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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伊朗电影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伊朗电影

  摘要 伊朗电影中“看得见”的因素如:

主题、影像风格和“看不见”的因素如:

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是近几年的影视理论界关注的重点。

目前,伊朗电影人突破政策限制,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与众不同的电影艺术风格;政教合一的伊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对电影的形式和内容有着强大的制约作用。

如何找准位置正确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是同处于东方文化圈的我们和伊朗电影人都应该思考和面对的。

  关键词 主题 影像风格 意识形态 全球化

  

  自七、八十年代起,伊朗电影异军突起,尤其是儿童电影正在以一种“真诚电影”的艺术力量,以一种比好莱坞电影更人性、更关怀、更丰富的世界性的艺术电影思潮,征服越来越多的真正热爱电影的人,在世界影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伊朗风”。

透过伊朗电影。

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对伊朗有诸多的由于臆测、无知而导致的偏见性的想象。

本文拟就探讨伊朗电影中“看得见”的影像,如题材、风格特征等,和隐藏在影像背后的“看不见”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诸因素,探究其日前成功的秘密和目前的走向,以期对我国电影界的当下创作有所启发。

  

  一、温馨的儿童电影

  

  伊朗电影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儿童电影数量众多。

质量上乘。

儿童是伊朗电影人偏好的选择,他们是纯洁、自由和葱茏诗意的化身,是艰难人生的隐喻。

儿童片导演们善于抓住儿童的纯真趣味,以孩子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成人世界的种种痼疾。

阿巴斯?

基亚罗斯塔米是伊朗最负盛名的导演,也是创作儿童影片的代表人物。

1974年阿巴斯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剧情片《旅行者》,细腻地描绘了一个执著而叛逆的乡村问题少年,执意要到首都德黑兰去看一场足球比赛。

八十年代,他相继拍摄了一些反映伊朗学龄儿童面临问题的纪录片,如《一年级新生》(1985),《家庭作业》(1989)等。

1987年,他的儿童题材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拿回了大奖,第一次让他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承认,影片的主角小阿默德为了还一个被自己不慎放到书包里的同桌的作业本,四处求人带他翻过山岭,可忙碌的大人谁也没时间理睬他。

影片没有太多的台词,孩子一次次的问路和一次次辗转的路途都是简单而又不厌其烦的重复。

他的眼神充满了焦急与哀伤,那是每一个成年人孩童时代都可能经历过却已遗忘了的孤独感,和面对成人世界的困惑与惶恐。

在这种简单的执著中让观影者体会到主人公的正直、善良而坚毅的美好品质。

  《家庭作业》采用了类似新闻采访的记录形式。

讲述人们对于家庭作业所持有的观点。

阿巴斯直接走进德黑兰某小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以采访的形式调查了人们对新实施的有关家庭作业的措施的看法,被采访者有学生也有家长。

学生与家长对家庭作业都抱着不喜爱的态度。

感到厌恶并为之痛苦。

他们说家庭作业更像是枷锁,老师、学生和家长都处在一个痛苦、被迫与憎恨的恶性循环中。

一位从事教育体制研究的家长警告说,这种“惩罚学生”式的而不是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的作业会产生愤怒和阴暗的一代人,很多人为此忧心十中十中。

可贵的是,阿巴斯在这部看似纪录片似的没有任何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的影片中,别具匠心的运用音乐哑场和画面来增强效果表达意义,体现出其过人的驾驭镜头的技巧。

  另一位享誉影坛的是在伊朗被称为第三代电影代表人物的马基德?

马基迪,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在儿童电影上。

与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就是他独特的以家庭为背景的故事,探讨亲情、血缘关系中的那一份沉重与甜美。

他说:

“我对儿童世界特别感兴趣,我的童年也是我思路的泉源。

我也经历过‘天堂的孩子’的童年,拍摄儿童电影你不用墨守成规,可以挥洒自如。

‘纯真’是儿童世界中最令人折服的。

”1991年开拍第一部剧情片《手足情深》,首度获选1992年戛纳影展导演双周放映:

1995年开拍第二部剧情片《TheFather》,先后获得伊朗影展最佳影片,北美洲圣保罗影展、突尼斯影展等重要奖项:

1997年《小鞋子》(天堂的孩子),不仅在伊朗本土影展囊括了3项大奖: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

同时在德蒙特利尔国际影展也获得三项大奖: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观众票选的最佳影片,并且代表伊朗首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小鞋子》本来是个简单的故事,导演却把它处理得一波三折,环环相扣,技法圆熟浑朴。

细节铺陈跌宕曲折而富趣味性,将儿童世界的纯真可爱发挥得淋漓尽致,赛跑高潮尤其令人激赏。

1999年他执导了感人至深的《天堂的颜色》,马基德?

马基迪说:

“《天堂的颜色》是一个关于盲童发现大自然与世界万物的故事。

对我而言,是关于看见与看不见……但什么是失明,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如何能让脸上的双眼看到并了解呢?

我很好奇。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失明时。

我能够看到什么吗?

这部电影带给观众最大的震撼和冲击是盲童穆罕默德对世界的感受方式。

穆罕默德是个聪明而且敏感的盲童,他喜欢小动物、陶醉于各种声音、喜欢上学,但是他只能用手感知世界,寻找自己心中的上帝,他爱自己的父亲、祖母和妹妹。

在黑暗的世界里穆罕默德却并没有愁苦的心境,他尽情地在乡间和他的家人享受这绿意盎然、鸟语呢喃的美丽世界,在他的心中,虚幻的天堂仿佛渐渐有了颜色。

影片以大量的特写镜头、细节、最丰富的色彩和动听的音乐展示了穆罕默德对周围世界的发现与感受。

另外还有杰法?

派纳喜《白气球》(1995),《谁能带我回家》(1997):

易卜拉欣?

法鲁泽什的《水缸》(1992)赫米德?

杰贝里的《玛丽娅的孩子》(2004)等等,都是伊朗当下优秀的儿童影片。

  纵观伊朗儿童电影,可以发现他们的成功,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

影片即使是故事性很强。

也以细腻的手法重点描述一些细节,凸显出儿童片不同于成人片的特点。

小主人公往往处于一种困境当中,但绝不悲观失望,很贴切的表现出笃信伊斯兰教的伊朗人民对生活的隐忍坚强、乐观和超脱尘世的旷达情怀,黎巴嫩电影商马哈茂德?

马米什评价说:

“当我们提到伊朗电影时,会突然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印象: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人道主义作品”。

  再者。

伊朗儿童电影大多虽然以儿童的视角看世界,却别有一种拨动心灵深处真善美琴弦的力量,令成年人重新思考当下的现实问题:

如体制、经济、宗教、教育。

乃至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等等。

其次,儿童片往往是比较简单的故事,导演却能以一种艺术的辩证法则埋伏许多的技巧,让故事悬念迭出,一波三折,始终抓住观众的心。

如马基德?

马基迪为《小鞋子》这个简单的故事设计了一个曲折的情节链条,通过丢鞋――找鞋――买鞋――争鞋等环节,将一个简单的故事变成了厚重的充满诗意和人文关怀的文本。

《白气球》通过妹妹50元大钞的失而得,得而失的几番周折,成功地制造了悬念,影片像一首人间的赞美诗,直抵人的心灵深处。

  

  二、独特的影像风格

  

  在喧嚣纷扰的处处弥漫矫情的影像世界里,人们似乎已习惯于好莱坞大片带来的“视觉的盛宴”的刺激。

然而。

伊朗电影决不亦步亦趋地随从潮流,毫不艳羡当下运用高科技数字技术手段制造出的震撼的视觉效果。

不论是儿童片还是不多地的女性题材电影,主人公活动的场所大多是发生在天然的、破败落后而贫瘠的地方,他们追求的是真实和自然。

阿巴斯电影的整体风格是建构在他那乡土般的长镜头注视之下的,他用几乎完全贴近现实的纪录片手法完美展现了整个伊朗大自然的真实!

阿巴斯说过:

“现在看来,我应放弃某些特写镜头,用场面/段落镜头更好,为的是让观众能直接看到完整的主体。

特写镜头剔除了现实的所有其它元素,而为了让观众进入情景和作出判断。

必须让所有这些元素都在场……在场面/段落镜头里,观众可以依据自己的感觉选择特写”。

《樱桃的滋味》中那位打算自杀的中年男子,一路开车寻找愿意埋葬他的人。

在他与每个不同路人交谈时,阿巴斯几乎只用一个镜头一气呵成,这种仿纪录式的段落长镜头较好表现了影片的主旨:

在走向死亡的路途上发现了生命的可贵及对死的质疑。

阿巴斯的长镜头是他一生探寻乡土的现实真相,是他对生活的独特感受!

表达了他对个体生命的权利和对美好未来的追寻!

导演马吉德?

马吉迪在《小鞋子》中的场景几乎都是不见人工痕迹的贫瘠落后的居住区,脏兮兮的躺着污水的街道。

兄妹俩奔跑在高高的破败的石墙间:

赫米德?

杰贝里的《玛丽娅的孩子》也是描述发生在偏远落后的小山村的故事,场景是一个映现出并不华丽的十字架的小小的教堂,崎岖的乡间小路,一处处简陋的农舍。

总之,伊朗的导演们展示的大都是本民族独特的社会风貌,他们全然不理会全新的电影拍摄技巧及理念。

正是在这些似乎是满目疮痍的灾区和地震后的废墟上。

人们见识了这个民族在一次次的人为灾难、自然灾难中磨练出的坚强乐观平和向上的生活态度。

托尔斯泰说:

“没有单纯、善良和真实,就没有伟大”,伊朗电影影像的真实和简单以其新颖的形态显示出感人的魅力。

  同样,伊朗电影没有花哨眩目的光影和色调的变化,他的光影和色调还是力求真实的风格。

伊朗电影往往不以强光和高色调为主,也没有浓重艳丽的色彩,常常用自然光展现真实的地域特色,主要以拍摄地点的自然色彩为基调。

但是光影和色调这一重要表现手段在伊朗电影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阿巴斯的影片《生生长流》展现的是地震后的灾情,到处是倒塌的残垣断壁,影片的基调是暖暖的黄色,在灼热的阳光下人们在废墟中找寻还能用的物品,忙着重建家园。

主人公父子俩开着橘黄色的车经过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温暖亮色的树林和草坡,给人以融融的暖意。

巧妙的传达了这个民族有信心劫后重生顽强生活下去,人们“对生活的热望”使死亡与毁灭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光影和色调也融入了导演的精心的思考,小主人公找寻朋友家的过程中,天色渐渐变暗,这就决定了影片的色调和光线都要偏暗。

白天的暖色调转为幽兰的冷色调,暗合了小主人公执著的性格和心中渐渐升腾的焦虑。

影片最后导演别具匠心的设置了一个镜头,作业本中有朵抢眼的黄色的野花,给人融融的暖意和期盼。

  如果说,以上的两点是伊朗电影中“看得见”的影像,下面笔者再谈谈隐藏在影像背后的伊朗所特有的意识形态:

  

  三、影像背后的伊斯兰意识形态

  

  伊朗的国家体制是神权共和国,根据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神权统治高于一切。

20世纪初电影就出现在伊朗,但在这个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引导信徒回到原初教义的宗教复古思潮。

)神权政治统治的国家,电影一直遭到伊斯兰宗教人士的公然诋毁和排斥,发展相当缓慢。

宗教权威“毛拉”们认为电影的内容亵渎神灵,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权力,颠覆了他们长期以来信奉的价值理念。

  自1925年伊朗本土电影的制作开始后,又历经半个世纪,伴随着当代世界范围内大众娱乐文化的兴起,伊朗本土电影工业也以较为温和的方式,以不触犯伊斯兰宗教道德戒律为前提,渐进式地发展起来。

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前后。

伊朗新电影曾出现了两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达鲁什?

默赫朱为代表,开拓了伊朗乡土写实电影的先河。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伊斯兰革命之后,领军人物是阿巴斯?

基亚罗斯塔米,他放弃诠释宗教或道德戒律为题旨的“伊斯兰电影”模式,采用一种温和的疏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叙述方法,把镜头对准儿童的纯真世界,透过儿童的形象来折射人类的良心和人生的苦难,并最终将伊朗电影推上国际影坛。

  谈到伊朗电影时,不能不提及其苛刻的电影审查制度,目前,伊朗的电影审查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剧本必须通过审查。

第二。

申报演员和剧组人员名单,申请拍摄许可。

第三,完成后的样片送审,来决定影片的命运,是通过、要修改还是被禁。

第四,导演制片人申报银幕许可,影片被分为A、B、C三级以决定电影的发行渠道和宣传方式。

伊朗电影从未摆脱尴尬的审查困境,伊朗电影里禁止出现的内容至少包括:

“紧身的女性服饰:

除了脸和手以外裸露其他女性身体的部位:

男女性之间的身体接触、暧昧的语言或笑话:

关于军队、警察或家庭的笑话:

长胡子的反面角色(会引发人们与宗教形象相联系):

外语或粗鄙的语言:

外国音乐或其他类型的欢快音乐:

正面角色表现得喜欢独处,而不喜欢集体生活:

士兵或警察衣冠不整或相互争执等等。

这些都是绝对不能碰触的禁区,如果愿意尝试,结果也只是被迫删改的命运。

这些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蜚声国际的伊朗电影大多数是儿童。

”伊朗电影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反应。

电影人面临着太多的禁忌。

他们没有机会自由畅快表达自我。

只能“扛着镣铐跳舞蹈”,带出一种别样的诗意。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电影现状

  

  21世纪初期。

伊朗政府对于文化娱乐业在整个文化政策方面重要性的认识还仅仅处于早期阶段。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伊斯兰指导委员会委员长穆罕默德?

卡塔米为鼓励新老电影工作者发展更具艺术性的电影艺术形式,尝试着制定一种新的文化政策。

但是当权的保守势力指责他的新的电影艺术政策是西方文化污染的变种,卡塔米不得不辞职,而且受到批评。

上层官僚机构中的保守派在文化政策中坚持传统的路线,他们试图通过镇压和审查制度来控制一切文化产品,比如电影、戏剧、书籍、杂志等。

对保守派而言,国家利益和经济效益比起意识形态的控制问题,是不值得一提的。

但是,穆罕默德?

卡塔米于1997年5月战胜保守派对手,当选伊朗的新总统,任命改革派再次尝试推行一种新的开放性的文化政策,在文化领域里进行了许多重大的革新,限制电影产业发展的一些规定被解除,电影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这样以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新一代电影工作者就有机会参加国外的电影节并展示他们的作品,由于伊朗电影在西方世界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整个国家的形象在国际商业不断的提高。

  不难看出,如果卡塔米政府的政策能够持续发展下去,伊朗电影业的前景似乎是很乐观的。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要真正推进伊朗电影业的进一步发展的话,必须支持与鼓励私人集团或公司的电影创作活动,进一步减少官僚主义与无端的种种限制。

然而事实上,新的政府扶持(财政资助)的主要还是一些较为狭窄的电影创作主题:

如表现宗教和青春题材的电影:

表现战争对青少年影响的电影:

少年儿童为主题的电影:

特别关注艺术题材的电影等。

显然。

在现行的政府授权和扶持下。

伊朗的电影产业是无法生存的:

而且,由于电影院数量的减少和现有影院一年只开放311天。

到影院观看电影的总人数十年来减少了22%(1990-2000),鉴于此。

私有经济缺乏激励而不愿意投资电影产业。

卡塔米当局决定通过允许私有经济较为容易地获得低息贷款来支持私有经济,从而新建更多的影院。

  如今,伊朗的都市文化难以抵挡深刻的国际化熏陶,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化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都市人群,市场对电影产业必然有着更为多元的需求。

然而。

伊朗电影工作者在题材选择方面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进行自由的影视创作,因为1996年文化部与伊斯兰指导委员会在电影工作手册上列举了主要创作主题(11条),而且每一部影片根据法律都必须获得政府部门通过的影片放映许可证,这就使问题颇复杂,制片人的权限难免受限。

兴建综合性质的多厅电影院、放松对外国电影的限制,同时西方世界对于伊朗新兴的电影也做出了许多正面的评价,这些似乎预示着伊朗文化开放时代的开始,但是,要想在国际的电影市场上获得同等的竞争力。

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伊朗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争议,即保持传统的民族文化与文化的不断统一化之间的矛盾。

目前,年轻的伊朗电影工作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市场中生存。

卡塔米政府意识到改变政策的迫切需要,对西方影片的进口限制、对本土影片的直接经济支持等举措,直接或间接的保护和推动了新一代电影工作者的发展。

伊朗国内也存在着各种声音的论战:

即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电影的命运:

如果政府干预能够减少,他们就有能力更好的应对全球化市场上的竞争挑战,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伊朗的电影业能否生存下去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全球化迅速拓展的过程中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

反映出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在伊朗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里,国内意识形态及宗教因素比经济利益更能左右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电影文化的形式和内容:

而伊朗的优秀电影人带着镣铐跳舞,在夹缝中异彩独放。

以具有民族特性的电影艺术风格征服了世界。

笔者认为,思考同处于东方文化圈的伊朗电影界的现状,对于反思我国的电影产业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如何形成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的电影文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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