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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与汉文化
谐音与汉文化
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历史2班周蓓
【摘要】谐音是汉民族喜闻乐见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亦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
所谓谐音，就是指“利用不同词语的声音相同或相近的条件，来增强语言表现力的语音修辞手段”。
谐音现象在汉语中极为常见，应用十分广泛，本文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通过描述谐音在文学创作、人名地名、广告语、歇后语、民俗、网络等诸多方面的表现，展现了丰富的谐音现象，同时通过谐音现象反映了其背后蕴含的趋利避害、含蓄内敛等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文化特征，从而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谐音文化歇后语网络语广告语民俗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民族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
中国人讲究对称和谐的审美特点，追求含蓄求雅的文化心态，以及祈福求吉的心理特征，对汉语的表达产生了深刻的潜在影响。
汉语注重语音的和谐，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谐音现象的应用就尤为广泛。
汉语中谐音的出现除了跟语言自身的语音结构有关以外，更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谐音类型
谐音是利用汉语字词声音相同或相近这一特殊语音条件，在一定的语言情景中，有意使话语发出“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一种特殊表达技巧或修辞手段。
谐音涉及同音词或近音词，因而谐音可大致分为两类；同音谐音和近音谐音。
1．同音谐音
同音谐音，指本体与谐体的音完全一致的谐音。
本体与谐体字形可以完全相同，语音相谐而词义不同。
由于本体与谐体同音同形，人们的联想很自然地就从这个字或词过渡到另一个字或词，从词的这个义项过渡到另一个义项，例如：
都尉：
应读何种兵书?
随从：
最好先读《孙子兵法。
都尉（甚为不悦）：
要我读孙子兵法?
荒唐!
为何不要我读老子兵法?
随从：
老子的书没谈兵法的。
都尉（勃然大怒）：
既然老子没谈兵法，孙子还谈什么兵法!
（《饭牛·老子与孙子）
都尉说的“老子”和“孙子”是一般的亲属称谓，随从说的“老子”和“孙子”则是春秋战国的著名思想家，这种模式要求听者或读者同中取异，就字形一样、字音相谐的话语间领会另一层意思，获取额外的信息。
2．近音谐音
这类谐音，本体与谐体音相近形相异。
汉语中大量的近音词是构成此类谐音的客观基础。
根据音异的方式不同，近音谐音有声母不同的近音谐音、韵母不同的近音谐音和声调不同的近音谐音三类。
声母不同的近音谐音主要是利用方言语音构成的。
例如：
“出口成章与出口成脏”中运用了“章（zhang）”与“脏（zang）”的谐音解放前人们称“国民党”为“刮民党”，“中央军”为“遭殃军”，“蒋介石”为“蒋该死”，老百姓运用韵母不同的近音谐音改名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憎恨与强烈不满，形象生动，辛辣尖刻。
声调不同的近音谐音使用最为广泛，而且在现代日常生活或报刊中屡见不鲜。
如“共”费医疗谐“公费医疗”，明码标“假”谐“明码标价”，“妻管严”谐“气管炎，“将就”谐“讲究”，“报”罗万象谐“包罗万象”等等，不胜枚举。
总之，谐音运用同音或近音条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巧妙而曲折地反映现实，具有新颖别致的修辞特点。
二、丰富的谐音现象
（1）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
文学中的谐音，就像中国古代的亭台楼阁，虽然不是主角，但是却必不可少。
诗词歌赋、剧作小说、楹联谜语、相声小品，都与谐音有着不解之缘。
1、在诗词中
（1）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
（唐·郑谷《淮上与友人别》）
（2）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3）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无名氏《送别》）
（4）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诗经·小雅》）
以上四个例子中“柳”谐“留”音。
古人在离别时，往往会折柳枝赠别，表示留客，留恋的意思，从而烘托出朋友之间离别时的依依惜别之情。
（5）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使干。
（唐·李商隐《无题》）
诗中的“丝”谐“思”音。
比喻精巧，以蚕丝谐情思。
用烛之泪喻相思之泪。
此诗句表面写春蚕只有到死才会停止抽丝，蜡烛只有化成灰时才没有泪水。
实质写主人公对情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忠贞不渝的爱情。
（6）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唐·刘禹锡《竹枝词》）
诗中的“晴”谐“情”音。
此诗句表面写天上西边下雨东边出太阳，如果说不是晴天却又有太阳。
实质上是写心上人对她无情之中却似有情，让人无法把握的矛盾心理。
运用这类谐音，必须有一定的语言环境。
它总是以常见的谐不常见，以形象的谐抽象的，而且以爱情方面居多。
为了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在物而意在情的语言效果。
2、在对联中
（1）因荷而得藕，有杏不须梅。
联语中“荷”谐“何”音，“藕”谐“偶”音，“杏”谐“幸”音，“梅”谐“媒”音。
上联问“因何原因得到佳偶”，下联答“有幸之人不须媒人牵引”。
言此意彼，利用谐音手法，一语双关，乃联中佳品也。
（2）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
联语中“橹速”谐“鲁肃”音，“帆快”谐“樊哙”音，“笛清”谐“狄青”音，“箫和”谐“萧何”音。
联语表层意思说行船时摇橹的速度没有帆张起来行得快，演奏时竹笛的声音难以和萧的声音相比。
实质说东吴的谋臣“鲁肃”不如汉朝名将“樊哙”，宋朝的“狄青”比不上汉朝的谋臣“萧何”。
（3）二猿断木深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一马陷足污泥内，老畜生怎能出蹄。
（明·解进）
联语中“锯”谐“句”音，“蹄”谐“题”音。
上联表面上说小猴子不敢和大猴子锯木头，实质上是讥笑解进不敢和他对对子；下联表面上说马足踏进污泥内不知如何才能把马蹄拔出来，实质上是解进骂对方是老畜生看他怎样出题目。
（4）师姑田上担禾上，美女堂前抱绣裁。
联语中“禾上”谐“和尚”音，联语中“绣裁”谐“秀才”音。
这种利用谐音构成的对联，诙谐幽默，生动形象，在民间广为流传，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
3、在剧作小说中
剧本《雷雨》中鲁侍萍见到自己的儿子周萍是，大哭着走到周萍前，脱口而出：
“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很巧妙的用谐音将自己一时的感情冲动掩饰过去了。
清·曹雪芹《红楼梦》中有“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假”谐“贾”音。
暗指贾府。
“雪”谐“薛”音。
暗指薛家。
（2）在人名、地名中的表现
中国人在起名字方面十分重视，认为一个好的名字，会给人带来好运，所以谐音也常被用在人名和地名中，一次来寄托美好的愿望。
鲁迅曾经说过：
“在北京看见各样好的地名：
辟才胡同，乃兹府，垂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
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
字面虽改了，涵义还依旧。
”现代的起名中也是屡见不鲜，如“韵寒”谐音“蕴涵”、“韩笑”谐音“含笑”，都是表达着美好的愿望。
（3）在广告语中的反应
借音换字，可以取得特殊意义和效果，当今广告用语中颇为多见，尤其是“谐音成语”的运用更为广泛。
“谐音成语”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对固有成语进行谐音换字而形成的。
其形式、音节与某个成语相似，意义却完全发生改变。
谐音成语充分利用了汉民族喜闻乐见的四字格形式。
利用成语在我国家喻户晓的“知名度”，具有极强的广告功能，具有艺术创新性和独特新奇感。
一“炎”难尽（消炎药）
九“酒”归一（酒）
“闲”妻良母（洗衣机）
百“衣”百顺（服装）
“饮”以为荣（饮料）
“食”全“食”美（餐馆）
有“湿”必有得（加湿器）
成语谐音充分利用成语简练生动、音节响亮、易读易记等优点，使广告词显得新奇有趣、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让人过目不忘，印象至深，大大增强了广告的艺术魅力。
（4）在民俗中的反应
自古以来有着“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华民族，其民俗文化也是丰富多彩，而语言正是这些民俗、礼仪得以形成和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形式，谐音也被普遍运用于民俗之中。
1、在节日中的表现
春节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洋溢着喜庆与吉祥，而其中包含着许多的谐音文化。
如：
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贴上“福”字，而且是倒着贴，“倒”就是“到”的谐音，就表达了“福到”这个吉祥的涵义。
贴年画也是过年时家家户户必做的事情，传统年画的内容通常会有喜鹊登梅枝，谐音就是“喜上眉梢”。
还有，年画中通常会有鲤鱼、寿桃，用鱼来谐音“吉庆有余”，用寿桃来寓意“长寿”。
说到年画，自然就少不了春节贴对联了，对联的内容多运用谐音双关表达美好的愿望，通过张贴对联来祈求吉祥。
此外，除夕夜吃团圆饭的时候，必定会有的一道菜就是鱼，其谐音“余”，意味着年年有余；大年初一，很多地方都会要吃年糕，由它的谐音“年高”，表示“年年高升，一年比一年好”的意思。
节庆活动中的谐音现象可谓无处不在，又如：
元宵节是又一个全家团圆的节日，这一天，全家都会一起吃元宵，因为其形状是圆的，就用“元宵”的谐音“圆”来寓意一家人永远团团圆圆。
还有，很多人家里都用彩灯拼成几个大字“灯丰照吉”，就是借用了“登峰造极”的谐音。
2、在婚庆中的表现
在我们的结婚仪式中，新郎和新娘要吃桂圆、枣子和花生。
这三样东西每一个都与谐音有关，桂圆的谐音“圆”，象征着夫妻从此圆圆满满；枣子用谐音“早”，希望新郎新娘“早生贵子”；花生谐音“花着生”，意思是变化着生，又生男孩又生女孩。
还有，婚礼上新娘会发喜糖，谐音“喜庆”，而糖的“甜”又谐音“甜蜜”，希望新郎和新娘生活甜蜜。
很多亲戚朋友，不管大人小孩都会去问新娘“讨喜糖”，谐音“讨喜”希望能沾到新人的喜庆。
此外，在祝寿的时候，也有借谐音来传达喜庆的，做寿的时候都会吃寿糕和长寿面，谐音“长寿”，希望老人长命百岁。
3、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日常生活中的谐音现象也丰富了汉语的表达，使汉语显得更加丰富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苹果接“苹”谐音“平”，表达平安之意；而亲友从来不分吃一个梨就是因为避讳“梨”的谐音“离”，不愿分离；小孩子不小心打碎了碗或杯子，大人就会接着说一句“碎（岁）碎（岁）平安”；而送人礼的时候，中国人从来不会送伞、钟，就是为了避讳其谐音“散”和“送终”，而人们特别喜欢“8”这个数字，也就是因为它和“发”谐音，代表着财源滚滚的吉祥之意，所以就对其特别偏爱。
（5）在网络中的反应
科技的进步也给谐音文化以新的拓展。
时值网络时代，网络语言广为流行。
网络语言是人们在互连网上进行信息交流和信息处理的交际符号。
网络谐音词是网络时代的一类特殊词汇，它并没有规范的要求，只是为了达到快速交流的目的，甚至用上了外文和数字，网络中的谐音赋予汉语表达以时代的气息，影响到人们的方方面面。
如：
“粉丝”与英语“fans”同音，所以就用“粉丝”来表示“追星族”的意思；而表达“喜欢”时就用它的谐音“稀饭”表示。
这样的情况还有，在表示网龄比较长的资深网虫或者某一方面特别高超的人时，就会用“大侠”的谐音“大虾”来表示。
再如，数字“520”谐音“我爱你”、“1314”谐音“一生一世”、“886”谐音“拜拜喽”、“7456”谐音“气死我了”等等都是典型的用数字来谐音的网络词汇。
还有很多用英文缩写来谐音的，如：
英文字母“U”的读音与“you”相同，就是指中文“你”的意思；而“PP”与中文的“屁屁”音同，就用来指代臀部；“IC”是与“ISee”谐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明白了”，等等。
还有很多类似的网络语言，由于恰当合理的运用了和谐而呈现出幽默风趣的色彩，使人们在轻松中领略汉语的独特表达。
（6）在诙谐语中的反应
诙谐语中的谐音，大都是具有讽刺色彩。
很典型的就如“气管炎”和“床头柜”，就是“妻管严”和“床头跪”的谐音，用来讽喻那些妻子管的很严的人，很怕妻子的人。
（7）在歇后语中的反应
歇后语是人民群众口头流传的一种固定短语。
又叫“俏皮话”“缩脚语”。
分为两部分，前面是比喻或隐语，类似谜语的谜面；后面是本意，系意义所在，类似谜底；中间有一间歇。
谐音歇后语是歇后语中比较重要的一类。
（1）拉着胡子上船——牵须过渡（谦虚过度）
（2）老没牙的喝稀饭——无齿下流（无耻下流）
（3）四两棉花两张弓——细弹（谈）
（4）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
（5）蜘蛛的肚子——尽是丝（思）
（6）灯芯做琴弦——不值一弹（谈）
三、汉文化对谐音的影响
谐音广泛存在于汉语言之中，它的形成和发展深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与汉民族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从汉民族思维方式与谐音、汉民族心理与谐音及汉语本身特点与谐音等几方面加以梳理和阐释。
1、汉民族思维方式与谐音
语言与思维息息相连。
民族思维方式必然会对语言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谐音作为具有汉民族语言文化特色的修辞手段之一，自然
也受到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20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人善比附、喜联想及其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是谐音产生的重要基础。
学者们认为。
汉民族善比附、喜联想，是汉民族展开思维活动的种方式。
谐音方式的最终实现，离不开汉民族丰富奇特的想象力。
谐音表达中两种事物或行为，本来都是毫不相干的，就因为它们之间语音相同或相近，汉人丰富奇特的比附联想便借用“语音”这一桥梁，把它们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赵金铭的《谐音与文化》，李晋荃、王希杰的《谐音：
从修辞到文化》、王苹的《汉语谐音表达的客观基础》、道尔吉的《谐音表义的文化内
涵》、孟昭泉的《汉文化的语音精灵——谐音》、张雅莉的《浅论谐音与中国传统文化》、陈丽梅的《汉语谐音现象的文化蕴义》、王雪梅的《汉语谐音艺术的文化意蕴》等。
（2）汉人二元对立的对称联想和思维方式是谐音产生的重要基础。
学者们认为。
汉人的联想方式是二元对立的对称联想。
如阴阳、上下、文武、祸福等，说明了汉人对概念的掌握、对事物的理解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由此及彼，从一物一事联想到与之相对相关的另一物、另一事。
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反映到对语言的理解上。
就形成了汉人由音探义、顺音之藤摸义之瓜的传统习惯，从而为谐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赵金铭的《谐音与文化》、夏莉的《汉语谐音的运用及其文化心理意义》、王苹的《谐音双关的审美意蕴探析》、郑伟芬的《汉语谐音及其文化内涵》等。
（3）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注重整体观照、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也给谐音的产生和理解提供了条件。
学者们认为，在一定的语境中，一个语音可能会有若干个语义。
因而人们不会用严密的逻辑方法分析音节和语素的对应关系．而是以感性直觉把音节和语素大致联系起来，从而为谐音的理解和接受创造条件。
这方面相关论述主要有：
夏莉的《汉语谐音的运用及其文化心理意义》、陈煜的《谐音文化与言语交际》等。
2、汉民族心理与谐音
汉民族心理对谐音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内在的联系与影响。
20年来，关于汉民族心理与谐音关系问题探讨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谐音现象与汉民族文化传统中根
深蒂固的中庸心理和含蓄内倾的民族心理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学者们认为，汉族人的传统思想是凡事讲求中庸，在处世哲学上汉族人一般是“求中”“不偏不倚”。
谐音的表达效果在于化直露为含蓄，避粗俗而成典雅，这与讲求中庸、含蓄内倾的汉民族心理不谋而合。
因此谐音的生成，植根于汉文化这个大的温床中。
对谐音的理解和接受更是与汉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道尔吉的《谐音表义的文化内涵》、孟昭泉的《汉文化的语音精灵——谐音》、李华的《言语谐音现象初探》、钟夏莉的《汉语谐音的运用及其文化心理意义》、王苹的《谐音双关的审美意蕴探析》、张雅莉的《浅论谐音与中国传统文化》、王雪梅的《汉语谐音艺术的文化意蕴》等。
（2）谐音与中华民族祈福求吉、驱俗求雅的心理有关。
如王苹在《汉语谐音表达的客观基础》一文中认为，汉民族强烈的讨吉避凶心理。
形成了汉人自觉有意识地运用谐音来求取吉祥或小心刻意地躲避由于语音相同、相近造成不祥意义联想的习惯。
可见，汉民族求吉避险的心理是谐音产生的重要心理基础。
与此相关的论述还有：
曹铁根的《谐音·修辞·汉文化》、道尔吉的《谐音表义的文化内涵》、姚周辉、倪芳的《传统民俗中的谐音现象及其文化内涵》、周力的《浅谈谐音的运用与民族审美心理因素》、孟昭泉的《汉文化的语音精灵——谐音》、周成兰的《谐音现象蕴含的文化信息》、于全有的《谐音与民俗文化》、张雅莉的《浅论谐音与中国传统文化》、陈丽梅的《汉语谐音现象的文化蕴义》、王雪梅的《汉语谐音艺术的文化意蕴》等。
（3）对语言文字的灵物崇拜也是谐音现象产生的文化心理基础之一。
如王苹在《汉语谐音表达的客观基础》一文中认为，汉民族自古以来对语言有一种崇拜和信仰的心理．人们希望通过语言来沟通人和自然的关系，回避自然对人的伤害，借助语言的为善能力求吉祈福；对语言的为恶能力则用禁忌加以回避。
表现在语言中。
便是谐音方式的应运而生。
这方面相关论述主要还有：
姚周辉、倪芳的《传统民俗中的谐音现象及其文化内涵》、李志忠的《汉民族谐音倾向语言文化成因琐谈》、《谐音禁忌的文化心理透视》、王雪梅的《汉语谐音艺术的文化意蕴》等。
3、汉语自身特点与谐音
谐音是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条件来表情达意的一种修辞手段。
它的产生必然与汉语本身特点有天然的联系。
诚如陈望道先生所说：
“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阐述较多。
较早对此论述的是赵金铭的《谐音与文化》（1987）一文。
赵文指出：
“谐音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而汉语中的谐音现象尤其多”，“汉语的谐音从形式来说．决定于汉语的语音结构：
从内容上看，跟汉族人的传统思想有密切关系。
汉语的音节多有意义，音节可以一一相对，为谐音提供语音条件”。
关于谐音生成的汉语言基础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中存在的大量的同音字词和近音字词．为谐音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语音基础。
学者们认为，汉语中的谐音现象极为丰富，使用频率也很高。
从语言内部因素看．这主要与汉语本身的特点有关。
这是因为．汉语的音节结构形式有限．让有限的音节去表现纷繁复杂的各种意义．同音或近音的字词就必然会多。
这是汉语谐音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方面相关的论述主要有：
李世之的《试论汉语中的谐音字》、徐越的《略谈汉语中的谐音》、李晋荃、王希杰的《谐音：
从修辞到文化》、张永绵的《谐音文化的若干探索》、曹铁根的《谐音·修辞·汉文化》、王苹的《汉语谐音表达的客观基础》、李少丹的《辞格中的文化》、夏莉的《汉语谐音的运用及其文化心理意义》、孟昭泉的《汉文化的语音精灵——谐音》、李华的《言语谐音现象初探》、李志忠的《汉民族谐音倾向语言文化成因琐谈》、张雅莉的《浅论谐音与中国传统文化》等。
（2）汉语词汇以“单音成义”为最大特点，即“每一个音节代表一个意义”．“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
“每一个字代表一个意义”。
这为谐音的产生提供了语义基础。
这方面的论述主要有：
李世之的《试论汉语中的谐音字》、徐越的《略谈汉语中的谐音》、张永绵的《谐音文化的若干探索》、王苹的《汉语谐音表达的客观基础》、夏莉的《汉语谐音的运用及其文化心理意义》等。
（3）汉语中有许多一词多义的现象，这是构成谐音的重要语汇基础。
利用谐音．可以从一个字或词过渡到另一个字或词，从词的一个义项过渡到另一个义项．即字面上说的是这个字或词的这个义项，实际上指的却是另一个字或词的另一个义项。
这方面相关的研究成果主有：
徐越的《略谈汉语中的谐音》、陈宁国的《英汉谐音双关的语言基础和心理联想》等。
此外，关于汉文化对谐音的影响研究．也有学者从相对较广泛的意义上，论述了谐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
如李晋荃、王希杰的《谐音：
从修辞到文化》、王苹的《汉语谐音表达的客观基础》、曹铁根的《谐音·修辞·汉文化》、孟昭泉的《汉文化的语音精灵——谐音》、周成兰的《谐音现象蕴含的文化信息》、陈煜的《谐音文化及其语用价值》等文也有相应的阐述。
（二）关于谐音对汉文化的影响研究
作为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修辞方式之一．谐音一方面深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对汉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体现出了丰富的文化价值。
对此．学术界也做了一定的探讨和阐释。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l、谐音对语言发展和使用的影响
谐音在语言发展和使用中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谐音创造新字新词；
（2）运用谐音创造典故、俗语、歇后语等；（3）运用谐音形成辞格。
产生特定的修辞效果等。
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述。
如张永绵在《谐音文化的若干探索》一文中认为。
谐音对汉语产生的影响主要在词汇方面．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l、换个说法，“原来的词因种种原因要改换说法”：
2、积非成是．“因声音相近而致误的情况”；3、谐译词的派生；4、隐语的泛化；5、创造典故、俗语、歇后语。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有：
李世之的《试论汉语中的谐音字》（1995）、李晋荃、王希杰的《谐音：
从修辞到文化》等。
2、谐音对汉民族心理及民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
关于谐音对汉民族心理及民俗习惯的影响。
不少学者做了论述。
如李晋荃、王希杰在《谐音：
从修辞到文化》一文中指出。
汉语的谐音文化表现在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如由谐音所创造的社会习俗、礼仪风尚，尤其是禁忌语、委婉语、口彩、黑话，以及民问故事、神话传说、传统年画等。
“谐音存在于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而最重要的是，在谐音的影响、制约之下，形成了事物的汉语言文化价值系统。
”总体上看，学者们一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释的：
（1）谐音对语言的灵物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历史上流行的避讳、禁忌语、委婉语、客套话、口彩、黑话，往往都与谐音有一定的关系；
（2）谐音的运用是民间风俗习惯、社会风尚、民间文化得以形成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3）谐音影响着汉民族的思维取向，它存在于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
谐音是提高表达效果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多种多样的文化功能。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有：
唐家珑、龙菊凤的《谐音的社会透视》、夏莉的《汉语谐音的运用及其文化心理意义》、李华的《言语谐音现象初探》，以及于全有的《一种颇为惹人注目的仿名命名倾向》等。
4、谐音的民族文化内涵
萨佩尔认为：
“语言有一个底座。
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
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
”如上所述，汉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的民族，所以汉语中肯定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民族心理。
而谐音就是一种很常见很普遍的语言现象，所以它的形成肯定和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含蓄内敛的民族特性
中国文化是一种含蓄而不直露的文化。
“含蓄雅洁”向来为中国文化所崇尚，有些不便直说的话语或事物，就会转换表达方式，用一种含蓄、和缓、委婉的形式说出来，而谐音的表达效果就可以化直露为含蓄，避粗俗而成典雅，这就恰好符合了汉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文化。
如：
刘禹锡《竹枝词》中的诗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晴”字面上是“晴天”的“晴”，实际上是“感情”的“情”，写的既含蓄委婉，但又不失巧妙，让人一看便知其深意。
还记得纪晓岚临终时对他的儿子说的那句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诗句用“莲”的谐音“怜”，“梨”的谐音“离”，很含蓄的表达了对儿子的怜惜以及即将与儿子离别的不舍之情。
短短的几个谐音词却将中华民族的含蓄和内敛的特性展现的淋漓尽致。
（二）中庸的民族文化传统
谐音这种语言现象，与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中庸之道也是密不可分的。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传统儒家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人际关系和谐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中庸》中有句话：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意思是人不表露喜怒哀乐等情感时，这样的状态就是“中”，如果表现出来的情绪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足，这样就达到了“和”的境界，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则是实际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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