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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江山
认识江山
【博主按】江山先生无疑是法学界的“另类”，他那中式对襟衫，圆口青面布鞋，悠然自得的八字步俨然已成清华明理楼中的一道风景；他讲课从来不带讲义，一张小卡片，一支粉笔，便可以从盘古讲到克隆，从中午讲到黄昏。
当然，他向来不会拖堂，下课铃声想起，他的声音便嘎然而知，一句话，甚至一个词说了一半也就此打住；他的学问是用平实的文字写的艰涩内容，诚如张卫平老师所言：
每个字都认识，但每句话都不懂。
而这只能说明我们还不没有达到与他对话的程度。
据说一位学者在哈佛读博士时，坚决不看大陆学者的著作，但江山的是例外，并且每天都要读一段江山的文字才能感到有所获。
现将两段旧文放在这里，重温这位“另类”先生。
指点江山
沈娟
了解江山，并不容易。
知之未深的人，凭传闻和想象，有着各种评说：
或言一介寒士，文弱书呆；或觉古怪不羁，森肃难近。
然熟知他的人都知道，这并非他的全部。
只要与他交谈稍深，或读阅一下他的著论，就会发现，他胸中实蕴着宇宙，容着乾坤。
他的言情举止里，博谈精论中，流透出的是一层超凡的心境，一念脱俗的信命，一韧坚稳的意志，一腹博杂的书学，一眸流溢的颖睿，一幽孤寞的淡泊，还有一腔济世的豪情。
信念顺潮流而生，价值随时势而立，这是许多识时务者的敏悟。
当他们在越来越强大的金钱诱攻下，纷纷跃入钱海，奋力捞摸着自己的人生航标时，江山早已为自己选择了另一片海域，那就是又苦又涩、无岸无涯的书海、学海。
尽管今天的钱海里日益沸腾，他仍在自己的海洋里平静、执着地游历着艰苦、卓巨的航程。
这航程始于他进入大学或更早。
买书，在大学期间，对于江山这样一个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的学生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奢侈。
在他父母每学期一次性给他的、尚不够吃饭的100多元钱中，他必须省下一部分去买书。
常常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已身无分文，只好拿着空碗，四处转悠。
同学好友一见此状，便知他又到了弹尽粮绝的困境，立刻买来饭菜，解其燃眉。
就这样，这位精神上的富有者，靠着老师和同学的接济，读完了四年大学，积累了数百册书籍。
在书价如潮涨的今天，买书仍是他微薄的薪资所承担的重要开支。
即使是赴差外地，每次也都有数捆新书随本人先后到达家中。
就是靠着这种衔泥般的积累，现在，他的藏书已达六、七千册之多。
初到他家的人，多对他书房中藏书数量之巨、范围之广、质量之精留下深刻印象。
读书，在江山这里已不仅仅是怡情，更多地是负履永恒的使命。
他一生注定只能以读书作舟，以笔作桨，去完成自己的航程。
在大学四年中他占住一间盖好后未及使用的厕所，常常彻夜读书或作笔记。
从那时起到毕业10多年后的今天，他以超常的耐力和定力，未间断地读着、读着。
从历史、哲学、宗教、文化，读到法学、经济、政治，读到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读到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金甲学、文学……他不息的孤舟帆满桨奋，航犁了辽绰的海域。
他日益扩拓着自己的视阈，升华着自己的志境，丰盈着自己的思蕴，演形着自己的体系。
思书，是一个远比读书更艰苦、更漫长的过程。
江山思书，常到如疯如魔的程度。
这时，小卡片、小本子、小纸片和笔，是他手边常备之物，随想随记。
三餐思书，会突然顿筷弃碗，去书桌边写起来。
长夜思书，辗转无眠，若有所思，会披衣揭被，灯下写至天明，有时干脆抓起枕边纸笔，于黑暗中歪斜写下几段，倒头再思。
兴之所至，他还会徒步或骑车去田野湖边漫游。
身心寥寥，天地寂寂，风杳云高，胸旷神清，任情意畅扬，任神思凝炼。
一日归来，胸中便有洋洋哲论、涌涌泉思。
江山思书，有文情酣溢、一泻万言之利，也有砥阻茅塞、只字难进之困。
每逢此时，他会独自痴坐数小时，冥想苦索，视断听绝，无我无境，形同闭关。
或召聚朋友，倾谈达旦，于才志纵横中开启新境体悟，碰撞异识火花，尽扫胸中障阂。
思书之苦之奇之宏沉，莫如江山。
写书，是江山为自己的航程刻制标碑、将自己的思论告诸世人的一种经历。
10余年间，他写出了近200万字的文著（多未公开发表）。
从论文《混元变相论》、《中国自然法的现代意义》、《儒家精神不灭：
永恒的"成天"之学》、《广义综合契约论──寻找丢失的秩序》、《论中国人的精神背景》，到著作《中国法理念》、《中国文化的沉思与畅扬》、《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历史逻辑通论》、《法的自然精神导论》，他以一系纵横的环链，构筑着自己的体系。
他从法、哲学、经济、历史、文化、语言等具体学科的研究着手，溶整入零，宣倡着自己对人生、宇宙的整体观念和探究。
天然的异禀、丰厚的蕴蓄，使他对这些普通学科的研究往往有太不普通的效果：
不意的层面，非常的邃义，骇俗的论断。
这便是他为学为业之独到。
在他的论著中，有一个词汇实是其学之灵魂：
超越──超越自我，超越科学与哲学，超越东方与西方，超越人类，超越人与自然，超越时空，直至超越诸相诸用，最终达于体相用同一不二。
在追逐金钱、名利的大潮中远远落伍的江山，一直对人类、对宇宙作着如此超前的探研。
精神上，他永远站在常人不可企及的高巅。
在他的航程表中，还有许多等待达获的目标，如论新自然哲学、意识自足的历史与现状、语言与符号等等，都将成为他未来著述的主题。
掂量着他所选择的这些已经论过或将要论及的题目、以及这些题目和他已完成的论著中所展呈的神境和思悟，会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学问"二字的份量。
江山写书，无倦无悔，如他所言，实是"从天之志，参与之命，不容自己"。
教书，是江山宣示自己思见、展树自己为人为学之风的又一途径。
江山讲课，亦异于常人。
没有讲稿，无须课本，几张卡片、一支粉笔足矣。
古今中外，宇宏尘微，游思无羁，信意驰骋；哲史经俗，文博理杂，口河滔滔，一路扬洒。
他的思说识论玄奥精深，听众中敏慧者尚若有所悟，混沌者则如入迷津。
但他泰然行素，未肯稍作迁就。
每每开持讲座，仍听者云集，求获真教。
他已出版的书著，为不少学生奉读，企望能更多地了解他和他的学问。
江山为师，意在教人。
无论在讲台上，还是在书房里，面对学生，他总是诲诫谆谆：
为学之道，先在为人之道。
文品学品即为人品，只有造就不同凡俗的意境，才做得不同凡俗的学问。
江山为师，重在诱学。
他常训导学生：
无论志事教研或实务，都必须有富足的学识以为内修。
求学者，当不拘科类，广采博集。
他山之石，旁门之果，皆可充为胸藏。
只有这样，为学者方能革陈鼎新，体庞系丰，思无涩滞，论无局促；务实者亦能匡义除弊，补漏纠偏，不失性理，不失耿诚。
修学至深至明，才能做人至高至庄。
在江山看，为学为人二者实为一体，相形相成。
有师如江山，常令学生引为幸事，觉受益颇多。
有毕业离校后数载的学生，忆起当年师学的经历，曾言：
大学四年，领师无数，余者皆已淡然，唯江山难忘。
了解江山，也很容易。
其言其文其学，一如其人。
他将全部身心献给他奉为天命的事业，无意追名逐利。
虽然他为此呕沥心血，所付巨大，历尽磨折，备受歧难，但他始终处之安然，不渝自己的人生航向。
这就是江山：
清寒挫砺终不悔，志在书中问乾坤。
1994年4月初稿
1997年9月修改
指点“江山”
张卫平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毛泽东无疑是最具影响的人物。
毛是一个革命的、极其浪漫的浪漫主义者，这与他的诗人气质有极大的关联。
他的诗句极具气势：
“小小寰球，有两只苍蝇碰壁”、“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更有那句豪言壮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在这里，笔者借用毛的诗句“指点江山”，“点评”我的一位老同学，一位法学老同行——江山。
之所以要“指点”一下这位同学，并非他需要别人“指点迷津”，却是笔者觉得这位同学“很有意思”，是一个颇有些“异数”的人物，在他的身上你难以看到“均衡”和“协调”，是一个怪异的“后现代”人物，他的生活和工作也颇有一些“后现代”色彩。
我敢说全国的中青年法学同行中，他江山是惟一不会打领带的人。
他至今只打过一次领带，也许以后也只打这一次领带。
那是2002年的一个春天，春的气息比以往来得要早些。
清华大学法学院成立的日子，无疑是个“好日子”，因此，领导要求每一位教师都要西服领带出席成立大会。
许多人不愿意打领带，但那天没有人愿意违反这一指令。
江山有反叛的精神，那天也没有例外，因为心情实在太好了。
但打领带着实为难他了，他想来想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我：
“这玩意，我还没有摆弄过，来，老同学，帮我一下。
”我并不吃惊，毕竟是老同学，在他身上任何“人间奇迹”都可能发生。
江山身上没有“均衡”和“协调”。
清华是一个很“洋”的学校，在法学院中有一大群“海归”和“准海归”——来自东洋与西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洲、日本、韩国……总之，有一大群曾在世界最发达国家留学学习过的学者。
然而，这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中，却有一位身着中式对襟，脚蹬圆口白底青面布鞋，迈着八字步徐行于“明理楼”之中的人，此人便是江山。
他以给人一种“清华辜鸿铭”的感觉，这是何等的“不协调”。
尽管江先生身着灰色中式对襟，手捧线装书（江山先生也是国内中青年法学者中惟一出版了线装本著作——《自然法精神导论》的人），然而研究的却是最时髦的法理学、法哲学，口中念念有词的是“夸克”、“中子”、“质子”、“生物链”、“基因变异”、“以太”；一边写就的是“芳酊甲醛分子式”（江山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环境保护，其中涉及大量的化学物质），另一边却画就“甲骨文”；穿着圆口布鞋的脚踏在最具运动风的“宝来”轿车油门上，速度之快使人很难想像驾驶者是在教学楼过道中迈着八字步的江山。
据他自己“交待”，自驾车以来，因轻微违章和刮蹭所花去的罚款和修理费，已经大大超过汽车保养和汽油费。
此君是何等的“不均衡”。
在法学界中有一大群像我这样身材不高的人（有的人却是法学界的“得分”高手，甚至还兼“组织后卫”），江山属于我们这一类人（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与江山也因此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些人中更有一些属于极其聪明并极富个性的人（考虑到身高也是个人隐私的一部分，不宜扩大“打击面”，故不在此一一列举），江山应当属于这些人当中的一员。
江山的身材特性在他家的书房中便显现无疑，准确地讲是被进一步“衬托”出来。
江无疑对他的书房是满意的，特别邀请我去他的家坐坐（实际上就是去看看，比较正式的说法叫做“参观”）。
我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向我炫耀他的书房，并从我这里得到赞美之词——邀请一个提意见的人去家里，还有什么意思。
对此我心里已有充分准备，褒奖之词已成竹在胸：
“哇!
真漂亮，好雅致，真是有一种步人书海的感觉。
”要注意赞美他人之时，一定还要同时贬低自己，这是中国人或东方人特有的褒奖艺术。
我也是准备如此：
“哇!
你这个书房比我的书房不知道大多少!
与之相比，我的书房就成了‘秋风所破’的茅屋了，真令人羡慕嫉妒。
”如此云云。
但真到他家，置身于他的书房时，还是让我吃惊不小。
我知道他的书比我还多（我的书已经够多的了——六千余册），其中大量的是线装书、历史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好家伙!
整个大厅三面墙的书架高达五米多，夸张地讲真有一种大不列颠图书馆的味道，的确处于书的“十面埋伏”之中。
五米多高的书架，如何放书取书?
看来江山已经习惯人们的这种惊诧和疑问，在暗自得意当中，他不慌不忙但却并不轻松地取来一把梯子，挂在书架上端，然后开始顺着梯子往上爬。
仰视，看着他逐渐变小的身影，我的感觉是，那简直是在登云梯，如果不是在书房的环境里，江的登高行为与给现代高楼大厦擦玻璃的工作没有多大区别。
除了褒奖之外，我还是给他提了一个认真而严肃并且负责任的建议：
“出于安全考虑，应当系上安全带，尤其是在50岁以后。
当然，最好是安装一台带有安全护栏的电动升降机。
”江的回答是：
“那没有必要，毛主席不是说过嘛，‘无限风光在险峰’，同时这也是一种锻炼。
”我想这样的室内“有氧”登高锻炼在法学界无疑是首创。
最后，江也忘不了嘲讽一下：
“像你这样的体型应该到我这里来做一年的书童。
”
江山可能是喜欢登高之人。
由于中南政法学院楼上的大喇叭一到早晚就“咿呢哇啦”，干扰了他的学习和研究，江竟登高上楼顶将喇叭线剪断了，并因此领受了一张学校的“黄牌”，对此他自然极不服气。
我和他认识，不，应当说是相互知道，是在大三那年外国法制史考试成绩公布之后不久。
当年的外国法制史考试相当难，我和江山拿下了这门课的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对于我也许是“歪打正着”的结果。
正因为成了考试“双雄”，有一种英雄相互爱慕的江湖侠情，我知道了有一个好生了得的湖北“侠客”——江山，他也是那个时候知道了我。
江山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我曾说过他做的是“臭学问”，听者还以为我在故意贬他，其实他的“臭学问”是有典故的。
在大学第三年，西南政法学脘建了新的宿舍楼，七九级的同学均迁往新楼。
江山不知什么时候居然占据了六楼（顶层）的一个无人使用的公共厕所。
据他说：
自己要做学问看书，为了不受他人的影响和干扰，只能占据这样的空间。
不知为什么，居然这个厕所也就被他占去了，“公共”也就成了“私有”。
也就是在这个臭气熏天的空间里（因为按照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下面的臭气是要往上运动的），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中国法制史的论文）写成并在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他大概也是七九级同学中在本科即发表学术论文的第一人。
在厕所里做的学问，难道还不是“臭学问”吗?
江山之所以后来对环境保护法研究特有兴趣，不知是否与这段历史有关。
江山的行为虽有些“怪异”，但与人相处却是清澈、坦荡，如古刹清泉、高峡平湖一般，他绝不会算计于他人，是相当愿意帮助他人解困、济救的人，外表似乎给人以路人之漠然，实则心中有如火炭般之热情。
江山的“怪异”还不只在他的生活行为方面，更在他的学术研究方面。
我还在西政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本书——印刷质量不算高，出版社也怪异——地质出版社，书名叫做《中国法理学》。
江山可能又是七九级同学中最早出版个人学术专著的人，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
我打开一读，天哪，每个字都认识，每句话都能读，但却不知其中说些什么，对我来讲，与无字天书无异。
我努力想看进去，但总是不断有浓浓的睡意袭来，相信这本书对许多人来讲可以作为治疗失眠症的最佳手段。
我当时想，我的水平竟比江老兄落后了如此之多。
读他的书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不得不将这本书放置在一边。
还好，这本书不是谈民事诉讼法的（我的研究方向是民事诉讼法）。
人们对江的学问有完全相异的评价。
褒奖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法理学博士李林就对我说过：
“有人评价，在中国，真正研究中国法学的只江山一人。
”意即我们这些人都不是研究中国的法学，而是西方的法学，说的是西方的“法言法语”，吃的是人家碗里的“残汤剩饭”，而江山先生是真正摆脱了西方法学“范式”，说的是真正的中国法学“方言”。
从本土化的角度看，他的学问是真正本土方言，不知“以本土资源论”闻名的北京大学的苏力老师对此当做何评价。
江山在法学界有影响，但这种影响远还不及他在人文科学界的影响。
他与人文学界许多泰斗级的人物有交往，是真正跨越人文与法学两界的人物。
著名人文学者黎鸣先生曾经点评过江山的一次讲演。
讲演的题目是《以恶制恶——法治的起源与理念》。
黎鸣的点评是：
“江山先生今天讲的许多内容与我不谋而合。
很多方面讲的都是对的，比如说法治是生存的背景、法治是习惯的自然等，其实法治就是恶人与恶人之间、自作聪明的人之间的一种协议，是一种精密的计算。
”江的演讲能够与人文学界的大家们——何怀宏、黎鸣、李银河、汪晖等人放在一起，足见江在人文学界的影响，而且他的这种学术影响没有以任何行政职务为依托。
我等只能与法学界人土为伍，想来有些汗颜。
江的学问是特立独行的，研究范围涉及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思想史、环境保护法、法理学、法哲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甲骨文、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人们极少涉猎的领域，如算命史、中国美女史。
从他的研究范围就可见研究的“不协调性”。
江有自己的话语，决不从西方法学的概念出发，他有自己的一整套自我建构的体系，他在向着完善自我体系努力。
当然，给我的感觉是，这种努力有点像人类向银河系发射人造卫星。
我们不懂江山的学问，但他有一批铁杆拥趸者、特级发烧友。
他的学术研究也并非不被人们认可，他的言语有时也具有“人类语言”的“特性”，是可以解读的。
2003年，江在中国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论述“法治”的文章，一时间获得了相当高的学术评价，人们对江的独立见解和论证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欣赏。
江的课，选修的学生不多，有时常常达不到清华开课的要求，但一旦有人选，这些人绝对是江的“铁杆”学术“粉丝”，就像眼下中国足球比赛场上的球迷一般，人数虽少，但绝对是最坚定的，这样的场景有时也透露出一种宿命的悲壮。
我没有听过江山的课（一方面是因为放不下“同学”的架子，另一方面也担心他不能发挥），不知道他是如何在课堂上是“发功”的。
有学生告诉我，江讲的内容涉及面极其广泛，真正是上及天文下至地理，从物到心，从熊猫到人类，从耶路撒冷的“哭墙”到湖南长沙的马王堆。
江山是随夫人进京的，属于“随军家属”，而不是直接从武汉大学调往清华大学的，实际上江在清华法律系的那段日子里，性质上还属于“临时工”。
法学院恢复后，领导曾问我对江山正式转为法学院教师一事如何看，意思是是否应使其“转正”。
我的说法是，此人有才，是做学问的人，尽管我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不懂他的学问，但清华法学院必须要有多样性，容忍个性，包容学术自由，只有多样化、个性化和学术自由，才能使清华法学院有大的、长远的发展，才有清华法学院自己的鲜明个性。
我说这话时，也有一种做领导的感觉。
在那时，我的话虽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肯定有强化领导决策的积极作用。
如何做具有中国特色的学问?
中国法学有没有自己的特点，或者说应该有无自己的特色?
如果有特色，这种特色应该是什么?
这些问题无疑也是法学界“猜想级”的问题。
中国法治尽管有自己的特点，但既然定位于“法治”，而“法治”又是西方的概念——法治的理念是西方的，体系结构也仍然是西方的，那么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还能“逃离”这种理念、体系和结构吗?
对此我也往往有些困惑。
江山时时能说出些道理，只是我听得似懂非懂，过几天以后便完全不懂。
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江的基本理念是一种向上的、积极的，而不是保守、消极的，是人性化的，不是束缚人性自由发展的，他关于大熊猫有“人权”的说法，一开始人们只是当作笑料，现在则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毛泽东就说过：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他的法理学观念是一种人类与动物、与自然界共生的观念，他的理念是一种人、物、自然和谐的理念，这一点我是充分理解和认同的，其他人我想也是如此。
这样的江山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指点”，有可能是他在“指点”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江山，尽管江山在清华只是一位极其“资深”的副教授，而且可能是永远的副教授。
我也“希望”他是永远的副教授，甚至是没有任何职称的教师，因为他不需要这些来证明自己。
他只需面对人世，发出一阵“江山笑”。
每当看见江山手持线装书时，恍惚耳畔就响起沾叔沙哑的歌声：
“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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