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视野下的政治民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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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分化视野下的政治民主
引言
阶级阶层分析向来是我们党和政府观察社会、确定政策的重要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迁时代，原有阶层发生分化，同时出现了新的阶层。
这一历史性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阶层结构，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状态，引起了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从而对我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和方略选择。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背景下，理顺阶层分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联系、深入探讨阶层分化的现状特点及问题、针对分化带来的政治挑战采取相应的民主政治发展策略，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和政治课题。
一、阶层分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关联
（一）阶层与阶层分化
对于阶层内涵的界定，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学派：
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韦伯学派。
前者认为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唯一指标；后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划分指标：
财富、声望、权力。
【1】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财富和生产资料、声望和权力分属于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即不论是哪一学派，划分阶层的最终指向均是社会成员占有利益的不同，当然经济利益是社会利益结构的核心和决定性因素。
因此，从本质来看，阶层是指处于同一个社会中，在政治经济地位、权力权利等社会资源占有方面具有同质性的社会群体；从外在特点来看，阶层是具有某种相似背景，从事某些相似职业或具有相似社会身份地位的社会群体。
所以，阶层分化是原有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其实质内容是不同阶层享有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变化，表现形式上是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阶层分化具体来说，宏观上是指各个阶层规模的扩大和缩小及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中观上是指由于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某一阶层消失、原有阶层内部产生更多子阶层、新阶层产生，即阶层由单一化变为多样化；微观上是指个人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主要有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两种形态，前者指社会成员在同一阶层中的纵向运动，表现为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后者指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间的运动，表现为从一个阶层进入另一个阶层。
总的阶层分化趋势是阶层的复杂化，导致利益要求的多元化、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利益矛盾的显现化。
（二）民主政治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内涵
民主政治就其本义而言，最初是指“人民的统治”，人民享有统治国家和管理自身事物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民主政治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丰富了其含义。
现代民主政治应该包括这样两方面内容：
“由谁统治”和“怎样统治”。
[2]前者是一个国家的统治主体是否广泛的问题；后者是统治的程序和方式是否合理的问题。
根据以上界定，笔者认为民主政治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要义：
首先，民主政治是一种民意的政治。
民主政治承认国家权力的唯一源泉在于人民，因此，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服从人民需要，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政治活动的出发点。
其次，民主政治是一种和平解决利益矛盾的政治。
暴力不属于民主政治范畴，针对种种利益冲突与矛盾，民主政治崇尚协商和少数服从多数等和平方式。
再次，民主政治是一种有序的政治。
选举、权力的实现等都必须在合理有序的政治制度框架内才能进行。
最后，民主政治是一种责任的政治，具有特定政治权力的主体应该向产生这些权力的主体负责。
民主政治发展是以上述四种要义为目标的一种正向政治变迁，是由不发达政治系统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政治系统的适应性、扩大政治参与、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协调利益矛盾等应成为其题中应有之意。
（三）阶层分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社会决定政治的产生、内容及变化，政治作为社会的秩序维持系统和矛盾解决系统以其自身的能动作用服务于社会，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毋庸置疑，阶层关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关系变动的主要内容，而民主政治亦成为当代政治发展的重点领域，由此：
一方面，阶层分化提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要求。
阶层分化不仅仅意味着社会领域人群分布的变化，它更会带来政治领域的一连串反应，包括：
阶层分化导致社会力量的变化，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这就要求政治体系提高自身容纳力，具有引导、吸纳不同政治力量的能力；阶层分化导致的利益分化产生多元的社会需求，这就要求政治系统增强整合各方面利益，进行科学决策的能力；阶层分化本质上是利益博弈的过程，这种博弈不可避免会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摩擦，这就要求政治系统完善自身的社会协调机制，具有有效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的能力，等等。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对阶层分化具有强大的反作用。
有效的民主政治发展能够保证社会阶层合理有序的分化，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首先，民主政治的发展能扩大政治参与，有利于不同阶层利益要求的表达和公民平等权利的实现；其次，阶层分化必须围绕公平的机制和制度进行，而这种公平的机制不可能通过分化过程本身产生，因此，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阶层分化良性机制产生的前提和保障；再次，民主政治的发展能保证政治系统的适应性、有效性、连续性，防止阶层分化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分裂，增强社会承受能力和稳定能力。
进一步而言，民主政治与阶层分化是一个由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的动态过程。
由此，民主政治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民主政治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立足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阶层分化进程渐进推进，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和规律性。
但阶层分化和民主政治发展又不是自发实现的，两者之间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直线型连接关系，阶层分化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性质，民主政治发展对阶层分化的引导及纠偏能力，都将取决于这个时代历史主体特别是政权掌握者的自觉作为，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主体选择性和能动性。
二、当前我国阶层分化的扫描
（一）从分化机制角度来看：
由“先赋机制”为主转向“自致机制”为主
“先赋机制”和“自致机制”是阶层分化的两种不同机制：
前者是把生而有之的身份作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而后者是社会成员通过后努力来争取自身的财富地位。
在改革开放前,阶层分化以先赋机制为主导，家庭出身或政治身份对于阶层的划分、利益的分配和社会成员的个人前途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过渡和教育的发展，传统的政治身份性因素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后天努力可以换取先赋资格的理念不断体现，教育和市场竞争越来越成为占有社会资源和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主要途径，“自致机制”的比重越来越大，在阶层分化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以农民阶级为例：
在过去以“先赋机制”为主导的社会中，“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数千年来广大农民唯一的命运，背负着身份的烙印，农民很少能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而在“自致机制”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户籍制度松动，流动的限制被打破，农民开始有更多机会接受教育，再加之单位制的变迁、双向选择就业机制的出现及市场经济的推行等因素，部分农民在没有任何身份优势的前提下利用“自致机制”创造的条件，并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公务员等阶层，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二）从阶层成分角度来看：
趋于多样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阶层成分相对较单调，一度稳定地保持“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实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产业结构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我国阶层成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1.原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开始出现分化
根据陆学艺教授等编写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我国的工人阶层开始分化出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技术工人阶层、普通生产劳动工人阶层等；农民阶层内部则出现了私营企业主、土地承包者、农村专业户、农业劳动者等阶层等；这些都属于在原有主体阶层中出现的新现象。
2.出现了一些新兴的阶层
新兴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等。
这些阶层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队伍，是涌动在社会中的一股新的力量。
（三）从结构角度来看：
呈现金字塔式结构
社会阶层结构是指社会系统中不同成员之间的构成方式和比例关系，它是依据某些特定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对社会成员阶层归属的划分，从而确定各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社会阶层结构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划分，如金字塔型、菱形、纺锤形、橄榄形等。
一般认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
目前，我国阶层结构是金字塔型，离橄榄型尚有一段距离，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社会下层正在缩小，但基数仍然很大
广义的社会下层一般包括这样两部分：
处于社会结构相对较下位置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处于社会结构底部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就农业劳动者而言，从中国农业网的统计资料来看，从1978年至2006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份额从70.5％下降到40.3％”，规模有了大幅下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阶层基数仍然很大。
就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而言，这是任何城市都会存在的一个群体，但是把这部分人群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当前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产物。
这部分人群数量也很庞大，“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4.8%”[3]，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大了社会下层的基数。
2.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但规模偏小
中间阶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阶层的合称。
照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
一部分是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的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
这些人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同样的水平。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间阶层虽已形成，并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但受社会流动机制不完善,就业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中间阶层的规模还比较小。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现代中国中间阶层实际数量为3518.5万人，加上老中间阶层有6007.3万人。
[4]
3.精英阶层开始形成，处于阶层顶端
在阶层分化中，有些阶层逐步趋向精英化，开始走向阶层结构的顶端。
具体说来，我国主要形成了三类精英阶层：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
[5]
政治精英主要是国家或地方的中高级官员，国有大型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等。
通过观察阶层分化过程中的精英更替模式可以发现：
我国党政干部在阶层分化中，只有少数人是由于某种原因丧失利益的，其余的大部分都可以在分化的基础上获益。
经济精英主要包括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经理，大型企业主等，其中有一部分是阶层分化前的政治精英，当然也有通过社会结构的重组来抓住机会、获取成功的人士。
知识精英是阶层分化中变化较大的一个阶层。
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似乎未能在社会中表现出特殊的价值。
随着改革的推进，知识开始成为重要资本，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改革中收益，并使本阶层的地位迅速上升。
纵观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鲜明的金字塔型，但需要提出的一点是，现有的阶层结构形成后不是稳定不变的。
因为受利益的驱使及刚性的身份户籍制度被打破、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成员在阶层内部的纵向流动或阶层之间的横向流动还在不断的进行中。
但总的来看，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方向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保持这种金字塔式结构甚至走向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也可能向橄榄型方向发展，究竟走向那个方向将取决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取向。
（四）从各个阶层占有社会财富来看：
总体增加，但增幅有差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190美元升至目前的将近4000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多数人从这一飞跃中获得了利益，个人财富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
但社会成员占有财富绝对数量的增多仅仅是因为“社会财富总量”这块蛋糕做大了，并不意味着分配过程中相对数量的合理：
如果把21世纪初各阶层的收入与改革前的70年代相比，“收入增长幅度较大的是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等阶层，他们目前的收入水平大约是70年代的16倍；商业服务人员和产业工人阶层的收入水平大约是70年代的12倍，接近平均水平；农业劳动者阶层收入增长的幅度最小，低于平均水平，仅为70年代的8倍”。
[6]
（五）从组织能力来看：
相对松散，组织程度不高
一些阶层在分化后组织程度不高，“阶层意识”比较淡薄，较少有“利益共同体”意识或者阶层群体意识。
这突出表现在分化后的各阶层没有鲜明代表阶层利益的组织。
以工人阶级为例：
工会最初能代表和维护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的利益，然而阶层分化后，工会相对来说只能较多的代表工人阶级中的中下阶层利益，在白领等阶层的利益方面失去了代表性，由此造成白领等阶层的组织程度相对较低。
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尚不成熟密切相关，上述事例中的工会即是公民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
马克思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政府系统以及市场和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和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等。
”[7]代表着不同阶层利益的企业家协会、工商联、个体协会等正是属于公民社会的范畴。
“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能使公民有效地联合起来，捍卫自身的利益和价值。
”[8]这说明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改善公民之间的分散状态，提高阶层的组织程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我国的公民社会发展却不甚完善，一方面使由于我国公民社会起步比较晚，绝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成长起来的，历史较短，发展程度低，因此阶层的组织化缺乏历史资源；另一方面，我国代表各阶层利益的协会和组织绝大部分是由政府创建，并受政府主导，因此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许多组织仅仅是政府部门和行政权力的延伸物，并不能很好地起到组织和联合公民的作用。
三、阶层分化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挑战
如前所述，阶层分化本身并不属于民主政治发展的范畴，但作为经济范畴内的变动，与政治民主化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阶层分化推动了我国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变，为民主政治创造了社会环境；引起社会政治心理和观念的变化，为民主政治提供思想动力；推进社会法制建设，为民主政治提供制度保障。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充分认识到阶层分化带来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所潜藏的负面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妨碍了阶层分化的健康发展，也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一）阶层分化中贫富差距拉大，影响政治稳定
阶层分化背景下，一方面，某些精英阶层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垄断许多社会资源，而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等却只能越来越贫困；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分化背景下的种种变化不能完全适应，在一些重要领域调控缺位，导致社会不公分配；再加上其他一些制度性、自致性、合法性和非法性因素的影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就是反映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
（注：
基尼系数是通过测量财产或收入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来反映不平等差距，其数值在0~1之间。
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
基尼系数超过0.4为警戒状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317，但改革开放后，基尼系数就处于往上攀升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越过0.4的警戒线。
如前所述，经济领域的变动会对政治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阶层分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趋势对政治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加深，民主政治失去了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
贫富差距过大，特别是富裕阶层中少部分人的非法收益以及奢侈性、炫耀性消费都容易导致贫困阶层的不满和愤恨，从而产生仇视心理，制造一些群体性事件，引起社会动荡。
其次，贫困阶层与党和政府的矛盾加深，影响政治统治合法性。
一般条件下，贫困阶层会把对富裕阶层的不满转化为对党和政府现行政策的不满，导致对现有政府和政治体制认同感的下降，进而影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当合法性下降到一定界限，再加之某些突发事件的刺激，一些失去理智的民众可能会“揭竿而起”，制造政治动荡。
正如亚里斯多德在论述古希腊的政治变迁时写道:
“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能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
因此，如果上述矛盾不能加以有效控制，政治稳定就会面临巨大威胁。
（二）政治参与扩大化与参与渠道相对匮乏之间存在矛盾，带来政治参与危机
亨廷顿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
“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9】究其原因，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与政治发展不匹配。
对此，亨廷顿给出了三个递进关系式来说明这一过程：
政治动员/经济发展=社会受挫感；社会受挫感/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
这三个公式正好能运用于我国阶层分化背景下的政治参与危机：
一方面阶层分化的深入使单个主体自我利益意识或单个阶层的利益需求在不断增强并希望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社会满足这些利益需求的能力得到提升。
而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动员的程度和速度会远远高于经济发展。
”[10]这意味着在社会成员利益需求的形成和满足之间产生了差距，进而使他们产生了“社会受挫感”。
由于当前社会的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还未达到完全不受限制的程度，因此，“社会受挫感”无法得到缓解，人们就会试图通过政治参与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
但在政治参与要求迅速扩大的同时，我国政治制度化却还不成熟，尚不具备足够的政治参与机制和渠道。
因此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发展民主，引领、组织和疏导民主制度化参与，就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体制外甚至是非法政治参与，出现所谓的“参与危机”，这对政治稳定将是致命的。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参与扩大化和参与渠道相对匮乏的矛盾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但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以下两种阶层的影响尤其明显：
首先是一些弱势群体。
必须看到，在阶层分化进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发育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
强势群体可以运用所掌握的丰富资源和社会影响力，不断地将自己的声音传递到政府，对政府行为施加影响。
而弱势群体则往往因人微言轻，在政治体系中缺少利益代表，难以及时、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
久而久之，政治参与就会成为部分强势阶层的专利，而广大底层公民却会离政治越来越远。
其次是一些新兴阶层。
他们参与政治的途径一般是通过社团和其它个体协会、私营企业主协会等中介组织，如前所述，这些组织或机构绝大部分仅是政府部门的附庸，自身权力过小，说话不被重视，呼声和要求不能纳入政府的决策过程，同样无法满足新兴阶层的参与要求，造成了新兴阶层的参与危机。
（三）不同阶层利益多元化、复杂化，加大政治整合难度
民主政治是一种民意政治，要求把各种利益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使政治决策能维护各方面的利益。
随着阶层分化的进行，民主政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整合能力的挑战。
这种挑战突出的特点在于我国政治系统必须能适应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的需要，从一元整合体制向多元整合体制转变。
一元和多元的区别实质是利益单一化和多样化的区别。
阶层分化前，各阶层的利益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新的阶层构成中,各个阶层的利益明显地存在差异：
比如说“私营工商阶层是改革的受益阶层,伴随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他们必然要求更多的法律和政策上的保护及制度创新,同时要求政治权力的相应扩大；白领阶层是现代社会中过着比较富裕生活的中等收入阶层,为保证自己的富裕生活和稳定收入,他们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稳定和秩序；而对于贫困阶层来说，面对经济收入的低下和生活的困难以及与其他阶层的差距,更多地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问题,以求平等的生存权。
”[11]因此，政治整合不再是把所有个体的利益简单纳入改革开放前的解决温饱或提高收入等某个单一体系中，而是要把个体要求多元地联系起来考虑。
而多元整合体制的形成无疑要通过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才能实现。
四、阶层分化视角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对策思考
（一）建构公正的阶层分化社会制度，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有利社会背景
公平、公正原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
只有建立公正的阶层分化制度，才能控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局势，消除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有利得社会背景。
当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加强政府制定规范的能力，保证各阶层成员起点的公正。
规范和制度是各阶层成员在同一个社会中竞争和发展的先行框架，公正的规范和制度能为不同阶层的发展创造基本上同等的政治和社会空间。
因此，政府要在制度的建立和修改过程中要坚持普遍主义原则，消除制度的歧视性，避免某些阶层在制度层面享有特权和特殊利益，尽量做到社会规范和体制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保证所有社会成员起点的公正。
2.加强政府规范市场的能力，保证竞争过程的公正。
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等缺陷使它无法自动生成公正平等的竞争规则和环境，更无法保证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普通劳动大众阶层的利益，如果任由市场发挥作用，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
因此需要借助于政府的行政作用制定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一些刚性的规范来抑制行业垄断、权力腐败、下层劳动者利益被侵犯等现象，从而保证竞争过程的公正。
3.加强政府平衡社会的能力，保证社会结果的公正。
政府要借助行政手段建立“扶弱、促中、抑强”的平衡机制，一方面，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尽量弥合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不公现象,实现初次分配的相对平等性；另一方面，在再分配领域,政府要通过公共支出、税收体系和价格等综合手段对收入差距进行调整,以适当地减少高收入者过多的收入和财产；同时，加快社会保障系统建设的步伐，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建立起完整的安全网，释放他们所承担的社会风险，使各阶层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保证社会结果的公正。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实现我国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
1.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决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
各阶层虽然都有自己的具体利益追求，彼此可能出现摩擦、竞争、矛盾乃至冲突，但各阶层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一客观事实要求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核心来领导各阶层，正确处理阶层之间的矛盾，把各阶层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
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坚强的核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做到从根本利益的角度去协调整合各种利益矛盾。
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可以有力地促进各利益群体的团结，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利益群体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各利益主体、群体的主动性、创造力，使我国的各项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人民当家作主还可以充分反映、集中各利益群体的意见和建议，把权力运行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首先就要从国家的政治制度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包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这些民主制度随着阶层分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需求的提高而不断创新。
其次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新的实践形式。
要善于在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中拓宽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发现和总结适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民主形式，将其进一步上升为民主的具体制度。
3.坚持依法治国，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在阶层分化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界定，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的协调、利益冲突的解决以及各自利益的表达等等，都需要国家权力机关在宪法和法律层面上做出相关规定，使这些规定成为各利益主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才能形成合理有序、政通人和的政治局面，才能使多种多样的利益群体协调一致，互帮互助，从而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发挥政治权力层面的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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