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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现代的观点第二十一章知识要点

第21…。

管理效率

管理就是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公司的实体、财务、人力及信息资源,以有效率和有效果的方法实现一组目标。

―斯蒂芬·罗宾斯(StePhenRobb如)企业中不仅存在市场配置效率,还存在一类非配置效率,即"x效率”。

―哈维·莱宾斯坦(HarVeyLebinstein)

组织运行需要管理,管理需要成本,管理成本的绝对数有时并不很重要,这是因为如果管理的效率很高,那么成本高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组织在控制管理成本的同时,提高组织的管理效率实际上更重要。

组织的管理效率是由许多因素所决定的,提高管理效率就能够有效地进行组织资源的配置,这就是所谓的组织内的市场配置效率,但是企业内还存在非配置效率即“X效率”,需要认真研究加以降低。

21.1管理效率的内涵

管理是为使组织从投人(资源)到产出(目标)的转换过程更加有效率(增加产出或降低投人),从整体上看,管理效率就是指由于实施了管理而增加的收益与管理成本之间的比较。

它可以从一项管理体制上看,如新实施了某项人事培训计划,也可以就组织管理的各项功能进行分析。

本节重点从管理的激励、配置、保险、约束四大功能的角度分析管理效率的内涵。

内乙一学户O一理

4.一管

21.1一1人类行为假设与环境因素假设

人类经济活动始终面对着两个基本事实,即资源的稀缺和人类的生存。

资源的稀缺是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类需要,资源稀缺是无法改变的。

另一方面,对资源的开发又是在人们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展开的。

资源的开发需要人们相互合作,资源的稀缺又使人们陷入利益的冲突。

为了解决“在人们相互依存和冲突的联系中,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这个基本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人类行为和环境因素作出一定的假设。

1.人的行为假设。

(1)“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

该假设认为,经济人存在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愿望和行动。

经济活动中的最大化行为可被看成人们在自己的社会联系中,为了有效利用稀缺资源,以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稳定条件而作出的反应。

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但此处我们引人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①,并认为有限理性与最大化行为假设并非完全不相容。

例如,决策者在寻找备选方案时通常在发现“满意”的备选方案后就停止寻找,而不是去寻找更好的乃至最优的方案,原因是寻找新方案所花的成本可能超过所带来的收益。

此处决策者使用的是“有限理性”,但他同样使自己的行为最大化了(只是这个最大化体系中包括了寻找的费用)。

(2)“需求偏好多样性”假设。

人类需求偏好是非常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且具有不确定性,其程度有增强的趋势,这对经济资源配置体制的选择将发生初始性的影响。

(3)“有限理性”假设。

理性可以分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直觉理性。

完全理性意指决策者总以敏锐的眼光对眼前的一切了如指掌,知道自己的选择范围、后果,并精于计算其选择价值,这种较强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觉理性是一种较弱的出于本能反应的理性。

有限理性介于其中,西蒙将其定义为“有达到理性的意识,但又是有限的”。

有限理性刻画的是人们利用不过分的计算量和很不完全的信息,去作出实际决策的过程。

(4)“机会主义倾向”假设。

按照威廉姆森的定义,机会主义倾向即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手段牟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

该假设强调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

机会主义倾向是以有限理性为前提的,因为人们的理性有限,所以有的交易者才会利用有利的信息条件,向对方撒谎和欺骗,或者利用某种讨价还价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

行为假设是对人的主观特征的描述,然而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不仅要相互之间打交道,而且要和人以外的环境发生联系,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并对其作出假设。

2.环境因素假设。

(1)“资源的稀缺性”。

它指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不论人们如何努力,所能获取的资源总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

如果不存在需要,也就不会有资源多少的问题;而正是因为资源稀缺,才产生了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

(2)“机会成本”。

它是指把一定的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放弃的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价值。

其中暗含的一个前提是:

某种资源被配置于不同用途所产生的价值是不同的。

这就使得资源配置中存在一个如何计算使总效果达到最优的问题,从而将资源配置问题复杂化了。

(3)“资产专用性”。

这个概念是由威廉姆森首先使用的,基本含义是某些投资一旦形成某种特定资产就难以转向其他用途,即使能再配置也是以重大经济价值损失为代价的。

资产专用性包括地理区位的专用性、人力资产的专用性、物理资产的专用性和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

(4)“规模经济”。

即指这样一种现象,当所有生产要素都增加时,收益的增加幅度更大。

导致规模经济的原因,常被认为是规模扩大后企业内部分工更精细,管理人员相对减少,可以购买大型设备,减少生产费用等。

当然,规模经济不等同于大规模生产,规模经济下的规模实际上是适度规模。

在同一行业中,使用不同资源的厂商可能会采用相异的规模,但可能都是最优的。

(5)“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环境因素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起源于资源和技术条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

有理由相信,人类经济活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应是趋于增加的,与此同时,人类为对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如对经济体制进行创新和发展。

21.1一管理功能与效率

1.管理功能。

(1)激励功能。

它是管理功能的基础,是使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

该功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的,同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因而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2)配置功能。

资源配置合理化的最高目标可以表达为帕累托最优。

实现帕累托最优,要求同时达到生产与消费的最佳组合。

在此,资源稀缺性仍然是形成资源配置问题的前提。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能够满足帕累托最优的条件。

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具备完全竞争、足够的激励等严格的前提条件,可能使帕累托最优显得过于理想化。

(3)保险功能。

它体现在借助某些体制形式把风险转移到从社会范围看愿意承担风险,并且承担成本较低的那些机构和个人上去,以使经济活动人对未来经济活动形成稳定的预期。

(4)约束功能。

管理的约束功能是对机会主义倾向抑制性反应的产物。

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是谋求非生产性收益,例如信息不对称环境中的隐瞒行为,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以及政府管制下的寻租行为等。

为了减少这些谋求非生产性收益的活动,设置一些旨在监督与惩罚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是重要的,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改变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环境条件。

约束效率主要取决于约束所产生的收益与约束成本(例如制定有关约束规则的费用、监督费用、惩罚费用等)之间的关系。

2.管理效率。

管理总效率(丁SE)实际上是由激励效率(MSE)、配置效率(ASE)、保险效率(SSE)与约束效率(CSE)这几方面的分类效率按某种函数关系结合而成的,可表达为:

了SE一f(八巧E,八SE,邓E,CSE)

显然TSE不是MSE、ASE、SSE与CSE的简单加总,各效率究竟以何种方式关联,基本上是一个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问题。

对管理效率的分析,不仅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还应该分别考察各项管理职能的效率,并加以综合,才能对其有个全面的了解。

21.1一3管理效率的度量

总体上说,我们评价一项管理体制时采取的是单一的效率标准,但对效率的度量方式则是复合的。

在此,我们介绍三种管理效率的度量方式。

第一种度量方式是:

SE一(TR一PR)/SC一从/SC,其中SE、SR、SC分别代表管理效率、管理收益和管理成本,了汉代表采用某项管理体制后的总产出,尸尺代表无体制生产收益。

在这种度量方式中,我们把管理收益定义为“由于采取了某项管理而带来的收益”,即如果不采取这项管理,这部分收益就不会出现。

因此,首先引人一个“无体制生产收益”的概念。

在假设的“无体制状态”及效率为零的状态下,不存在任何经济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强制与引导,人们只凭本能和兴趣从事生产活动,这样产生的收益为“无体制生产收益”。

当然这种假设是极不现实的假设。

然后在这种状态下加人管理,设立管理机构,增加管理人员,这样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管理成本SC,但总产出却增加了,达到了丁尺。

了天与尸尺之间的差就是管理收益。

这种度量方式的优点是从逻辑上说对管理效率的度量较为准确,缺点是对尸尺的估计很困难,因为在现实中不存在一个完全没有管理的组织生产状态,因而充其量只能做一个粗略的估计。

第二种度量方式是以了汉作分子,在SC不变的条件下,用SE’近似地表示同一交易过程采取某一体制时的SE,即sE'?

T尺/SC。

例如,某企业要在A、B两种管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分别考虑采取A、B后企业的全部产出为了汉。

与了况b,如果在管理成本SC不变的条件下,TRa>了叹b,则SE犷>SEg,企业应该选择更有效率的A方式。

这种度量方式的优点是可直接度量,而且对于同一分析对象采取不同管理体制进行效率分析时,具有简单实用的特点。

局限性是TR>SC,因而SE">SE,不适合于考察不同分析对象的管理效率;同时为了维持管理成本不变的假设,会在实际度量时不够准确,通常偏低。

第三种度量方式是在原有的管理体制基础上,比较由于采取了另一种新管理方式而增加的收益与成本,即比较管理体制变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由此形成管理的边际效率。

这种度量方式可表达为:

管理效率

几岱E一人盛次/人6C

式中:

MSE为管理的边际效率;

加悠尺为管理的边际收益;

MSC为管理的边际成本。

这种度量方式的优点在于在管理体制变动时对判定其科学合理性有重要作用,并且度量准确易行。

缺陷主要在于不能反映全部管理的平均水平,需要有除成本以外其他投人要素不变的假设,等等。

从第三种度量方式可以引出当需要改进管理,采用新方法、新措施时,如何才是有效率的规律:

(1)只要凡巧E>1,采用新措施就有其合理性,是有效率的。

(2)如有多个管理方案,应该选MSE最大的一种方案才是有效率的。

(3)管理收益最大化的边界条件是人巧E一1,即AS尺一凡SC。

21.14管理成本与管理效率

管理成本是为了提高组织绩效而付出的成本,管理效率则是因投入管理成本而相应增加的收益,成本与效率之间天然有紧密的联系。

从管理效率的公式定义来看,管理效率一管理收益/管理成本。

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投人的管理成本越高,管理效率就越低;反之投人的管理成本越低,管理效率就越高。

从这一意义上看,管理效率与管理成本的关系与一般的投人产出成本效率关系大致相同,只是要素不尽相同而已。

但由于管理这种要素的特殊性,管理效率与成本关系与一般的投人产出关系是有区别的。

管理是一种特殊投人,其主要功能在于整合企业的其他资源,也就是说,它通过其他资源起作用。

有时,因实行了恰当的管理制度而能够极大地提高组织的整体绩效,因此虽然将带来新的管理成本,但是只要组织全体绩效的增加大于管理成本的增加,就是管理有效率。

从这一角度看,提高管理绩效,不能仅从控制成本的角度出发,而是应该更加重视由于成本的投人导致组织整体绩效的改进。

管理是由四项功能构成的,即激励功能、配置功能、保险功能和约束功能。

管理效率也是这四项分类效率的综合,但不是简单的加总。

这里需要着重讨论的是各项功能成本之间的关系。

为此引人“专有成本”和“共有成本”的概念。

专有成本指管理中各分类功能从整体中分解出来,处于独立状态时所观察到的成本。

例如,单单考虑激励功能所涉及的成本包括测定努力程度的费用,测定报酬数量的费用,使努力与报酬挂钩制定方案的费用等,这些费用都是专有成本。

共有成本指专有成本之间的重合,即同一成本具有一种以上管理功能成本的属性。

如收集信息的成本可用于激励功能,又可用于配置功能,该成本就是共有成本。

实际的专有成本指那些未能相互重合的专用成本,相互重合的专用成本则构成了实际的共有成本。

以图21.1为例,A是四种功能的共有成本,B是三种功能的共有成本,C是两种功能的共有成本,D是专有成本。

在比较与选择管理体制时,需要考虑各管理功能的专有成本和共有成本。

(1)在专有成本之和一定的条件下,实际总成本中共有成本的比重越大,实际总成本与专有成本之和相比越小;

(2)相交于同一共有成本中的分类功能成本种类越多,实际总成本与专用成本之和相比越小。

图中的A是四种功能成本的共有成本,对于降低实际总成本的贡

激励D

馨对取<羹

保险

图21.

献最大,B是三种功能成本的共有成本,C是两种功能成本的共有成本,它们对降低实际总成本的贡献依次递减。

所以在管理收益大致相等的情况下,具有一种以上功能的成本在实际总成本中的比重越大,这些成本中所具有的管理功能越多,实际总成本就越低,管理效率也越高。

对企业而言,其实际意义在于,加强部门间合作,使一项成本支出能够为多个部门、多项管理功能服务,就能降低管理总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21.2管理效率的影响因素

管理效率的内涵是指以一定的管理成本可以取得的管理收益。

管理效率取决于管理收益与管理成本。

无论是评价一项既有管理体制的效率,还是度量采取一项新的管理体制所带来的效率,都要对影响管理收益与成本的因素进行分析。

影响管理效率的因素很多,这里主要分析产权、管理过程、管理的方式方法与管理者等影响因素。

21.2一1产权与管理效率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们经常发现采取体制相同但产权不同的组织形式而呈现出的效率差异。

产权问题的重要性,使越来越多的专家们在分析管理效率时,开始考虑产权制度与结构的影响。

1.产权的含义。

产权就是受制度保护的利益,它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权利和利益,产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产权产生、发展、变革的历史。

从少数人的利益受到国家的袒护,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保护,发展到全体国民的利益受到以国家为后盾的法律保障,是人类进步历程的飞跃。

同时,产权对于社会经济的巨大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既然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那么,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应该和使用它的人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程度和方式,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当产权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说,只是少数人受到法律保护,而大多数人的物质生产条件不受法律保障时,或者说,产权没有充分明晰地加以界定,而使产权配置不当时,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直观地看,产权表现为人与物之间的某种归属关系。

我们可以把产权理解为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的权利,或者说人们使用资源时的适当规则。

阿尔钦(A.Alchian)认为:

“产权体系是授予特定个人某种‘权威’的方法,利用这种权威可从不被禁止的使用方式中,选择任意一种对特定物品的使用方式。

”②在一般意义上,完整的产权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它是一组权利,其中包括:

(1)使用权,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的权利,包括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

(2)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和经由契约关系从别人那里(在财产转让的条件下)获得收益的权利;(3)转让权,即通过出售或出租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的权利。

所有制给出了经济体制的初始规定,而产权结构是源于所有制的各种权利在交易过程中的分布状况。

产权制度的这种特定地位,对管理体制的诸项功能及效率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最突出的则是产权制度对管理收益的影响。

2.产权制度对管理效率的作用。

合理的产权制度对提高组织的管理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个人激励的决定性因素。

实施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在同等条件下以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收益,收益的归属由产权决定,产权主体有权获取与其努力相应的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产权特别是收益权是否得到明确界定与有效实施,对管理中激励功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制度的激励功能是制度功能的基础,是人们从事工作的内在推动力。

管理效率的目标是以相同条件下的较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收益的最终分配则由产权制度来决定。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形下,有效激励可以体现为在不增加制度净成本时,增加制度净产出,或者虽然增加企业的净成本,但能带来更大的净收益,结果都是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

(2)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组织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配置功能是指制度具有有效配置组织资源的作用。

这一功能的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

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既要靠技术的进步,又需要产权制度的保证。

通过产权制度,能保证收人分配与要素贡献相对称,这符合帕累托最优的思想。

管理的配置收益更多地与产权中的转让权相联系。

人们相互交换产品,进行协作生产,直接的目的就是追求配置效益。

如果产权是不稳定的和易受伤害的,人们就

可能选择对抗而非交易来解决他们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冲突。

(3)合理的产权制度具有巨大的保险功能。

制度的保险功能实质上是借助于某种制度安排把风险控制在可承担的社会范围内,从而使个人对未来经济活动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预期。

一般而言,行为人投人资本,使企业价值增值的基本前提是其产权在制度的框架内能得以有效保护。

只有当社会持续而稳定地承认和保护产权时,人们才会普遍地从事财富积累,谋划长期经济活动。

反映在效率上,可以表现为在企业制度净成本固定时,提高收益,使企业效益提高。

经验表明,滥用资源、不重视积累等短期化行为,正是对未来产权关系的稳定性缺乏信心的表现。

(4)合理的产权制度具有良好的约束功能。

制度的约束功能主要是指制度抑制“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的作用。

为了减少企业中谋取非生产性利益的活动,必须设定旨在监督和惩罚不利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

产权制度的进步很大程度体现在排他成本的降低。

排他成本的节约自然能够相应地增加约束收益。

产权制度的约束功能十分重要,它不但有利于节约组织成本,更会限制“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给他人造成的“负激励”效应,从而有利于提高团队合作效率。

总之,有效的产权制度通过增加对当事人的激励,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产生保险效应和对当事人不利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等功能方面,或者降低组织投入,或者增加组织产出,或者降低投人并增加产出从而提高企业的总体效率。

有效率的产权形式是由具体环境中的资源稀缺程度、技术特点、检测和度量手段、法律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决定的。

产权制度是组织实施管理的外部框架,产权制度是否明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组织所制定的各项管理政策,如激励、配置等功能,影响着管理收益与管理效率。

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明确提出,产权关系不清(政府握有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从而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具有合法性,政企不分)是导致企业管理效率低下的深层次原因。

为使企业真正从政府干预中解脱出来,获得对自有利益追求的积极性,当前我国应彻底解决产权不清这一问题,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以我国近年来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实际发展过程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产权制度对于管理效率的影响之大。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企业处于古典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下,其特征是:

(l)不存在企业独立的决策权,企业微观决策是政府宏观决策的组成部分;

(2)政府在协调投人产出活动时主要依靠数量信号,而非价格信号,从而使货币与价格基本不具有调节供求和指导资源配置的功能;(3)企业自身无独立生产经营与发展的目标,只要完成国家指令计划即可;(4)企业盈亏与企业本身无关,存在预算的软约束。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60年代初期以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非均衡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古典公有制企业普遍呈现出效率下降的趋势。

激励体制上的问题最为直观,由于企业有效利用资产却得不到相应的资产收益,职工努力生产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因此企业与职工积极性严重低落,管理效率十分低下。

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缺乏有效方法,在投资项目决策上屡屡失误,甚至可以容忍资源的低下配置。

约束功能上同样存在着低效率,“搭便车”行为得以蔓延。

从1987年上半年开始,工业企业逐步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它的主要内容是包上交国家利润,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

这是我国进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增强企业活力的第一步,而承包制这种新的产权制度为企业带来的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各方面效率都得到了较大提高。

例如,员工在改革后的收益普遍增加,导人市场机制则使企业激励效率显著增加。

由于交易者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能对市场和准市场信号作出积极反应,特别是形成了较充分的竞争,配置效率也得到了明显改进。

尽管承包制与古典公有制相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效率改进,但承包制仍是一种非均衡的过渡型的经济体制,仍然存在更有效率的企业体制。

从目前可供人们选择的企业体制来看,这种体制只能是股份制。

股份制的优越性同样来自于企业产权形式的改进。

在股份制条件下,企业拥有了独立于自然人的法人地位,并获得了独立的产权形式,即有别于出资人资本的法人资本。

股份制企业的股票和股权可以自由转让,在客观上鞭策了低效率企业,促使资本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股份制企业的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使决策失误大为减少,并使监督效率大为提高。

总之,从古典公有制到承包制再到股份制,每一次经济改革都带来了相应的产权制度变革,企业也在此推动下不断强化了激励、配置等功能,并且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

产权明晰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条件充分说明了产权改革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国企改革而言,产权改革是控制“内部人控制”和实现政企分开的重要保证。

为使处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更具效率,产权方面的相应变革势在必行,但是,仅仅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而忽视法律、制度、市场体系的建设也是行不通的。

正确的做法是外部环境的建设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同时进行才是科学和最富效率的。

21.2一2管理过程与管理效率

自从法国管理学家H.法约尔1916年出版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把管理划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大要素后,对管理行为的这种要素划分已基本定型。

法约尔在对管理过程研究后认为,成功的管理人员想保持较高的管理绩效,必须在工作中遵循经过验证行之有效的管理原则。

虽然此后的一些管理学家们在管理理论上又提出了诸多标新立异的见解,但在管理过程的要素划分上则与法约尔大同小异,只不过对于这些要素在内容上有了丰富而已,大的框架并没有什么更深刻的变化。

管理是为达到目标而协调集体所作努力的过程。

在一个组织中―无论是正式组织还是非正式组织―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由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行为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而进行的活动就是管理。

管理过程指管理中为完成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计划、组织、领导、激励和控制等职能,在这些行动中涉及资金、技术、设备、信息和人员等企业管理中必须考虑的管理要素。

因此,可以说,管理过程影响企业的管理效率。

在管理过程中,人是诸要素中最为活跃、调节能力和幅度最大的要素。

对于企业员工的激励,是提高管理效率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由于个体是处于团体、组织和社会中的,因此,在对员工进行激励时,除考虑个体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到个体所处的团体、环境以及对个体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各种因素。

1.计划。

管理是针对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要实现目标首先必须制定一个计划。

它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其中必须着重于人的因素,包括人的能力、组织中现存的工作积极性程度,以及如何采取一定的手段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可调动的程度等。

例如,组织目标的实现都有其时间性,一般来说,一个正式组织目标实现的时间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积极性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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