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高新军 美国大城市的管理与监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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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高新军美国大城市的管理与监督
主题：
“美国大城市的管理与监督体制：
以纽约市为例”
主讲嘉宾：
高新军（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时间：
2009年9月5日（周六）15：
00-17：
00
地点：
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办：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
腾讯评论
主持人：
杨子云
主持人：
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央编译局的研究员高新军老师，高老师要为我们讲的是“美国大城市的管理与监督，以纽约为例”。
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雅各布斯的一本书《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纽约这个城市可以说集中了我们建筑文明的丑恶和美好。
进入纽约的地铁，你会发现它的地铁黑暗而窄小，但当你想起它是建筑于100多年以前，就会觉得很了不起。
在纽约的下曼哈顿地区，即华尔街一带，满眼都是高楼，让人窒息；但是在格林威治村，住宿楼和街区花园交错，很适合居住和生活，我所想到的，和高老师今天要讲的不一样，高老师要讲的美国大城市的管理与监督，有请高老师。
高新军：
谢谢大家！
应该说，美国大城市的管理与监督，是我长久以来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最早关注地方政府的治理，是从国内开始的。
随着我在国内研究发展以后，从1997年开始，十多年前我开始关注美国的地方治理问题。
正好，我也有这么几次机会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又不断有机会到美国做实地的调查。
这样，我他的城市管理与监督有一些看法。
这次讲美国大城市管理与监督是以纽约市为案例，实际上它牵扯到美国的历史和现实。
所以，有很多的情况和我们国家一比，就是说还是值得学习和借鉴。
中国城市的管理权力是高度集中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大多数以自治的形式出现的。
如果说在美国也有这么一个权力比较集中的管理模式，他们是怎么管理的，他们是怎么监督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一些借鉴。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五方面的问题。
一、纽约市实行的是“强市长”的管理模式。
二、纽约市市政管理的制度创新。
三、美国大城市的公共预算改革创造了民主、公正、透明的地方政府，“预算民主”成为了规范政府行为的突破口。
四、代表大城市各阶层利益的民间组织，既是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也为民众发挥自己的作用提供了活动平台。
五、美国传媒的“掘粪”传统，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增强了社会的监督力量
一，纽约市实行的是“强市长”型的管理
美国实行的是三级政府体制：
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
所以，在地方一级，差异是巨大的。
我们既可以看到像纽约这样的特大城市的地方政府，也可以看到只有几千居民的地方政府。
所以，在“地方议会”式管理模式下，这就产生了“强市长”型政府和“弱市长”型政府。
所谓强弱区分，我给大家罗列了几条差别：
第一个差别是在城市的规模上，“强市长”模式的城市人口规模一般都在几百万之上，比如纽约市。
二是体现在市长的权力上。
市长由市民直选产生，权力来源于选民的授予，市长一般是职业的政治家，在这个城市里拥有与美国总统在全国一样的权力，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集权管理的模式。
美国历史上，从特大城市的市长，进而当上州长，后又当上美国总统的政治家也已经不是一个、两个。
20世纪的老罗斯福总统就是这样“政治上进步的”。
三是城市财政资金的运作上。
在这些大城市，市财政运作的资金动辄就是几十亿或者上百亿美元，其在一个地区、州、甚至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纽约市显然是符合强市长型的特征的。
2007年统计的纽约市人口810万，它下属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皇后、斯坦顿岛5个大区。
这个区，英文叫Borough。
这个词是从英国翻译过来的。
除了大区以外，现在还有59个社区。
人口从3.5万到20万不等。
有街道339个。
纽约市具有市、区、社区、街道四级治理机构，这和波士顿等其他城市的自治型管理不太一样。
它2008年财政收入大概是624.3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约等于4276亿元人民币。
就是他的财政收入至少跟北京市差距比较大，北京市2009年财政收入预计为2240亿元。
但是，北京市人口比较多，北京是1300万。
（PPT图表）这张图是纽约市2004年到2008年的财政收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纽约本市的收入，主要是房产税、消费税和本地的所得税。
第二部分是纽约州对纽约市的转移支付，尤其对教育的转移支付。
我们看到相当多的转移支付，占到纽约本市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了。
然后就是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这一块比较少。
纽约市下面有51个选区，每个选区产生一名议员，组成纽约市议会。
其中：
曼哈顿区10名，有42个街道；布鲁克林区16名，有80个街道；布朗克斯区8名，有74个街道；皇后区14名，有87个街道；斯坦顿岛区3名，有56个街道。
每一个选区都设有选区理事会，由50名代表组成。
这个代表有特点，是没有工资的，任期两年，这个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每年改选一半，可以连选连任，所有的纽约市市议员都是纽约市社区理事会的当然成员。
纽约市政府的组织形式
市政府是怎么组织的？
市政府在市一级有三个政府的不同部门：
市政府、市议会、民事、刑事法庭。
在市政府一级有三名管理者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市长、公众利益倡导人和审计长。
这个公众利益倡导人我们不太熟悉，他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信访局长。
这个职位非常的有意思，而且是他们的一种制度创新，不是原有就有的，是到1993年才创立这个职位。
美国的地方政府一直在不断地搞制度创新，他存在着问题就做改革。
下面还设有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市长下面的市行政管理机构，有一大套行政班子，各个部门都有。
公众利益倡导人下面有41个人组成的办公部门。
这些人干什么，专门收集老百姓的意见、抱怨、建议。
这些人都是全日制的工作人员。
审计长下面有700个工作人员，专门搞审计。
再下面五大区，每个区一个区长，他们的年薪我都列了，大区区长年薪为16万美元，这个资料是2008年资料。
2006年纽约市长就是22.5万美元一年。
当然，现任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博格比较有意思，他不要薪水，每年只拿1美金的薪水，这一美金是表示责任的担当。
59个社区，每个社区理事会人数最多50名，直接选举，没有报酬。
比如我是一个大学的老师，也一是这个社区的理事，我主要的收入是大学的工资，对社区的工作是义务工作。
比如我每个月抽出一点时间或者晚上时间，或者休息的时间为社区工作。
各个社区下面还有行政管理机构，这个行政管理机构是有工资的，聘任的是全日制工作人员。
市议员的年薪，也是11.25万美元一年。
这是2008年的数字，以前没有这么高。
我估计2009年可能要降低了，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下面的街道，每个街道实行自治式管理。
对于市长权力的制约
对于位高权重的市长当然是有制约的。
首先是任期制的制约，特大城市的市长一般任期三年。
这个是美国地方政府的一个特点，就是地方政府的议员，还有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人员任期都不是太长，没有超过四年的，一般是三年，还有的一、两年。
任期短主要是方便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每次任期到了以后就是进行选举，一次选举就是一次民意测验。
而且，还有任期届数的规定。
纽约市最近修改了市长的任期法律，将市长最多只能任期2届，改为可以任期3届。
像目前这位布隆博格市长已经连任三次了。
第二是市议会的制约，市长的任何决定，议会都有权力批准或否决。
同样，议会的决策也需要得到市长的签字同意。
因此，市长要想在任期内有所作为，必须与议会合作，搞好关系。
不然的话，他推行的任何政策，都会在议会内遇到阻力，严重时会使市长一个任期内无所作为。
第三，就是媒体和舆论的制约。
媒体在美国被认为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它的参与提高了政治的透明度，可以使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市长时来运转，也可以使市长的执政丑闻传遍天下。
例如，朱利亚尼市长。
在9·11之前，他因为家庭变故，当时名声很不好，可是在9·11期间处理得当，媒体对他赞扬有嘉。
所以，他名声很快又好起来了。
弱市长管理
我再讲讲弱市长型管理。
实际上弱市长在美国大量存在，而且我们国内报道了很多弱市长案例。
比如说某市市长自己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平常他干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一个星期抽两个半天处理市政府的业务。
有的市长就是个高中生毕业生，平时还要半工半读。
这就是弱市长。
这种市长，他是没有什么权力的。
决策的权力都在当地的议会手里，或者理事会手里。
这样的市长也没有工资，只是拿补贴，他也不是职业政治家，他只是个象征性的职位，虽然他也是直接选举出来。
所以，我们大量的在美国碰到的是这样的市长，是礼仪性的、荣誉性的、象征性的职业。
不能说他在市政管理中间起不到作用，但是作用有限，也没有工资。
从这个角度来说，像纽约这样实行强市长集权式管理的特大城市是个例外。
邻近的波士顿就是另外一种管理模式。
二，纽约市市政管理的制度创新
纽约的腐败历史
纽约市曾经腐败丛生，由此也最先催生了对权力制约机制的制度创新。
纽约这样的实行“强市长-议会”式管理的特大城市，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一方面带来的是决策效率的提高，可以综合协调全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产生大量腐败的危险性。
因此，合理设计权力的制衡机制便非常重要。
我们一般讲到西方国家，讲到权力制衡的时候一是多党制，一个是三权分立，还有就是议会民主。
实际上这些东西对权力应该说有制约，而且这种制约在联邦和州都是通用的。
我在纽约市搞调查的时候，我就发现纽约除了这三个通用模式之外，还有它自己独特的制度创新。
在讲这个制度创新之前，我讲一下纽约的腐败历史。
纽约市历史上有几个非常著名的腐败案，“塔麦勒社会”被成为“钱票交易机器”是其一。
创建于1797年的“塔麦勒社会”，原来是一个爱国的慈善组织,主要通过帮助欧洲移民在纽约找工作、找住处，甚至解决美国公民身份等方式，来换取他们在投票时对杰佛逊和民主共和党提名的政治家的支持。
1830年“塔麦勒社会”把总部设在了纽约市的西十四街的一幢楼里，从此“塔麦勒社会”被人们改称为“塔麦勒会堂”。
从1846年开始“塔麦勒会堂”被爱尔兰移民领袖所控制，成为美国民主党纽约市的大本营。
他们通过控制纽约的市政资源，用政府的工作机会来换取选票、政府的合同换取贿赂的方法，明目张胆地实行“权钱交易”，被称为“塔麦勒机器”（TammanyMachine）。
这些“塔麦勒会堂”的大佬们被人们称为“老板”，他们每个人也通过这种途径以自肥。
从1854年开始，直到1934年，这些人控制了纽约市政府近80年之久，直到1930年代“大萧条”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才被终结。
1930年纽约市长詹姆斯·沃克尔被检察官指控与“塔麦勒会堂”的老板们相互勾结，受贿100万美元。
但是最后法庭认定证据不足，他没有被判刑，只是被罢了官。
沃克尔当市长时，纽约市的一些恶警经常通过抓妓女，要她们交罚款后再放她们走的方法来生财。
后来发展到连无辜妇女也抓，强迫她们交钱才放人，不然就控告她们是妓女。
这些妇女刚刚从欧洲移民来美国，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只好白白被这些恶警敲诈。
我们在座的有些听众可能都看过电影《教父》或者《纽约黑帮》，反映的就是纽约市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
纽约市对权力制约机制的制度创新
纽约市的制度创新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给他们总结了一下，他们这个改革，从制度创新角度来讲，分为三部分。
第一是通过直接选举来实现权力和义务的平衡。
但是他们选举三个人一个是市长、一个是公众利益倡导人，一个是审计长。
还有大区的区长，50个社区理事会成员，他通过这些直接选举实现权力和义务的平衡，还有短任期。
让直接选举来实现权力和义务的平衡
纽约市一级有3名民选官员，他们是：
市长、公众利益倡导人、审计长。
这3人中，除了市长外，其他2人都与监督和权力制衡有关。
他们产生于直接选举，而不是由市长或者市议会任命。
5名大区区长也是民选的，任期4年。
51名市议员都是民选的，任期4年。
59个社区的理事会成员不仅是民选的，而且没有工资，由市民志愿者组成，是市民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之一。
例如，皇后区有14个社区，每个社区理事会由50名不拿工资的成员组成。
这些人是由皇后区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这些人没有行政权力，但是他们代表着社区居民，向纽约市行政机构反映社区的要求。
这些要求不能保证可以得到纽约市的批准，但是所反映的大多数合理的要求是能够满足的。
各级主要官员直接由市民选举产生，从而在制度上防止了5大区和59个社区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倾向于只对上负责的偏向，保证了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与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的对等，在政府主要官员身上实现了权力与义务的平衡。
“信访部门”地位高
笔者在调查中，对纽约市政府中的“公众利益倡导者”（PublicAdvocate）这个职位及其功能很感兴趣。
这是一个1993年才设立的职位，由原来的议会议长一职演变而来。
这个职位在纽约市，地位仅次于市长。
与市长和审计长一样，他是纽约市一级仅有的3名全市民选官员之一。
公众利益倡导者由全体市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以连任两届。
其设有41人的办公室，在纽约市有3个办公地点，专责收集和处理纽约市民的投诉、抱怨、建议、批评等。
现在，每个星期这3个办公地点都要协助处理数百件纽约市民的投诉。
乍看起来，颇类似我国政府的信访部门；其实不然，因为这个职位在纽约市政府中的地位相当高。
作为督导官员，公众利益倡导人，公众利益倡导者不仅是纽约市议会所有委员会的当然成员，有权在市议会单独连署提出法律草案，有权出席市政府所有的重要会议。
而且，他还是当这个市长不能执政，比如死亡、生病时，是第一个可以代理市长的人，第二位是审计长。
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信访局长代理市长了。
其代理市长履职，直到下一次特别或者常规的选举选出新的市长为止。
当然我们没有这个制度，我们是副市长代理市长。
此外，公众利益倡导者还有权任命一名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委员，一名全市特殊教育理事会成员，并且可以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参与挑选”独立预算办公室的主任。
他还是市审计委员会的委员；纽约市博物馆理事会的当然成员；纽约市公务员退休系统理事会的成员——这个系统是纽约市最大的退休系统，到2004年底，其总资产已经达到340亿美元。
公众利益倡导者是民选的。
民选和任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权力的授予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公众利益倡导者是政府官员，但是，他又代表着市民与市政府打交道，代表市民向市政府提出要求、建议，向市议会提出议案，这样，他的功能就远远超出了我国传统意义上上传下达的“信访部门”，真正成为了代表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议会的“看门狗”（Watchdog）。
类似“公众利益倡导者”不仅在市一级有，在5大区也有。
纽约市5个大区的区长所起的作用基本类似于公众利益倡导者。
59个社区的理事会，其作用也主要在这个方面。
这些被老百姓直接选举出来的地方官员他们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承担了这样的职能，就是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和批评，反应这些意见和批评。
这样的话，从市级、区级、社区直到街道，纽约市形成了4级市民利益代表网络，来综合实施对政府主要官员和市议员的监督和权力制衡。
这个制度从1993年纽约市设立以来，确实从实践来看效果不错，对于遏制腐败起到相当好的作用。
而且，现在纽约市也成为了美国社会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这个制度应该说功不可没。
第三方面的制度创新，或者他们独到的地方，就是选务管理有门道。
这个选举在美国地方政府中间经常举行，一要选举就牵扯到钱。
钱票交易，有一个选举资金的管理问题，你要管理不好，财大气粗的人就可以通过货币控制选举。
从1988年，纽约市就专门成立的一个选举资金管理理事会。
成立这个是纽约市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成立的，从1989年开始正式运作，运作效果确实不错。
纽约市的选举资金理事会（CampaignFinanceBoard）这是纽约市专门设立的非党派的独立的选举管理机构。
该部门成立于1988年，是纽约市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设立的。
纽约市主要想通过这个部门来规范选举行为，防止腐败，防止选举成为一场政治赌博。
它的职能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控制私人和公司向候选人的捐款数额，监督候选人的花费；二是在选举期间向选民介绍选举情况和候选人，印发选举宣传材料（没有政治倾向）。
这个部门有75名工作人员。
非选举年每年预算约为1000万美元，选举年预算则要增加至6000万美元。
占整个纽约市预算支出的0.1%。
实际上，这里所谓的选举年，并非是指全国性的总统选举，而是指4年一次的纽约市地方选举。
2009年是下一个选举年。
他们有一些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操作起来非常方便，不是说一个大原则没有办法操作，他规定得非常具体。
比如说首先，为候选人制定获得个人或组织捐款的限额，并公布政府为候选人提供公共资金用于竞选的规则。
为了规范选举行为，纽约市规定了为各个参选人捐款的最高限额。
个人给市长、公众利益倡导者、审计长最高限额为：
4950美元。
大区区长：
3850美元。
市议员：
2750美元。
组织给市长、公众利益倡导者、审计长最高限额为：
400美元。
大区区长：
320美元。
市议员：
250美元。
为候选人指定个人获得组织捐款的限额，公布政府为候选人提供公共资金用于竞选的规则。
就是说他为了防止选举变成一种金钱的赌博，纽约市专门设立了一个选举基金由政府出资。
每个候选人在收到个人给他的捐款的前175美元的时候，每一个个人捐款的1美元，纽约市的选举基金就给你配套6美元。
我后面会讲到，最高限额是1050元，再高就不给你配套了。
我捐款200美元，前175美元政府每1美元就给我配套6美元，实际上就是1050了。
别人也是这样，他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控制有钱人来控制选举，或者是有钱人来通过自己的钱来左右选举结果。
前面我还讲到了给个人和组织、候选人的捐款最高限额。
个人给市长、公众利益倡导人、审计长最高限额是4950美元，超过就是违法。
大区区长3850美元，市议员2750美元。
组织给市长只能是400美元，大区区长320美元，市议员250美元。
配套金额，市长最多是338.69万美元，公众利益倡导人和审计长211.75万美元，大区区长76.23万美元，市议员8.855万美元。
这是2009年的配套情况。
市长为410.5333万美元、公众利益倡导人256.6667万美元、审计长92.4万美元、市议员10.7333万。
这是初选的情况。
最高花费限额也规定得比较具体。
第二，就是规定了你要获得公共选举资金你要有一个门槛，不能说谁捐钱政府就给我配套。
有一个最低的进入门槛，市长至少要获得1000人捐出的25万美元，这样才能获得公共选举资金给你的配套。
公众利益倡导人是要获得500人捐献的12.5万美元，大区区长要获得100人的捐款，捐款金额依据各区居民人数不同分别为：
曼哈顿3.0744万美元；布鲁克林4.9307万美元；布朗克斯2.6653万美元；皇后4.4588万美元；斯坦顿岛1万美元。
市议员要获得75人捐助的5000美元。
这些捐款金额和捐款人，只能是个人，组织捐款数额和人数不能计算在内。
所有获得公共选举资金的候选人都必须遵守有关规定，严格支出管理，接受纽约市政府“选举资金理事会”中各个部门的监督。
在竞选中，公共资金的支出比例不能超过55%。
但是，当候选人面对更具资金实力的非公共资金候选人时，其有资格获得更高的公共选举资金的支出比例，最高可达公共资金的2/3。
自1989年纽约市“选举资金理事会”开始履行职责以来，到2008年经过该组织的手发放出去的纽约市公共选举资金，累积已达到95,391,294美元。
这个选举资金管理委员会还制订了对于各种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这个不再一一讲了。
归纳了六个方面，如果违约了，接受了公司的捐款怎么处罚。
这些处罚规定得非常具体，罚多少钱都一目了然。
超过的部分应该怎么做，都讲得很清楚。
对于拒不提供审计材料的他们怎么处罚。
类似纽约市“选举资金理事会”这样的政府机构，在美国的加州、缅因州、康涅狄格州也有，其中一些是大城市，也有一些小城市。
在美国历史上，纽约市一直扮演着“吃螃蟹”的角色。
早在20世纪初，肇始于纽约市的预算制度改革整个地改变了美国的制度走向，为后来罗斯福“新政”打下了基础。
其后，纽约市对“塔麦勒会堂”、“政治交换机器”腐败活动的清算，也标志着美国在廉洁从政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纽约市作为美国经济和金融业最发达的城市，其管理模式的变革一直引领着美国的制度变迁。
纽约市的管理制度创新引领着美国的城市管理方向。
三，美国大城市的公共预算改革创造了民主、公正、透明的地方政府，“预算民主”成为了规范政府行为的突破口。
说美国大城市公共预算，我主要以纽约为背景。
首先，公共预算是私人领域的公司会计制度向公共领域的政府财政会计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
19世纪末，随着纽约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大公司的发展对外部资本，尤其是欧洲的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首先在铁路上实行了会计制度，以对欧洲投资人的审计压力做出反应。
1882年纽约成立了“会计和簿记研究所”，1886年又成立了“美国公共会计协会”。
由此，纽约市很快从简单的簿记进入到了由专业人员进行财务管理的阶段。
1896年，纽约成为全美第一个能够颁发公共会计证书并有相关法律的州。
到1905年美国有21个州的公共会计有了自己的社团组织，6个州也颁布了与纽约州相同的会计执照的法律。
第二，它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人口增加，民众要求信息公开，参与政治过程的必然结果。
19世纪最后20年和20世纪最初的30年，是欧洲大量向美国移民的高潮期。
在将近50年里，经过纽约爱丽丝岛移民局进入美国的欧洲移民多达1000多万人，今天美国2/5的人口都与当时入境的移民有关。
纽约地区仅1870年到1900年人口就翻了一番，达到343.72万人。
经济发展也从制造业转向银行业和合资公司。
人口的大量增加和纽约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纽约市迅速膨胀，1898年纽约市就已经下辖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昆斯和瑞奇蒙德5个区，和今天的纽约市规模不相上下。
直到19世纪末，纽约市的征税原则还是“以支定收”。
财政方面的决策机构由8人组成，包括：
市长、总会计师、市政委员会主席和5个区的区长。
前三者每人有3票权力，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区长每人2票，其余3个区的区长每人1票。
对预算的审议只是在每年的11月1日前，在由总会计师提出的年度大致预算的基础上，由上述决策机构和市政委员会用15至20天时间来审议，并举行听证会。
由于时间紧、缺乏专业知识等原因，这种审议大多流于形式，造成很多财政拨款并不符合实际支出部门的需要。
更为严重的是，在1898年，纽约州议会发现纽约市的财政预算缺失了很多项目，尤其是没有包括道路建设资金和债务管理，从而造成这种预算既不完整准确、又不及时。
这样的会计制度无论对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管理，都是没有用的。
1904年，由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城市12个民间组织组成的“城市会计和统计联合委员会”公开发表的金融研究报告指出，会计制度可以让公众根据更多的信息来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表；可以对公共服务公司进行控制，以影响城市的事务；可以保持城市金融的平稳和城市的信用；可以为各个城市的比较提供基础，以便于相互学习；便于州政府的税收控制，推动州政府对地方政府活动的监督。
他们指出，民众是以选民而不是官方专家或者政治活动家的身份来参与的，预算制度改革使得新移民和普通工人也和中产阶级及精英一起，成为民主机器的一部分。
这样，在20世纪来临的纽约，预算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参与、资本投资、城市与州的关系、对权力的责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基础工程。
这个时期的预算制度改革实际上给政治生活以明确的界定，意味着私人公司操持的城市特许经营权，不仅不能超越自己的边界，还必须向公众报告自己的活动。
在民间力量和纽约州议会的强大压力下，纽约市的预算民主改革开始起步。
他之所以要搞公共预算改革，也是对当时的腐败现象一种强烈的反弹，要对腐败进行控制。
因为那个时候纽约市的债务上升得非常快，收入不够，不停地花钱，搀杂了很多腐败行为在里头。
纽约市当时欠的债务占美国总债务的大概一半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的不善以及腐败行为引起了老百姓的非常不满，在这个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对腐败行为进行了谴责。
同时也必须要控制塔麦勒会堂，对纽约市财政进行控制。
一开始主张改革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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