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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体文章
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
“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是一起发生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的重大安全事故。
2015年8月12日23:
30左右，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本次事故中爆炸总能量约为450吨TNT当量。
造成165人遇难（其中参与救援处置的公安现役消防人员24人、天津港消防人员75人、公安民警11人，事故企业、周边企业员工和居民55人）、8人失踪（其中天津消防人员5人，周边企业员工、天津港消防人员家属3人），798人受伤（伤情重及较重的伤员58人、轻伤员740人），304幢建筑物、12428辆商品汽车、7533个集装箱受损。
截至2015年12月10日，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等标准和规定统计，事故已核定的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
经国务院调查组认定，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2016年11月7日至9日，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所涉27件刑事案件一审分别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9家基层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9日对上述案件涉及的被告单位及24名直接责任人员和25名相关职务犯罪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宣判。
宣判后，各案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悔罪。
。
天津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武岱等25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别被以玩忽职守罪或滥用职权罪判处三年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李志刚等8人同时犯受贿罪，予以数罪并罚。
牺牲
本报记者张国《中国青年报》（2015年08月22日01版）
侯永芳在零点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屏幕显示是儿子的号码。
她对着电话喊了半天，那头始终没人说话，只有一片嘈杂。
连呼吸声都听不到。
第二天她的世界就塌了。
8月12日晚，她的儿子甄宇航在天津一处危险化学品仓库的爆炸中牺牲，距离22岁生日只有一周。
甄宇航当了4年消防兵，每次出警返回，习惯给母亲报个平安。
现在，哭成泪人的侯永芳知道，那个沉默的深夜来电，用尽了儿子最后的力气。
截至8月21日，这场“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已造成116人遇难、60人失联，其中多数是最早被派去灭火的消防员。
国务院专门派出了事故调查组。
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表示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侯永芳来说，世界已经炸成了废墟。
“航航，妈妈想死你了！
”在阴沉的天空下，在殡仪馆的墙角，为儿子点亮生日蜡烛，这位在河北老家摆摊卖袜子、卖腰带为生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说。
伤口
从空中俯瞰，爆炸在渤海湾畔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巨大水坑，像是流脓的伤口。
事发后最早来到伤口边缘的救援部队，见到的是末世般的景象。
8月13日凌晨，天津消防保税支队参谋长张大鹏及其战友在爆炸一小时内到这里搜救。
他们是第一支进入爆炸核心区的部队。
先期派来的队员已下落不明。
后来者实际上已无法进入现场。
那个堆满了集装箱和压力罐的物流公司消失了。
到第8天，才初步统计出那个院落里存放了“约40种”危险化学品，包括约700吨剧毒的氰化钠。
公司门口宽阔的跃进路也不见了。
在公司东南侧两三百米的位置，救援车辆不得不停下来。
炸碎的集装箱铁皮扎坏了很多车胎，只能先清出一条路。
他们的身边是一处停车场，大片的新车正在燃烧。
据事后清点，被波及烧毁的汽车有3000多辆，使这里成为一处汽车的火葬场。
烟雾弥漫、气味刺鼻的现场一直在爆炸。
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一声都伴随着目测有十几米高的蘑菇云。
直到天亮，爆炸声才变得稀疏。
不过，随后的几天里，爆炸的声音和冲天的烟柱一直没有真正断绝过。
在冲天的火势下，地上被炸坏的消防栓汩汩往外流水——这是大坑积水的一条源流。
火势压住之前，真正的搜救很难开展。
消防车千辛万苦开到了瑞海公司南侧的吉运一道和跃进路，支起高压水炮，向院内的一处仓库打去。
肉眼可见，里面堆放的都是容量为25公斤的铁桶。
张大鹏说，头一罐水打进去，铁桶就炸开了，不知里面储存了什么。
“我们的战术是引爆。
”他说。
水炮的最大射程为五六十米。
为了防范风险，负责操作泵档的消防员上车操纵一次，就赶紧往外跑。
一罐水只能打35秒。
“打一次水，炸一次”，如此反复了几十次。
刚到达时，这支消防部队就发现了4名消防员，一位已经遇难。
等到能进入现场，对他们来说，亲眼目睹的牺牲才刚刚开始。
张大鹏介绍，8月13日傍晚6点多钟，他的战友分成灭火和搜救两组。
搜救起初沿跃进路由南向北，先从外围搜起。
回家
这天晚上7点多钟，张大鹏在路边草坪上见到了他的多年战友、天津消防开发支队副支队长王吉良。
44岁的王吉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从后面被一个铁架压住。
战友们根据衣服和头发认出了他。
他是事发当晚的指挥长，也是牺牲者中职务最高的指挥员。
他的战斗服与别人不同，且有一点谢顶，这使他不难辨认。
所有战士都哭了起来。
他们的弟兄，一位老兵，牺牲了。
被送到医院时，王吉良的双手紧紧攥着泥土和碎草。
同事们痛苦地猜测，爆炸发生时他没有立即牺牲，而是被砸成重伤，经过了痛苦的挣扎。
8月12日晚的灾难太过突然。
王吉良战斗服的扣子还没系好就出了门。
根据推测，他到现场后首先应该走下指挥车，进行现场观察，然后发出号令，遇上了爆炸。
出事前不久，当了25年消防兵的王吉良对同事王跃说，再过几个月自己服役期就满了，打算自主择业，感到有点累了。
爆炸将这些人或远或近的人生计划炸得粉碎。
出事3天前，24岁的战士王琪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叮嘱她把自己的旧衣服和书籍找出来，抽空要捐给贫困地区的小学。
他的父亲王义元咬着牙说：
“中年丧子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我没有办法。
”
张大鹏形容自己的心情：
“就是死，也得给他背出来，给家属们交代。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叫带弟兄们回家。
”
很难说闷爆声不断的现场有真正安全的地方。
瑞海公司的办公楼只剩下框架和裸露的钢筋，很多“没有车样儿”的消防车停在附近，这也是找到生还者可能性最大的地方。
在这座危楼前，张大鹏询问和他在一起的中队长侯超：
“进不进？
怕不怕？
”
侯超回答：
“怕，我就不来了！
”
他们决定让战士们先撤出来，自己先进去。
两人开玩笑说：
“咱俩要是牺牲了，下辈子还做兄弟啊！
”
一个红帽子和一个黄帽子，走到了这座危楼里。
在楼边，他们发现了一位战士的遗体，烧焦了。
只能用衣服、用床单裹起来，“不能让他碎”。
从一辆烧毁的水罐车里，搜救者找到了两名战士的残骸，保留着爆炸时的姿势。
所有的死者或伤者，会被小心翼翼地用担架抬出，交给等候已久的急救车或殡葬车。
要么是医院，要么是殡仪馆。
生和死只有两辆车的距离。
19岁的消防员周倜是一个奇迹。
他在事发后30多小时后的清晨被发现，喉咙在动。
为免二次伤害，搜救者报告了指挥部，等到急救车到来后才敢行动。
周倜当时光着腿，穿着背心、短裤。
张大鹏问他是哪个支队的，他以微弱的声音回答“开发的”。
生命的回应引起了战友们七嘴八舌的惊叹：
“有意识，有意识！
”“坚持住兄弟！
”“别害怕，别害怕啊！
”
“别跟他说话了！
”有人提醒。
从周倜所在的位置到救护车，要走六七百米。
这段路格外漫长，抬担架的战士换了两拨。
在场的所有10个人都在护送他。
他是所有失联者中第一个获救的。
直到次日，北京卫戍区防化团又救出了一名50多岁的中年人。
这是仅有的令人精神一振的消息了。
目送
“遗体辨认对我来说是打击最大的。
”开发支队防火处监督科副科长张建辉说。
他的职责之一，就是随时出发，把战友接回来，或者认出来。
他害怕接到殡仪馆的电话。
电话使他的心情格外沉重。
拉开冷柜那一刻，他不太敢看，害怕真的是战友。
“战友这份感情有时候比亲兄弟还要亲。
见到之前，总是抱有幻想和希望”。
而一旦认出战友，感觉“幻想的肥皂泡”破灭了。
辨认消防员遗体的任务是由其战友完成的。
一些服役时间较长的战士被抽调做这件事。
有些家属会提供儿子的身体特征，比如身上的某颗痣。
但是为免刺激家属，并不会直接请他们去辨认。
火场中的遇难者往往被烧至毁容，而这一次，有的遗体被现场的水和其他物质所腐蚀，有的出现了浮肿。
其中一位被找到时腹部已经胀起。
一位战士，遗体的两个部分分别被找到后，送往了两个不同的殡仪馆，最终依靠DNA比对才对上。
张建辉说，如果面部无法识别，会根据体型、牙齿等来判断。
消防战斗服耐火性好，遗体上残留的纤维或标记，也是辨认的依据。
当然，最终还要靠DNA鉴定。
先找到的遗体都被送到了距离现场较近的泰达医院，后来有的直接被送到了7个安置点，包括天津市区及周边的殡仪馆。
在泰达医院一楼的创伤急救间里，遗体会先得到一些清整。
负责这项工作的基本都是从各个殡仪馆赶来的志愿者。
怀着对烈士的尊敬，这些志愿者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清洗，比如用湿毛巾擦脸等。
“让他们安心干净地走。
”张建辉说。
除了心理上的安慰，这种清理有其必要性。
一些遗体需要“规整”，才能装入太平间的冷柜中。
37岁的开发支队特勤五队指导员江泽国的遗体被运回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想要立即拉走。
两位情绪激动的战士万分舍不得，拦住了殡葬车。
协商的结果是，这两位战士一路护送指导员的遗体到了殡仪馆，亲眼看到他到了一个“好的安置地方”才放心。
烈士火化时，消防队会举行最隆重的仪式，脱帽敬礼。
政府工作人员及各界群众也会赶来送行。
告别仪式上，烈士的遗体已经经过“最好的美容师”的化妆。
化妆方案由消防支队和家属共同研究决定。
很多家属的要求特别简单。
21岁的烈士宁子墨的父母只提了一个愿望：
孩子生前喜欢手枪，希望能用纸扎两把逼真的手枪和一些子弹给儿子带走。
开发支队八大街中队指导员李洪喜的母亲说，如果搜救儿子的过程中会有危险，宁可不要搜救。
她对部队领导说，儿子说过，如果在家人和弟兄们之间选择，会选择弟兄。
“我们每个战士清醒来之后都会问，第一，火灭了没有？
第二，战友都出来了吗？
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张建辉说。
因此，事故中负伤的消防员出院后，会千方百计请求要去前线，去寻找自己的战友。
伤亡惨重的开发支队，陆续迎来了十几位退役的老兵——他们自发在人手较紧的中队站岗执勤，或是到医院陪床。
张建辉对记者说，从前有人劝他转业，他或许会考虑。
但是现在绝不考虑。
“战友们牺牲了，我们要上去，我们不能打退堂鼓”。
眼下，睡觉对张建辉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闭上眼，他就会见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不是死去的模样，而是生前的点滴。
他睡觉也不会关灯，“希望有一点光”。
江泽国遇难当天，两人还在支队见过面。
他们十几年前在武警学院上学时就认识。
8月12日下午，见面时张建辉还拿对方的头发开玩笑，说“脑门儿又亮了”。
同期的几位老兵几年前就约好要一起吃饭，江泽国要请客，现在，要请客的人永远失约了。
就像甄宇航的22岁，永不再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消防官兵伤亡最为惨重的事件。
”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杜兰萍说。
（本报天津8月21日电）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05秒，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境内，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
此次事故已确认共有六节车厢脱轨，即D301次列车第1至4位，D3115次列车第15、16位。
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直接经济损失19371.65万元。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等54名事故责任人员受到严肃处理。
永不能抵达的列车
《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2011年07月27日12版 记者赵涵漠
7月23日7时50分
在北京这个晴朗的早晨，梳着马尾辫的朱平和成千上万名旅客一样，前往北京南站。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大一女生，将在当天晚上19时42分回到她的故乡温州。
对于在离家将近2000公里外上学的朱平来说，“回家”也许就是她7月份的关键词。
不久前，父亲因骨折住院，所以这次朱平特意买了动车车票，以前她是坐28个小时的普快回家的。
12个小时后，她就该到家了。
在新浪微博上，她曾经羡慕过早就放假回家的中学同学，而她自己“还有两周啊”，写到这儿，她干脆一口气用了5个感叹号。
“你就在温州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吹空调等我吧。
”她对同学这样说。
就在出发前一天，这个“超级爱睡觉电话绝对叫不醒”的姑娘生怕自己误了火车。
在调好闹钟后，她还特意拜托一个朋友“明早6点打电话叫醒我”。
23日一早，20岁的朱平穿上浅色的T恤，背上红色书包，兴冲冲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临行前，这个在同学看来“风格有点小清新”的女孩更新了自己在人人网上的状态：
“近乡情更怯是否只是不知即将所见之景是否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
就在同一个清晨，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2009级学生陆海天也向着同样的目的地出发了。
在这个大二的暑假里，他并不打算回安徽老家，而是要去温州电视台实习。
在他的朋友们看来，这个决定并不奇怪，他喜欢“剪片子”，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记者，并为此修读了“广播电视编导”双学位，“天天忙得不行”。
据朋友们回忆，实际上陆海天并不知道自己将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哪些工作，但他还是热切地企盼着这次机会。
开始他只是买了一张普快的卧铺票，并且心满意足地表示，“定到票了，社会进步就是好”。
可为了更快开始实习，他在出发的前几天又将这张普快票换成了一张动车的二等座票。
23日6时12分，陆海天与同学在北京地铁八通线的传媒大学站挥手告别。
7时50分，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途经温州南站的D301次列车启动。
朱平和陆海天开始了他们的旅程。
后来，人们知道陆海天坐在D301次的3号车厢。
可有关朱平确切的座位信息，却始终没有人知道。
有人说她在5号车厢，有人并不同意，这一点至今也没人能说得清。
几乎就在开车后的1分钟，那个调皮的大男孩拿起手机，在人人网上更新了自己的最新信息：
“这二等座还是拿卧铺改的，好玩儿。
”朱平也给室友发了条“炫耀”短信：
马上就要“飞驰”回家了，在动车上，就连笔记本电脑的速度也变快了，这次开机仅仅用了38秒。
D301上，陆海天和朱平的人生轨迹靠近了。
在学校里，尽管他们都曾参加过青年志愿者协会，但彼此并不认识。
朱平真正的人生几乎才刚刚开始。
大一上学期，她经历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分手，然后“抛开了少女情怀，寄情于工作”，加入了校学生会的技术部。
在这个负责转播各个校级晚会、比赛的部门里，剪片是她的主要任务。
室友们还记得，她常常为此熬夜，有时24个小时里也只能睡上两个钟头。
一个师兄也回忆起，这个小小的女孩出现在校园里的时候，不是肩上扛着一个大摄像机在工作，就是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做视频剪辑。
就像那些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们一样，这个长着“苹果脸”的女孩子活跃在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上，她甚至参加了象棋比赛，并让对手“输得很惨”。
有时，这个“90后”女孩也会向朋友抱怨，自己怎么就这样“丧失了少女情怀”。
随后，她去商场里买了一双楔形跟的彩带凉鞋，又配上了一条素色的褶皱连衣裙。
黄一宁是朱平的同乡，也是大学校友，直到今天，他眼前似乎总蹦出朱平第一次穿上高跟鞋的瞬间。
“那就是我觉得她最漂亮的样子。
”一边回忆着，这个男孩笑了出来。
可更多时候，朱平穿的总是在街边“淘来的，很便宜的衣服”。
当毕业的时节来临，朱平又冲到毕业生经营的二手货摊上买了一堆“好东西”，“那几天，她都开心极了”。
她平日花钱一贯节俭，甚至每个月的饭钱不到200元。
这或许与她的家庭有关，邻居们知道，朱平的父亲已经80多岁，母亲60多岁，这个乖巧的女儿总是不希望多花掉家里一元钱。
就连这趟归心似箭的回家旅程，她也没舍得买飞机票，而是登上了D301次列车。
“车上特别无聊，座位也不舒服，也睡不痛快，我都看了3部电影了。
”朱平在发给黄一宁的短信里这样抱怨，“我都头晕死了。
”
在这个漫长而烦闷的旅途里，陆海天也用手机上网打发着时间。
中午时分，朋友在网上给他留言，“一切安好？
”
他十分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好，谢。
”
在陆海天生活的校园里，能找到很多他的朋友。
这个身高1.7米的男孩是个篮球迷，最崇拜的球星是被评为“NBA历史十大控球后卫”之一的贾森•基德，因为基德在38岁的高龄还能帮助球队夺取总冠军。
师兄谢锐想起，去年的工科生篮球赛上，陆海天的任务就是防守自己。
那时，谢锐还不认识这个“像基德一样有韧性”的男孩，被他追得满场跑，“我当时心里想，这师弟是傻么，不会打球就知道到处追人。
”
其实，在篮球场上，这个身穿24号球衣的男孩远不如基德那样重要，甚至“没有过什么固定的位置”。
可在赛场内外，他都是不知疲倦的男生。
他曾担任过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志愿者，“对讲机里总是传出呼叫陆海天的声音”。
志愿者们在高近10米的报告厅里举办论坛时，也是这个男孩主动架起梯子，爬上顶棚去挂条幅。
学姐吴雪妮翻出了一年前陆海天报考青年志愿者协会时的面试记录。
在这个男孩的备注里，吴雪妮写着：
“善良，任务一定能够完成。
”
甚至就在离开学校的前一个晚上，他还在饭桌上和同学聊了一会儿人生规划。
据他的朋友说，“陆海天最讨厌愤青，平时从来不骂政府”。
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记者，冲到新闻现场的最前线。
而第二天到达温州，本应该是这份规划中事业的起点。
在这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有关陆海天和朱平的信息并没有留存太多。
人们只能依靠想象和猜测，去试图弄清他们究竟如何度过了整个白天。
“希望”也许是7月23日的主题，毕竟，在钢轨的那一端，等待着这两个年轻人的，是事业，是家庭。
7月23日20时01分
人们平静地坐在时速约为200公里的D301次列车里。
夜晚已经来临，有人买了一份包括油焖大虾和番茄炒蛋的盒饭，有人正在用iPad玩“斗地主”，还有人喝下了一罐冰镇的喜力啤酒。
据乘客事后回忆，当时广播已经通知过，这辆列车进入了温州境内。
没有人知道陆海天当时的状况，但黄一宁在20时01分收到了来自朱平的短信：
“你在哪，我在车上看到闪电了。
”
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朱平看到的闪电，可能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D301前方的另一辆动车D3115，遭雷击后失去动力。
一位D3115上的乘客还记得，20时05分，动车没有开。
20时15分，女列车长通过列车广播发布消息：
“各位乘客，由于天气原因，前面雷电很大，动车不能正常运行，我们正在接受上级的调度，希望大家谅解。
”
有人抱怨着还要去温州乘飞机，这下恐怕要晚点了。
但一分钟后，D3115再次开动。
有乘客纳闷，“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
爬得比蜗牛还慢”。
将要在温州下车的旅客，开始起身收拾行李，毕竟，这里离家只有20分钟了。
20时24分，朱平又给黄一宁发来了一条短信，除了发愁自己满脸长痘外，她也责怪自己“今年的成绩，真是无颜见爹娘”。
可黄一宁知道，朱平学习很用功，成绩也不错，“但她对自己要求太严了，每门考试都打算冲刺奖学金”。
已经抵达温州境内的朱平同时也给室友发了一条短信：
“我终于到家了！
好开心！
”
这或许是她年轻生命中的最后一条短信。
10分钟后，就在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的一座高架桥上，随着一声巨响，朱平和陆海天所乘坐的、载有558名乘客的D301，撞向了载有1072名乘客的D3115。
两辆洁白的“和谐号”就像是被发脾气的孩子拧坏的玩具：
D301次列车的第1到4位车厢脱线，第1、2节车厢从高架上坠落后叠在一起，第4节车厢直直插入地面，列车表面的铁皮像是被撕烂的纸片。
雷电和大雨仍在继续，黑暗死死地扼住了整个车厢。
一个母亲怀里的女儿被甩到了对面座位底下；一个中年人紧紧地抓住了扶手，可是很快就被重物撞击，失去意识……
附近赶来救援的人们用石头砸碎双层玻璃，幸存者从破裂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爬出来，人们用广告牌当做担架。
救护车还没来，但为了运送伤员，路上所有的汽车都已经自发停下。
摩托车不能载人，就打开车灯，帮忙照明。
车厢已经被挤压变形，乘客被座位和行李紧紧压住，只能发出微弱的呼救声。
消防员用斧头砸碎了车窗。
现场的记者看到，23时15分，救援人员抬出一名短发女子，但看不清生死；23时25分，一名身穿黑白条纹衫的男子被抬出，身上满是血迹；然后，更多伤者被抬出列车。
有关这场灾难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地传播，人们惊恐地发现，“悲剧没有旁观者，在高速飞奔的中国列车上，我们每一位都是乘客”。
同时，这个世界失去了朱平和陆海天的消息。
在中国传媒大学温州籍学生的QQ群里，人们焦急地寻找着可能搭乘这辆列车回家的同学。
大二年级的小陈，乘坐当晚的飞机，于凌晨到达温州。
在不断更新着最新讯息的电脑前，小陈想起了今早出发的朱平。
他反复拨打朱平的手机，可始终无人接听。
黄一宁也再没有收到朱平的短信回复。
当他从网上得知D301发生事故后，用毫不客气的口吻给朱平发出了一条短信：
“看到短信立即回复汇报情况！
”
仍旧没有回复。
因为担心朱平的手机会没电，黄一宁只敢每隔5分钟拨打一次。
大部分时候无人接听，有时，也会有“正在通话中”的声音传出。
“每次听到正在通话，我心就会嘭嘭跳，心想可能是朱平正在往外打电话呢。
”
可事实上，那只是因为还有其他人也在焦急地拨打着这个号码。
同学罗亚则在寻找陆海天。
这个学期将近结束，分配专业时，陆海天和罗亚一起，凭着拔尖的成绩进入了整个学院最好的广播电视工程系。
这是陆海天最喜欢的专业，可他们只开过一次班会，甚至连专业课也还没开始。
朋友们想起，在学期的最后一天，这个“很文艺的青年”代表小组进行实验答辩，结束时，他冒出了一句：
“好的，over！
”
“本来，他不是应该说‘thankyou’吗？
”
陆海天的电话最终也没能接通，先是“暂时无法接通”，不久后变为“已关机”。
也就在那天夜里10时多，朱平的手机也关机了。
在这个雨夜，在温州，黄一宁和小陈像疯了一样寻找着失去消息的朱平。
约200名伤者被送往这座城市的各个医院，安置点则更多，就连小陈曾经就读的高中也成了安置点之一。
寻找陆海天的微博被几千次地转发，照片里，他穿着蓝色球衣，吹着一个金属哨子，冲着镜头微笑。
但在那个夜晚，没有人见到这个“1.7米左右，戴眼镜，脸上有一些青春痘”的男孩。
那时，陆海天就在D301上的消息已经被传开。
朋友们自我安慰：
陆海天在D301，这是追尾车，状况应该稍好于D3115。
另悉，同乘D301的王安曼同学已到家。
人们同时也在寻找朱平，“女，1.6米左右，中等身材，着浅色短袖，长裤，红色书包，乘坐D301次车”。
人们还在寻找30岁、怀孕7个月的陈碧，有点微胖、背黑色包包的周爱芳，短发、大门牙的小姑娘黄雨淳，以及至少70名在这场灾难中与亲友失去联系的乘客。
一个被行李砸晕的8岁小男孩，醒来后扒开了身上的行李和铁片，在黑暗中爬了十几分钟后，找到了车门。
周围没有受伤的乘客都跑来救援，但他只想要找到自己的妈妈。
后来在救护车上，他看到了妈妈，“我拼命摇妈妈，可妈妈就是醒不来。
”
追尾事故发生后，朱平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小潘也听说了朱平失踪的消息。
她翻出高中的校友录，在信息栏里找到朱家的电话。
24日0时33分，她告诉QQ群里的同学，她已经拨通了这部电话，可是“只有她妈妈在家，朱平没有回去过”。
这位年过六旬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搭乘的列车刚刚驶入了一场震惊整个国家的灾难。
“她妈妈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
”小潘回忆通话时的情景。
朱妈妈认为，女儿还没到家可能只是由于常见的列车晚点，她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继续等待女儿的归来。
凌晨3时许，黄一宁和小陈分头去医院寻找已经失踪了7个小时的朱平。
他们先是在急诊部翻名单，接着又去住院部的各个楼层询问值班护士。
广播仍然在继续，夜班主持人告诉焦急的人们，只有极个别重伤者才会被送往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和附属第一医院。
而在那时，黄一宁根本不相信朱平就是这“极个别人中的一个”。
在医院里，死亡时刻都在发生。
当黄一宁看到，一位老医师拿着身份证对家属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心里紧了一下。
有的死者已经无法从容貌上被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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