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国民性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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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国民性格
日本人的一般国民性格
关于中日两国的国民性，最流行的说法有三，一是说日本人天性团结，中国人天性好内斗。
二是说日本是个擅长学习的民族，他们学习中国，却不学缠足和宦官，很有“取其菁华，去其糟粕”的风范。
三是说日本人有个特性，他们一旦被别人打败，不象中国人那样恨人家，而是学习人家。
这三种说法，当然没有完全认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差异，一般认为日本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亲近自然崇尚和谐
日本人尊崇自然，主张人和自然的协调、和谐。
这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
美国的女性社会学家富劳莱丝·克拉克霍恩认为：
“美国人和苏联人认为自然应该由人来征服的东西，墨西哥的农民认为人应屈服于自然，而日本人则认为人应与自然保持调和。
”另外，日本人的自然观与中国人也有较大不同。
中国人一方面对自然的威力表现出坚强的忍耐精神，另一方面又主张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来“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甚至发展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
这也与日本有着相当的不同。
西方人的自然观来自于自然环境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基督教。
基督教认为，人和自然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但人是上帝按自己的样子创造的，因而人优越于自然，人应该支配自然。
在中国，则与自然环境和有关天的信仰相关。
中国的自然环境并不太优越，中原一带经常处于干旱和洪涝的交替影响之下，从而养成了中国人顽强、忍耐的精神；但是，这种灾害在某种程度上有是可以预防的，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减少损害，人们的努力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从而又产生了征服自然的思想。
在信仰方面也是这样，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天一方面有着绝对、普遍的创造者、主宰者的支配性格，另一方面又有着是“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的教化性格。
人们对天而言，一方面对其支配要忍耐、服从，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努力和修养成为圣人，协助和参赞天的化育。
日本人的自然观与日本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的固有神道信仰有密切的联系。
在神道信仰中，日本列岛及自然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其运动变化是神的自我展现，在自然中蕴藏着一种内在而不可见的、神秘的力量。
古代日本人遇到或发现怪异的树木、峻峭的山岩、清澈的流水而感动，即将其视为神体，然后清洁四周，沐浴身体，对其进行顶礼膜拜。
因此自然本身是神圣的，自然是敬畏和尊崇的对象，不能对其亵渎。
另外，由于人与自然万物都是神灵的创造物，“山川草木皆有灵性”，人与自然有着亲缘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不是隔绝的，而是可以沟通的，可以通过沟通达到和谐。
这是日本人崇尚自然、亲近自然的深层心理。
在日本，这种崇尚自然、亲近自然的自然观在日本人的衣食住行中随处都可以体现出来。
外国人常常称赞日本姑娘的和服绚丽多彩，典雅怡人。
的确，受自然环境和文化的熏陶，充分利用自然美装点自己，成为日本姑娘的一个特长。
不仅在她们的和服、腰带，甚至木履的带子上都装饰着自然界的花草树木的图案。
而且，颜色的名字也取自大自然，如樱色、桃色、棣棠色、葡萄色等。
以前，日本妇女的装束多采重樱、重梅、重棣棠等图案。
也有的采用波涛汹涌的大海图案，腰背上则绣上蔓藤花的花样。
和服与身体的相关关系比较松弛，以穿衣服的技巧使其和于身体，故穿法较难。
和服所具有的典雅、和谐的美，虽仰赖于织染之美，但更离不开由穿和服而创造出来的气氛。
另外，日本人还有使用家徽的传统，家徽也多用植物来表示，如天皇家的家徽是“菊”与“桐”。
此外，还有用葵、樱、梅、松、藤、桔梗、牡丹等做家徽的。
食物从选料到制作都讲究素雅淡泊。
日本料理是在日本列岛产生发达起来的日本独特的料理。
有效发挥新鲜的鱼贝类的特有味道的料理为多，几乎是使其与米食和日本酒调和而创造出来的。
材料和做法注重季节感，食器的色、形、材质各种各样，配备也加入了纤细的考虑。
在日本料理中，为了使材料的本来味道得以发挥，也用酱油、酒、酢等调味品调味，但味道不能太浓，以免使材料失去其自然味道。
因此，吃日本料理既是一种感觉美的享受，也是一种视觉美的享受。
日本古代的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建筑，而且是致力于原原本本地利用自然作为素材。
日本的传统住宅多为两层或平房，木结构虽不利于防火，但通风采光好，适合高温多湿的日本气候，也适合日本人的爱好。
传统住宅室内装有高地板，地板上面铺上草席。
房间之间采用木框上糊上纸的活动隔扇，可以左右滑动而开闭。
高地板是为了防潮湿。
拉窗是为了采光，隔扇是为了遮蔽。
这些都非常适合日本的气候条件，是从长期的生活经验中产生的。
日本的传统住宅建筑，还有着简素、富于变化、错落有致以及与自然和谐的美学特点，反映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其典型是神社建筑。
日本人的居住环境也离不开自然。
在庭院中设计水池、流水、花草树木，俨然是自然景观的缩小。
在名家更是如此。
参观日本式庭院，坐在日本式的会客室里，品尝日本菜肴，使人感到日本人始终与自然环境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在茶道中也是如此。
笔者曾在日本学习茶道一年，每次学习的时候，都备有时令鲜花，使人有一种处于自然之中的感觉。
可以说，离开了自然日本人很难生活，二者处于一种亲和关系之中。
尊重自然、尊重现实是日本国民性的一大特点。
与此相联系，单纯、质朴、淡泊成为日本文化的坚实基础。
尽管日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但却始终固执地保持着自身的生活方式。
这种习惯是建立在彻底尊重自然，追求与现实相和谐的基础之上的。
开放式的房屋建筑，与自然浑为一体，与自然保持协调关系是日本建筑的最大特点。
可以说，日本人是大自然的朋友，他们能够充分理解大自然。
当然是日本人生活于其中的大自然，而不是与他们无关的自然。
总之，日本人的性格以及人际关系，都可以从自然的特征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现其源头。
因为毕竟自然是人类的最初的老师，是人类最初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二、血统论----集团归属与内外有别
日本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有着强烈的集团主义色彩。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人的出国观光行为。
日本人在出国观光;旅行时，一般是结团而行。
在当地导游小姐的小旗子的导引下，排成整齐的队伍参观、购物、吃饭，俨然纪律完好、组织有序的军队。
这与外国游客迥然不同，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仅是国外旅行，在国内旅行时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都是同一个公司的职员或同一个团体的人一块旅行，很少孤独的单行者。
实际上，日本人有着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
在日本，可以说几乎没有不属于某个集团的个人。
如果有的话，这个人一定有毛病。
因为在日本没人关照寸步难行，而关照的前提是同属于一个集团。
在日本，这种集团主义原则到处都有表现。
如各会社都有自己的社旗、社歌、社训，职工上班时都要穿自己会社的统一制服。
另外，还通过社祭、社内的比赛，以及为本社职工提供社宅等福利，职员生日、生孩子时送红包等，培养职员对会社的忠诚心、一体感和归属感。
在各大公司都有两面旗子，一面是国旗，一面是社旗。
松下电器、索尼公司、本田技研都是如此。
工薪阶层对企业的归属意识，更由日本式经营的特征——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及企业内福利而得到强化。
在日本，各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社歌、社旗、社训，有意识地与其他的公司区别开来。
在讲话的时候也有严格的区别，如称自己的公司为“自家的公司”，充满自豪感。
我们在松下政经塾学习期间，塾生有正式塾生和地方自治体进修的特别塾生。
特别塾生在一次讲话中使用了“贵塾”一词，使我大吃一惊。
也就是说，他人虽然在这里学习，但意识中并不是这里的人。
与此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是内外有别。
日本人有着强烈的“内外有别”意识。
这种意识的起点是家，经村或官厅、工作场所，最后到国家。
也就是说集团是有等级的，自己直接所属的集团是家、会社，最大的集团则是国家。
所以日本人也有着强烈的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意识。
外人是不理解日本人感情系列的人，因此与外人很难打交道，即使打交道，也往往采取与日本人不同的语言行为方式。
一般来讲，日本人的交际范围很狭窄，基本是工作、生活、情感交流都在一个地方，象一家一样，而不喜欢采取与其他当事人分离的行动。
这样，决定自己的行动时，往往多考虑其他人怎样行动，或其他人怎样看等，并受其影响。
就是外出旅行，单独一人或夫妇二人成行的情况也很少，大多是集体旅行，如同一单位、同一组织等，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
现在虽有改变，但其基本特色仍保留着。
集团归属与内外有别形成的历史原因是，日本的水田稻作农业需要集团作业和共同秩序。
在一定时间里集中进行插秧和收割等，需要近邻同事合力作业，而且，引水分水等也需要近邻同事的分配秩序。
因此，农民必须具有对农村这一地域社会的归属意识。
但是，在封闭的环境里，日本与外界的交流受到限制，特别是与国外的大规模交流。
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吸收进来，却不能走出去。
交流是单向的，具有锁国倾向。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有很强的“血统论”思想。
这一点和德意志人很像，大和血统，某某家族，日本人一直认为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后来以致膨胀为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要同德意志一起瓜分世界），最后走向失败。
另外，随着从中国传来的儒教道德的传播，强化了对家的归属意识，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对自己所属的藩也有了归属意识。
这也是日本人具有较强集团归属意识的一个历史原因。
这种集团归属意识对高速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的大企业决定企业方针的重要特征，是集团的全体一致。
担当者将原案归纳为文书的形式顺次得到上司的系长、课长、部长的承认。
在征得与其案有关系的部门的各级负责人的同意后，最后获得裁决者的裁决。
这一连串的手续叫做禀议制度。
裁决者按照此案的重要性，最重要的由社长、比较重要的由担当董事、以外由部长决定。
裁决者以按印表示承认的意思。
如果有不承认原案的人，原案就会被修正。
在修正案也不能得到承认的场合，不用向裁决者提示就成为废案。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大多在提案之前已事先获得了有关者的赞成，成为废案的事极少。
禀议制度虽然被非难为形式主义的样本，但依然在日本的官厅和政府流行着。
这是因为这个制度有几个长处。
首先，由于听取了与此案有关的人们的意见，许多人都看过了，所以能进行高度一致的决定。
其次，由于是得到许多有关者的同意而决定的，在实施时也可以得到合作而提高业务效率。
日本的许多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即一个人一生只在一个企业工作。
这对企业来讲，第一，可以从长期的观点进行从业人员的培养；第二，可以在整个雇佣期间设定从业人员的工资控制。
这两点成为形成年功序列型的工资体系的基础。
对工人来讲，则保证了被雇佣的安定性和收入的安定性，增强了对企业的忠诚心和技术革新的热情。
在日本，以强烈的伙伴意识、对企业的忠诚心、教育程度高、雇佣形态等日本式风土为背景，由从业人员自发地谋求解决企业难题的小集团活动很盛行。
战后，从美国导入的品质管理思想发展为整个公司品质管理运动，特别是以现场第一线的劳动者为中心的QC小组活动和ZD运动等所谓的“小集团活动”，作为日本式经营的特长之一，对日本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日本的工会，也不是按照职业组成，而是按企业组成的，因此被称为企业内工会。
工会会员也由于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或福利措施等，基本上对公司抱有信赖感，提出要求也充分考虑公司方面的事情。
这样，公司与工会在利益分配方面虽然是对立关系，但在作为其前提的谋求公司繁荣方面则站在共同的基础之上。
这是日本的劳资关系的特征。
但是，作为日本人集团归属意识基础的终身雇佣制也存在固有的缺点，如，容易带来雇佣的非弹性，不能灵活对应现实的变化，还会使自己启发努力衰退等。
内外有别也会产生过度竞争的负作用，在世界上受到批判。
90年代以来，受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影响，一些企业破产，许多大中型企业为了压缩成本和提高生产率，也进行裁员或采用能力主义的评价制度，终身雇佣制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日本人的集团归属意识也在经受强烈冲击和严峻考验。
但是，可以预料，终身雇佣制作为一种深深扎根于日本历史文化土壤中的制度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日本人的集团归属意识也会顽强生存下去。
三、“忘我的工蜂”与“居酒屋”
在日本的城市里，到处充满着紧张、忙碌的气氛。
路上的行人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基本上看不见有人闲逛。
特别是上下班的高峰期间，人们都是一溜小跑，以至于有人画漫画讽刺说“在这么狭小的日本，急着到哪里去？
”
日本的上班族是相当辛苦的。
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由于城市住宅价格昂贵，许多工薪阶层都只能居住在周边的中小城镇。
虽然日本交通十分方便，但许多人由于工作单位离家太远，所以不管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都很长，最多的甚至达2、3个小时。
由于早出晚归，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所以在下班乘车回家的路上就进入梦乡的大有人在。
日本人一天的工作是很紧张的。
大公司基本上是自动化，人们要像机器一样按流水作业的程序进行运转。
管理部门、官厅等则采用大房间办公，人们在一块既互相协作，又互相监督，根本没有聊天、喝茶的。
日本人的勤劳、敬业精神，与历史传统有关。
日本人在2000年以上的历史中，一直经营以水田稻作为主的农业。
日本的水田稻作，在地势上是小规模的，牛马的有效使用受到很大限制，人力的投入比例较大，如果珍惜劳力收获就会减少，如果多下工夫收获就会增加。
封建时代对土地所课的税金和佃租都很高，农民在狭小的土地上，有必要提高哪怕一点点收获。
做衣服的布也由主妇亲自纺织，几乎自给自足。
另外，台风、地震等人类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较为频繁，也很容易养成对事物的结果无条件忍从、忍耐的特点。
这样，农民不拼命干就不能生活，所以养成了勤劳的习惯。
但日本人一方面拼命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世界有名的长寿国家。
其原因何在呢？
日本有一种酒馆叫“居酒屋”，日本人下班后在“居酒屋”尽情发泄牢骚，包括对上司的不满、隐私等。
日本人同事之间没有隐私，喝了酒无所不谈，甚至互相交流与女人风流的经验。
由此缓解工作和人际关系上的紧张感。
酒馆的生活对日本人来讲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酒馆是日本人疏通感情、增进信赖、加强一体感的重要场所。
也可以说是身心充分休息的地方。
辛勤劳动的习惯成为日本人的国民性，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日本人总体上不擅长快乐地度过人生。
7、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日本人被指责为“住在兔子窝里的工作狂”，只知辛勤劳动不懂生活意义的“工蜂”，再加上因过度劳累而死亡的“过劳死”问题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在日本人中不只考虑劳动，也考虑充实自己人生的人也在增加。
在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了劳动时间的框架，各企业也在这个范围内规定劳动时间。
超过规定的劳动时间而劳动必须付加班费，所以企业希望能尽量在工作时间内有效率地处理业务。
另外，工会也反对劳动时间过长。
因此，日本人并不总是超过工作时间而劳动。
但是，在必须采取紧急态势的时候，一般工作人员自觉自愿地加班加点；当自己所属的单位遇到困难或紧急课题的时候，各个成员公事优先，互相合作，致力于问题的早日解决，这对日本人来说仍是极为自然的。
四、等级序列与能力平等主义
日本人不管有几个人在一起，总是由年龄或社会地位等某种基准意识到相互的序列，行为方式也因此受到影响。
例如，在家里，父母与子女、长子与次子以下子女都有明显的等级序列，这表现在吃饭、入浴、继承等方面；在家族，有本家和分家之别，等级界限分明；在企业，从社长、专务董事、常务董事，到部门经理、副经理等，甚至连哪一年参加工作都有不同待遇，实行严格的年功序列制度。
在政治家也是如此，重视程度、任用等都与当选议员次数有关。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如果没有等级序列就不知道怎么行动。
日语中敬语非常发达，令外国人学习日语者感到特别头疼。
这也是由于日本人重视等级上下关系的缘故。
对上司、辈分高和地位高的人讲话要用敬语，表示自己时要用自谦语，对同伴、同辈和地位相当的人讲话则用简单用语，因人因场合不同也要使用不同的语言。
不仅语言，就是讲话的态度和举止也要因对象不同而变化。
对辈分高和地位高的人讲话态度要谦恭，要鞠躬行礼，对同事、同伴和地位相当的人讲话则比较随便，对晚辈和地位低的人则可以颐指气使、发号施令。
但是，一般来讲日本人的等级序列并不是靠能力形成的，也就是说不是以能力为基准的，而是靠年龄、出身、辈分、地位来决定的。
在日本人的观念意识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能力平等主义。
比起能力来日本人更重视忠诚、敬业精神以及与周围人们的关系是否协调。
据说，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就认为，人的能力生来并没有多大差别，关键在于后天的努力，在于能否使其发挥作用，能否活用。
他用人的方针是“活用”，使其“发挥作用”。
松下政经塾的原副塾长上甲晃也曾谈起这个问题。
他说，日本与中国不同，没有天才思想，而认为人人生来在能力上是平等的，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差别是后天的，是是否努力带来的。
而且，能力只是有区别，即是哪个方面能力的区别，而不是大小、上下的区别，在某一方面不行、不擅长，在别的方面说不定就行。
所以关键在于认识他的能力，使其发挥出来。
松下幸之助的用人思想是基于此，日本的不重视能力的原则也基于此。
这种能力平等主义与神道世界观有关，也与佛教的“山川草木皆有灵性”、“众生平等”的思想有关。
在日本只有“时势造英雄”，而没有“英雄造时势”的说法。
破格提拔，在日本也是人们难以接受的，因为这不符合日本人的人人能力平等主义传统。
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度也与此有关。
年功序列是一种随着连续出勤年数延长而工资上升、地位上升的惯例。
在日本社会，自古就有尊重长者的习惯，即使在企业也有这样的考虑，即随着出勤年数增加能力也增大，对企业的贡献也会增加。
日本企业的思考方式是，与其让职工以短期的业绩回报公司，不如让其通过其整个在职期间的努力回报公司。
与此相联系，虽然也评价个人的能力和技能，但更强调小组全体成员的力量。
在这样的运营下，即使比他人拥有特别优秀的能力，达不到规定的最低工作年数也不能提升。
提工资每年以全体员工为对象定期进行，基本是以职务、学历和工作年数为基准，再考虑本人的能力和业绩决定提升额，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就是现有工资水平。
这样，虽然也使一部分优秀人才觉得职位不足，但却给予大多数人以安心感，能使其保持对企业的信赖。
向决策层的晋升也按照这个制度来进行，所以也不会从年轻时就将谁定为决策层的候补，也不会对其另眼相待。
由于必须从长期的下层生活中积累经验，逐步被选拔提升，所以大企业决策层的年龄，通常为从50多岁到60多岁。
在日本，很少有象欧美那样先选定特定的候选人，使其在商业学校接受教育，然后从年轻时就使其体验整个经营管理的现象。
但是，这在同族会社是一个例外。
当然，在日本也不是无论谁、不管是否有能力都可以上升到同样的地位。
不用说，在相同出勤年数的人中，能力与业绩好的人提升的比率更大。
五、浓厚的人情味与世界自杀率第一
中国人一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日本人残酷无情。
这固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日本人讲究严格的“内外有别”，对外确实是怀有戒心，难以以心相交，达到亲密无间。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日本人在对内的时候，却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富有人情味。
日本人在正式场合，等级森严，规矩颇多。
但在私下，在生活方面，上司对下司是很有人情味的。
他们对下属无微不至地关怀，以使其有知恩图报思想。
就是在同事之间也是致力于感情融洽、互相关照。
但是，在这样的充满人情味的社会，却有着世界最高的自杀率。
日本的自杀率高是举世闻名的。
据统计，1921年至1986年每年的自杀者超过1万人，1980年到1985年之间每年则超过了2万人，其中10岁至19岁的青少年占自杀人数的10%左右。
如果以每年2万人自杀的话，自杀人数占日本总人口的万分之二以上。
最惨不忍睹的是全家自杀。
有的父母为了不给孩子们留下痛苦，先把孩子杀死，然后再自杀。
还有把小汽车开到郊外僻静处，把毒气放进车内，一家人在车内同归于尽。
最可怜的是孩子们，小小的生命，还未尝到人生的任何滋味就做了父母自杀的牺牲品。
自杀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承担责任；二、洗刷污名，为了名誉；三、为了爱情，情死；四、受虐待，为集团所抛弃；五，为宗教、人生、社会等问题所困扰。
为什么日本人如此轻生呢？
有的日本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说：
“人们从前自杀是由于生活贫困，现在物质生活虽然改善了，但精神生活却太空虚，导致他们心理不平衡，精神崩溃，然后一死了之。
”“现代的孩子们生活也都很忙碌，放学后又要到补习学校学习。
一有烦恼，或受了委屈，又找不到朋友商量对策，便自杀寻死。
一些人则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对外发泄精力时，就攻击人家，发泄不出来时就把矛头对准自己，甚至愚蠢地走上自杀的道路。
”
也有人从宗教传统影响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
“日本人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许多人相信死后可以到所谓极乐净土，一碰到无法解决的难题，便悲观绝望选择自杀。
”
还有人认为，对思想幼稚无比的孩子们的自杀，日本社会也应负一部分责任。
做父亲的只顾工作，不理会家庭生活，家庭中没有父亲权威，而母亲的娇惯使孩子缺乏自立精神。
一旦他们为了一些小事而在精神上、心理上失去平衡时，便会很容易地由于不能控制冲动而选择自杀的道路。
但是，笔者认为，不仅孩子们的自杀，就是成年人的自杀率高，也与日本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
首先，因为平时的生活是充满人情味的，而且各集团也把这样的生活当作追求的目标，所以日本人一般不太重视个人意志的锻炼和培养。
与其他民族相比，尽管日本人在集团活动时很勇敢，但是作为个人来讲又是缺乏独立性和忍耐性，十分脆弱和缺乏意志力的。
所以一旦遇到非常事态，薄弱的意志难以控制发展到极端的情感，人们往往会步入自杀的歧途。
而且，经常生活在温情脉脉的集团中的日本人，对他人、对集团更有依赖感，更需要他人的情感和关怀，更怕被他人、被集团所抛弃。
一旦被集团排挤出去，或受到集团的虐待，就难以生存下去，很容易选择自杀的道路。
另外，正因为总是受到集团和上司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一般的日本人平时总是背着一身人情债，而当自己所属的集团处于危难的境地或上司需要自己献身的时候，不管他们是否情愿，往往也只有自杀一条路可走。
总之，即使在集团主义的日本社会，人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在所难免，社会、家庭、个人生活中的不得意也会经常遇到。
这本来是人类社会中的正常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与集团主义社会中形成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相结合，却造成了世界最高的自杀率。
六、报恩于万一
日本人把“恩”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规则，有的报恩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有的则在数量上和所受的恩相当，而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有期限。
无限的‘恩’叫‘义务’，‘义务’又分为两种：
报答父母的恩叫‘孝’，报答天皇的恩叫‘忠’。
这两种义务都是强制性的，是日本人普遍的命运……
日本人的孝与忠完全发展为实与虚两个不同的对象。
因为要无限制的恪守孝的美德，要让自己的行为符合报恩的情理，日本家庭关系中给了父母长辈绝对一等地位，晚辈往往只有无限制的服从甚至是牺牲自己幸福，更不用说“大义灭亲”这种行径了。
而鲁思正是从分析日本人的家庭伦理规范入手，在根源上探寻为什么天皇得以在日本具有如此大的号召与影响力。
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已经超脱了国民之父，他是幻想出来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好父亲，对他的尽忠是最大的美德。
很显然，作者认为日本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利用了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圣父”地位，从而摆脱了所有世俗的挂虑。
由家庭成员间无条件的“孝”产生的怨恨到了天皇那里完全不存在，日本人完全利用了那个最高象征的人性特征，即便不是天皇的意旨，他们还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让陛下宽心”。
考虑到本尼迪克特是在二战后受美国政府之托为了做好善后处理工作而去研究了解日本，因此她本人在尽力客观描绘一个建立在二手资料之上的日本时，也难免带有美政府的一些私心，这里把天皇置之为一个深居幕后完全为政治家们煽动国民参战所利用的象征物恰恰契合了战后美国力排众议实施的保留天皇的措施。
她没有明确指出天皇作为阶级等级中的最高层实质上就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高发动者这一事实。
七、耻感文化----日本人的情义和复仇心理
日本人常说，“最难承受的是情义”。
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正如他必须报答义务一样，但情义是一套与义务不同的义务……在“情义圈”中，欠人情的难处是最大的。
情义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
一种我称之为‘对社会的情义’，其本义是‘偿还情义’——即向与自己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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