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武昌起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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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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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辛亥武昌起义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
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
武昌起义的成功包含有太多的因素，本文拟借用研究者多方视角的解读，使读者从多个角度更加深入的了解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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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一：
条目名称：
武昌起义始末
条目简介：
辛亥武昌起义的背景、导火索、前期准备、起义经过和历史功绩
条目图片：
条目内容：
辛亥武昌起义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
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
起义背景 ：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亦正是这一教育方式的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
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
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
被人称为「皇族内阁」。
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
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
导火事件：
保路运动亦称“铁路风潮”。
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
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十万计。
清政府下令镇压。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
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
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
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
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前期准备：
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
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秘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
起义经过：
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
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
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处处提防，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延期。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
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
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
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
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
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
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
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
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
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
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
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与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立即将军校学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炸毁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
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另外，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入川镇压四川起义，至四川资州，11月27日新军哗变，端方为军官刘怡凤所杀。
阳夏保卫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震惊了清政府，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
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撤销瑞澄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
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
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
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于10月15日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以阻止清军南下。
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1月27日汉阳失陷，前后战斗41天，史称“阳夏战争”、“阳夏保卫战”、或汉口、汉阳保卫战。
在这41天之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先后独立。
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
故阳夏保卫战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历史功绩：
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首先是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
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
其次是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
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
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接下来的辛亥革命后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
作为民主革命，武昌起义接下来辛亥革命前后的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
《鄂州约法》：
武昌起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
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
众人推宋教仁起草。
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
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
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
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
《鄂州约法》对这三方面职权均有明确的划分。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
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
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并维护既得的成果。
条目二：
条目名称：
孙中山评价说武昌起义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条目简介：
在孙中山来看，革命战争是可以打破军事常规，在兵法战术上创造奇迹的。
他说“所以革命的奋斗不能一概而论，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
我们继续来革命，按步就班，便不能说用少数能胜多数”。
条目图片：
条目内容：
孙中山看到无论古今中外的战争，都“没有一个人打一百人的成例”。
“普通的战术用一个人去打一个人，便以为了不得。
古时的兵法都说是倍则攻之，十则围之。
近时的兵法用一个打一个，非守即退。
像这样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当的战术。
”革命党人打破常规，以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和战斗豪情，可以创造以少胜多的奇迹。
他用黄花岗起义的战例，具体论证了这个观点。
他说：
黄花岗起义，“不但是用一个去打一（百）个人，并且坐守广州的敌人都有长枪、大炮，进攻广州的革命党只有手枪炸弹。
战到结果，革命党死了七十二人，后人以为是失败。
但是革命党攻进制台衙门，赶走两广总督，我们以战论战，当日广州城内之战可以说是成功。
至于后来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由于预约援军不至”。
如果从战术来看，“我们事后用敌我的情形过细比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并不是三万敌人能够打败三百个革命党，实在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计划不周全；如果起义之先计划很周全，那次革命也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
”
孙中山指出武昌起义的成功，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当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
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临时到处搜索，只得到两盒子弹，一共不过五十颗。
革命党分到了五十颗子弹，便在城内（工）程营中发难，城外的炮兵营立时响应，便拉两门炮进城，遥攻总督衙门，赶走瑞澂，占领武昌。
至于当时驻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镇的新兵，有长江的海军，又有巡防营的旧陆师，总共不下两万多人。
革命党只用几十个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一个打五百个人”。
“武昌起义，用一个打五百人，结果是成功”。
在孙中山来看，革命战争是可以打破军事常规，在兵法战术上创造奇迹的。
他说“所以革命的奋斗不能一概而论，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
我们继续来革命，按步就班，便不能说用少数能胜多数”。
战术，是受整个战略思想制约的。
战术的应用必须在正确军事路线支配下，才可能获得斗争的真正胜利。
由于革命党人在军事路线上出现盲动、冒险的倾向，所以战术上再灵活，再先进，战士再勇敢，也是难于达到预期目的的。
对此，孙中山在多次反清起义中，已所察觉，有所认识，但还未从军事科学的高度做出总结和阐释，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值得总结和吸取的历史教训。
条目三：
条目名称：
武昌起义为何称之为“辛亥首义”？
条目简介：
“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27—97）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
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辛亥革命为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首义”。
条目图片：
条目内容：
辛亥秋季的武昌新军起事，史称“辛亥首义”。
“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27—97）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
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唐人杜甫、韩愈有此用例。
武汉首义一说，则见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书云：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
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本来，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称其“首义”别有深意。
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1863—1901）、陆皓东（1867—1895）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10余年间发动10多次反清武装暴动，诸如——
1900年由保皇派与革命派联手组织的武汉自立军起义（又称庚子自立军起事），1900年10月郑士良等的广东惠州起义（又称庚子首义），1906年12月同盟会策动的萍浏醴起义（又称丙午萍浏之役），1907年5月同盟会策动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6月同盟会发动三合会在惠州七女湖起义（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1873—1907）联络会党举行安徽安庆起义（又称丁未安庆之役），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钦廉防城起义（又称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镇南关起义（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1908年3月黄兴领导钦廉上思起义（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1908年4、5月黄兴与会党首领黄明堂（1866—1938）发动云南河口起义（又称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11月熊成基（1884—1910）等发动新军举行安庆起义（又称戊申安庆之役），1910年2月倪映典（1885—1910）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又称庚戌广州之役），1911年4月，黄兴、赵声（1881—1911）率同盟会精英举行广州黄花岗起义（又称辛亥广州起义）。
上述反清暴动的模式大略相同：
党人在华侨社会及外国友人处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外科手术式的突击；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则多依靠会党或小股新军之力。
历次武装暴动，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此所谓“屡起屡踬”。
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这并非偶然。
古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湖北革命党人秉承此种豪迈楚风，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大有“亡清必楚”的雄心，而此种雄心依托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扎实的准备工作：
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传媒和近代军队汇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础，革命党又与起事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并在军中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动所可比拟，故虽然起事仓促，却大体能遵循既定方略运行——
10月10日傍晚一处举义，诸营响应，经一夜激战，便夺取中心城市——湖广会城武昌；
11日在湖北省咨议局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首次在中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行使职能的共和政权；
汉阳、汉口相继于11、12日光复；
11月初公布宋教仁（1864—1912）草拟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将共和宪政纲领昭示天下；
10月18日至11月27日，民军在汉口（时称夏口）、汉阳与南下的北洋清军主力鏖战月余，此为辛亥革命期间最大规模的战争。
“阳夏之役”四十天间，湖北各州县竞起响应，湖南、陕西、山西、江西、江苏、广东等省纷纷反清独立。
故“辛亥首义”之“首义”，第一层含意是首次举义成功。
“首义”的第二层含意是，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
“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更在于：
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黄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
此诚为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首义”。
威廉施坚雅（G.Willi-am.Skinner1925—2008）在《城市与地方层级体系》中提出清末的中心地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根据市场交易的规模和兴旺程度，将中国村庄以上的聚落分为八个层级：
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基层市镇。
而处于中国国内贸易最高地位的汉口，兼具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的功能。
在这样的近代中心城市爆发的辛亥首义，在三个关键环节上开创先机。
一是以武装暴动击碎200余年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终结沿袭2000余年的专制帝制。
二是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三是辛亥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举起了取代清朝中央政府的旗帜，而多数省份也纷纷宣布“易帜独立”，导致了专制集权的清朝的瓦解。
自太平军起事以来，形成各省督抚日渐张大的地方势力，而清末西学东渐之际，欧美地方自治模式传入中国，伴随立宪政治的推行，地方自治渐成气候，而辛亥革命各省咨议局、自治会扮演重要角色，以及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皆是这种“地方自治”倾向的延伸。
辛亥革命的成与败，都与此一环节颇有关系。
这些既破且立的环节，都留下种种未竟之业。
条目四：
条目名称：
武昌起义与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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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兴办新学，培育人才，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分子。
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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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内容：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病中的张之洞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哀叹“国运尽矣”，遂撒手人寰，驾鹤归仙。
“近日，同盟会在东京集会，该会协理黄兴在会上笑道：
‘他要给他的老师前两湖书院名誉院长湖广总督张之洞，铸造一枚百吨黄金的大勋章，以奖励其为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一，张用官费资送3000名湖广留日生，此中半数成为革命党骨干；第二，张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为革命党准备充足的武器，革命党将接过他的汉阳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
1889年12月17日，张之洞抵达武昌。
第二天，正式接过了湖广总督的大印。
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
张之洞在湖北苦心经营近二十年，诚可谓“之洞一身之存亡，系清廷之安危”，主观上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但客观上却为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做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
孙中山在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视察武汉时，则诙谐地戏称张之洞是位“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清廷史官恽毓鼎认为，清朝自导灭亡的原因有三：
一是派东洋留学生，二是编练新军，三是推行立宪，而其“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
张之洞督鄂，以路始，也以路终。
1889年，由于张之洞奏请修芦汉（今京广北段）铁路，清政府调他任湖广总督，并负责督办芦汉铁路南段。
1906年4月1日，全长1214.49公里芦汉铁路建成通车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
由于诸多复杂的因素，粤汉、川汉铁路激发了两湖和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了引发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张之洞创办的国内最大最完备的兵工厂——湖北枪炮厂为革命党人准备了充足的近代化武器。
1890年，张之洞开始兴建湖北枪炮厂，1895年建成投产。
1895年至1909年，共生产7.9毫米口径毛瑟步快枪121974支、7.9毫米口径毛瑟马快枪8062支、抬枪53杆、毛瑟枪头尖刀2310把、7.9毫米毛瑟枪弹62670758颗，6.8毫米口径新式步快枪8支、6.8毫米口径新式马快枪2支、6.8毫米新式枪弹3412颗。
1910年，日产快枪38支，枪弹12000颗。
张之洞兴办新学，培育人才，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分子。
他先后开办了两湖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到1902年，湖北共有各式学堂200所。
他还多次派出留学生赴外国学习，“据光绪三十三年的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余名，占了四分之一”。
这些留学生在国外受到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志士。
黄兴、宋教仁、蔡锷、董必武、李书城，以及武昌首义时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张之洞培养出来的学生。
清政府不得不承认：
“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
”
张之洞编练的新军成为武昌首义的基本力量。
1896年3月，张之洞以从两江调鄂的护军营500人为基础，再选募新兵，聘德国军官任总教习，由张彪、岳嗣仪分任管带，训练湖北洋操队，这便是湖北新军的发端。
后经过数年的扩充编练，到1902年，一支拥有7000多人，包括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等的湖北新军已基本编练完成。
后适逢清政府实行兵制改革，湖北新军又得以扩充，到1906年，湖北新军已练成一镇一混成协，分别由张彪和黎元洪督带，全军共16800人。
1907年，清政府决定全面编练新军，全国分成三十六镇（师）。
湖北应编两镇，至1911年，仅编成第八镇及二十一混成协（旅），除火炮外，轻武器多由汉阳兵工厂所造并配发使用。
它与北方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六镇一起，成为中国最为近代化的军队。
湖北新军不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且文化素质较高，新军军官也大多由留学生充任。
湖北新军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开明的思想，十分有利于革命思想的广泛
传播。
革命党人刘静庵、蒋翊武、张难先、刘复基、王宪章、能秉坤、彭楚藩等又纷纷投入新军，改变了新军的政治素质。
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的会员达到5000人。
就这样，湖北新军以清王朝掘墓人的身份载入史册，正是这支近代化陆军的一部分，日后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武昌起义原定11月11日举事，可是，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制造炸弹，不慎暴露。
清政府大肆搜捕，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30余人被捕。
10月10日清晨，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后队正目（班长）、第八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闻听情况紧迫，便当机立断，召集起义的骨干们开会，商定当晚7点钟动手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7时许，一贯敌视革命的值日排长陶启胜，带着两名护兵巡查到二排楼上住房，见金兆龙、程正瀛抱枪和衣而卧，顿生疑心。
陶呵斥金：
“你敢造反？
”金针锋相对：
“老子就造反，你又如何？
”陶恼羞成怒，命护兵夺枪捕人。
程正瀛忙开枪射击。
陶启胜腰部中弹，连滚带爬逃下楼去，后死于家中。
此时，人声沸腾，士兵们蜂拥下楼。
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持枪弹压，并以杀家灭族相威胁。
程正瀛怒火中烧，一枪连毙黄、张二人，阮在逃跑中也被另人击毙。
于是，全营轰动。
熊秉坤及时赶到，高吹哨笛集合队伍，
又对空连放三枪表示发难，然后率众跑步奔向楚望台，占领了军械所，得到所存储的德、日及汉阳造步枪近2万支及弹药无数。
随后，各队义军互相呼应，经一夜激战，攻占了湖广总督署和湖北藩署，控制了武昌全城。
驻汉阳之新军四十二标第一营党代表胡玉珍于11日起义，举右队队官宋锡全为指挥官，占领兵工厂，以王金山为工厂总理。
接收工众3000余人，步枪7000把，子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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