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易学心理学的特质原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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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易学心理学的特质原稿
试论易学心理学的特质
徐仪明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湖南长沙410081）
[关键词]心灵哲学；易学心理学；特质
[摘要]易学心理学属于心灵哲学的范畴。
即运用的心理学方法研究《周易》以及易学发展史。
对易学心理学的独特性质的把握和认识，是易学心理学研究的突破口与关键所在，也是心灵哲学研究中的新问题和新尝试。
易学心理学具有五个方面的特质。
即：
哲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系统性与开放性的一致；信仰性与科学性的交融；诠释性与创造性的抉择；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变奏。
心灵哲学在中国心理学界和哲学界引起极大的兴趣，严格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具体到易学心理学的研究则是刚刚起步。
《周易》研究向着人的精神世界不断深入探索，应该说是真正触及到了易学的根本。
即使从《易经》的本来目的即从卜筮来说，正是通过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猜度、设问、探寻和把握，进而才能对人的未来进行预测，这本身就包涵着多重心理学方面的涵义，只是古人因不理解而归因于天意。
当然，从当代中国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易学，我们的视野将会更加开阔，理论上必将也会随着新视野的不断开拓而提高。
易学在当代是所公认的“显学”，而心理学更是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甚至被视作21世纪的前沿学科之一。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哲学为这一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早就铺设了坚实的基础。
著名国学大师梁漱溟一生都衷爱心理学研究，直到暮年，梁先生依然认为：
“心理学是最重要无比的一种学问，凡百学术统在其后。
”[1]其他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熊十力、冯友兰、钱穆、张君劢、张东荪、傅斯年等，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论及到心理学与传统文化诸方面（特别是经学与史学）的问题。
但是，就易学心理学本身而论，它既是一门从古代文化源头走来的，但又是处于正在建立和形成过程的学说，它既扩充了哲学研究的范围，给古老的哲学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它也受到史料的限制，容不得人们空口腾说。
另一方面对它的研究又需要运用心理学的方法，而这种心理学的方法又因为受到种种精神因素的复杂影响，其需要思辨哲学的促进则更是不言而喻，其实就现代心理学而言，其与思辨哲学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用说易学心理学这样一门打上中国古代哲学深刻烙印的学科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易学心理学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特质，那就是：
哲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系统性与开放性的一致；信仰性与科学性的交融；诠释性与创造性的抉择；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变奏。
现分而述之：
一、哲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关于易学心理学的哲理性与应用性统一的这一特殊性质，通过心灵哲学与应用心理学相互融会贯通这个方面来进行阐释，是非常有必要的。
过去研究易学的一般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两大派别和阵营，壁垒森严，泾谓分明。
应该说象数学的渊源甚久，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过这样几段论述：
“《易》乃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占吉凶，亦未有许多说话。
及孔子，始取而敷绎为《文言》、《杂卦》、《彖》、《象》之类，乃说出道理来。
”[2]（P1626）又说：
“《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功夫。
”[2]（P1626）还说：
“《易》只是卜筮之书，今人说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
”[2]（P1629）这三段话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卜筮即象数之学在先，而阐释卦爻辞的义理之学是在其后而逐渐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易学的象数学说与义理学说一样，同样也具有一个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只是两者的演进路径不同，朱熹所谓象数易学之“粗”，我认为不是说其粗俗、粗浅，而是指它的应用性、普及性就是它的形而下的性质，而义理易学之“精”则是说它的哲理性、抽象性亦即它形而上的特点。
我认为，易学心理学的哲理性与应用性是同步的，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
朱熹在《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六中说：
然伏羲当初，也只见太极下面有阴阳，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将去，做成这物事。
想见伏羲做得这个成时，也大故地喜欢。
目前不曾见个物事恁地齐整。
因言：
夜来有一说，说不曾尽。
《通书》言：
“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
”精是圣人本意，蕴是偏旁带来道理。
如《春秋》，圣人本意只是载那事，要见事变，“礼乐征伐，自诸候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
就那事上见得是非美恶曲折，便是因以发底。
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圣人本意底。
如《彖辞》、《文言》、《系辞》，皆是因而发底，不可一例看。
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
若是的定把卦爻来作理看，恐死了。
国初讲筵讲“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太祖遽云：
“此书岂可令凡民见之！
”某便道是解《易》者错了。
这“大人”便是“飞龙”。
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于见那大人。
谓如人臣占得此爻，则利于见君而为吉也。
[2]（P1624-1625）
这里朱熹仍然是认为“占”在“理”先，有此占卦方有斯理，并以《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为例，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但是，笔者认为，尽管占卦作为卜筮活动是先产生了卦和爻，按朱熹的说法是从伏羲经文王、周公到了孔子才讲出了一番深远的哲理来的，然而伏羲所画之卦象，已经蕴涵了阳吉阴凶之理，后来至文王周公系之以辞，阳吉阴凶之理方逐渐用文字来加以说明。
这个由隐到显，由无文字到有文字的过程，往往被视为仅有象数而无义理的时期。
但是如果从易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从卦象产生之初应该说已经包含了画卦者的意向性思维活动，无论是八经卦还是六十四别卦，它既和筮法的演绎有关，也与作易者复杂的心理变化相联系。
因而朱熹作为义理派中人虽然强调不能仅仅盯着“理”，而要同时把它看作“占”，这样就“活”了。
但是自从卦爻辞与《易传》的出现，历代哲人不断提示并丰富和发展筮法和卦爻辞中所包含的万事万物之理，所以说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发展演变应该说是同步前进的，象数无论具有多少种变化，义理则就会相应有多少种解释，所以朱熹又说：
“若是把做占看时，士农工商，事事人用得。
这般人占得，便把做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
若似而今说时，便只是秀才用得，别人都用不得了。
而今人便说道解明理，事来便看道理如何后做区处。
”[2]（P1625）强调了易学应用的普适性，同时也强调了易学义理在对人的行为活动指导中所具有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易学研究本身具有的义理和象数并存的格局，从而导致了易学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哲理性和应用性的相统一的基本特质。
按国外一些学者的观点，搞基础科学的心理学家主要受雇于大学，应用心理学家则在企业、政府、诊疗所、中小学和私人事物所中工作。
然而易学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恐怕就不会有这样明显的区分，这是因为其所考察的问题既不脱离可应用的范围，同时它又是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普遍性理论。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布恩·埃克斯特兰德所说：
“心理学家们认识到，应采取心理和操作的或先天和经验的混合概念，来给人类活动一种全面的描述。
”[3]我们认为，易学心理学做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它应该也给予人类活动一种较为全面的描述和阐释，所以应该将心理过程和行为操作一并加以研究。
二、系统性与开放性的一致
按照系统科学的基本定义，系统是由两个以上要素（部分、环节）组成的整体，单个要素不能构成系统，世界上的一切具体事物、现象、概念，都可以构成系统。
作为构成系统的要素可以是单个事物，也可以是一群事物组成的小系统。
同时，系统的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从而在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形成一定的结构和秩序。
可以把环境看成是系统所从属的更大的系统。
由于系统和它的环境之间，通常都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因此任何系统都同时具有开放性。
[4]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认为《周易》六十四卦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这在朱熹《周易本义》的图目中表现得十分直观：
诸如《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以及《卦变图》等，这些图都显示了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它们从各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周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以《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为例，可以看到从太极到两仪到四象到八卦到十六卦到三十二卦乃至六十四卦，均存在于一个动态结构的系统之中。
每一爻就是这一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而每一卦则构成了其中最基本的子系统。
系统的性质取决于要素的结构，《周易》中作为基本要素爻象之间的协调作用直接体现出了各个子系统不同的结构形态及其性质，所以每一卦象的称谓及其所蕴涵的意义就各不相同。
当然，也只有在将《周易》这一整体性的复杂系统置于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即各个特定的社会生活形态）之中，才会有各种信息的交换。
《周易》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正是在不断地信息交换中而变化与发展，成为更大也更加复杂的系统，这也就逐渐形成了被我们今天称为易学的系统。
正是由于易学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仍在不断发展沿伸的巨系统，那么易学心理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枝也可以说是子系统，也应该具有与易学巨系统相一致的特点亦即同构性。
具体地说就是将各种认知、情感、意志的要素构成心理复合体，这种心理复合体也可视为各种不同但又具有有机联系的更小的系统。
比如《易经》中有所谓“原情”与“杂情”的问题，就可以作为易学心理学系统观念的具体例证。
如果将“喜”或“悦”作为“原情”，也就是易学情感系统中的基本要素，而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喜悦”即为一个心理复合体，其中已经具有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的情感体验，而这个初级的子系统再与环境进行信息交换，则会构成更为复杂的社会性情感，比如象“孚兑”即因诚信而获得的心情快乐，这种心理复合体就进入了更高一级层次，即道德性情感。
而道德性情感又作为易学情感系统中的子系统，在社会生活中与形形色色的环境进行错综复杂的信息交换与处理，然后再与美感、宗教感、理智感等等社会性情感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易学情感系统。
而且这个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扩展，以及每一个体不同的人生经历的曲折坎坷和内心体验的跌宕起伏、变幻莫测，这个情感系统仍然会继续扩大。
但是，这个系统无论如何变化，但都始终遵守易学“天人合一”的基本原则。
在易学系统思维的指引下，易学心理学应该始终认为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和人服从统一的规律，自然和人文相互渗透融溶。
这样，就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哲学与心理学的同一性。
明代医易学家张景岳曾说过：
“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
”[5]如果我们从易学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这段精辟之语，可以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讲的都是“外易”，而易学心灵哲学则是讲的“内易”。
“外易”是指各种不同的外部环境，“内易”可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系统与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和联系。
“外易”作为环境是系统（“内易”）存在与演化的必要条件和土壤。
从古至今，易学心理学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但它依然植根在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大地之上，其与西方任何心理学流派都具有巨大的差异，这也证实了环境对系统的性质和演化方向起着一定的制约和引导作用。
系统的整体性是在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中体现出来的，正是基于此，研究“外易”与“内易”的关系，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后者都十分重要，因为这种联系本身就是系统赖以存在的条件。
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构造主义心理学，虽然也讲元素和心理复合体（相当于子系统），颇类似于一个心理学的系统学说，但其为什么最终在心理学的历史中消失了，那就是它的研究取向和范围过于狭隘与脱离实际，这就证明其缺乏开放性，因而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科学的系统。
总之，易学心理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既是系统的，同时又是开放的，“内易”的不断演进与发展，离不开它对“外易”始终不懈的探求与追寻，因此它的研究取向和范围既能与时俱进、无比广阔，而且能够贴紧人们的生活实际。
这是它将能够永葆青春的秘密之所在。
三、信仰性与科学性的交融
易学并非宗教，易学心理学自然也并非宗教心理学。
易学的源头《易经》包含着宗教信仰性的内容，但这并非意味着《易经》就是制度化的宗教教义。
其实《易经》中的信仰价值观念系统与心理问题有极大的关系，且不说存在于六十四卦中的断占之辞，只要《易经》中的预测功能依然沿续下去，那么易学中的信仰性心理观念就会和两千多年前一样，发挥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近年来信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倍受关注，渐渐纳入主流心理学的研究视野。
大量的研究报告的分析表明，有较高精神信仰水平的人表现出较低的疾病危险，较少的身体、精神问题，较好的心理社会功能。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易学心理学的信仰性，那么我们也能够得出其与科学性可以相互融合的结论。
现代生理心理学已经证明，信仰有明显降低死亡率的作用，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
其生理原理是：
宗教信仰和活动影响了生理过程，如影响血压和免疫机能，冥想等也会影响心血管、内分泌和免疫系统。
因此信仰与健康的关系，被认为是心理学及身心医学的前沿问题。
[6]如果我们能够给人以终极价值感的信仰，就不能不说其与科学在这个视域中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那么，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易学心理学中确实存在着这种信仰性与科学性相互融合的关系吗？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牟宗三在《周易哲学演讲录》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易经》本来是卜筮之辞，心中有疑问，你去占个卦。
你真心去问，一定有一个答复，所以说‘诚则灵’，占卜一定要诚。
不疑不卜，你自己有了决定，就不必卜了。
什么是占卜？
就是问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在宇宙间就是一个动向。
宇宙间有这么一件事件生起、发生。
发生（happen）转成专有名词，就是一个事实的缘起（actualization）。
中国人看天地间的人事，人的生活，在家庭里、在社会上，种种屈伸、进退，全部生活就是一大堆事件，每一件事都可以卜。
所以占卜的观念是一个actualization的观念，不是time的观念。
”[7]占卜强调一定要心诚，因为“诚则灵”，这个“诚”的心理状态应该说就是一种终级价值的信仰，而且这个信仰则是占卜中解决一切疑惑的心理基础。
在牟氏看来，家庭、社会乃至全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可以预测的，这就是“一个事实的缘起”。
这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待占卜，因占问的缘起作用，一个事件就在宇宙间发生，即有其一个地位，跟它前后周围都有关系。
这当然是从哲学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一问题，因此难免流于抽象。
但是，其中却道出了占卜与信仰的心理机制的内在本质关系，同时也指出了占卜之学与人的全部生活的密切联系。
当然，从今天的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来看，这里显然对占卜之学的重要性及其地位做了过分的夸张。
易学心理学与后现代心理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似性。
这就是说两者不仅都同样关注人的心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神秘性、非理性与偶然性等等以往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因素，而且两者都在关注着诸如适应障碍、抑郁、压力性焦虑、人格异常、强迫症以及人际关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比如从人本主义心理学演化而来的超个人心理学流派，看到了西方的科学心理学有它的文化局限性，这就是百年来建构的物理主义心理学理论模式无法适当涉及人的精神方面，即人的潜能的巨大领域，对信仰、道德与心身健康之间的关系无法解决，体验不到诸如慈悲仁爱、生命意义等等终极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于是，超个人心理学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的传统文化，将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自然无为以及佛家的定慧双修作为解决人的精神问题的知识体系以及治疗方法。
但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中国的心理学的源头在《周易》，无论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还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甚或是后来产生的佛教禅宗，其思想渊源都可以追溯到《易经》。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超个人心理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如与易学心理学直接相比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趋同性。
比如在人本主义与超个人心理学都很盛行的“体验性”心理治疗原则，认为“心理动力学来自患者的自身生活的存在情境，治疗的目的是使患者真正体验到他的存在”[8]（P367）。
而在易学心理学中这种体验性的心理原则已经普遍存在。
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就是一种深刻的心理体验。
而《系辞上》中的“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如果从修身养性的心理治疗角度来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里的心理体验不仅具有“我境”，同时还具有“他境”，二者的结合自然能够营造出一种以诚信相待、亲密和谐的心理氛围，势必可以有助于解决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各种心理困惑和疾患。
由此可知，易学心理学与现代乃至后现代心理学不仅有不少内在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而且前者还是后者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文化资源。
当然，应该说信仰与科学原本就并非是一定相互排斥的，然而在易学心理学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两者的结合则显得格外融洽与和谐，这表现在一个如此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之中，更使人感到亟应做进一步的探究。
四、诠释性与创造性的抉择
对《易经》的诠释，自古至今恐怕至少也有三四千种之多。
因为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离不开对经典文本的诠释与解读，考据和义理是前人对待经典的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与治学理念，但其目的都在于求得经典的“庐山真面目”。
这种治学方法在近现代不断受到各种指责，但是尽管对待诠释经典的方法仍然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看法，但毕竟比天马行空，空口腾说要强得多。
有人对《易经》做随心所欲的“发挥”，反而认为自古以来解易的著作无不牵强附会，无一识得易学真谛，这种认识显然是十分荒唐的。
其实对经典的诠释，不仅在古代中国，在西方也依然有着一个悠久的传统，象对柏拉图、康德等人的典籍，千百年来也有大量的诠释性著作出现。
这说明人类在继承与汲取前人的思想智慧方面所运用的方法，具有很多相同点与共通之处。
因此，研究学问是离不开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理解的。
所以说，新的观点、新的见解和新的思想的产生绝不可能无所依凭，其必须具有着大量的知识积累不可，而对经典或元典的理解和体会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夫。
创新是建立在诠释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仅仅停留在述而不作，训诂考据或义理阐释上，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够的，尽管我们知道包括《易经》在内的典籍，都体现出明晰不足，暗示有余的基本特点，留下了巨大的思维空间，但是我们重蹈汉学或宋学解易的路径无疑是行不通的。
新的文化背景，需要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方法产生新的思路，由之而创造出新的学术成果。
这恐怕就是从诠释到创新之路的最好抉择。
具体说到易学心理学，由于其本身就兼有古代哲学与现代心理学的双重身份，是古与今两种学术系统的融会贯通，其中从诠释到创新的路径当会显得更为曲折复杂，峰回路转。
这里有两种明显的倾向应该避免：
一是完全由卦象或筮法来揣摸人的心理变化，完全以古代的卜筮方法作为易学心理学的基本出发点，这样就会使人误以为易学心理学就是大六壬或梅花易数之类的翻版。
尽管有人会添加一些新的、甚至是所谓“科学”的名词和术语，但其依然改变不了算卦的本质，脱离不了古代卜筮的窠臼。
而且，由于这些个新名词、新术语甚至是物理或数学的公式或算式掺和进去，更使人感到如坠五里雾中，如读天书，如受思想的折磨。
因此，可以明确说，易学心理学绝对不是卜筮解疑之类的东西。
第二个倾向就是任意挥洒，远离甚至不着易学的边际，把心理学的某些内容加以个人的附会，就宣称是易学心理学。
更有甚者，把自己一些离奇古怪的心理体验以及不知真假的生活经历揉合在一起，而冠之以《周易》的心理学研究的名称。
凡此种种显然都不能列入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列。
不能因为易学热或心理学吃香，就将不属于这一研究范围的东西强为之名，使充斥庸俗无聊甚至迷信愚昧的思想内容的读物，假冒为易学的心理学。
当然，这类读物往往十分浅薄，稍有一些学术常识的人就会弃之不顾的。
如果从经典的诠释工作做起，离不开对《易经》、《易传》和易学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是将经、传、学做为一个知识结构和系统来加以研究。
《易经》作为卜筮之书，古朴深奥，扑朔迷离，难于理解。
但是它是整个易学研究的底本和基础，离开了对《易经》的诠释与解读，整个易学研究就无从谈起。
于是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号称为“十翼”的《易传》，这是颇具权威性也是最早的系统性的解易著作。
尽管其对《易经》的诠释也只能算一家之言，但却以儒道互参的思想观点对《易经》作出蕴义深刻的发挥，因此在历史上影响深远，使后世将之与《易经》合并在一起而通称为《周易》。
自汉代以来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就逐渐形成了易学。
千百年来，诠释《周易》者不计其数，在易学研究史上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形成了许多流派，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易学体系，从而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易学。
《易经》虽为儒家经典之首，但易学却几乎涵概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相当大部分内容，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古代易学史上，象王弼、程颐、朱熹等人的易学著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在上个世纪，通过运用考古学、文字学以及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易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李镜池先生的《周易探源》和《周易通义》等影响较大的著作。
尽管即使这些名著也未必句句皆是不刊之论，但其毕竟是时代的代表，在这一时期易学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所以，任何易学研究中的诠释性工作，都应该着重参考和借鉴那些重要的《易》注以及译本，并由此作为进路逐渐形成自己对易学的系统性理解，如此方为进一步的创造性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易学心理学从诠释到创造的研究之路，除了完成上述的任务之外，还应该关注本身的心灵哲学的特殊性质。
这里仍然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首先是对中国传统心理思想史的研究，其次是对西方心理学的借鉴与参考。
近二十年来，心灵哲学和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已经受到一定的重视，但对易学心理思想的探讨尚处于探索的阶段，尽管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基本的线索，提出《易经》和《易传》中的某些方面的心理问题，诸如情感心理、道德心理以及联想、思维等内容。
但更深、更全面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这就是从易学的整体性与全面性，从理论性和应用性相互结合诸方面，来研究易学心理学，并给出一个合理和令人信服的描述性过程与结论，从而能够提出新的心理学理念与建设性的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易学心理学似乎不能完全纳入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和心灵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而应该同整个世界的心理学研究接轨，无论是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完形主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结构主义等现代心理学流派以及后现代心理学的各种学说，只要能够为易学心理学的建立，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和参照系统，都可以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同时，也不能忽略哲学、医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协同作用，因为这是建立易学心理学体系必备的知识和理论。
当然，论证易学心理学诠释和创造的实际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这里仅仅是作为一个引子而提出来罢了。
五、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变奏
易学心理学应该是中国古代心灵哲学与现代心理学的合璧，这是其既是历史的又具有现代性的基本涵义。
但是，这其中的关联却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具有类似音乐曲调中变奏的意味。
这就是一方面历史上的思想观点不断地进行着现代化的转换；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心理学却在古老的《易经》中去寻找新的启迪。
在易学心理学中“新”的和“老”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一种“化合”的状态。
即使如此，在其内部仍然保持着鲜明的个性，因此方能在不同的境遇中显示出不同的特色，而且可以各领风骚而不是独占春色。
现代心理学尽管被认为是仍然需要走向成熟的学科，但是一百多年来，无论是在理论科学还是应用科学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例如人本主义心理学，以正常人为研究对象，认为人类心理方面的复杂经验，诸如动机、欲望、价值、快乐、幽默、情感、生活责任、生命意义以及爱情、嫉妒、仇恨等，属于真正的人性的各个层面的问题。
其并且结合伦理学说，将人类本性理解为善的，还认为人类本性蕴藏着可以开发的无限潜能。
人性通过充分发展和潜能的多层次开发，以期达到自我实现的理想境界。
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念特征不仅具有以人的需要出发去研究人性，淡化心理学的纯科学色彩这样两个方面，而且还兼具理论和应用学科共有的属性和作用，这才是它最重要的理念特征，也是当代心理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尽管在应用方面，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验证方法不易确定，但其在选定对象，设计方法，控制内外因素，调适心理与环境之间的状态等方面，仍有不少可以转移到应用过程的原理与法则，因此其在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咨询与辅导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包括心理治疗）等诸多应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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