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汉魏六朝时期的教育变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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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汉魏六朝时期的教育变革
第五章汉魏六朝时期的教育变革
夏曾佑在其《中国古代史》中说：
“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
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
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
……后世之王者，不过随事补苴，以求适一时之用耳，不能动其根本之理。
”
第一节文化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
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兼并战争，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帝国——秦朝。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秦统一六国，是用武力实现的。
为巩固统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实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大力疏通河道，修建驰道，发展商业和交通等。
进而在意识形态或文化教育领域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
如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禁私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颁挟书令”“焚书坑儒”。
结果加剧了社会矛盾，反而成为加速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汉朝建立后，接受了秦朝速亡的经验教训，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对各项政策都作了重大的调整，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当然，这一政策的确立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
一、“黄老之学”与汉初文教政策
黄老学派就是战国末汉初的道家学派，是在百家争鸣中所形成的一个综合各家的思想体系，它因道合法，兼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并注入了汉初的时代精神，并自成体系，或称“新道学”。
此派以传说中的黄帝同老子相配，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故名曰“黄老学派”。
在哲学上，此派提出“静作相养，德虐相成。
两若有名，相与则成。
阴阳备物，化变乃生。
”（《十大经·果童》）具有辩证法的思想，此学派将老子玄远的“道”加以发挥，并运用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
老子倡导的是“无为”，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从积极入世之道，要求统治者“无为”——节欲、惠民、行仁义，不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汉初统治者，在接受秦短命教训的基础上，发现黄老之学正符合他们的思想，于是在汉初的六、七十年间，便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清静无为”，让民“休养生息”，这样，的确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的安定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
当然，在这一阶段不仅仅就是黄老的天下，事实上，统治者还杂以名法之术，而儒家仍处于被排挤的地位，秦以来的挟书之律并未得以废除，这突出表现在汉高祖刘邦统治时期，这位当初的无赖亭长，不喜欢儒生，曾取客人的儒冠“溲溺其中”。
文景帝也都“好道家之学”“不任儒者”。
文帝后窦太后也好黄老之术，与博士辕固争论至骂，命辕以野猪决斗，险些丧生。
这都足见汉初统治者重黄老刑名之学而并不尊崇儒术。
儒家不被尊崇，并不是说儒家就没有一点地位。
事实上，儒家经过积极的活动和斗争，其地位在不断地提高。
就汉高祖来说，他本不喜欢儒生，儒生投奔他都加以拒绝。
但儒生郦食其在归附刘邦后，因献计克陈留而封广野君。
楚汉战争中，他游说齐王田广归汉，韩信乘机袭齐，齐王以为被他出卖，将他烹死，这使刘邦再不敢轻待儒生。
原秦博士、儒学者叔孙通率弟子百余人归高祖后，进言说：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他还为刘邦制订朝仪，使高祖“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晋升为太常，身列九卿，诸生也被聘为郎官。
西汉初年的思想家陆贾，用儒家的仁义学说劝谏君臣，在他的推动下，高祖在其死的前一年使用“大牢”祭祀了孔子，这对儒家地位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
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了挟书律，从法律上为儒家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从此儒家的宣传、研究便活跃起来。
总之，汉初的六七十年，是在黄老学派思想的指导下使老百姓得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
因而对汉初的政局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这又削弱了中央集权，纵容了诸侯王的骄恣不法，吴楚“七国之乱”，宣告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破产，这促使统治者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二、董仲舒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承继前一种境况的汉朝统治者是汉武帝刘彻，这位雄才大略之君，面对当时的情况，总结了战国以来统治者的经验，特别是秦朝和汉初六七十年的经验，在研究了儒术所具有的守成作用后，改弦易辙，适时更化，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后，果断地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标志着“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
从此以后，儒家便成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政治原理，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
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
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成为永恒不变的真理。
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
建元五年，汉武帝将儒家经典列为官学，设置五经博士，诸子学官一时并罢。
建元六年，根据丞相田蚡的奏请，公开“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及文学儒者教百人”，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大举。
元溯五年，开办太学以研究儒家，培养儒家治术人才，这是根据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设立于长安的。
与此同时，又令郡县察举孝廉秀才，加重考核经术的成分。
这样，在教育上，采用儒经作为养士和取士的唯一依据，实现了教育的儒学化。
“尊孔”是实施崇儒政策的一个具体步骤。
自高祖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后，两汉各帝常有亲至孔子阙里祭祀孔子的举动。
自元帝令孔霸食邑八百户词孔子起，以后屡封孔子后代为奉祀孔子的专官。
平帝元始元年（1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里追封孔子爵位的开始。
明帝永平二年（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国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以至于它成了后来封建社会学校的例行活动。
三、魏晋玄学思潮的兴起
玄学与“清议”、“清谈”的关系密切。
清谈和玄学是魏晋地主阶级的一种思潮，是当时突出的一种意识形态。
玄学是在清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清谈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清谈则是对玄学的阐述和表现方式。
玄学开始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创始人是何晏、王弼；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291-299）；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后完成于永嘉年间（307-312），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
因而把玄学也叫做“正始之音”或“魏晋玄学”。
有人认为玄学是因探讨“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义而得名。
其实这一哲学新风的出现是当时社会动乱、人生无常，所产生的悲观失望、消极颓废现实的反映。
他们感到前途无望，也觉得无可如何，只好竞日谈玄，并放浪形骸，纵情享乐，以寻找精神寄托，发泄他们对当局的不满。
当然，统治者为了防范农民革命再起，极力想寻找一种新的思想统治工具。
而就其思想渊源来说，除了明显的老庄道家思想和清谈影响之外，繁琐经学在当时也迫切需要被冲破。
故玄学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
玄学家们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要“无为而处”，即不要打乱现成的统治秩序。
但黄老思想讲无为，着重讲统治术，玄学家讲无为，重点却在讲处世术。
就是想寻求一条顺时应变的处世之道，在乱世之中，保全自己。
但不管怎么说是想把人们引向更神秘、更玄远、更虚无缥缈的理念世界，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每个玄学家还有自己的风格。
以“竹林七贤”最为突出。
“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刘伶、阮咸、向秀七人。
《世说新语》中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嵇康，曹氏之婿，反对司马氏政权，拒绝山涛推荐他做官，写《与山巨源绝交书》。
在吕巽、钟会串通司马昭制造的吕安事件中被杀，40岁，七贤中人品最高。
阮籍，建安七子阮瑀之子。
“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
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母死，与人着棋，不止，然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阮咸则与群猪一起喝酒。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镐而随之，谓曰：
死便埋我”。
更荒唐的是他不仅“纵酒放达”，而且“脱衣裸形”，客人来访也不遮蔽。
别人讥笑他，他满不在乎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居室为衣裤，“诸君何为入我裈（kun,裤子）”。
已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人常说，“晋人清谈误国”。
历史证明，玄谈并没有使时局有任何改变，空谈无补于实际。
然而，魏晋玄学也一改两汉经学的僵死局面，使百家争鸣之风多少得以复兴，是一股思想解放的思潮。
对于盛唐文化教育的繁荣，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四、两晋南北朝佛道的流行
佛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相传是古印度释迦国王子悉达多（即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30年左右创立的。
关于佛教教义的要旨，汤用彤在《印度哲学史略·绪论》中归纳为“业报轮回、解脱办法和人我关系三大问题。
”据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冥想时，首先想到了“生死轮回”的问题，“善人转生入神，恶人坠入地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而受到报应全由于自身在今生或前生中的业（行为、说话、意识活动等）的善恶所决定的。
这样，一方面，给众生描绘了一个“不死”的境界，另一方面，也使众生按统治者所决定的善恶标准进行生活。
解脱的办法就是知“人生八苦”和“五蕴皆空”。
佛教宣传说，人生是苦海，要世人看破红尘，即有生、老、病、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
而这些“苦”是由人的贪欲而生，所以提出“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就是要人们认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虚幻的，所谓人生朝露，美女骷髅，皆刹那生死。
在这里最为突出的是佛教中要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由于佛教宣扬的教义在很大程度上扣动了当时各民族、各阶层群众的心弦，所以很快便流行起来。
佛教传入我国西北部大概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但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有佛教介绍到中国来，作为中国正式有佛教的开始。
东汉明帝曾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天竺，他们同天竺僧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并携来《四十二章经》，据说以白马驮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阳。
传入时未引起重视，并受到限制，不许汉人出家。
魏晋时大变，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为其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统治者也看准了佛教的作用。
曹魏甘露五年（260年）前后，有颍川人（河南禹县）朱士行第一个出家当了和尚，从此，逐渐多了起来。
西晋灭，南北分裂，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佛为戎神，正所应奉”为名，大肆提倡。
而梁武帝还定佛教为国教，并三舍身入寺院。
第一次4天，第二次16天，第三次37天。
佛教的流行，又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西行取经的人也很多，影响了社会发展。
而佛教传播还使佛窟艺术得以开始，这有寺院塔庙的建筑、佛像的雕塑和宣传佛教的壁画等。
现保存下来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成就。
此外，道教也在东汉顺帝年间产生。
五、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
儒学独尊地位丧失，其实，儒学本身也迫切需要改造。
第二节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
汉代的教育大大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雏形。
自“独尊儒术”以后，无论官学和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制系统，特别是汉代官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以后的中国封建官学都是汉代官学形式与格局的继续、完善和发展。
汉代的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又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中央官学中以太学为最主要，别还有鸿都门学、贵胄学校等。
一、汉代“太学”
汉代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
可以说，汉代太学才是真正意义上为培养统治人才而设立的正式官立大学，这具有世界意义。
（一）太学的创立与发展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刘邦都坐不上四匹一色的马车，将相大臣只能坐牛车，加之政权还不巩固，所以此时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
汉武帝时期，西汉经过六七十年的苦心经营，生产恢复了，经济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政治思想在儒学指导下得以统一。
然而，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才现在也大都不在了，新形势下又需要新思想下的时代人才，这就是儒者，他们的思想、才能将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稳固和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所以，培养合乎要求的人才，就成了当时一个迫切的需要，这也就成了大力兴办太学的强大动因。
太学的兴办，汉武帝得力于两个治《公羊春秋》的儒者。
首先是董仲舒在其对策中，除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外，还论述求贤必先养士的道理，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另一位治公羊的儒者公孙弘遵循武帝的旨意，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商议，拟定了创办太学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并于当年贯彻执行，汉代太学至此建立了。
太学初年，规模很小，只有几个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太学生），以后逐步得到发展，汉昭帝时增至一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元帝时设员千人，成帝时增弟子员三千人。
到了西汉末年，王莽执政，采取种种措施扩建太学，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建立可容万人的学舍，并立乐经，增博士使每经达五人。
虽然王莽此举有其政治目的，但却对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东汉年间，汉光武帝于建武五年（29年）重建太学于洛阳，从此以后由于明帝等的重视，太学规模比西汉更大了，明帝时还有匈奴子弟入京师留学。
中期虽因政治里暗，一度衰落，但到东汉后半期，又得以重振。
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如果与有“欧洲各古老大学之父”的波伦亚大学相比，也是远胜过它。
波伦亚大学创建于1119年，位于意大利北部，学生曾达一万二千人，更何况时间还比它早的多。
就以东汉灭亡说也是220年魏代汉，早将近1000年。
这一事实证明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二）太学中的教师和学生
太学总的由居于“九卿”首位、在朝廷中掌管文教的官员“太常”主管。
此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进行视察，称作视学。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掌教弟子。
众博士中还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由太常差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这实际上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
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荐举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
具体来讲，博士必须德才兼备，有足以胜任博士职责的专经训练和相当的教学经验，身体健康，须在五十岁以上等。
经过精选的执教博士，大都是一代儒宗或学者，是人之模范。
与此同时，他们也享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尊师是太学的重要传统。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东汉简称“太学生”、“诸生”等。
对他们的补选虽无严格规定，但一般常见的：
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二是地方官府选送。
其条件、年龄限在18岁以上，“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
”（《汉书·儒林传》）。
至于学生成分是日渐贵族，但也有个别相对出身微贱者，太学生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终身免除劳役。
（三）太学的教学内容与形式
汉代崇儒重经，经学是太学唯一的教学内容，那么，如何去教和学这些儒经呢？
从教师方面讲，汉代师少徒多，所以太学的教学是一种以经师讲学为主、学生互教为辅的方式。
经师讲学是汉代太学的主要教学形式。
具体是设立专门讲堂，会集诸生作大型讲论，这不仅仅是太学博士，还可请社会上知名儒生、朝内的通经郎官。
而据清代学者皮锡瑞估计，由高年级优秀生教低年级学生，是汉代太学辅助经师讲学的一种形式。
除此之外，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学校也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但必须在政治思想统一的前提之下进行。
即使这样，汉代太学生仍然爆发了政治运动，这就是两次党锢之祸。
为了促进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为了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汉代统治者规定传授经书，必须信守师法和家法。
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
如《公羊春秋》以董仲舒所传经说为师法。
但后来，大师们的弟子在传经时，又有新发展，形成一家之言，那么，博士教授要专主一家，这便形成家法。
他们的关系是“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
”（皮锡瑞《经学历史》）所以从汉代讲，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这符合经学发展的顺序。
传经不仅有此法，更主要的是“师之所传，弟子所授，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
”
虽然要求严格地恪守师法、家法，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作为规范标准，所以分争始终无法杜绝，为此在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发生了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的盛举。
这部石经共有46枚，分布在太学之东、西、南方，包括《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
从熹平四年开始刊刻，历经八年，才由蔡邕用隶书一体写成。
因而也称“一字石经”或称“汉石经”。
其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
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由政府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村，是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公诸于世的官定经书，是书法被视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创举。
（四）太学的考试与学生出路
汉代太学没有规定修业年限，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毕业授官。
所以考试在太学备受重视，并建立了一定的制度。
从方法上讲，有类似于抽签考试的“射策”。
在太学内用以督促学生认真读经。
还有一种就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叫“对策”，董仲舒正是通过对策而发迹的。
太学的考试，大致西汉为一年一次，东汉为两年一次，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考试已和学生的出路紧密联系，经过考试，根据通经的多少任以相应官职。
通二经可补文学掌故；通三经为太子舍人；通四经为郎中；能通五经者，擢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
（《文献通考》）
正因为太学将读书与做官联系在一起，致使有些太学生，为了仕途“结童入学，白首空归”，也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此消磨意志，头脑中塞的都是些无用的经书，这些使他们“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当然，作为最早的官立太学，其意义还是巨大而深远的。
二、“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门学校。
开唐代专科学校之先声，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所学校因设立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
它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这一年由州、郡、三公荐举“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课试，至千人焉。
”也就是说鸿都门学以尺牍、小说、辞赋、书画为主要学习内容，即是一个以学习文学艺术为主的学校，这和以儒学为主的官学不一样。
鸿都门学中的学生虽是被士族看不起的“斗筲之人”，是无身份的地主及其子弟，但他们经过学习却受到灵帝的宠信，出路非常好，“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
”正因为这样，鸿都门学一经创设便遭到了士族、儒生们的激烈反对，以至于像蔡邕这样辞赋、书法兼长的文人学士，也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其原因在于鸿都门学的创设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
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已是汉王朝灭亡的前夜。
灵帝本是由窦太后和窦武“定第禁中”于十二岁登基的，实际上窦武和儒士官僚陈蕃掌握着实权。
由于他们和宦官有矛盾，所以不到一年宦官曹节“矫诏”诛杀了窦、陈，五年后，宦官又间接系捕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又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
使儒士官僚遭到了沉重打击。
但他们却在舆论上始终得势，宦官集团虽有政治威力，却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因而在舆论上始终占劣势，宦官为了与士族太学相抗衡，便决意借助灵帝嗜好文艺，创办鸿都门学，培植自己的势力。
这就是鸿都门学创立的必要性。
从可能性上讲，如果没有文化教育内在的条件，鸿都门学仍然无法成为现实。
即文学、艺术的发展是这所文艺专科学校创立的又一重要条件。
汉代的散文、辞赋一直被公认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
而书法至汉代也有长足的进步，已开始被视为一门艺术，具有奠基作用的是蔡邕。
汉代绘画也很发达，以人物画为主，朝廷借绘画来表彰忠臣义士，如西汉曾绘功臣于麒麟阁，东汉时又画列将于云台。
总之，文艺的发展，为文艺专门教育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在以上必要性与可能性结合之下，鸿都门学顶着压力，在灵帝的支持下办了下去。
这为唐以后专科学校的设立开辟了道路。
三、文翁兴学
在汉代，中央以下设立的一级行政称“郡”，和“郡”平行的是汉代列侯的食邑称“侯国”，郡国之下均设县。
另外公主的封地称“邑”，少数民族地区称“道”。
汉武帝之后曾把全国划分为十几个大监察区称“州”，每州派一名郎官前去刺探，故称刺史。
成帝时，改称“牧”。
东汉末年，州牧、郡守都成为握有兵权的行政长官。
汉代的地方官学正是适应这样一个建制而设立。
因为最主要的地方行政区划是郡国。
因而，汉代地方官学也称之为郡国学校。
蜀郡太守文翁，对于创建郡国学校有倡导之功。
他为了推行儒家仁政之说，教化人民，曾选拔郡县小吏中的优秀之士，派遣京师，学习儒经和汉“律令”，引进先进的中原文化。
同时他在成都创设官立学府——学宫，招生徒，学成委以重任。
这些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使蜀地文教“比齐、鲁焉”。
（班固）。
此事得到汉武帝赞赏，于是诏令“郡国皆立学校官”。
从此由朝廷统一管辖的地方官学产生了。
现在四川成都市有个“文翁石室”（现名“石室中学”）就是蜀郡郡守文翁在西汉初期（公元前141年）创设的学宫的遗存。
他当年用石头造的讲坛，至今还保留在成都市内，“文翁石室”由此得名。
这所学校是中国历史上校历最长的学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公立学校。
2000多年来，“文翁石室”虽然遭受过多次战乱破坏，但总能很快恢复。
郭沫若、李一氓等文化名人，都在文翁石室学习过。
太学建立之后，郡国负有举荐博士弟子的职责，这便推动了汉代地方官学的进一步发展。
平帝元始三年（3年）王莽主持颁布了地方官学制度，从此汉地方官学得以普遍设立，并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其宗旨在于推行社会教化，其所确立的官学体制据《汉书·平帝本记》载：
“郡国曰学，县、道、邑、候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
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
根据考证，西汉的郡文学和东汉的文学祭酒，可能是置于学校经师之上，兼管地方文教的行政长官。
比较起来，东汉地方官学有着特别的发展，连边陲僻址都建了学校。
班固《东都赋》中有说：
东汉时期，“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
四、西晋初立“国子学”
西晋的五十一年短期统一，学校还是有发展的。
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在整顿原有太学的基础上重开太学。
它们对原七千名太学生进行考试，合格者留下，其余遣还郡国，结果还有太学生三千人。
但对主要的还是西晋创立了国子学。
由于晋政权是依靠豪强士族地主阶级建立的，但政权的巩固还必须团结庶族地主阶级，为了调和二者间的矛盾，西晋初立国子学，两晋时期始终是太学和国子学同时并存的。
大致是在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
咸宁四年（278年）给国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
限五品官以上贵族子弟方能入学。
而太学便成为六品以下官员子弟求学之所。
即“太学之与同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
”（《南齐书·礼志》）
国子学的出现，是大士族地主阶级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
这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专为士族子弟另设学校之始。
在西晋初立后，东晋延用，以后的朝代也有类似情况。
五、刘宋的“元嘉四学”和“泰始五部”
刘宋王朝在其建国的六十年中，比较重视教育，并有一些建树。
在南朝是比较有成绩的。
[元嘉四学]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曾下令在京师开设单科性的四馆。
“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家，为四馆。
”（《文献通考》）四馆的产生有其社会与阶级的本源。
[泰始五部]宋明帝刘彧泰始六年（470年）“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
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
”这个总明观实际是一个近似综合性大学或研究院，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实际是五个专业。
当然，这里面主要还是进行研究工作，这在古代大学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第三节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
古人说：
“三代而上，教详于国；三代而下，教详于家。
”我国封建社会有重视家教的传统，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大动乱的时期，私学大兴，家庭教育自然又占据了主要位置。
在家庭教育的实践中，人们不断对这种教育形式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所以历代关于如何训诫子孙、教谕家人的著作很多，其中流传下来最早、早完整，论述最全面、最深刻的一部，当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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