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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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
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
晚明竞奢之风，目前已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现在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从来没有讨论过：
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这种竞奢风气，还有就是支撑这种竞奢风气的财富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明朝人从什么时候腰包里面有了钱，可以追求奢靡而花钱了？
这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也就是晚明商品化生产发展的过程。
因此，我感到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
一是明朝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奢靡追求；二是为什么当全社会都发现这一社会问题而给予批评时，却丝毫不能改变其状况。
本文拟就此略述陋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一条大家熟悉的材料是关于常熟谈晓的记述。
嘉靖年间，苏州的常熟有文社十杰，为首的一位名叫邵圭洁。
圭洁字伯如，一字茂斋，号北虞。
他在所撰《北虞集》中，有一篇为同乡一个名叫谭晓的农人所作的传文，不过他文章中传主名字却叫做谈参：
谈参者，吴人也，家故起农。
参生有心算，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
参薄其值收之，佣饥者，给之粟，凿其最洼者池焉。
周为高塍，可备防泄，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
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
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之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
鸟凫昆虫之属悉罗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计。
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分投之，若某匦鱼入，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
视田之入，复三倍。
参且纤啬惮费，平生无纨绮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饭，熟一卵，窍可容箸，籍而啖之，饭毕，封其窍，留之再饭，三饭乃尽。
以故参之赀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
然弗子，仅有女，女所适者某，睨共藏久之。
一日参病亟，某请曰：
“翁脱不讳，即谁嗣者？
”参曰：
“已有属矣，若将利之耶？
”叱去之。
参死，某乃谋戕其所属者，蔓而戕者几人，构为狱。
官没参之产，某尽归其藏云。
论曰：
昔马迁论货殖，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噫，亦安所论巧拙哉！
莫巧于参矣。
参自奉不轻尽一卵，有余胡为哉？
矧参无遗算矣，于身计懵如也，巧耶拙耶？
千匦百匦，归一匦矣。
谓千匦百匦者巧耶？
余故论之，使效参者评焉。
时人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引录了此文，并于其后写道：
此邵北虞圭洁所撰也。
谈参实谭晓，常熟湖南人（行三，参者三也）。
北虞系同邑，不欲显论之耳（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传》）。
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其中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
谭晓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商品化程度相当高的时代了。
这种商品化冲击到了中国最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
由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那些认为土地低湿而不适耕作的人，便可以将土地出卖，去靠打鱼为生，所谓打鱼为生，其结果则只能是以贩鱼为生。
而收购到这些土地继续经营农业的谭晓本人也只能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
而且谭晓所经营的农业，又必须建立在他将这些田地收集起来以后，才能得以实行，否则那些低洼地、湿地，是无法为一户农家提供专门从事农作的条件的。
这里面的另一个信息，则是雇佣劳动。
谭晓农业经营不可或缺的是雇佣劳动，他的田地之耕作，鱼豕之养殖，以至农闲时捕虫而售，无一不是商业行为。
凡佃人，每户课其纺织娘凡几枚，以小麦杆为笼盛之，携至苏城，每一笼可取钱一二百文。
纺织娘即络纬也，觅之草间，不直一文，佃人本不苦纳（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传》）。
既然以每户为单位课收其所获昆虫，则所雇当为一家一户的雇工。
那么，谭晓所能够使用的雇工又是什么人呢？
在人口流动相对常态化的现代中国，富裕地区农业生产的雇工，往往是只有农业生产劳动技术的贫困地区农民。
但是，在人口流动并未常态化的明朝中叶，会有什么人愿意到地主家成为雇工呢？
常熟当地的农民在将土地出售给谭晓这样的农业经营大户以后，或以捕鱼为业，或者去附近的城镇打工，成为城镇化以后的城镇农民工。
谭晓所雇者，应该是部分出卖田地后的农户，以及当初就没有田地，或者仅有很少田地，而只能佃种地主田地的农户。
这与我们所熟悉的男耕女织式的中国自然经济相距又何其之远也！
郡守王叔杲曾记其事称：
谭晓者，邑之东里人也。
家世业农，与兄照以力田俭啬起家。
晓善心计，取利靡不至，遂以赀雄邑中。
照持门户，晓总家计，兄弟于于如也，每饭必同几，晓不至则照不食（王叔杲：
《王叔杲集》卷一七《常熟谭晓祠议》）。
这可以算得上是一户典型的传统农家了。
谭晓殁后，其婿生员徐自成争其遗产，戕杀晓侄谭培，以行贿及出巨资筑城防倭，移罪家奴二人，叔杲为作祠议以证其事，终以杀徐平反其案，则已是谭晓殁去数年后的事情了。
在商品生产发展的时代，常熟一带当属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社会风气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迥然不同。
王叔杲自靖江转任常熟郡守，对此感慨良多：
昨余之为靖江也，土瘠而民勤，地狭而务简。
余既安于其陋，而土民亦安余之拙，以幸无戾于官谤，而过则不终无也。
今由常熟较之，则疆域之广舒，盖不啻五倍之矣；户口之殷富，征输之浩繁，盖不啻十倍矣；狱情之微暧，交际之稠沓，又不啻百倍之矣。
抱牍之胥，鱼贯而怀黠；持牒之卒，蚁集而匿情。
余也手倦于批，目眩于盼，耳惑于杂听，舌战于游言，少或疏于诇察、怠于讥诃，而余之为过亦倍于靖江矣。
一堕于过忽，已溢于舆人之口。
而浸于监司之耳矣。
是可以弗思乎？
是可以弗思而补之乎？
方其惑于来物而应于卒然，固不遑于思而亦莫知其为过也（《王叔杲集》卷一○《思补堂记》）。
这大约可以算得上是当时快节奏的地区特点了。
当王叔杲之类谨行自律的官员们逐渐适应这种地区特色的时候，像谭晓这样的农业经营大户则早已能够适应商品化发展的变化，改变传统农作而转为经营化的农户，从而成为首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
与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的同时，也必然会有较多的农民沦为雇工，或者涌入城市，成为城市雇佣手工劳动者。
明人何良俊称：
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
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
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
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
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的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
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卷一三）。
何良俊说此番话时，尚在隆庆间，当时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而为官府差役，而为工商，而为无业游民，已占十之六七。
其所称为乡官家人、为蚕食官府者，虽较前多之甚矣，就农民而言，仍为少数，多者转为工商、游食者也。
农民转而为工、为商、为游食，即当从农村而进入城市。
但是这些进入城镇的农民，大多数并非转化为城镇的居民，他们往往仍然游离于城镇与乡村之间，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农工互动。
我们所谓的农工互动，应当包括了生活于城乡之间的小商小贩。
又云嘉靖初，脚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数十群聚，阔边深网、青布衫裤，青布长手巾、靸鞋，人皆肥壮。
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于行礼娶亲，俱有青布折，其人皆有行止。
今虽极繁富市口，不过三五黧瘦之人，衣衫褴褛，无旧时景象（顾起元：
《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
这是时人所记嘉靖前后城市雇工的变化情景。
但我以为，城市雇工群体的这种变化，其实乃是城市打工者从农民转变而为市民，从帮衬人家大事，转变而为城市手工作坊的雇工的变化，因此才会发生文中描写的情景。
这也是商品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不过明朝的这种变化发生得比上述记述要早了一些。
大约在天顺到成化间的一天，一位名叫叶盛的官员，路过翰林院官员钱原溥的宅第，被主人强留住宿在家里。
他起初不知主人何意，待到第二天黎明起床时，一位熟人张士谦也来钱原溥处拜访，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
这位相士端详了张先生许久，突然说道：
“此大人平生不得兄弟气力。
”这位张先生听了，大笑说道：
“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来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
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
”（叶盛：
《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这位张先生的家庭原来是一个官商之家。
这种情况叶盛也是经历过了的，不过他也说不清楚其间究竟是怎样发生变化的。
据他的笔者记述，明初的洪武、永乐年间是没有诗文写作润笔的，到正统以后才渐有润笔的风气。
其间一个变化发生在正统末年的“土木之变”以后，从事变前的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二三钱，一下子变成了非五钱一两不敢请了。
此种情况直到成化以后，至于其中的原因，则“此莫可晓也”（叶盛：
《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叶盛的记述仅至成化间而止，其后的发展情况，他就无从知晓了。
到了正德时代，这种称为润笔的收入，不仅继续盛行，而且成为了上层士大夫们的重要收入来源。
正德中曾任内阁大学士的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开始了罢政家居的生活。
史书中记述说：
既罢政居家，请诗文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
一日，夫人方进纸墨，东阳有倦色。
夫人笑曰：
“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
”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其风操如此（《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能以润笔资给日常生活开支，就给予文人士大夫们职业写作的可能。
我常想，这是否为其后出现大批混迹于士大夫社会而谋食的“山人”们提供了生存的物质条件？
于是人们得出一个结论：
明中叶以后文人无不爱财。
其实，此种爱财的风气，已从社会上层的文人士大夫蔓延至整个社会。
一个官员的儿子因为出水痘，请小儿科医生来看病，先后请了几位医生，都说是大病，诊脉开药，索取极高的诊费。
只有一位医生，医术极高，且与众不同，但因同行都在场，不能明言，只好找个机会，对官员说，孩子此病并无大碍，不需要花费许多钱，只需要吃些发散的药，安心休息即可。
这位名医在当时被所有人视为另类，医生高价收费，乱开大处方，在当时已成风气，也成为他们索取高收入的手段（李乐：
《见闻杂纪》卷二）。
我们为什么要首先谈到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呢？
他们虽然不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却是社会风气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况且文化商品化，应该是物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商品生产对于文化的冲击，则表现为文化的商品化，也即今日所谓之文化产业化。
将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发展，则必须由商品生产带动。
归根结底，这一切便只能又回到商品生产这个根本性问题中来了。
我们过去所谓的中国式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是男耕女织的小型家庭化的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即使有交换，也是决然不可能支撑商品经济发展的。
这种小农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既缺少抗风险能力，也极易恢复。
以当时地处东南的江浙为例，按照明朝人的说法，东南财赋之乡的杭、嘉、湖诸府，在嘉靖以前，编审均徭，如库子、民皂、门厨之类，悉佥选乡民充役。
结果翰充夕破，再到倭寇之患时，官使侵渔，公私俱尽，民不聊生。
于是御史庞尚鹏首行一条鞭法，计值征银，而民力大纾。
又议革去粮长，以里长收粮，彼此互管，贫富通融，十年一审。
这样的结果，以中产之家应役，有一年之限，力均时暇，不至于破产，即使破产，亦可有救。
此地方之大幸。
其后岁久弊生，地方财政，渐为豪贵把持。
再以当时乌程县为例，知县罗用敬在任时，用“在图还图，在甲还甲”之说，民虽愤郁，慑于威刑，爱惜身家性命，且力未甚穷，只得隐忍。
待到袁光宇知其县，仍因其旧，结果造成民间大困。
“兴衰各异，偏重不均，有一甲全然无田者，有一半亩产而充至数分者，有户绝丁存，妄报分数，而亲族代当者。
一佥解户，必至逃亡，系籍则百劫不免，漏落则安坐自如。
凡势家之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与其蔓延之种，田产系据膏腴，亩数为啻万倍，影射挪移，飞诡变幻，三十年来，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
……而一种奸猾又从中把持，或子女，或田产器具，乘机胁夺。
……亦试度五十年来，能保闾里间，图图甲甲，尽如其旧哉？
”（朱国桢：
《涌幢小品》卷一四《揭帖》）如其所述，此时乡间的生活，随着朝廷政策的变化，起起落落，并非真正富裕起来。
传统小农经济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总是在原地徘徊，不再能够前进一步。
但与此同时，部分所谓“势家”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们则似乎因此成为了除去少数“势家”本体之外的一部分首先富裕起来的人。
在他们占有了较多社会财富的前提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给予这批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如虎添翼的机会。
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这样一种特质：
首先致富者总要伴随着权势的力量。
商品生产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还应该是手工业生产集中地和商品交换集散地的市镇的发展。
这种情况在明代历史上有过十分明显的发展过程--江南市镇的形成与发展。
在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江南市镇中原有传统政治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新型商品生产与交流市镇是同时发展起来的。
时人张瀚曾经这样来描述明朝末年全国经济形势：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于疆土地，而奔走于四方者亦鲜矣。
今辇毂之下，四方之人咸鳞集焉（张瀚：
《松窗梦语》卷四）。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般情况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首先会在远离政治中心而又相对经济发达地区得到发展，但是很快便由于消费需求而进入政治中心城市。
紧随其后发展起来的，则应该是市镇周围的乡村，市镇的消费需求给这些地方农村较多发展的机会。
其后复有交通便利之地，经商人转输，形成当时的商业网络。
韩大成先生在他的名著《明代城市研究》一书中，专章记述了当时城镇的粮食贸易极为繁荣的景况，且其引据史料极为丰富，兹抄录于下：
如苏南的浙江等地，由于商业人口较多，商业性农业比较发展，所以，“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
如江西的“赣（州）亡他产，颇饶稻谷。
自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吴会（今江苏苏州市）咸取给焉。
两关转毂之舟，日络绎不绝。
则俭岁亦橹声相同。
”又苏州嘉定地区，“县不产米，仰食四方”，每当“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接也。
中产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
常熟出产的米，“每岁杭、越、徽、衢之贾皆问籴于邑”。
嘉兴地区，“物产宜稻，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四”。
石门“种梅豆……远方就市者众，亦称一熟。
商人从北路夏镇、淮阳、楚、湘等处，贩油豆来此作油作饼，又或转贩于南路，商人豆船皆集包角堰，谓之小瓜洲”。
又安庆地方盛产粮食，经长江大量远销各地。
明末方都韩说，这里的粮食，“繇枞阳口达于江者，桐（城）居十之九，怀（宁）居十之六，潜（山）居十之三”。
又庐州地区，其地“抱湖而吞江，水泽所及环匝千里，其民是工于农而务五谷，岁逢丰穰，则粒米狼戾转输他售者，车舟不绝焉”。
大江之南的徽州、池州因工商业人口较多，所以，“大半取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
”商贾从数千里转输[1]。
粮食贸易不同于手工业的产品，粮食的运销是典型的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过程。
只是粮食可以通过相对方便的交通工具远途贩运，而城镇生活必需的蔬菜水果和肉类，除少数果品外，大多只能来自城镇的周边农村。
这些物品交流只能是城镇中的商铺或者通过集市贸易方式来实现。
明万历间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著有《宛署杂记》，详记各类食品价格，可为参据。
猪肉每斤价银二分，牛羊肉每斤价银一分五厘，大鹅一只价银二钱，鸡一只，价银三分四厘，鲜鱼一条五斤，价银一钱，糖果一斤，价银四分，栗子一斤，价银一分三厘。
但是如远方贩运的荔枝，则一斤价银须四分八厘，较之京畿可产的猪、牛、羊、鸡要贵了许多（沈榜：
《宛署杂记》卷一五《杂费》）。
这是官府采办的物价，较之日常民间价格或许略高一点，但基本上可以反映当时物价情况。
照此价格，一桌宴席下来，一二两银子是要的，那么当时一般家庭能够承担得起吗？
当时江南的粮价，一石大约是六钱左右白银，官方下兑，每石七钱，折兑每石六钱。
万历时江南苏州府吴县的米价，丰年可以低到一两白银买四石米，但是荒年也可达到一两六七钱才能买一石米。
一般丰年米价每石三四钱，歉年每石一两五六钱（崇祯：
《吴县志》卷一一《祥异》）。
按照这样的价格，一桌宴席就要花去农民几个月口粮。
尽管江南物产丰富，物价或略低于京畿，但也只是蔬菜及鱼虾、鹅鸭之类价格稍低。
不过明代在正常的年份，粮价相对稳定，南北应无大别，这也便成为明代民间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
明朝万历间人顾起元曾经谈到南京的粮价：
金陵百年来，谷价虽翔贵至二两，或一两五六钱，然不逾数时，米价辄渐平。
从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数百钱，而饥馑连岁，至啮木皮草根砂石以为粮者。
则以仓庾之积贮犹富，而舟楫之搬运犹易也。
惟仓庾不发，而湖广、江西亦荒，米客不时至，则谷价骤踊，而人情嗷嗷矣（顾起元：
《客座赘语》卷二《议籴》）。
明中叶以后，已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
顾氏于此论及原因，一是仓庾富积，一是运售犹易。
既有产量，且有流通之便，自然粮价不会居高不下。
况且江南各地，商业活动亦复发达，足以补田粮之缺。
对此，明朝人说：
“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
江右荆、楚五岭之间，米贱田多，无人可耕，人亦不以田为贵，故其人虽无甚贫，亦无甚富，百物俱贱，无可化居转徙故也。
闽中田赋亦轻，而米价稍为适中，故仕宦富室相竞畜田，贪官势族有畛隰遍于邻境者，至于连疆之产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黄云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矣。
”（谢肇淛：
《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又说：
“三吴赋税之重甲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
盖其山海之利，所人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
其人亦生而辩晰，即穷巷下佣，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
”（谢肇淛：
《五杂俎》卷三《地部一》）
所谓射利“无微不析”，也便是取利于田亩之外。
这些获利，也就必然要有商品市场的依托，就如同明朝人所记，乡里贫民，将形状奇异的石块制成盆景出售取利。
盆景是家庭装饰而用的文化产品，然其能够成为文化产品，则必有相应的社会需求。
需求与市场活动促进了各种商品的生产，积少成多的社会财富也便由此而生。
例如素称富庶的苏州，对于财富的追求早已成为地方风俗与传统。
苏州城内分为吴县与长洲，一东一西，风俗不同，而勤勉致富的追求则无异。
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
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
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
近阊尤多。
城中妇女，习刺绣，滨湖近山小民，最力啬耕渔之外，男妇并工细履辫麻织布织席采石造器营生，梓人、瓦工、垩工、石工，终年佣外境，谋早办官课。
湖中诸山，大概以橘柚等果品为生，多至千树。
贫家亦无不种。
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生女未笄，教以育蚕。
……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
人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舟，又能泅水。
其土贵，凡栽桔可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千，甚者至万钱。
其民勤，虽蓄千金而樵汲树艺未之或废。
其俗厚，民间无淫冶赌博之肆（今洞庭东山渐多，屡谨刑禁）。
……其冠服朴雅，戴时制之冠，虽樵耕不去首。
东洞庭女装，大略效南都，夏月行路，手执糊制纸团扇，遇人则掩面。
凡婚丧务实而有体（崇祯：
《吴县志》卷一○《风俗》）。
上述材料引据王鏊笔记，可知其时间尚早，风气尚属纯朴，但在洞庭东山，已有赌博之风，且屡禁不能止。
顾炎武《肇域志·南直隶苏州》引文略同，其后复记称：
“新郭、横塘，比户造酿，烧糟发客。
横金、下保、水东人并为酿工，苏属州县以及南都皆用之。
又习屠贩，每晨刳豕入市。
新郭、横塘、仙人塘一带，多开坊榨豆油。
”[2]261又称：
“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
里妪晨抱棉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
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恃此。
”[2]310
以商补农，在当时大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仅是地狭人稠的江南一带，即如嘉靖间叶权所见岭南的广州，商业繁荣不仅可比苏、杭，其商业氛围较之江南更加平和、普遍。
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
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叶权：
《博贤篇·游岭南记》）。
叶权记述此情此景之时，为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其时葡萄牙人已据澳门，广州开海市与之交易。
“广东军饷资番舶”，“华夷交易，夷利货物，无他志，固不为害。
”（叶权：
《博贤篇·游岭南记》）可知自嘉靖后期，东南沿海各地，商业活动发展较快，成为城市生活中重要内容。
商业活动必然带动相关需求，城市服务业也因此而得以发展。
徐泓教授在其著名的论文《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中曾说：
“除了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外，商业与服务业也是重要生业。
”徐先生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服务业可算是晚明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特点，所以他引用了当时人陆楫的一段话：
“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
”这里所谓不耕不杼者，并非指不劳而食的寄生群体，而是指那些通过服务或其他工作方式取得财富者。
正是各种获利途径的增多，为平民百姓提供了社会财富的来源，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改变。
因此，徐泓教授评论说：
“一般乡里人民，由于经济情况改善，物力丰盈，有能力追求较高生活享受，使过去只有上层社会可以享用的，普及于下层社会。
”[3]318－319正是财富的增加与“乡里人民”经济状况的改善，给人民的生活享受提供了条件。
明代的社会风气也随之而变化。
一些新兴起的市镇，成为当时商业巨镇，也因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如今天上海的朱家角，明时属松江府，史称：
“朱家角镇，在五十保。
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
今为巨镇。
”[2]298
迄今为止，由于缺乏具体的生活费用指数，我们无法再现当时人民的日常生活消费情况。
但是，有些材料记述，还是令我们感到不解，而有的史料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
长洲姚公木家贫，事父，惟与村民交互佣作，得米供父。
父落魄，不事生业，而嗜酒眈诗。
一日见你缓步庭中，作吟哦声，私谓妻曰：
“汝舅无酒，故诗不就，汝亟温酒以进。
”你常饮至夜分，必周旋伺候，未尝入室（张怡：
《玉光剑气集》卷一四《孝友》）。
这只是一条关于孝道的记述，但是这位以孝称的姚某不过是与村民交互佣作，即可得米供父饮酒吟哦，而其父则可不事生业，如果这是当时佣工者正常生活，在比较富裕的苏州地区，一个人的佣工收入也必定可以养家了。
而同书所记湖广的情形，当时著名竟陵派领袖人物谭元春的家居生活，也不过如此：
谭解元元春，性孝友，伤其先人早逝，母日老，虽善游，时归定省。
母弟五人，皆娴笔墨，互为师友。
母兄弟妹，食必同席，人供一日。
薄暮，取酒相对，谈学业世事，母喜出听，自制饼饵蔬醴佐之，酌啖辨闻以为乐（张怡：
《玉光剑气集》卷一四《孝友》）。
所记姚、谭的生活，虽有贫富之别，却实在都是一种令人艳羡的天伦之乐事。
二
明朝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间，是士大夫们最感优异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十分惬意。
此时政治上已无明初那样的严酷，生活也已不似明初时的清贫，于是更多的文人士大夫们开始刊行个人的文集，并以此树立个人形象。
在这样的优裕生活中的士大夫们，渐渐发觉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社会生活风气已经隐然发生了变化。
一位生活在南京并且亲身经历了这段变化的明朝官员顾起元，在其笔记中表述出了十分怀恋的心情：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
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
逢掖以咕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娼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
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者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
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红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不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顾起元：
《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
人们一般喜欢用“醇厚”二字形容过去，而用“浮华”二字形容现实，以凸显社会风气的变化。
顾起元所谓的“醇厚”时代，虽然也有逐利、僭越与浮华，但不过百中之一二，如今这些现象已从百不一二见之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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