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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因和外因原理看隶变产生的原因最新资料

从内因和外因原理看“隶变”产生的原因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

作为应用工具的身份决定了它必须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改进和完善,以便更加有效、更加准确地记录语言。

春秋战国及至秦汉两朝,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飞速发展。

这段时期,我国文字完成了由形象到抽象的转变,隶书最终成为

种普遍流行的字体,取代了篆书一统天下的局面。

隶变”定义研究

关于“隶变”定义,学者们的看法存在着一些分歧。

在当今所见到的各种工具书及学术著作中,经常使用“隶变”这一术语,

但人们对“隶变”往往采取描述式的方法进行介绍,很少对其作出确切的定义。

在此,笔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把有代表性的观点列举如下。

（一）最早注意到隶变现象的是许慎,但他并没有使用“隶变”一词。

东汉时期隶书已经是通行的书体,精通古文字的他,

更容易觉察到文字的变化。

他编纂《说文解字》的目的是为了订正文字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现象,但他在《说文》中并没有提及有哪些讹误,他仅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到了“马头人

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

”“苛之字止句也”等情况,这

象所进行的嘲讽。

当时,隶书虽然已经是通行的字体,但由于距离

秦朝时代并不远,小篆及其他更古一些的书体也不可能在很短的

时间内一下子断绝。

（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是最早明确记录“隶变”一词。

隶变”在书中一共出现12例,其中作为名词的有10例,作为动

词的有2例。

名词“隶变”是指“经过隶变的字”。

动词“隶

变”是指“变成隶书”的意思。

（三）五代南唐时的徐铱在校注《说文解字》时用了“隶变”一词,但情况并不多。

他所说的“隶变”和“变隶”意义基本相同,都是指在解散篆体时变成的隶书样式。

（四）宋代郭忠恕在《佩?

》提到“隶变”,但事例很少,仅说到“‘寒'‘无'之字,是谓‘隶变'”。

他的意思是这些字本

来不应该这样写的,在解散篆体的过程中,出现了“寒”、“无”这样的写法,这些都是字形的讹变现象。

（五）清代顾蔼吉在《隶辨》一书中很多地方提到“隶变”一词。

他编纂《隶辨》的目的只是为解经服务。

顾氏认为:

“汉

人传经多用隶写,变隶为楷,益失本真。

及唐开元,易以俗字,名儒

病其芜累。

余因收集汉碑,间得刊正经文。

”①

（六）王宁先生在《汉字学概要》一书中说:

“从篆书到隶书的转变,是汉字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此,汉字完全失去了古文字阶段的相形意味,摆脱了古文字婉曲线条的束缚,开始进入今文字阶段。

正因为这次转变给汉字带来如此剧烈的变化,文字学上便专门为它取了个名称,叫‘隶变'。

”

笔者认为,“隶变”强调的是一个过程,变化过程的起点是

古代的篆体,包括小篆及大篆,终点就是成熟的隶书。

篆体中有

隶变”迹象就表明“隶变”的开始;隶书成熟表明“隶变”的

结束。

这样,“隶变”的范围不仅包括从篆体到古隶的变化,同时也包括从古隶到成熟隶书的变化。

因此,“隶变”应该是从篆书到成熟隶书的演变过程。

隶变”的原因

在任何时代,哪怕追溯到最古的时代,语言看来都是前一

时代的遗产。

”那么,作为语言第二符号系统的文字也不例外。

它怎样发展演变,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演变,必然有一定的原因。

用哲学上的内因和外因原理来分析“隶变”的原因,内因在事物变化过程中起最根本的作用,没有内因,事物的变化就无从谈起;外

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并通过内因起作用,但它不仅可以加速或延缓事物或“内因”变化的过程,还可能使事物或“内因”在某个方向的变化进程中断,特别是在事物变化的多方向中决定事物朝此而非其他方向发展变化。

关于“隶变”,它的内因是汉字的发展规律,它是汉字发展到以定型的偏旁组合成字和以形声为主体阶段的产物;它的外因是政治文化背景和书写材料的变化等等。

（一）内因

汉字属于典型的自源文字,从古文字到今天还在使用的汉字形体特征上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一个清晰的演化脉络可

寻。

隶书就是在这一演化中产生的,它的产生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汉字发展规律的必然反映。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根据种种

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是更在其后的。

”先民用刻木的方法来记数、记事,创造了指事字,简化图画从而创造了象形字。

但不是所有具体事物都可以创造一个象形符号,一些抽象概念和表示语法关系的词,人们用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形字来创造新字,这便是会意,或借用已经存在的字来充当别的字,这便是假借。

语言随着社会往前发展,新词不断出现,这些方法不能满足记

录语言的需要,也不能表示语音,于是便产生了更好的形声造字法,这时连原来的一些象形字也加上声符或形符变为形声字。

形声方法具有标音作用,密切了与语言的关系,同时构字方式灵活

多样,是一种能产的造字法。

甲骨文阶段,汉字以象形为基础,要

随体洁拙”“画成其物”,这就决定了字体由线条构成,靠形体表义,就必须像实物之形,这样结构就比较繁难,不便书写。

那时是把刀当笔来用,刻写就更难。

象形、指事和会意三者与语音没有直接联系,不便认读。

形声字的产生,一定程度改善了这种状况,但作形符、声符的仍然是象形文字,合体的结构较独体复杂,

但社会对字体的要求是要便于书写,因此要求字体越简单越好。

对结构的要求是要表音表义清晰,而要使音义清晰,结构就往往

复杂,这便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形声字的产生虽然结构复杂了

但字义由形与声共同负担,减轻了字体表义的负担,为简化创造了条件,所以汉字始终沿着简化与标音化的方向发展。

事物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人为因素不能阻碍事物前进的步伐,汉字的这一发展趋势决定了汉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也就决定了“隶变”的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形声字的产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汉字由

造意”到“形合”再到“义合”,由“义合”而构形的汉字

在书写时不需要再考虑它的“象物性”,使字的成分、配合方式

（二）外因

字的发展。

汉字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

条件之一,因而汉字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在影响文字发展

族文字特点的其他因素不同,社会对文字需求的发展决定了文字发展的整个历史的规律”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和人们交际的工具,它的产生是由社会的需要决定的,它的发展变化也同样由社会需要所决定。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发生激剧变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进一步发展,各诸侯国先后完成向封建制的过渡,新的封建生产

关系促进了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原先是“学在官府”,这时走向民间,文化下移和教育的发展使文化向更广阔的领域、更广泛的人群扩散传播,文字的使用不再局限于上层的王公贵族、高官显士,下层官吏及荣商富贾,甚至庶民也涉足其中。

同时,

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又导致文字使用频率加快。

随着“士”的崛起,社会思潮活跃,信息交流更加频繁,导致文字的使用更加广

泛。

传统正体那种端严规整,繁复难成的篆书已不能适应文字应用的需要。

文字使用中求易、求简、求快的要求日益强烈,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各国在周代文字的基础上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隶变”式的简化运动。

特别是那些使用文字的下层人士,他们受文字使用传统的约束较少,只求应用的便利快捷,他们敢于打破文字使用的传统成规,冲破正体文字模式的束缚,书写草率急变,使正体文字的字型结构和书写方式都在逐步发生着变化,导致了与原有正体文字具有明显区别的俗体隶书的出现。

这种用笔草率、书写快捷的字体打破了古文繁复的结构原则,与被官方规范过的文字形体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早期隶书的形成。

2.

书写材料的变化

殊的地位。

可是,其他因素既制约着文字的类型,又制约着符号的

成分和音值,但书写材料和工具只影响符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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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书写的材料有简牍、纸帛、石碑以及砖瓦。

写字用笔,不同的工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至于书写材料因质地不同和形式不一,或书刻兼具,或模铸翻制,风格差异也是

不可避免的。

自从文字诞生以来,人们对书写材料的尝试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简牍发展最迅速、应用最广泛的时期,这也是人们不断探索的结果,简牍的大量运用,不仅促进

了社会交流与文化传播,而且导致了隶书中一些典型笔画的形成。

“隶书的体态,很大程度维系在特定的书写材料――简的书写要求之上,因而呈横展之势。

而横展的体态特征,却不符合一般书写场合的高效要求。

因此,一旦离开简这种书写材料,隶书的体态便没有维持不变的理由。

事实的发展变化,正依从了这种逻辑的规定。

”

纸张发明之前,竹简、木牍是最便宜的书写材料,但需要许多

道工序才可以完成,竹简大多比较窄,一般仅能容纳一个字的宽度。

这样,简牍尺寸与文字书写的信息量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它不允许书体再作纵向的延伸,于是字体被尽量地压扁。

但文字视别的要求又远远高于对单位面积文字数量的要求,这种矛盾的解决方法就是使每个字都有突出的一笔,把这种隶变中的书体移到碑版上,由于碑版多用于记功和丧葬,书写时会比在简牍上书写的字体更加严谨端庄。

简牍这一书写材料促使了隶书字形的

形成,它虽然是外部因素,但它起的作用是内因无法替代的,“隶

3.生活习惯与独特的书写方式

篆书的时代,草篆作为篆书的一种便于书写的简化俗体,已

断遭到破坏,从而形成了大量的俗体字,“由此产生的秦国文字的俗体,就是隶书形成的基础”。

由此可见,“隶变”最早发生

在民间,这是有一定原因的。

而坐,左手执卷,右手执笔,肘与腕俱无着处。

这要求书者在书写

过程中要克服易疲劳、稳定性差等诸多不利因素。

这些因素导致人们在使用文字时,书写迅捷草率,不太关注文字书写的法度规范和美学价值,而是更多地发挥文字的使用功能。

从另一方面看,

在这种条件下,经过长期实践,大多数书者都具备了娴熟的书写技巧,书写出的字体线条流畅而有节制,挺劲中见动感,运笔提按自如,笔画形态富于变化,书法的笔法更加丰富,线条形态更加多样化,为汉代隶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

4.政府政策

汉代俗体隶书大多出自下层官吏和边塞将官日常书写的文字,这些文字一般干净利落,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并具自然率真之

趣。

但他们在当时文字书写中也存在明显的随意性和不统一性给官府公务以及日常生活带来很大麻烦,不利于正常的交往,成为当时文字运用的障碍,这就迫切需要政府和杰出的文字专家出面进行规范和整理,尽早实现隶书字型结构与形态的统一和书写方式的稳定,使之走向统一规范。

汉武帝时,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强化了文字书写规范的政策,

并规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使隶书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向规范化发展,对于隶书定型化并最终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到东汉时期,隶书走向全面成熟,彻底与篆书分道扬镳,真正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字体,并逐步取代了篆书的正体地位,成为官方认可和社会通行的标准字体。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隶变”的产生是文字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外部各个因素对它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文字自身的由繁到简和表音化发展方向是“隶变”产生的内在原因和根本动力,“隶变”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进一步发展。

当时战乱纷争和百家争鸣的局面、简牍的出现、人们书写方式的限制以及政府的积极政策加速了“隶变”的进程。

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

隶变”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