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经济的区域差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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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经济的区域差异

 

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经济的区域差异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知识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和经济形态,催生了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的成长。

这种新经济因人们的观察视角以及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又被叫做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等。

新经济之新,体现与传统经济相比,其产业、劳动力、政府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征。

新经济的本质,在于技术创新跃升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知识技术提高生产力。

当今科技进步迅速且具有强大的渗透力,知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通信技术革命以及分子材料工程和生命科技的发展;交通、通信费用的急剧下降促进了国际商贸的发展,加快了经济一体化进程;经济活动的数字化与信息化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生产力。

新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发展,并成为各国各地区关注的焦点,其特点本质和运行机制都将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全面揭晓。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经济发展具有如下趋势:

经济自身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调整、重组以适应不确定性带来的变动;具有一定知识含量的经济服务活动不断扩展且意义日趋重大;终生学习成为趋势;企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竞争更激烈,新产品、新工艺、营销方式和组织形式成为竞争的关键;在研发、培训、教育、软件、品牌经营、营销、后勤等服务领域投资的比重巨大;培养敏捷的反应能力十分必要。

对于中国来讲,无论是站在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看,实行新经济战略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目前,国内产业结构亟待升级,由农业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过渡,而经济体制也面临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面对知识革命浪潮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

一、中国新经济指数

新经济的测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本章采用北京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测评结果即“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经济指数报告(2000年)”作为参考。

该报告整个指标体系由5类15个指标组成,即:

1、知识型职业:

新经济是高技术、服务型和办公室职业主导的经济。

因此,知识职业是衡量新经济的一组重要指标。

它包括办公室工作、专业技术工作和基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口。

2、全球化:

全球化是新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这组指标包括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企业就业占当地从业人员的比例。

3、经济动态:

相对传统经济,新经济更富于变化和竞争。

衡量这一特征的指标包括:

新生和倒闭的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以及公司通过股市筹资数量占GDP的比例。

4、向数字经济的转型:

新经济的关键技术驱动力是数字化。

衡量这一特征的指标包括:

网民占本地人口比例、WWW域名注册数量占全国比例、信息网络建设指数、信息技术应用指数。

5、创新能力:

衡量高科技工作岗位比例,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比例,已公布的专利数量,产业研发投资等指标。

该报告利用2000年的数据计算上述指标及各地区的新经济指数[i]。

从各组指标的权重来看(见表1),创新能力、知识型职业以及数字化三类比重较大,而全球化和经济动态与竞争比重小,说明中国在全球化以及经济动态与竞争水平还比较低。

二、中国国内各地的比较分析

 

将中国最高和最低分之间分为四个等值区段,从而划分各省、市、区为四级,如图1所示,从该图可以获得对新经济指数值的相对高低和分布的更加清晰的展示。

第一与第二级:

前两个领先的地区也正是两个平日竞争很激烈的地区——北京和上海,分别分布于中国的北部和中部,均有非常雄厚的传统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尤其是在经济数字化、职业和产业转变以及创新能力方面堪称表率。

不过北京、上海(包括广东在内)虽然在办公室工作方面得分较高,但是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仍然不高。

尽管上海的人均GDP数字高过北京,但在新经济中北京确实以绝对优势压倒其他各省市自治区,成为全国新经济的旗手。

北京作为典型的高科技地区得益于拥有众多的顶级国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企业研发机构,这使得它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各地区成为供血最为充分的地区。

和北京相比,上海的科技工作者主要来自于企业研发机构和大学院校。

上海,尽管与北京差距很大,仍然是国内新经济发展的榜样,而且在某些方面如经济全球化程度、经济活力等方面领先北京。

这两地也是国内经济改革的先锋。

第三级:

在新经济中发展势头良好的省/市是广东和天津,福建和浙江亦表现突出。

广东省的经济活力指标明显落后,尤其是股票集资方面(请注意指标是相对本地GDP计算的)。

不过港口地区具有更多的出口比例,从而外贸依存度更大一些。

广东、上海、天津等前十名均是良港所在地或者邻近港口地区。

不过排名靠前的地区出口的内容有着很大的差别。

有些出口的主要是自然资源或者农副产品(如山东),有些是以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为主(如广东),也有一些出口附加值较高或者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如上海和北京)。

浙江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相邻的江苏相比较,在高科技人才的教育和吸引上仍然十分欠缺。

第四级:

综观第四类地区,仍然可以发现一个不平衡规律,也就是有些地区表现出较强的发展后劲,如陕西省。

江苏、陕西、辽宁、山东、重庆新经济得分紧贴第三级,尤其江苏身处长三角,山东则临近北京,二者均占地理优势,有望优先进入第三等级。

同时通过与当地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比较,江苏、陕西、辽宁具有比例更高的高科技人才队伍。

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到在新经济中远远落后的地区。

在第四级中的大部分地区似乎还停留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上,缺乏创新,产业转变不大,而且有些闭关自守,经济缺乏动力。

三、新旧经济对比分析

很多在传统经济中表现良好的省份在新经济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同样,有些在新经济中指数较高的地区却并不是传统的经济强省。

鉴于此,下表对各地的新经济指数位次和200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位次加以比较。

表3可为各省市自治区的新旧经济实力对比提供直观参考。

鉴于某一时点的人均GDP的相对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年累积的结果,所以它可以代表各地在以往经济中的综合表现。

两种位次相关性显著但并不很高(相关系数为0.616),很多地区的位次发生了很大变化。

可以说很多省份在新经济浪潮中努力抓住机遇并且进步比较明显。

其中最明显的是陕西地区。

对应地,也有一些省份在新经济进程中落后了——当然这种落后可能只是暂时的。

这样的省份并不少,究其原因,往往是由于这些地区的经济是以传统农业和制造业为主,具备一定的经济活力但是却缺乏创新力,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应用上十分落后,在产业转型上(表现为附加值高的知识工作岗位)落后,从而依然滞留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没有自拔。

新经济位次相对较低的还有内蒙古、湖北、河北以及海南等省、自治区,这些地区的落后均是因为在新经济的某一方面极其落后(譬如湖北、海南在整体产业转型方面动作缓慢,内蒙古在创新能力上十分匮乏)而在其他各个方面又表现不佳的缘故。

从中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变迁规律:

传统经济中流传的偏远地区经济必然落后的观念将面临挑战。

新经济为偏远地区创造了跨越式发展的良机,进步快的几个地区都是重视科技创新的,它们一般都拥有较强的科技实力而且往往同时还伴生高科技企业群。

虽不能绝对肯定那些重视和拥有高科技的地区将成为新经济中的佼佼者,但毫无疑问,忽视高科技作用的地区将在新经济中被淘汰出局。

四、中美对比分析

表4将中、美两国的各指标全国最高水平以及两国综合指数最高的地区(北京和马萨诸塞州)的各指标水平放在一起加以比较。

表中仅列出可比指标(有些指标项目由于口径不同或者其中一方数据无法获得而不具可比性)。

其中美国麻省数据为1999年之前的,主要是96年或者97年的数据,而中国北京的数据基本上是用2000年的数据。

其中,标有*的指标是口径略有偏差不过可以作为参照的。

从比较结果来看,中国绝对算不得后起之秀,两国整体上差距甚大。

国内在经济数字化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例如在线人口)与美国相比十分落后——尽管目前国内掀起了信息化建设高潮,然而真正要普及和应用信息技术却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个过程也是和产业、职业的转变过程相辅相成的:

我们看到在新经济需要的生产服务型工作方面我们的差距表现在百分比上是将近两倍(10.1:

26.7),放到绝对数量上差距却会进一步放大。

差距最大的莫过于在专利拥有量方面。

这一方面显示中国国产品创新的速度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落后。

另外一个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问题的就是研发民间投资的比例相对美国较小,不过应该说这个差距与前几年相比已经是大大缩短了,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之一。

美国的新经济成长经历向全球昭示了网络和知识革命的强大推动力量,这使它在诸如生产力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等很多方面得到长足进步。

五、战略启示

透过以上分析,如下两点可以作为中国新经济发展初期的主要特征:

一、地区差距极化。

图1系中国各地区新经济指数值分级。

属于第一级的仅有北京,其分值达97.0,比上海高出23.7分值,比位居全国末尾的西藏高出61.1个分值(参见表1)。

属于第二级的也仅有上海一个地区,其分值73.3,虽仅为北京得分的四分之三,但却是西藏的2倍有余。

属于第三级的有广东、天津、福建、浙江四个地区,其分值都在51以上,其中紧邻港澳的广东、紧邻北京的天津得分较高,而同属上海经济圈的浙江、福建得分较低。

除以上三级,其余地区均属于第四等级。

其中,江苏、陕西、辽宁、山东四省分值最高,非常接近于第三级。

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的各个分指标的分类图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两极分化现象,区域差异明显。

表现为前三个等级的省区分布密度远小于最后一个等级的失衡特征,从而通常是极少数地区一马当先,而中间层薄弱甚至断层,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停留在最后一级的情况。

二、呈现空间集聚。

中国新经济发展在地域上极为不平衡,初步形成了“两极三区一省”的格局,即,北京、上海两极,以北京为中心的大首都圈、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圈与大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粤港澳地区,以及内地的陕西省。

各个新经济增长极综合得分的悬殊表明了新经济中地区发展的空间集聚性并不是原有集聚的简单延续或者有所减弱,换言之,新经济中的集聚性依然明显。

这一新经济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很多是有别于传统经济的。

这些地区普遍拥有较为成熟的创新体系,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通过吸引国际投资和进行国际贸易等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并且拥有较高比例的在线人口、国内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对信息技术应用以及电子商务等比较积极。

而且这些地区不但汇集了众多知识人才在这里工作,而且也通过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聚拢了很多资本,同时经济的变动频繁使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多创新在这里繁衍。

因此这一格局具有相对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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