郑樵则进一步明确地把“史”和“书”加以区分,他说“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

史者,官籍也书者,书

生之所作也。

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

把官籍等原始记录称为“史”,即今天所谓的史料,把学

者们的撰述称为“书”,即今天所说的历史著作,区分更加明晰。

但郑樵把司马迁以来编述都看作是历史著作,就显

得笼统而模糊。

章学诚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清楚、更明确的概念与认识。

章学诚继承刘知儿等人从史籍性质与作用来区分的思想,更明确提出“撰述”与“记注”两个概念,并赋予它们

丰富的理论内涵。

他说“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即撰述与比类即记注两家,其大要也”〔’〕。

概念的区分

十分明确。

同时还举例说明两者的区别,如班固的汉书》即是“撰述”,而刘欲等的《汉纪》则是“记注”。

为了进一

步说明这个道理,他还以资治通鉴》为例,指出二刘和范祖禹的长编工作是“记注”,而贡马光确定体例、资料上的

取舍、文字上的润色、评论上的观点等,就是“撰述”。

总之,一切关于历史资料的记录与整理,在章学诚看来都只是

“记注”,而有体例、有作者理论见解的才能算是“撰述”。

因此,“撰述”与“记注”不仅仅是形式问题,也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章学诚以“圆神”

和“方智”来比喻说明两者在性质与作用上的不同,指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

夫智以藏往,神以知

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

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其德为圆。

”在此,章学诚从理论上把两者的性质、内涵和作用阐述得

淋漓尽致。

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章学诚区别记注和撰述,大力提倡撰述,实际上就是反对把历史研究局限于资料的

搜集与考证。

从这一点上看,这种理论认识上的意义,远远大干它在分类学上的意义。

进一步申述文人不能修史主张在理论上说明文人的写作与历史著作的区别,阐明文人不能修史的内涵和原

因。

这是章学诚继承和发展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第六方面。

文史结合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学科之间具有综合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

古代有许多著名的

史家,本身即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著作不仅是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

早期中国史学

就已经比较注意文辞的表达与语言的修饰。

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的发展,由于内容、要求和表现手法的不同,文学与史学开始分道扬镰。

魏晋南北朝文

风大变,不少文人参与写史,严重地影响了史学的正常发展。

刘知几在《史通》中不仅说明了文章与史文的区别,批

判文士修史喻过其体,雕饰文辞,华而不实的弊端也批判了选择史官多文士充任的用人制度。

但这种情形,唐以

后历代皆有。

因此,章学诚继刘知几之后,再次重申文人不能修史的主张,并从理论上给予更为详细的论说。

在文人不能修史问题上,章学诚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阐述“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

出之于己”〔”〕的理论认识。

认为文人的作品注重手法技巧、修辞炼句,也可以虚构夸张但史家写史,则必须持之有

据,言之成理。

因而象唐宋时期著名文学家韩愈、苏轼、欧阳修等,论文章可谓千古宗师,但论史学,他们的作品则

极为平庸。

二是说明文人不能修史,是两种学问解决的问题不同,也是长期分工不同所造成的,并不关系到个人的

聪明才智问题〔‘。

在此,章学诚对过去这一史学现象和长期讨论的这一问题,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结论虽然

与刘知儿相同,但却更具有理论色彩和说服力。

综上所述,刘知儿与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家的一头一尾,其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当然不只上述这些,

两者之间表现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术文化思想擅变传承关系。

不过,仅从这些方面,我们就足以看出刘知几、

章学诚对中国史学的巨大影响,足以看出史学在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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