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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概论复习资料
名词解释：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
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
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
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问答题：
你怎样看街《孟子》一书中体现出的民本思想？
答：
孟子是旧中国中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他的思想主张，对于发展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实现全国的统一是起了进步推动作用。
他的仁政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在后来封建社会史上，对于反对暴政，反对横行暴敛，要重视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好的影响。
他主张尚贤，重视修养，提倡为臣的要以仁义规劝君主，反对阿谀奉承，这有益于培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骨气，有益于澄清吏治、限制朝廷的胡作非为。
他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被人们发展为迷信任何权威的主张。
他的“井田制”理想，为后业进步思想家作为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依据。
他的仁战思想，启发人们反对非正义战争。
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
齐鲁文化概论辅导资料1
一、什么是文化
广义：
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特指社会意识形态。
狭义：
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
一般而言，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协调群体关系、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
文化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文化，一种是精神文化。
二、什么是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是我国的一种地域文化。
它由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而成。
春秋时期，鲁国强调“尊尊亲亲”，孔子在周代礼乐制度基础上创立儒家学说；而齐国受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影响较大，突出“尊贤尚功”。
最终，齐文化形成一种兼具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而鲁文化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秦汉大一统局面形成后，齐鲁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形态逐渐消失，并与其它地域文化一起，融汇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洪流中。
但其独具特色的内涵和精神，在汉魏以及此后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正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规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精神实质，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和普泛价值观念，形成了古代社会人们共同的心理和思维定势。
三、齐文化形成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
一种文化形态及其特点的形成，与其产生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
齐国初封时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国，至齐桓公时，齐国疆域“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
”（《管子·小匡》）灵公、景公时，疆界又有所扩大。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
‘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
”至战国时期，齐国地广而兵强，方二千里。
《战国策·齐策》云：
“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实际上齐国的疆域远不止如此，东已基本囊括整个半岛地区，西已至黄河故道，北至渤海，南至今鲁南地区。
其势力范围，几乎遍及如今的整个山东地区。
齐国东部为半岛地区，三面环海：
北有渤海，东、南为黄海。
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沿海滩涂。
土地虽然瘠薄，但鱼盐资源丰富。
大海的宽广，造就了齐人阔达的性格；艰苦的日然条件，培育了齐人不畏艰险、开拓进取、创新变革的精神。
四、鲁文化形成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
鲁国初封时，封土也不过百里。
后来，鲁国以曲阜为中心，向周边地区逐渐拓展。
周围许多小国根牟、项等被鲁吞并，其它小国如邾、莒、曹、宋等纷纷朝鲁，鲁遂成为当时的大国。
其控制范围基本囊括了汶河流域和泗河的中上游地区。
鲁地地处泰山之阳，丘陵蜿蜒起伏，平原一望无垠，境内的汶水、泗水便于灌溉且利于交通。
土肥水丰，形成了重视农业的经营思想；生活安逸，造就了崇德尚文、安于现状的儒雅风格。
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说：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
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
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而邹、鲁滨洙泗，又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chuò）。
”
五、齐鲁文化的渊源
齐鲁立国前，在今山东地区生活的土著居民是东夷人。
《礼记·王制》：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
”《国语·鲁语》：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
”韦昭注曰：
“九夷，东夷九国也。
”所谓“九夷”，即畎（音犬：
田地中间的沟）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东夷族形成于何时，文献上没有记载。
据考古发现，山东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是沂源猿人，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属旧石器时代。
到新石器时代后，田野考古发现，在今山东地区存在着传承有序的文化谱系：
即后李文化（淄博后李村）——北辛文化（滕县北辛村）——大汶口文化（泰安大汶口镇）——山东龙山文化（章丘龙山镇）——岳石文化（平度大泽山镇东岳石村）。
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系列文化同属于东夷文化。
六、齐国立国之道
１、“因俗简礼”的文化政策
太公至齐后，“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
莱人，夷也。
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营丘。
”（《史纪·齐太公世家》）为了缓和与东夷人的矛盾，姜太公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实质是承认东夷文化在齐国存在的合理性。
所谓“因其俗”，就是因袭东夷人的生活习俗；所谓“简其礼”，就是对东夷人现存的制度进行适度改造。
这种改造过程当然包含着周文化对东夷文化的浸染与变革。
实践证明，姜太公采取的政策比较适合当时齐国的国情，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文化。
２、多业并举的经济政策
齐国的平原地区，“膏壤千里，宜桑麻”；沿海地区，土地盐碱，人口稀少，不适宜农业生产，但渔盐资源丰富。
姜太公针对齐国的自然特点，制定了农工商多业并举的治国方针。
《史记·货值列传》载：
“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
”在农工商多业并举政策的指导下，齐国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国。
３、“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
《汉书·地理志》：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
’太公曰：
‘举贤而上功。
’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
’周公曰：
‘尊尊而亲亲’。
”齐国举贤尚功，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用人才。
在这一人才政策的激励下，涌现出管仲、鲍叔牙、隰朋、宁戚、晏婴、司马穰苴等贤相能臣。
他们虽不是公室贵族，却为齐国的发展和强大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是齐国富国强兵的前提。
４、赏罚严明的法制政策
《六韬·文韬·文师》云：
“文王问太公曰：
‘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
为之奈何？
’太公曰：
‘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
’”即用“信赏罚必”的政策，来“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
”“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
”“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
”
七、鲁国立国之道
１、变俗革礼的文化政策
鲁国位处奄商旧地，紧邻徐戎、淮夷。
伯禽就鲁不久，就发生了徐戎、淮夷的反叛。
伯禽兴兵征战，迫使徐戎、淮夷退到淮水一带。
鲁地土著的抵抗，实际上是奄商旧部与周王朝的对抗，因此周公在鲁国没有采取“因其俗，简其礼”政策，而是“变其俗，革其礼”，即用周礼的模式来改造鲁地固有的传统习俗。
２、重视农桑的经济政策
鲁国地处泰山之阳，丘陵蜿蜒起伏，平原一望无垠，汶水、泗水横过境内。
便于灌溉，且利于交通。
鲁国发挥当地土肥水丰的自然条件，根据国人长期农耕的传统，制订了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
鲁国农业虽然发达，工商业却远远落后于齐国。
在经济上，逐渐出现了齐富鲁贫的局面。
３、“尊尊亲亲”的用人政策
鲁国尊尊亲亲，就是尊贵抑贱，重亲轻疏，即以身份的贵贱、门第的高低以及和宗室的亲疏远近来制定用人标准。
在宗法制下，这种政策虽然能起到维护宗室的作用，但这种任人唯亲的方针，限制了鲁国人才的成长和综合国力的发展，也就导致了鲁国人才匮乏及其综合国力远不及齐国的严重局面。
４、明德慎罚的法制政策
《尚书·召诰》中，周公强调，对“命”、“民”、“天”、“德”四者要尤为重视。
而四者中，德为核心。
殷人由于“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所以他告诫鲁人应当“克明德”。
在明德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罔厉杀人。
”要“慎罚”。
人有小的过错，如非故意，可不予追究；即使有大错，如确有悔改表现，也可从轻发落。
齐鲁文化概论辅导资料2
一、齐文化的基本特点
概而言之，可用八字总括：
“一实”、“一兼”、“二开”、“三多”。
1、“一实”即务实性
齐人治国，从太公、管晏以至田氏，皆能因时因地制宜，崇尚实利、实绩、实效，不务虚名。
2、“一兼”指兼容并包
齐人除了在治国方面王霸杂用、义利并重、农工商并举外，在文化传统和学术思想方面，采取来者不拒、广泛吸取的方针，从而使稷下成为当时诸子百家向往的圣地。
3、“二开”，是指开明、开放
开明：
经济方面，“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
”多业并举，惟财是蓄。
人才选拔方面，尊贤尚功，唯才是举，唯才是用。
开放：
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学术民主。
如齐桓公礼贤下士，齐威王、齐宣王虚心纳谏。
特别是稷下学宫的设立，为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互相辩难提供了舞台。
就学术民主、言论自由、思想活跃而言，当时的齐国，堪称典范。
4、“三多”，指文化的多变、多样和多元
多变即指齐文化的变革性。
齐国历史上有两次重大变革，一是管仲变革，二是田齐威王、齐宣王的变革。
为了保持齐国的活力与国力，齐国统治者采取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的政策。
委运乘化，与时俱进。
多样，指齐文化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均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物质生产方面，是农工商多业并举；精神生活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多元，则是指齐文化的来源多元、结构模式多元。
夏、商、周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都是构成齐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
在意识形态领域，虽以管晏学说为主干，但兵家、道家、墨家、黄老、儒家、杂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的学说，在齐国也得到自由传播和发展。
二、齐文化圈
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学术下移，为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机遇。
齐文化圈伴随着齐桓公霸业的确立而形成。
齐建国后，姜太公确立了因地制宜的国策，使齐国逐渐强大起来。
太公死后，齐国却陷入长期的动乱之中。
进入春秋后，齐国势力很快发展起来，灭掉了纪（今山东寿光一带）、郕（今山东汶上北）等小国，版图进一步扩大。
至齐桓公即位，以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成为春秋首霸。
由于齐国地位的提升和影响的扩大，齐文化得以快速发展并向四周辐射，形成了齐文化圈。
春秋初期众多诸侯国中，齐、楚、秦、晋四国势力最为强大。
晋国在献公死后，内乱不止，势力日衰。
秦地处西陲，基本不参与中原各国事务。
楚以夷狄自处，但求自保。
只有齐国经常组织中原各国会盟，从而逐渐在中原诸国中取得了盟主的地位，并对中原诸侯各国的事务进行干预。
如：
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春，齐桓公邀集鲁、宋、曹等诸侯国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周襄王派宰孔送给齐桓公许多礼物。
同年秋，齐桓公再次在葵丘会盟诸侯，周天子又派宰孔参加。
其盟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左传·僖公九年》）葵丘之盟，使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伴随着齐桓公霸业的出现，齐国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逐渐扩大，对周边诸侯的号召力越来越强。
在这种情况下，齐文化的影响逐步向外渗透，齐文化圈慢慢形成。
至春秋末期，晏婴相齐，晏婴的思想与政治实践又丰富了齐文化内容，使齐文化圈进一步扩大。
三、鲁文化圈
春秋时期，鲁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虽不及齐国，但文化的繁荣却超出了齐国和其他诸侯国。
鲁文化圈的形成，体现在“周礼尽在鲁”以及儒、墨显学的出现。
所谓“周礼尽在鲁”，是说鲁国是西周典籍和文物制度保留最多的国家，是公认的东方文化中心。
对于周文化所蕴涵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等制度，齐人和鲁人都称其为“周礼”，或简称“礼”。
由于鲁国是周公封地，地位特殊。
周初分封时，鲁国不仅有封地，还获得大量的礼器和典籍。
鲁国立国后，又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的国策，使周文化在鲁国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
因为鲁国是周礼保存较好的国家，以致春秋末期许多诸侯国到鲁国观周礼。
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韩宣子来鲁国聘问，见《易》、《象》和《鲁春秋》，感叹曰：
“周礼尽在鲁矣”。
吴公子季札也曾来鲁观看“周乐”，并连连称赞，叹为观止。
周礼在鲁国的保存和传承，使周礼贯穿于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儒家学派产生在鲁国，正是周礼孕育的结果。
春秋末期，宗法制度走向崩溃，宗室公族日益腐朽。
出身较低的士，开始在政治、文化舞台上发挥作用。
为了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士人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开启私人讲学之风。
在鲁国，则出现了以孔子为宗的儒家学派和以墨子为宗的墨家学派。
随着儒家弟子和墨家弟子活动范围的扩大，鲁文化圈也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泛。
四、齐鲁文化圈
战国时期，随着齐国对鲁地的占领，把齐文化带到鲁地；随着儒学在齐地的传播，把鲁文化带到齐地。
在这种大环境下，齐文化、鲁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在齐鲁地区，齐文化圈和鲁文化圈已基本浑然一体，逐渐形成了一个“齐鲁文化圈”。
在这个文化圈里，齐文化、鲁文化既保存各自的特色，又相互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齐鲁文化的主体。
秦汉大一统局面形成后，齐鲁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形态逐渐消失，并与其它地域文化一起融汇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洪流中，但其独具特色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却在秦汉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五、齐鲁文化与汉武帝时期政治文化的转型
汉武帝时，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随之涌出。
为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亟需建立一种适应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于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汉代的文化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齐鲁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齐鲁地区丰厚的儒学底蕴为汉武帝时期政治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自汉初以来，齐鲁地区的儒生就积极参与政治。
当刘邦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
”（《汉书·儒林传》）以致刘邦大为感慨，不忍用兵。
鲁地归汉后，刘邦在路经曲阜时，鲁地硕儒浮丘伯率弟子前往鲁之南宫拜见刘邦，
表示愿与刘邦合作。
西汉建立后，浮丘伯则迁居京师长安继续授徒讲学,弘扬齐鲁儒学。
公元前202年,叔孙通征聘鲁地儒生30余人西行，主动为西汉王朝服务。
汉高祖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位列九卿。
诸弟子儒生也都被任命为郎官，齐鲁儒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汉惠帝时，济南硕儒伏生，以《尚书》教授于齐鲁间，其弟子晁错、张生和欧阳生都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当时汉代的政治中心在西安，文化中心则在齐鲁。
汉朝建立后，在政治活动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礼仪问题，往往向齐鲁儒士请教。
汉武帝时，朝廷重臣窦婴、田蚡俱好儒术，儒学开始在政治上抬头。
建元元年（前140），赵绾、王臧奏请建立明堂以朝诸侯，并推荐自己的老师鲁地硕儒申培主持其事。
汉武帝采纳了赵绾等人的建议，派使者束帛加璧，驷马安车，以蒲裹轮，去鲁地迎请申培。
齐鲁儒生的代表人物公孙弘，以贤良征为博士，又擢迁左内史、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
鲁地硕儒申培的弟子代人赵绾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另一位弟子兰陵人王臧官至郎中令，位列九卿。
申培弟子中也有不少人出任高官，任二千石者就近十人，为大夫、郎者以百计。
自此以后，天下学者纷纷崇儒读经，并通过治经入仕，从而为汉代政治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董仲舒对《公羊》学说的发挥，使儒学独尊成为可能
董仲舒虽非齐鲁籍人士，但他以齐人公羊高、胡毋生为师友，其所学是齐学。
《史记·儒林列传》称：
“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他所著《春秋繁露》十七卷，对公羊春秋学加以归纳推阐，并融合阴阳家、黄老和法家的思想，构建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以公羊学说附合时政，深得汉武帝的赏识。
3、齐鲁诸儒传经立学，广聚生徒，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及其正统地位的确立发挥了巨大作用
司马迁曾云：
“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
言《尚书》自济南伏生。
言《礼》自鲁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史记·儒林列传》）由此可以看出，汉代五经七家的八位大师，齐鲁居六家。
其中的韩婴和董仲舒虽不是齐鲁人士，但其学所本却是齐鲁之学。
汉武帝在五经七家学说的基础上设立了五经七家博士，后经学博士陆续扩大，至东汉时固定为十四家博士，而齐鲁居八家，即：
申公、辕固所传之《诗》，欧阳和伯、夏侯胜、夏侯建所传之《书》，孟喜、梁五贺所传之《易》，颜安乐所传之《公羊春秋》。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诸儒授徒传经，有效地配合了汉代政治文化由布衣将相到儒者将相的转变，在儒学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齐鲁文化概论辅导资料3
一、邹衍的生平
邹衍（约公元前324年—前250年），也作驺衍，战国末期思想家，阴阳五行学派的代表人物，齐国人。
邹衍生长于齐国，十五岁（公元前309年，齐宣王十二年）进入著名的稷下学宫学习。
在这之前的公元前312年至公元前319年（齐宣王二年到齐宣王九年），孟子讲学于稷下学宫，正与邹衍的童年阶段（五岁至十二岁）相当。
从年龄差距可以推断邹衍不可能直接就学于孟子。
但孟子在稷下学宫长达八年的讲学在这里留下了大量门徒，产生了重大影响，故而邹衍在这座战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中心也以学习儒家学说为主，同时也接触掌握了其他各家的思想观点。
邹衍由于天资聪颖，又能言善辩，在稷下学宫中的地位提升很快，直至成为这座战国时期学术中心的领军人物。
《史记》几处谈及稷下学者的地方，均首提邹衍。
由于他喜欢谈论天道运行之类的话题，时人号为“谈天衍”。
声誉鹊起之后，邹衍年纪轻轻就成为齐宣王的座上宾：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宣王殁后，继位的齐湣王昏暴无道，稷下学者纷纷出走，邹衍也离开齐国来到燕国，受到因“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而闻名的燕昭王超规格的隆重招待：
“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司马迁感叹道：
“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子困于齐、梁同乎哉？
”而邹衍在燕国也和乐毅、剧辛等人一起辅佐燕昭王成就了一番破齐复仇的大业。
公元前二七九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邹衍遭人谗毁，被拘入狱。
后来冤狱得到昭雪，邹衍出狱，仍然留在燕国。
据《韩非子·饰邪》记载，他晚年又为燕王喜效命，与栗腹一起为燕王喜谋划了公元前二五一年的伐赵之役。
但这一次邹衍没有上一次助燕昭王破齐那样的幸运，伐赵之役失败。
韩非对此评论道：
“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
”此年邹衍去世（参见孙开泰《邹衍事迹考辨》，《管子学刊》1989年第3期；《邹衍年谱》，《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
邹衍是个勤于著述的思想家。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著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居留燕国期间还著有《主运》篇。
《汉书·艺文志》也著录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
邹衍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五德终始说”。
“五德”来源于“五行”所谓“五行”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
邹衍认为，这五种物质每一种都和人的一种德性相配，而这五种德性之间又存在着相胜相克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
与五行相联系的“五德”每一德都没有绝对的优势，每一德都有盛有衰。
自天地开辟以来的每一朝代都与其中的某一德相配。
统治者只有具备与当时处在优胜位置上的某一物质相对应的“德性”才能具备统治的合法性，才能有稳固的基业。
人类历史就是按照这种“五德相胜”的规律循环演变的。
二、“五德终始说”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可以说是一种应时而生的理论。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之所以提出这样一套理论，是因为他“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也就是说，邹衍提出这一理论的动机是要劝告当时的统治者敬天尚德，戒除淫邪，实际上就是为道德观念奠定一个的基础。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邹衍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有一致之处。
《盐铁论·论儒》中的御史说过：
“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
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
”邹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德治”的观念，但他为了迎合君王们的口味，又将儒家的观念改造得面目全非。
而“五德终始说”之所以比纯粹的儒家学说更适合做士人的进身之阶，是因为它更实在，更容易把握，操作性更强，而且不需要统治者收敛私欲，牺牲私利，也不需要他们面向现实做调查研究。
在同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看来，“德”是人的一种内在品质，一种精神境界，需要下一番克己涵泳的功夫才能达到。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功业都需要从内在的“修身”起步。
但在邹衍看来，无论是“五行”还是“五德”，都是现成的事物，实质就是存在于冥冥中的宿命。
五行是天道的五种类型；五德是人所具备的五种上应天道的条件。
人君所要做的不是克己修身以成王道，而是及时察知当今天道已运行到哪一“行”，自己又具备“五德”中的哪一“德”。
在自身条件与天道相配时，以一套相应的器服制度和仪式化的行为规范与天沟通，抓住机遇，达成霸业。
这样的学说实质上已成为一种方术，与后世的卜卦、星相等迷信类似，与“节俭仁义，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史记·孟荀列传》）似乎也没什么必然联系。
那么如何才能及时察知哪一行、哪一德即将主宰天下呢？
邹衍认为，五行每到轮替之际，上天都会预先放出某种相应的灵异征兆：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
黄帝曰‘土气胜’。
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
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
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
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
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
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吕氏春秋·应同》）君王若能像黄帝、大禹、商汤王、周文王一样及时掌握这类“异象”，并作出准确合理的解读，就可以认清天意，把握时机，做好准备，顺理成章地夺取天下。
阴阳术士受宠于君王，也是因为他们可以帮助君王及时察知“异象”，予以解释。
从这个角度看，阴阳五行学说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符应迷信的渊薮。
五德终始学说的可操作性体现在邹衍为统治者设计的一套“以德配天”的制度上。
这套制度的核心是“五行相次转用事”和“随方面为服”（《史记·封禅书》裴骃注引三国人如淳语：
“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也。
”）。
“五行相次转用事”的意思是“五行”按照一定的次序相继主宰人事，轮到哪一行做主宰就要按哪一行的规矩办事。
“随方面为服”的意思是以方位、季节配五行，对君主的服饰、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项目作出相应的规定。
由于《主运》失传，史料缺乏，我们已无法得知邹衍为“有国者”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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