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典小说观察陈家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全文.docx
《西方经典小说观察陈家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全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西方经典小说观察陈家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全文.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西方经典小说观察陈家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全文
西方经典小说观察—陈家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全文
2009年11月8日
那么，先讲第一个问题。
我不想以一种线性的、历史的、时间的连续来总结或回顾西方经典小说，我只想以我的感受，觉得哪些作家重要，那些作家的作品深刻地影响了时代、影响了人类，它对我们思考这个世界，对我们内心良知的承担，在拓展我们内心的体会、感悟、 那么，先讲第一个问题。
我不想以一种线性的、历史的、时间的连续来总结或回顾西方经典小说，我只想以我的感受，觉得哪些作家重要，那些作家的作品深刻地影响了时代、影响了人类，它对我们思考这个世界，对我们内心良知的承担，在拓展我们内心的体会、感悟、冲动，在我们面对博大的经验材料方面，使我们的良心有更大的边界，更强的力度去观照世界，哪些作品真正给我们这个世界做出不朽的贡献。
但是，每一个人的感受方式、认知方式不同，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充分个人化的东西。
我觉得对西方经典小说有三个作家非常著名，非常重要，一位是卡夫卡、一位是乔伊斯、一位是普鲁斯特。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绝对，但这三个作家可能是在现代作家里面，就是说靠近现代，形式感很强，小说有很多创新的角度，他们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某种控制作品内在形态的能力，或者说呈现那种深处的人的障碍，那种承担的分裂的强度以及对这个世界重新认识的整个的历史经验，他们在面对材料，在重新进行自我组织的时候，发生了这么大的改观，无论是审美上、认知上，从小说的功能上，从作家自己的这种经验书写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观念是最平庸的东西
我们说卡夫卡，实际上从现在的角度，一般地说，不可能绕开卡夫卡，我不是说我们这些年龄的这么说，就是说从八十年代以后，当整个西方小说的观念、艺术、思潮，包括卡夫卡、乔伊斯，一些西方作家实际是被完整地接受过来了，它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叙事的狭隘的形态，等等，这些外在的因素，已经真正融入到了中国作家里面，并且很多人在叙事上在学习他们，但有一点，那种叙事策略和语言方式，包括那种经验材料组织上的学习、借鉴，实际上是比较外表的，深层的创作动机实际上可能还是来源于这些作家在整个现代大的处境里面，包括在整个广义的意识形态里面，甚至包括小说的一些技术策略在内的所有叙事方式里面，他真正做到了某种优先，优先表达的东西，它表达的强度、深度、广度，是一般的传统的经典的作品达不到的。
文学作品对时间对经验对艺术的表达，实际上还有一个优化，有一个选择。
但是，我看到一种倾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卡夫卡或类似于卡夫卡这样的方式，我们在接受卡夫卡时还是有障碍的。
那我为什么对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中，特别着重强调卡夫卡？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管你从人的存在，从人的社会经验、从人的生活，个人史、人的社会位置，从人的本体，从人的感受、经验，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卡夫卡可能都在上世纪初真正是表达了现代人的一种最基本的困境。
实际上这种困境是什么呢？
每个人理解不同，但我理解的卡夫卡，人的存在的困境。
这个词的边界看起来也很大，但我更愿意说这种存在就是狭义的存在，不是说这个人遇到什么人生问题，而是说，作为一个人，每时每刻都有感知，每时每刻都有感受，每时每刻都有思想，卡夫卡可能是在那么遥远的20世纪初，它感觉到人的存在的障碍、这种压力、这种焦虑，这种不适，那么职业批评家会说，卡夫卡的反应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异化，人有可能在上世纪初，在现代整个存在的记忆里被异化。
人们也想典型地体现这个，可能从形象上可以说它是变形体，人变成了虫子，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在我们的古典作品里，可能人也有变化，但是断然不必变成虫子以后还有那么真实的叙事材料的组织，那什么意思呢？
有可能在古典的形态的作品里面，在奥斯丁、在巴尔扎克，包括托尔斯泰这些作家的作品里，批评的向度是比较单一的，如果人变成虫子，那么我就可以按照人变成虫子的经验方式来进行书写，但是以我的阅读经验来看，没有哪一个作家把人变成了虫子写得那么合理，那么顺畅、那么高度地顺应作者的主观意识、愿望，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成为一个虫子，是他主动选择成为虫子，因为别的对人的存在况味的表达和描写，是做不到的，你还是人，是人在写人，人为什么会变成虫子呢？
这是一种强制叙述，这个前提是给定的，它变成了虫子，他某天早晨起来，家人打开家门，发现他躺在床上，不是卡夫卡，不是K，是一只虫子。
就是说，检验一个作品是否经典，一个经典的故事是否成立，在这个关口就会呈现出来，一个有问题的作品，我们就会质疑，我们就不会相信，始终进不了这个叙事通道，这怎么可能呢？
你要描写，你要了解，你要呈现这个场合，你必须要了解，卡夫卡基本上不需要那样，那我说，实际上是把这种质疑，这个被批评的单向度的作品，压制在他在后面的所有作品里面，他有可能被扫地出门、有可能不能上班，他怎么面对他的父亲等等，这些叙事图景里，它的每一个细节，它解决前面的合理性，它解决好没有，那我认为，它解决的好与坏，解决的是否充分，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出了这个问题，人是被异化的，它比较极端也比较形象，有象征、有表现的手法在里面。
我们不可能仅仅提触文学作品，甚至接触其他的叙事样本，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整个人类在20世纪，人被异化了，他不是单独作为个体被异化，只是比较极端，他是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材料，作为一个哲学的材料，作为一个认知对象被异化。
卡夫卡，我最欣赏他的是《审判》里的诉讼，他有很多作品如《城堡》和《美国》，我倒更欣赏《审判》，这可能也来源于，我最早接触他的作品是《审判》，那么我一下子觉得，整个人生的感悟，整个深层的内心的最本真的对世界的对接，对卡夫卡《审判》所塑造的K，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朋友读过这个作品，如果没读过也没影响，因为伟大的作家他是这样突破边界，广泛地流散出去，触及到各个角落。
那么我说《审判》这个小说，它的精神不是所有小说能要求的，小说是要求那种对细节的传达背后有作家的创作的原创力，最高度的契合某种他的体认，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那么卡夫卡《审判》这部小说，实际上就是说，人需要一场官司，他有一天早晨突然宣布要被逮捕，他有案子，尽管他也有质疑，凭什么说我有一个案子，凭什么要抓我？
但不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抓捕他并且要判他有罪的漫长的审判的程序里面，他如何完成它的每个步骤，这就反映什么，这就反映了这个存在的困难不是世界的，至少从小说写作来说，不是真的是世界强加给你的，而是他主观选择的，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谓着，这个最大的存在是他自己，不是说这个世界。
这符合现代人的思考，我们在精神领域面临的问题，我们内心面临的一些障碍，实际上是和人的本体有关。
但是你说，任何文学作品，在经验组织的时候，在叙事材料里，在组织流程的时候，没办法对本体进行这样的描述，文学干什么的，文学是写人对世界的关系，是写人面对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审判》这个作品就要写卡夫卡塑造的K，他主观地、拼命地、不遗余力地、竭尽所能的参予、建构、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真正成为这个事情的主角，虽然他那么困难，那么被动，掌握不住命运，但他必须要参与进去，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很困难，为什么？
因为他主动地在寻找一个他有罪的结果，但是所有人对他都很冷漠，所有人都体现出这种配合，面对K的所有人的表现和行为，那种特别可怕的冷漠组成了这个世界荒凉的图景。
当他走进一个破败的审判他的一个楼房的时候，我认为他看到了触目惊心的情景，看起来是勇敢的、无序、无聊的图景，但这个场景背后实际上渗透着对这个人的遗忘，甚至K并不重要，这场诉讼并不重要，但是，作者为什么要这么不重要的人寻找自己，一个人为什么要寻找自己有罪呢？
他罪又在哪？
如其说K是在寻找组织，他参与的审判，不如说是他自己以被审判的角色来建构一个对自我的审判，如果再往下说，那就可能有一种自我和另一种自我的审判，并有强烈的效果。
如果进一步看，《审判》这个作品涉及到的司法体系，它只是整个社会的科层化的官僚化的体制的一个缩影，这就出现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一个科层化的、一个官僚化的、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社会，在社会组织形态里面，组成了你无法抗拒的外在形态，这个外在形态对人的外在压力导致异化的外在条件，使你变得无所适从、无处可去，使你无处辩驳。
我想这个经验大家都有，无论你是一个职员，一个官员，或是一个被抛在体制外的人，实际上，你无法脱离逐渐渗透到你面前的科层化的，官僚化的这个体制对你的控制，压制。
很简单，人的户口、你身上带的卡片，你出门坐的公交车，你所面对的一条街道，你每天所遵循的秩序，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结果以后，一方面是进步的，同时还有大量的约束性摧毁，或者说使你不自如地、不顺畅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使你深陷其中。
我觉得卡夫卡很准确地预见了这一点，为什么在卡夫卡之前就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点，我只能说卡夫卡是一个天才，另外，天才的产生是有它的时代条件的，就是说，那种科层化的、官僚化的整个人类的网络化的体系，在一百年前在现代社会出现了。
社会是进步的，历史是往前的，但我们评价的尺度是保守的，还是古典的，在这种交叉里面，它有可能是单向的，就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来评价这个社会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文明在进步的同时，它被压制的东西，它负面的东西，每个人在享受时所付出的代价，永远无法预知的，无法抵御的那种东西会覆盖在你面前，那么卡夫卡抓住了这点。
今天的网络，更民主、更自由、更人文，更个性化，大家如果认真地想，网络这种短暂的蓬勃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也露出了许多弊端，它也反映了一种在虚拟世界，可能有另外一种暴力的倾向在等待着我们，所以我并不认为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的传媒、新的知识图景，会给人们提供更为开放的某种未来，网络有可能会带来另外某种面貌的，一方面是自由，另一方面有可能是高度紧张、高度被封死在某个点上的未来生活，逃无可逃，在摄像头，在网络，在IE地址，明确，在所有的新条件里，每个人最终都会被定位，因为每个人的思想在主观表现的时候，都可能被获取、被截获。
生存的、存在的空间、一方面是在某种话语方面的爆炸，另外一方面有可能被缩小、被封闭，卡夫卡就指出了这点。
我说卡夫卡的预见人的异化存在的困难、实际上一点也不影响我对卡夫卡写作能力的称赞，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有好的写作能力去支撑，没有写作能力全是空的。
小说不是观念，对小说家来说观念最不值钱，观念最平庸，观念最混蛋，因为观念是可以被贩卖的，我们要考察一个小说有什么支撑，然而小说是通过细节，所有细节是通过写作能力来支撑的，写作能力从何来呢？
如果一个负责的作家，一个好作家，他是用他的内心来写作，用他内在的语言来写作，一个好作品可以说他一定是有超强写作能力的，然而这种写作能力，它又不仅仅是策略和技术，一个好的作品一定可以是有超强写作能力去塑造、去保证的，和一个人的内心的强大，和他观照这个世界的广度和参与世界的深度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卡夫卡有这种能力，他有一个在极限上写作的能力，他能把人推到这个极限，有一个极限的能力，然而这样一个高强度的承担，他还能够书写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日常生活还要存在？
一个坏蛋也好，一个好人也好，一个悲观厌世的人，并不是在这一刻离开了这个世界，它在这一刻还要展现，还要和其他人相遇，他要在整个叙事流程里面把他自己展现出来，那么他展现的是人物吗？
实际上是作家，那么最伟大的作家，或者是变成虫子，或者歌手约瑟芬，他塑造的人物都是非常有难度的，但这种困难并不是原因，像是刚刚被格式化、刚刚被掏空了，来到我们面前，它就这么困难，然而它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能有多可怕呢，我必须去写它。
这样的写作就是在极限上写作，高难度地写作。
然而如果我们放下姿态，以一种平和、真诚的、坦然的开放的内心充分观照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有可能是这种存在难度，必须下降到日常层次，必须常识化，人有可能被异化，必须被警惕的常识，必须感觉到，我们都意识到这种高度官僚化、体制化社会会成为常态，如果你主观选择，不是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是你选择在这个社会怎么办？
那么，卡夫卡在这样的难度上写作，体现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犹豫不决，体现犹疑，不像古典作品，不像狄更斯的作品，为了他的人生理想、人生目的，他一定要往前，一定要进步，一定要克服障碍，这个在现在来说太简单，或者说他有可能失效，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现在它的功能在萎缩，我只是说，他是一种单向的，他的人的生存焦虑往往是无效的，他只是人的生存的角度，往往不是社会的角度，也不是理想主义的角度，有时是恶的焦虑，是变坏的东西在扼制他，比如在狄更斯的作品里，如果是坏的东西我们就改良他，这是一种处理方式，但如果坏的东西是自己内心产生的呢？
是自己参与其中的呢？
是自己被裹挟在其中呢，好、善、坏并存，你怎样去剔除呢？
这就有复杂性，他可能也在解决，也意识到，不会象现在的作品这样充分来到你的面前。
卡夫卡在写《歌手约瑟芬和耗子民族》时，有种质疑，他强烈意识到，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危机，她被批评过，她自我不能确定是艺术家，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确定，价值体系是紊乱的，是不稳定的。
所以我们仅仅反讽，我们批判、我们质疑一位艺术家很不可靠很荒唐，这个不够，不是这样的，那卡夫卡写这部作品，他意识到这点，伟大就在这一点，他一方面说她是艺术家，反讽，一方面说他不是艺术家，她自卑，厌恶，恐惧，就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摆动，一会儿是艺术家一会儿不是艺术家，二元的叙事就能解决问题吗？
如果说这样的话，还是被封闭在传统的叙事经验里，他要进一步拓展约瑟芬的承受能力，他就一定要写她的犹豫不决，一定要写她不断变化的身份，他就一定要她不断变化身份的时候周围人存在的那种认知和感受，公众也很疲劳，大众也很疲劳，社会也很疲劳，甚至一种制度也很疲劳，疲劳并不仅仅是主角的，并不仅仅是艺术家约瑟芬，而是高度一体化的系统化的社会始终面临着崩塌的可能，每一个人都在衰竭，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看了这个作品你就会发现，人生像小丑的，人在表演，首先是约瑟芬在表演，口哨吹得特别好，吹出各种旋律，表达民族的心声，当她悲伤的时候，她的口哨立刻变得特别的抑郁，变得特别的滑稽，变得特别的不可亲近，公众知道她，都在倾听约瑟芬的口哨声的时候，判断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艺术的方向、艺术的感染力，早晨的口哨特别好听，晚上的口哨特别难听，怎么办？
那么公众什么态度？
公众一致要求约瑟芬用饱满的精神来吹口哨，这是正方，这是歌颂约瑟芬的群体，还有一种厌恶约瑟芬的听众，他们巴不得她不能吹口哨，甚至巴不得她失声，声带撕裂，不能吹口哨，实际上是对艺术的拒绝，进一步往下看，实际上公众也体现了他们的暴力，公众也忍无可忍，公众也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整个小说处在这样一个通道里面，在不停地变化，每一个人的身份紊乱了，每个人都不能坚持自己的自我批评。
那我说，用这样的视角来凸现民族的方向，比单纯地歌颂一个民族的伟大前途，或者是恶劣地、穷凶极恶地去指责、批评一个群体的意识、美学的方向，这个强度是不一样的。
首先困难在于，卡夫卡提供了复杂性，每个人是摇摆的，这暗含了这个社会现实，实际上每个人真正的际遇是相同的，是相遇的。
所以象这样的作品，所以它犹豫不决，卡夫卡提供了复杂性。
某种高度加速、累加的冲锋般的意向书写，可能特别好，那我们还不知道，这样写也挺好的，这样写也很意思，这样写也很有效果，这样写也特别能够把握一个民族的艺术方向，甚至这个方向是以停止这个民族的艺术前景为代价，很真实的，甚至倒退了，为什么不能表达呢？
文学是干什么的？
文学需要真实表达，人对这个世界的感悟，就是要传达这个审美经验的过程，你没有遇到过的，你从来都没有想到的存在图景，我写给你看，来到你面前，使你觉得我们被告知人类生活是这样的。
小说是对抗生活深层失败的方式之一
所以，就到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小说干什么？
小说是这个世界对抗生活深层腐败有效的途径之一。
这不是危言耸听，我并不排除有人特别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是特别值得赞扬的，因为这种热爱的情素，如果每个人都悲观厌世这个社会就完蛋了，没有人喜欢悲观厌世，是热爱，是情感，是正义，是善良，是所有正面积极的词汇背后的人类的信息、资源，在承担历史的后果在往前，所以象我这样的作家，我从来不排斥像余秋雨先生那样的正面的整合我们的资源，热爱我们的文化，但是我说，在这个后面还得需要有人、有作家、有知识分子，还得需要有每一个个体去发现在遗忘的角落里面，经过一个反向或逆向的过程来热爱生活，处于困境中的人，生活面临腐败，内在生命的机制，心灵最幽暗的角度面对着障碍，他有问题，有问题的一个人也有生活，但谁来帮他一把呢，如果他不能立刻去热爱呢？
是不是有人像他一样来感悟这个世界，使他能够也象余秋雨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化这么健康、文化这么丰富、这么美好、传统这么悠久，也需要热爱，那我说，小说真的和散文、或者说诗歌文体样式承担的不同，小说从它最早诞生的雏形，或者说从它最主要的流程来看，小说往往是流浪的，讽刺的，个体的，个人的，特别是现在的小说更体现某种自我、细节，那为什么说这种细节能够对抗生活深层的腐败呢？
如果一定找其中的原因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姿态，能够抵抗这种消极的、深层的生活的腐巧的倾向，与之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它能够对抗，小说提供的积极性，所提供的阅读的兴趣、经验的冲动甚至是回味，它能够有效地抵制，包围在一个早起卖菜农妇的早晨五点面对黑夜的时候的某种忧伤，小说能够表达这样一个农妇的准确的内心，能够让整个人类知道压迫在这个农妇面前的生存压力、存在的艰难，抓住她隐蔽内心世界中的一点亮色，然而他，不象诗歌那样直接去歌颂她内心的亮色，她的希望，而是用一种细节的方式、以小说的方式，甚至用荒涎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故事，来回亿一段往事、来组织一个事件冲突，从而来凸起，有效地仿制这样一种包围她生存的困境，外观的事件背后还有东西在支撑，这是什么？
这实际是提供一种阅读，是流通的，是可获取的，这是什么？
不是简单的歌颂，它一定是在阅读的快感过程中，使你产生、建构那种良知，所以小说的这种方式是能够抵制这种腐败的，我从来不敢忽视这样一个对生活的某种腐败作出抵抗可能的坚持。
在传统的经典作品当中，特别在人道主义的高峰，比如在托尔斯泰作品中，在《复活》里，人道主义强大的精神，也对丑恶进行了辩析，对正义的社会情景提供分析，托尔斯泰也这样认为。
但是，生活的腐败并不是社会面对什么压力，不是战与和，给生活带来的腐败，不是外在的有钱与否，不是阶级立场、社会变革，健康与否，给人带来腐败，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面对复杂际遇的生活，是生活本身带来腐败，这样的腐败更隐蔽，更看不见更摸不着，更沉默，但有时对人的摧毁，更生动，更悄无声息，更微观，更有效果，对这样一种摧毁，怎么去帮助，我想小说提供了某种可能。
乔伊斯和普鲁斯特
我说第二个第三个作家，那么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乔伊斯他有一种天赋，大量的文体上的颠覆，无穷的分割，颠倒，普鲁斯特的时间处理，但这并妨碍《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这两部作品是人类的经典作品，是大作品，小作品很重要，大作品也很重要，大作品至少写的时间很长，写得很累，一般的，从我们现在来看，叙事的方式带动了人的感知方式变化，不像在古典作品偶尔展现的那种，它是颠覆性的。
《尤利西斯》就是一个神话的改写，里面所有人物的独白、内心呈现，无所不能企及，我不建议大家去读这样的作品，如果读过也不要后悔，毕竟我们是与伟大的作品相遇，刚才说的三个现代经典小说作家。
美国
那么我们说第二个方面，离我们最近的，才过去，有两个国家特别值得我们去重新看，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的美国，很显现的、很强势的，无论是从文化，包括价值方面，当然更是从物质，从宏观去讲，所以美国特别值得关注。
还有一个是法国，现在一种倾向，那么我说小说是反观念的，有可能存在一种泛义的哲学的文化的观念变形，这种观念变形的特别快，很多法国朋友，很后现代，他们提供了很多分析这个世界的先进工具，它为人类提供了许多，影响了电影、影响诗歌、影响权威意识，影响先锋作品，甚至影响社会组织，这种观念的变迁，实际上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的。
说20世纪，像福克纳，他的作品，当然也有非议，但是影响很多作家，拉美也出现那么多巨匠。
刚才我说的主题，小说能够抵抗生活深层的腐败，有特别完整的体现，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等，都非常著名，《八月之光》文本难度可能是最高的，很多作家都这样认为，《八月之光》很好，《喧哗与骚动》，兄弟姐妹们的性格各不相同，有的特别坏，还有一个是白痴，那么这个白痴怎么写呢？
白痴也可以写啊，白痴的心理活动可以通过意识流的方式去书写，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写，无论是对白痴的书写，还是对一个恶的势力的书写，实际上是为了共同构成一个世界，这种所谓的恶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恶，恶成为了一种经验材料，这个意思实际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腐败生活的可能时，我们就是要抓住这种可能里面的，你有可能去抵制的东西。
所以，比如说，白痴的内心活动，如果你同情一个白痴的话，你会去抵制一个白痴的书写吗？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这也意味着，生活的腐败是一种可能，是包围在你身边的一个随时可侵入你的一种特别坏的条件，你要想解决这个条件、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方式是书写，小说的对抗腐败是书写，书写本身是抵抗的条件，比如我们认为老大很坏，有些朋友会说怎么这么坏？
这么坏有道理，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他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他是有一个自发过程的，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一点，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反感，我们也会自问，你在阅读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去掉，仅仅是视角、把自己可能移植到作品中去，放到作品中，这种可能某种意义上讲，它催生了许多现代作品。
传统的作品，它是不会这样做的，它是不会直接把一些恶的坏的东西加入到作品中去，但现在的作品可以这样做。
关于穷人
美国还有一位作家阿瑟米勒，写了《推销员之死》，是个话剧，我觉得他也很了不起，我在博客里写了一篇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写的是美国无产阶级，从阶级立场来分析，我说无产阶级它就一定要从历史形态上被定型吗？
从来没有这样说，美国也不是这样，它也有穷人，特别是现在，卡佛的《大教堂》，就写穷人，就写穷人生活的际遇，实际上它也一点不影响，不影响那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卡佛的作品里面我选择《大教堂》，还有一个叫《羽毛》还有《好事一小件》，如果没有读这些作品有点可惜，毕竟象这样的作品很难得，还有一个，我建议，我没有想到，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或在西方社会里会有人这样去写穷人，可能每个人写穷人的方式不一样，比如我们中国有位作家叫朱文，他写把穷人偷偷打晕，他写穷人写得故意很粗暴，就是给穷人一点出路，就是说他体现90年代的另外一种张力关系，在市场化消费化的社会里，还是有人在那样的生活方式上，让那种生活方式也能够成为一种普遍化的，也能够关照，但是我们看卡佛《大教堂》里就不一样，它有一种新的东西在里面。
另外，罗伯格里耶的《橡皮》，西蒙的《弗兰达公路》，类似这样的法国新小说，它完全是一种客观化书写，完全是无思想无象征的，剥离了所有的小说以前可能承担的隐喻的东西，直接书写看到的、具象的、客观化的世界和存在。
就是说，就是把写作符号化，反象征，对应的是后现代思想，点状的无中心的反思想反权威，这样做的人今天特别多，不要中心，为什么要中心呢，如果有中心，那么多中心强加在我们身上并不使我们愉快，我们有没有权力反抗这个中心，丢开这个中心，不在这个中心包围之中，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力，我认为有，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保守角度上看，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这个中心，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紊乱，是不是所有地方都陷落、摧毁、瓦解了呢？
进一步讲，是不是这个世界被一个中心给抓起来了呢，那也未必。
世界并没有那么可怕，小说会告诉你这一点，没有中心也不要紧，世界全是痕迹，随时可以抹去，整个世界一片分裂，到处都是杂音，人类就不自在了吗？
人类就即刻被告知走向灭亡了吗，实际上也不是的。
那么法国那些思想者，在思想上告知你，比如说利奥塔，指出了宏大叙事的危机，当代人再写一篇《战争与和平》是不可能的，他就指出危机，没有人再像托尔斯泰写的那样虔诚，《悲惨世界》也不可能。
我们从来不敢小看年轻人的审美、这种需求，往往他们会成为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