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租界对上海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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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租界对上海的影响
设立租界对上海的影响
一、租界辟设
1842年8月，英国用军舰与大炮压服了清朝政府，逼迫它签订了《南京条约》。
这一不平等条约，影响了以后一百多年中国历史的进程，把上海带入了一个突兀而来的巨变时代。
《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据此，上海被辟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来此贸易、居留。
1843年10月，清政府在虎门附约中规定，英商在通商口岸，或常川居住，或不时往来，中国地方官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
这些规定成为英国人到上海通商、居留的法律依据。
同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Balfour）到任。
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
1845年11月，宫慕久宣布将杨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的一块卑湿荒地租给英国人，供其建筑房舍及居留之用，接着公布了他与巴富尔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
英租界于是辟设。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美国、法国又逼迫清朝政府于1844年分别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取得了在上海通商居留的权利。
1848年、1849年，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
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
这些租界开头规模并不大，后来渐次扩张。
至1900年，英美公共租界全部面积为33503亩,为英租界初辟面积832亩的四十倍,法租界面积2149亩，为初辟面积986亩的二倍以上。
至1914年，法租界扩张到15150亩,为初辟面积十五倍以上。
上海租界得以辟设的主要依据，便是《上海土地章程》。
这个章程订立于1845年11月29日，凡23条。
其主要内容为：
一、租地范围。
二、租地具体办法。
三、关于在租界内筑路的具体规定。
四、永租制，即承租人在办理租地手续后可自行退租，但原业主不得任意停止出租。
五、租地使用范围，可以建筑房舍，安顿眷属、侍从，储藏合法商品，建设教堂、医院、慈善机关、学校、会堂，亦得栽花植树，设置娱乐场所，但不得储藏违禁物品。
六、华洋分居。
界内之地，华人之间不得租让，亦不得架造房舍租与华商。
七、开设贸易场所。
八、关于安全卫生的规定。
这个章程，日后被在沪西人视为租地根本法规。
它规定了租界性质、租地方法、租界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这个章程，是依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在侵犯中国主权的前提下订立的。
就是依据这个章程，所谓租界，也不过是中国租给外国人供居留、贸易之用的居留地，其行政权、司法权仍归中国所有。
但是，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既由于殖民主义者的巧取豪夺，也由于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昏昧，这块土地竟逐渐变成中国政府难于直接管辖的“国中之国”。
构成这种变化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华洋分居变为华洋杂居。
1853年以前，上海租界本系洋人居留之地。
1853年到1855年，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租界内中国居民激增，造成事实上的华洋杂居。
1854年7月通过的《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删去了先前关于华洋分居的有关条款，认可了华洋杂居的事实。
这一变化，对上海近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其二，纳税外人会议的成立。
纳税外人会议，通常简称纳税人会议。
英租界成立初期，有公众大会和租地人会议，讨论、决定租界内重大问题。
1869年，这个会议发展为纳税外人会议。
所谓“纳税外人”，指居住在租界内所执产业地价达500两以上、年付房租地捐10两以上的外国人。
纳税人会议有年会和特别会议两种，年会多在每年４月初召开，特别会议则不定期。
纳税人会议权限相当广泛，举凡工部局年度预算决算、特征税捐的决定、执照的发给、地产委员的选举，以及其他与租界内大众相关的大事，均由其讨论批准。
纳税人会议类似于西方的议会，实为租界内具有立法和监督职能的最高权力机关。
其三，工部局的设立。
英租界辟设以后，成立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推选委员三人，负责收捐和建设各项事宜。
1854年7月，英、法、美租界宣布设立工部局，同时解散道路码头委员会。
工部，在中国传统官制中，为六部之一，掌管工程、水利、交通等项事务。
“工部局”之名，在一般中国人理解中，以为也是主管道路、码头之类工程的机构。
因此，这一机构的设立，在当时上海并未引起多少震动。
事实上，工部局远非传统官制中的“工部”可比。
在英文中，工部局作ExecutiveCommittee，意为行政委员会，是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以外的行政机构，它在日后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权力，不但拥有行政、征税等权，而且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可以制定具有法律性质的“附则”。
这一机构，先是三租界的共同机构，后法租界独立出去，成立公董局，工部局便成为英美公共租界的行政机关，直到租界结束。
其四，会审公廨的设立。
《南京条约》的附约之一《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人与华人发生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人如何科罪，应以中国之法治之。
简言之，即洋治洋，华治华。
照此章程，英人在中国境内犯罪，便不受中国法律制裁。
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
以后，美、法、俄等国均取得这一特权。
各国领事为行使这一权力而建立的法庭叫领事法庭。
按照这一规定，华人在租界内犯罪，仍应由中国惩治。
但是，租界由华洋分居变为华洋杂处以后，英美领事乘机夺取了华官在租界的司法权，擅自在领事法庭上审讯租界内的中国居民。
1862年，英国领事擅自规定，中国官府对租界内华人行使管辖权，必须经过英国领事同意。
1863年，美国领事更明确表示，中国官府未经美国领事加签，不得拘捕租界内华人。
这样，在租界内，不但华不能治洋，而且华也不能治华了。
1865年，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设立，审理租界内华人及与中国无订约关系的外国侨民案件，由上海道台派出理事，由外国领事派出陪审官，会同审理各种案件。
1869年4月20日，经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并经总理衙门和领事团批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正式颁布，正式成立会审公廨。
这个机构确立了外国领事观审会审制度，规定凡涉及洋人的案件，必须由领事后由领事派人会审。
按照这个章程，纯属华人之间的案件，领事不得干涉，但在其后的实际过程中，领事往往干涉，而且陪审官的权力往往超过中国谳员。
英美租界会审公廨设立以后，法租界也设立了同样的机构，其陪审官权力之大更甚于英美租界。
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上海租界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区域。
它属于中国领土，但中国政府却不能直接管辖。
它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
这种特殊的格局，给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巨大的影响。
上海开埠以后，外国人源源而来。
1843年开埠时，上海有登记在册的外国人26人,1865年有2757人,1900年有7396人,1910年为15012人,1942年增加到150931人。
以1843年到1942年首尾一百年比较，平均每年增加1400人。
1910年以前，在上海寄居的外国人主要是欧美侨民。
以1910年为例，这年在上海居住的15012个外国人中，属于英、法、美、德、葡等欧美国籍的人为10518人，占三分之二以上。
以后，日本人所占比例有所上升。
二、生活方式
随着西方侨民的日益增多，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被带进了上海。
明末利玛窦、庞迪我等西方传教士来华，着中国服饰，用中国语言，行中国礼节，其目的是为了传教的方便，尽量减少中国人对西人西教的排拒。
因此，那时西人来华，西教入华，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则基本没有被带入。
鸦片战争以后，情况与二百年前有很大不同，西人是带着战胜的威势、倚恃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来到中国的，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必要改变自己衣着、语言、礼节以适应这块陌生土地上的习惯。
他们努力按照自己母国的习惯生活着。
西方男子工作、会客常着西装、革履。
这种服饰在今日早已为人们所习见，用不着具体描述其样式，但在上一世纪的上海，尤其在开埠初期，它与世人习见的长袍马褂全然不同，可算奇装异服。
至于西方妇女，与当时中国妇女差异更大。
她们不但全不缠足，而且衣着华丽，公然出入社交场所。
饮食方面，西人努力保持原有的习惯，吃面包，吃牛肉，喝牛奶，喝咖啡。
1855年，英商霍尔茨面包房开办，1858年，制造面包等食品的埃凡洋行开办。
1881年，法租界就有三家面包店，所用面粉全从美国旧金山运来。
此前，一家英国人已在上海开了一个奶牛场，有奶牛168头，每天可生产一千公升鲜奶。
西人爱吃的各种蔬菜也被引进上海，诸如蕹菜、色拉菜、包心菜、芦笋等。
时人记载：
北郊外，多西人菜圃。
有一种不识其名、形如油菜而叶差巨，青翠可人，脆嫩异常。
冬时以沸水漉之，入以醯酱，即可食，味颇甘美。
海昌李君壬叔酷好之，曰：
“此异方清品，非肉食者所能领略也”。
蕹菜一种，亦来自异域，茎肥叶嫩，以肉缕拌食，别有风味。
冰块是西人生活必需品之一，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没有现代化的制冰设备，无奈，洋人只好在冬天将冰藏在冰窖里，留待热天时用。
他们还从遥远的北方将冰运到上海，不过损耗很大。
1851年夏天，因上年冬天储冰太少，洋人便在报纸上大叫“无法在整个夏天享受到这种有益健康的奢侈品”。
一个冰窖的主人乘机哄抬冰价，对其所藏的冰块开出惊人的售价，大发其财。
啤酒是洋人酷爱的饮料。
洋人先是从西方运来，后来便在上海设厂制造。
光绪初年，上海埃凡洋行已开始制造啤酒，每年生产数千担。
沪产啤酒远比从西方运来便宜。
据载，1877年，从英国运来的啤酒，每斗银洋一元，而埃凡洋行所产，每斗仅银洋半元。
当时中国人不知啤酒用何物何法制成，以其未颇苦，称其为“苦酒”。
有人专门写信到格致汇编社询问此事，说是“西人饮苦酒，言能补身，不知用何料何法为之，能否多饮？
”
居住方面，西人在上海开埠初期所盖房屋，多属洋式平房。
这种平房包括一个长走廊，以适应天气炎热时避暑需要。
当然，也有一些中西合璧的楼房。
以后，洋人住宅日趋讲究，风格也多种多样。
至五十年代，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
这些建筑物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
其形式有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9]。
西式花园洋房也多了起来，这种洋房多为二层，楼上为主人卧室，楼下为客厅，另有花园、后院和附属建筑物，仆人多住在附属建筑物里。
愈到后来，上海西人的住房和其他房屋建筑愈趋于考究，其式样更是千姿百态，争奇斗妍。
汇丰银行大厦是仿古希腊式的圆顶建筑，上海总会是典型的英国古典式建筑，跑马厅马勒住宅是北欧挪威式样，徐家汇天主堂是中世纪哥特式建筑，……这些，使上海赢得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称。
外侨们把西方作息习惯带到了上海，上班、下班均按钟点，与中国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颇不相同。
特别是七日一休息，很使中国人感到新奇。
《申报》曾刊文专述此事：
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之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
吾见夫西人之为工及行商于中国者，每届七日，则礼拜休息之期，一月则四行之。
是日也，工停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策骏马以驱驰，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从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
六日中之劳苦辛勤而此日则百般以遣兴，六日中之牢骚抑郁而此日惟一切消愁。
游目骋怀，神怡心旷，闲莫闲于此日，逸莫逸于此日，乐莫乐于此日矣。
外侨把西方的娱乐方式带到了上海。
室内活动有看戏、舞会、溜冰等。
开埠之初，洋人颇为无剧场看戏苦恼。
1850年，英租界出现一个业余剧团，在一个仓库房里演出，他们称之为“新剧院”，后来改称“帝国剧院”，条件极为简陋，连靠背椅也没有。
第一次演出时间为这年的12月12日，演出剧目有《以钻攻钻》《梁上君子》，以后还演过《爱情、法律和药品》、《合法继承》、《楼梯下的高等生活》等。
不久，又成立业余戏剧俱乐部即大英剧社。
1856年第一次使用台前垂幕。
五十年代后期，有一个魔术团和一支舰艇上的演出队到这简易的剧场演出过。
1866年上海第一个现代剧场兰心戏院建成，地址在圆明园路，供大英剧社演出。
1867年3月1日，大英剧社在这里首次公演。
1871年，这个戏院被火焚毁。
1874年1月27日，兰心戏院重新建成。
这是一座颇为考究的戏院，楼座两层，戏台宽敞，设备精致。
跳舞是西人的一大爱好，但在开埠初期的上海，西人很少举行舞会。
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外侨中男女比例悬殊。
例如，1878年，法租界外侨中，15岁以上的男性为221人，女性仅42人。
英租界男女比例通常是四比一或三比一。
1850年11月，英租界举行第一次舞会。
几年后，外侨中出现一个跳舞教习，大概是为了适应越来越多人的跳舞要求，但男女比例问题仍是制约跳舞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864年，共济会会员举行第一次舞会，出席者的比例还是十比一。
溜冰是西人冬天的重要娱乐活动。
起初，无专门溜冰场，西人乃因陋就简，在一大空房间内，反复以水泼地，使冰结盈尺，成为溜冰场。
西人穿铁齿高屐，滑行其上。
西人后来建造了室内溜冰场，则不需要沃水结冰了。
西人户外活动有赛马、打猎、划船等。
1850年，西人即在南京路之北、河南路之西，购地约80亩，辟为公园，作为跑马场，是为上海第一个跑马场。
同年举行第一次赛马，只进行了一天，有七个项目。
1854年，西人在泥城浜之东，购地另辟一跑马场，是为第二跑马场，而将第一跑马场地以高价售出。
1862年，他们又将第二跑马场地以高价售出，另购静安寺路以南、西藏路以西的一块地皮，辟为第三跑马场，上海人习称跑马厅。
每年5月、11月，西人各进行一次赛马活动，每次一般持续三天。
由此，看赛马成为上海及附近地区中外人士一大趣事。
打猎是西人十分喜爱的活动。
长江下游沙洲之地，苇草丛生，野鸭、候鸟随处可见，江河湖海上水鸟自由飞翔，这些都是西人喜爱的猎物。
英国人为了到长江和其他河湖里打猎，特别设计了一种华丽的小船。
每届春秋假日，风和日丽，他们便三五结伴，携家带眷，泛舟于上海附近的江湖水面上，出没于茂盛的芦苇中，一边打猎，一边休息。
《瀛壖杂志》记述：
“每岁仲冬，西人出猎于外，逞其弋飞射走之豪，然多游于九峰、三泖间，扁舟往还，率以为常”。
划船是西人喜爱的另一项户外活动。
每年夏秋之交，他们常择上海及其附近的空阔水面，举行划船比赛，时称“赛船会”。
其舟皆为一叶小艇，或以帆，或以桨，以先至者为胜。
上海西人举行的第一次赛船会是在1852年，参赛人主要是外国商船船员。
1864年，上海赛船会成立。
赛船初在黄浦江、苏州河里举行，继因上海航业发达，河道拥塞，乃改就昆山青阳港举行，英国人名之曰“恒利”。
恒利Henli,本为英国著名的赛船之地。
每年的赛船运动在上海成为一大盛会，届时，游人群集，竞相观看。
报载1872年10月27日赛船时盛况：
“中西观者如堵，拥挤异常，与观斗驰马时然”。
三、物质的输入
开埠以前的上海，居民的照明用品，在室内是油灯，所用之油主要为豆油或菜油，在室外，有钱人家行路用灯笼，内燃蜡烛。
一般居民、客商行路则在黑暗中摸索。
个别繁盛之处设有“天灯”，但所照范围极为有限，故入夜以后便漆黑一片。
西人寓沪以后，始用火油灯。
用火油灯照明，较之豆油灯，不但价廉，而且光亮，一盏火油灯可相当于四五盏豆油灯。
所以，洋人使用于前，华人便继用于后。
到七十年代中期，上海已有五、六家由广东人开设的商店，专门制造、出售玻璃火油灯。
到八十年代初，上海“城市店铺皆改蜡烛为火油灯，渐而乡镇大户、会计之房、读书之案，无不灿列玻璃之器，而火油之用遂滥”。
租界辟设之初，西人燃点街灯的燃料也是火油，街灯远近疏密相间，“悉以六角玻璃为之，遥望之灿若明星”。
火油灯较之豆油灯，其优越性不言而喻，但是，由于火油易于起火等原因，上海道台曾在八十年代发布告示，禁止县城居民使用。
内称：
火油最易引火，点用之时，稍不得法，立时火焰飞腾，扑灭不及，屋物顷刻成灰，邻居同为焦土，使用火油，“实属贪小失大，害己损人”，要求此后“不准再用火油点灯，亦不得将整箱火油收藏屋内，致有不测之险”，倘有不知自爱，定即从严惩办。
这种因噎废食的禁令自然遭到人们的抵制。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上海照明设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煤气阶段。
1864年3月，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ShanghaiGasCo.,Ltd.）”开张，厂址初设汉口路，后迁新闸路。
1865年10月8日，这家公司制成煤气灯，在高易洋行及其他洋行内试用。
12月18日，大英自来火房在南京路正式点亮第一盏煤气灯。
以后，英美租界其他主要街道陆续装上煤气灯。
到1866年底，上海私人煤气灯用表55只，公用灯与路灯煤气用表130只，装接路灯205盏。
到1881年，英美租界内已有煤气路灯489盏,其中英租界351盏，美租界128盏，静安寺路10盏。
大英自来火房成立后，法租界公董局即与其谈判，要求其在法租界内装设煤气灯。
大英自来火房表示火管不足，要等英租界装置完备后才能顾及法租界。
鉴此，法租界公董决定自办煤气公司。
1865年1月16日，上海法商自来火行成立，厂址在八仙桥，1866年8月15日，法商自来火行试装煤气成功。
到1867年3月，法租界公馆马路、科尔贝尔路、辣厄尔路、孟斗班路、洋泾浜沿岸马路一带均装上了煤气灯。
“3月6日，煤气灯亮了，大家高兴地把过时的油灯搁在零星物品仓库里去了”。
煤气灯较之火油灯、豆油灯，不但光亮，而且便利，使用时只要拧转开关，点亮即可，而不用像火油灯那样要不断向灯盏内添油。
租界普遍点上煤气灯，这给上海城市面貌带来很大变化。
入夜以后，火树银花，光同白昼，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煤气灯起初主要用于洋行和街道，后来行栈、铺面、茶馆、戏楼以及居家，竟相使用。
这为夜市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上海的夜景变得分外美丽。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人评沪北即租界十景，其中之一就是“夜市燃灯”。
1882年，上海租界的照明设施又跨上一个新台阶，电灯开始问世。
这年4月，上海电光公司（ShanghaiElectricCo.）创办，厂址初设南京路江西路口，次年迁至乍浦路。
7月26日,该公司在英美租界装成电灯（弧光灯）15盏，包括电光公司门内外两盏，虹口招商局码头四盏，礼查旅馆附近四盏，公家花园内外三盏，美记钟表行门前一盏，福利洋行门前一盏。
是晚7时,15盏电灯一齐放明，据说每盏电灯亮度“可抵烛炬二千条”。
这是上海第一次亮起电灯，故人们对其赞叹不已。
报载，是晚天气晴和，各电灯点亮后，“其光明竟可夺目。
美记钟表行止点一盏，而内外各物历历可睹，无异白昼。
福利洋行亦然。
礼查客寓中弹子台向来每台须点自来火四盏，今点一电灯而各台无不照到。
凡有电灯之处，自来火灯光皆为所夺，作干红色。
故自大马路至虹口招商局码头，观者来往如织，人数之多，与日前法界观看灯景有过之无不及也”。
随后，上海电光公司在工部局支持下，逐渐将英美租界街道的煤气灯置换为电灯。
1883年7月,外滩、南京路、百老汇路装置电气路灯35盏。
到1884年，英美租界装置电灯的马路已扩展到广东路、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宁波路、北京路等，以后更愈推愈广。
许多店铺、货栈、旅馆和私人住宅也竟相使用电灯。
法租界公董局在1882年便同意上海电光公司进入法租界营业。
1897年6月1日，法租界公董局自营的电灯厂建成启用。
除了光亮、方便的因素，成本下降也是电灯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初点之电灯，因用户少，成本高，故电费相当昂贵。
80年代初，大灯每盏一礼拜收洋五元，一个月的灯费要二十多元，一般商店、家庭自然不敢问津。
后来，租界从西方购入大型发电器，用户增多，电费才逐渐降了下来。
1897年法租界电气处的电灯用电价格为白热灯用每度电收银1.6分，每盏16支光灯全年收银10两。
饮水方面。
上海远山近海，居民用水一向取汲于黄浦江。
城内河渠浅狭，居民皆乘涨潮时汲取。
其时，黄浦江已“水质浑浊，本不宜于卫生”。
城内河渠两岸堆积许多垃圾及其他不洁之物，民用污水亦倾入河中，水质很差，“每值潮汐涨而未满、退而未尽，担夫争水，水仅没胫，其色如墨，故饮之者非浸淫而患湿，即薰蒸而成疾，流毒何可胜言！
”除了居民自担用水,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门以担水为生的担夫。
光绪初年，城内就有四百多名担夫。
每到担水时分，担夫、居民竟相担水，加之城内街弄狭窄，前挤后拥，左碰右撞，溢出之水，使得街弄泥泞不堪，尤其是郑家木桥、打钩桥北之珊记码头、老闸等取水要道，更是人挤路滑，“城门口及大街小巷，虽晴天暖日，而足下无异于大雨时行，甚至有年老病人被撞遭滑而一跌至毙”。
上海开埠以后，西人常苦于饮水之不洁而思以改良之。
1860年，旗昌洋行在外滩开凿了第一口深水井，井深256英尺，供洋行内部使用。
1872年，租界建成第一座小型水厂，时称“沙漏水行”，地址在松江路6号（今延安东路北侧）。
1875年，洋商格罗姆（F.A.Groom）等在杨树浦建成一座供水公司，即自来水厂，占地115亩，有沉淀池、过滤池、水泵、皮龙等设备，其业务为用木船载水分送到贮水池及向过往船舶供应过滤水，并用水车向用户家里送水，水价视路程远近而定，每千加仑从6先令6便士到13先令不等。
当然，这种高价水一般居民是用不起的。
此厂后被售于英商自来水公司。
从1870年开始，英租界开始筹备兴建大型自来水工程。
他们对黄浦江及上海附近的河湖进行了广泛的水质调查，对上海人用水量进行了估算，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方案。
1880年，英商上海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英美租界自来水公司的方案正式确定，取水地址选在杨树浦，故撤杨树浦水厂。
1881年8月8日，该公司开始在虹口铺设自来水管，次年2月铺完，随后在英租界主要道路铺设管道。
为了保证连续供水，公司在英租界中心地江西路香港路口，建造了高31.5米、容量为15万加仑的水塔。
1882年4月26日，该公司又在法租界铺设管道，向法租界供应自来水。
1883年6月，工程全部完成。
1902年，法租界自己创办了自来水厂。
交通工具。
上海为江南水乡，传统交通工具水行则船，陆行则轿。
当然，乘轿者主要是官绅及有钱阶层，一般平民只能以步当车，运货一靠船舶，二靠担挑肩扛。
西人来沪以后，很快把他们在本国习惯乘坐的马车带入上海。
据说上海是在租界开辟的第十个年头即1855年出现第一辆马车的，乘坐者是一个叫史密斯（J.G.Smith）的外国人，以后才逐渐增多。
西人马车有双轮、四轮两种，有用一匹马拉的，也有用两匹马拉的。
这种靠马拉、速度快、式样别致的马车，颇让上海居民耳目一新。
西人马车在上海出现不久，华人也仿其样式，制造乘坐。
上海马车日多，工部局曾订立行车章程，一是马车一律靠左边行驶，二是华人马车不准超车，“凡马车之驰于道中，乘车者为西人，始可超前行之车而过之，若为华人，所乘固不能超西人之车，并不能超华人所乘之车，否则拘罚不贷”。
后面这条歧视华人的规定，遭到上海华人的强烈反对。
民国以后，这条规定被迫取消。
马车不只是一些绅商的个人代步工具，而且有一些马车成为公共交通工具。
1877年，西人制造成一种仿照火车车厢式样专为游客代步的马车，2月1日投入运行营，往来于吴淞铁路、小东恁等处。
其路线是小东门外滩、新北门、三茅阁桥、吴淞铁路，凡四站，早上七点钟开始，每小时往返一次，票价有一角、七分半、五分、二分半四种。
这种马车，颇类似于后来的公共汽车性质，名称当为“公共马车”才妥贴，但当时并不叫“公共马车”，而叫“铁路马车”。
不知是因其以吴淞铁路为终点站而得名，还是因其具有火车那种载客功能而得名。
同治初年，一种载货搭客的独轮小车进入上海。
这种车源于江北，故又名“江北车”，不是西洋舶来之物，但它一度是上海重要交通工具。
1868年11月21日，上海开始出现几辆自行车，俗称脚踏车。
其样式与今日自行车有相似之处，但差别很大。
当时有两种式样，一种是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发。
另一种也是前后两轮，人用脚踩前轮旁的铁条脚镫，靠其惯性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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