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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史记》中的相面术

探究《史记》中的相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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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面”也称相术,属于传统方术的一种,也可叫相人术,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

所谓“相面”,张克明认为中国古代的相术主要是通过对人的形体相貌特征、情态举止等外在表征的观察来探究个人的命运吉凶;史建群认为相人术是根据被相人者的声音、形貌等体质特征预言其前途、命运的神秘法术。

李零在《中国方术概观·相术卷》“概述”中指出:

“‘相人’是根据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手纹以及声音、动静、威仪、清浊、精神等等,推测人的吉凶、祸福、贫富、贵贱、穷通、荣枯、得失、寿夭、休咎等等的一种方术。

”学术界大多赞同上述观点。

早在《左传·文公元年》中就有关于给人看相的记载,文载:

“(文公)元年(前626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

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

叔服曰:

毂也食子,难也收子。

毂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这则记载主要说的是叔服为公孙敖的两个儿子看相的事情。

清代袁枚说:

“相术最古,《左氏》毂也丰下一语,为相法权兴。

”《左传》中对叔服为公孙敖之子看相的记载,堪称是相面术的滥觞。

相面在当时社会中不断地流传,后来逐渐地形成为一种民俗,直到现在它依然有着一定的“生存空间”。

汉代的司马迁基于在民间的丰富阅历和喜奇特点及注重写实的精神,使“相面术”这种民间方术也生动地记录在他的巨著《史记》一书中。

作者通过对相面活动的记载,尤其是关于相面之人对被相面人物的贫贱富贵、祸福荣辱等未来的前途与命运的预测,极大地增强了《史记》一书中人物的丰富性及传奇性,再者是对“相面术”的整个故事的叙述,更能启发人们思考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一、《史记》中所载“相面术

  “相面”作为一种古老的技艺,在汉代尤为兴盛,仅在《史记》一书中就有不少的篇章记载了“相面”活动的有关场景和故事,形式各样,为《史记》的人文性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一)以相面预言未来

  《论衡·骨相篇》载:

“人曰命难知”,此意思就是在向人们传达命运的神秘性和不可预知性,而在《史记》中却不乏以相面来预言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和祸福吉凶。

如《高祖本纪》载: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

”“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吕公曰:

‘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

再如“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

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

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餔之。

老父相后曰:

‘夫人天下贵人也。

’令相两子,见孝惠,曰:

‘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

’相鲁元,亦皆贵。

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

高祖问,曰:

‘未远。

’乃追及,问老父。

老父曰:

‘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

’高祖乃谢曰:

‘诚如父言,不敢忘德。

’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此描写巧妙地向读者传达出汉高祖刘邦的非凡相貌和气质,尤其是吕公为汉高祖相面,认为其相貌与众不同,因而对之更加敬重,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汉高祖的神秘性与非凡性。

又如:

  《黥布列传》载:

“黥布者,六(今安徽六安)人也,姓英氏。

秦时为布衣。

少年,有客相之曰:

‘当刑而王’。

及壮,坐法黥。

布欣然笑曰:

‘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

人有闻者,共徘笑之’”。

《卫将军骠骑列传》载:

“(卫)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

‘贵人也,官至封侯。

’青笑曰:

‘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绛侯周勃世家》载:

“条侯(周)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

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

’”《外戚世家》载:

“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阴。

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内(纳)其女於魏宫。

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

”从上述”吕公“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君相贵不可言”;“有客相黥布曰:

当刑而王”;“有一钳徒相青曰:

贵人也,官至封侯”等话语来看,无不透露出相面之人通过对被相面之人的观察,进而对其前途命运作出一定的预言。

这样,通过对人物的未来前途的预测,增强了人物的神秘性和传奇性,可更吸引读者。

  

(二)以相面择人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人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父母给予的,容貌也不例外,个人是没有办法去选择或者去改变的,但就是因为个人的容貌差异,使得人在生活中也会产生出不同程度的认识误区,在《史记》中就如实地记录了这种辨人的认识误区。

如《秦始皇本纪》载秦王相貌是: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我布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

”此处,关于秦始皇相貌的描述借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尉缭之口而说出,他通过对秦始皇的面相认知及行为观察,进而窥探到秦始皇的内心世界,认为秦始皇相貌怪异,不愿与他长久地相处共事,于是选择逃走,远离拥有这种面相的君王。

  《仲尼弟子列传》记载:

“澹台灭明,武城(今山东武城)人,字子羽。

少孔子三十九岁。

状貌甚恶。

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

既已授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

故事的最后是澹台灭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并非“材薄”,以至于最后孔子发出了“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感叹。

  《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

平原君爱相士,而误相毛遂,毛遂乃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协助平原君“连横”成功。

平原君感叹说:

“(赵)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

  以上几篇列传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相面之人“以貌取人”的情况,同时也暗示人们,不能仅靠观察一个人的相貌来裁决一个人的好与坏。

如果仅靠一个人的容貌来评判一个人的才能或一个人的善与恶则是片面的,难免会误入“以貌取人”的误区。

  (三)以相面婚配

  在《史记》一书中对于相面婚配的记载虽然比较少,但却给人以新奇的感觉。

如在《陈丞相世家》中所载户牗富人张负与吕公有相似之处,其中记载:

“(陈)平为人长[大]美色。

”户牗富人张负在邑中治丧时见陈平,他“独视伟平”,回家后决定把孙女嫁给陈平。

其子以“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为借口反对也没有起到作用,最终张负通过“相”陈平的相貌而让陈平作了自己的孙女婿。

在《高祖本纪》中吕公在见到刘邦的非凡相貌后就把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刘邦,曰:

“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

  在人们的印象中,婚姻是两情相悦的事情,受传统观念的制约,古代女子很少能对自己的未来作主,自己的婚姻大事往往是父母安排好的。

其中有政治联姻的;有门当户对接亲的;有以媒婆作为中介而结缘的,而《史记》中以相面来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的情景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以相面取乐

  星座、占卜、手相、相面在不知不觉中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娱乐环节。

这早在《史记》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如《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蔡泽找唐举为其看相,希望在迷茫中得到指点。

“蔡泽者,燕人也。

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

而从唐举相,曰:

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有之乎?

’曰‘有之。

’曰:

‘若臣者何如?

’唐举孰视而笑曰:

‘先生曷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

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

”蔡泽知唐举戏之,乃曰:

‘富贵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

’在此篇传记中,唐举拿“相面”来与蔡泽谈笑取乐。

看似一句戏弄的话,则透露出蔡泽的迷茫及对未来美好前途的期待心理。

  其实,在《史记》一书中所记载的“相面”活动是频繁的,形式多样的,其内涵也是丰富多彩的。

有以相面预言未来的,有以貌取人的,有以相面婚配的,还有以相面娱乐的等,叙述丰富而富有典型性。

  二、《史记》中“相面术”承担的叙事作用

  司马迁并非是单纯地记载相术,而是要透过相面术讲述其承担的叙事及社会作用。

《史记》对“相面”活动的记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为了揭示其人事活动和社会功用。

  首先,《史记》对“相面婚配”活动的记载,是对古代“门当户对式”婚姻的一种冲击。

对于婚姻,人们听得最多的就是“门当户对”或者是“媒妁之言”。

然而,在《史记》中却以“相面”来决定人的婚姻,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门当户对”的传统择偶标准。

如《高祖本纪》记载,当刘邦还是一个小小的亭长时,单父吕公相其面曰:

“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

臣有息女,原为季箕帚妾。

”《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年少时家里贫穷,他的嫂子还怨恨其不事生产,待到其娶妻年龄时,富人中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贫穷家的女子陈平也不愿意迎娶。

户牗富人张负在邑中治丧时见陈平,独视伟平,亲自到陈平家里考察,并不嫌弃其家穷困,不顾其子的建议,毅然地将其孙女许配给陈平,解决了陈平的婚姻难题。

可见,汉高祖刘邦和丞相陈平的婚姻是由“相面”活动促成的,然后再叙述其一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荣辱兴衰,增强了文本的叙事功能。

  其次,《史记》对“相面”活动的记载,在人们的生活和事业中起着某种调节作用。

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相面”活动大多数是历史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

如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淮阴侯韩信、丞相陈平、大将军卫青等,他们的出身并不显赫,在他们没有成就事业之前,都曾有人为其“相面”,并预测他们的未来人生,预言他们在将来是否会有所作为,是否会不同于一般大众。

也许他们在没被相面之前,并不曾想象过自己会有怎样的未来,但通过被相面后,听到一些吉利的预言,也许正符合自己的意愿,进而也会调节他们内心的消极思想,使他们从而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在这方面尤为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黥布。

《黥布列传》记载:

“黥布者,六人(今安徽六安人也)也,姓英氏。

秦时为布衣。

少年,有客相之曰:

‘当刑而王’。

及壮,坐法黥。

布欣然笑曰:

‘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

人有闻者,共徘笑之’”。

对于一般人来说,身遭黥刑(古代的一种肉刑,指在犯罪人的脸上刺字,然后再涂上墨炭,擦洗不掉,成为表示犯罪的标志)还能发出笑声的人不能不说是极为少见的,但黥布却还能欣然而笑地说出:

“人相我当刑而王”这样的话,这与之前“相人”者的话是有密切关联的,是他的内心在遭受极度痛苦后的自我调节心理,对于遭受黥刑的黥布来说可谓是一种鼓励和勇气,最终通过自己的才能被封为王;在《李将军列传》中,当将军李广屡次立功却不得封侯时,面对王朔也发出:

“岂吾相不当封侯邪?

且固命也?

”而智人王朔却没有正面地回答李广的哀怨,只是让其回想一下自己所做过的不好的事情,最后跟李广解释了“不得封侯”的原因。

王朔面对李将军的哀叹只是一句简单的问话便抚平了李广“不得封侯”的内心不平和激愤,对李广当时痛苦哀怨的内心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从“相人”者的话来说可算是良言,而正是类似于这样的良言支撑着被相之人的意志。

  最后,《史记》对“相面“活动的记载,对全书的情节结构来说也有一定的作用。

《史记》在反映“相面”这种真实社会生活的同时,还借用一些相面断语以描绘出文本情节发展及人物命运的宏观框架,增强了人物发展脉络的神秘性和传奇性,这种构思可谓精妙绝伦,从而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

《高祖本纪》记载,初为亭长的刘邦追逐一位“相人老父”相面,老父曰:

“‘乡者夫人婴儿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

‘诚如父言,不敢忘德。

’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

“(卫)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

‘贵人也,官至封侯。

’青笑曰:

‘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在《史记》中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但仅从此两例便可看出,一方面作者描述汉高祖刘邦、刻画大将军卫青在他们的一生中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而且情节结构的发展及人物性格、命运轨迹亦与相人者之前的预言是相吻合的,这种独特而又俚俗的妙思可谓是独出心裁。

另一方面,在《史记》中巧妙地借用“相面术”来描写人物的外貌,人的外貌与人的性格命运构成为一种因果关系,从而在创作中极大地促进了作品的整体构思,让读者在欣赏之余又给读者留下了猜测的空间,给读者带来一种美的享受。

  一种民俗活动能在社会生活中流传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大的社会环境又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司马迁的《史记》正是受到汉代社会环境的这种影响,如实地叙述了社会环境中的“相面”场景,不仅拓展了《史记》全书的情结框架结构,而且还增添了《史记》中的另一种审美。

  三、《史记》中“相面术”的启发意义

  在《史记》中对“相面”活动的记载,绝不只是让人们了解当时一些人的神秘离奇故事,而从更深层次来看是让人们能够看到“相面”活动背后所具有的价值意义。

  在《史记》中所重点描述的刘邦、黥布、陈平、卫青、周亚夫等人的“相面“事迹,给人以微妙的感受,而他们为什么能如相面者所预言的那样呢?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在《史记》中对“相面”的记载是在对封建迷信进行宣传,其实不然。

认真地研读《史记》中相关的本纪或者列传就会明白,他们中的每一位在成就一番事业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实现所谓相面者预言的过程中都是付出了诸多的艰辛劳动的。

从《高祖本纪》中我们可知刘邦是如何任用贤人志士与楚霸王项羽斗智斗勇,几经失败,也从不放弃,并且从每一次失败中总结教训,并最终取得胜利,建立汉家王朝。

《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一个很不起眼的且默默无闻的在平原君门下三年都未被平原君关注的毛遂,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胆识,以三寸不烂之舌胜于百万之师,完成了平原君“连横”楚国的心愿,进而也使平原君不敢复相士。

在这里,脱颖而出的毛遂给“好相人并且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的平原君上了生动的一课。

《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卫青当时在同匈奴的战斗中屡建奇功,最后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甚至于他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也被封侯,这的确不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奴视他的兄弟们所能理解的,这样的成绩和成果并不是卫青坐吃等闲得来的,而是卫青无数次驰骋疆场用智慧甚至是生命换来的。

在《游侠列传》中,太史公曰:

“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

谚曰:

‘人貌荣名,岂有既乎!

’於戏,惜哉!

”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孔子也发出“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感叹。

被称为游侠的郭解也是由一个社会上的“混混”慢慢地成长起来的,最终通过行侠仗义被人们所赞颂;宰予、子羽也是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否真的有才能。

此过程是艰辛的,也是漫长的,以上足可以说明仅通过一个人的面貌来断定其有才与否是不可靠的。

  由此可知,在《史记》中记载的“相面术”,司马迁并不是完全赞同的,有时恰恰是持怀疑或者否定的态度。

正如郑建明在《〈史记〉相术思想述评》一文中所说:

“相术在秦汉甚至春秋时就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作为社会历史‘实录’的《史记》,只不过是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而已。

《史记》中相术记载是为了客观,而他自己的评论如《游侠列传》《留侯世家》都表示了他的怀疑与否定的态度”。

在《史记》中对相术的记载并不是在宣传封建迷信,而更多的是向人们传达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不应该以自己的喜好或相貌来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命运,人若想实现其理想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要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一个人的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态度、性格特点甚至后天形成的道德和修养,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

其实,刘邦、陈平、卫青等人的成功都与他们自身的努力程度是息息相关的。

  脸是人的情感的“晴雨表”。

一个人的内心感情世界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在面部表情或行为上表现出来,而一个人的面相、体相、血型和星座能否左右或影响人的命运,恐怕没有谁敢去断定。

即使出现一些如相面者预言的情况,但更多的或许是凭借社会经验或智慧来推断而已。

陈筱芳在《春秋相术与相术预言》一文中就论及到“相面预言”的问题,并指出:

“春秋预言者不是宗教‘先知’,而是世俗的智者,数政治地位是世袭贵族,比才学乃同辈的佼佼者,论经验有家教和亲历的双重积累。

对于多数预言者而言,他们的认知结构中不仅有传统的宗教观念,也有对社会知识、政治经验、人际关系乃至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把握。

因而,尽管春秋预言大多笼罩在宗教信仰的氛围中,但是,预言者在发出预言的时候,不是靠与神交流来预见未来,而是凭借知识、经验和智慧。

”《潜夫论·相列篇》言:

“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徳,行为三者,招天授性命决然。

表有显微,色有浓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

禄位成败有可必,非聪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

”《淮阴侯列传》记载:

“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

仆尝受相人之术。

韩信曰:

‘先生相人何如?

’对曰:

‘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

所以要想完全预知人的命运还应对人的气色部位等进行多方面的观察,凭借学识、经验和智慧来做合理的一些推断。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生活环境中,人们面临着生活和工作的强大压力,因此当今的人们很难体会到古人的那种轻松自得的人生境界和闲情逸致的生活态度,而不安全、征服、贪欲、自私、放纵、悲观、消极等不健康的心态,就会不知不觉地反映在人的个体形象中,即人的面部表情中。

人们之所以相信相面术,大多数是对自身力量的不信任和对人生的迷茫,面对变化莫测的世界,大多数的人乐意为自己寻找一种精神寄托,这正是人们的某种潜意识在作怪,也因此为相术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恰恰符合了人们常讲的“面随心变”的道理。

人的命运是不可预知的,而一个人的形象和内在世界之间则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人的外在来判断他的思想。

相对于今天的科学而言,相面术具有迷信的成分,人们可以不信“相面”这种方术,但也不应全盘否认其存在的价值,因为相面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一种认知,也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心态和心理需求的一种反映,同时它也属于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其存在的文化价值。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最核心的还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后天努力和正确地把握、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人若不多学习、多观察、多掌握知识,只是一味地沉迷在某些方术中则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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