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江东地区经学风尚考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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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江东地区经学风尚考论孙吴江东地区经学风尚考论孙吴江东地区经学风尚考论王永平关于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风尚，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有论曰：
曹魏“所立诸经，已非汉代之今文学，而为贾、马、郑、王之古文学矣”；“蜀汉与吴亦置博士，虽员数无考，而风尚略同”。
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虞翻上“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说：
“宜命学官，定此三事。
”又曰：
“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
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
”王国维先生据此立论：
案：
蜀、吴学校均行古学，蜀之博士皆古学家，既有征矣。
吴虞翻所上奏在孙权世，时尚未立五经博士，孙休永安元年始立五经博士。
而翻言郑注行乎学校，盖指民间教授言之，后立博士，韦昭实为祭酒，韦亦古学家也。
然则蜀、吴所立博士，当与魏略同，盖可识矣。
这一看法多有可商酌处。
关于蜀汉之学风，其学官中虽以古文经学为主，但依然立有今文学博士，其中外来之侨寓学者以古文学为主流，而蜀地本土则多为今文学经师1。
就吴地学风而言，虞翻此奏在孙策时，而非孙权时，所上对象为汉献帝，而非江东孙氏统治者。
辨明此点非常重要，虞翻既上书东汉朝廷，其所说郑玄经注“行乎学校”，便可能主要指的北方地区郑学流行的情况，而未必是江东的实录。
汉魏之际，学术领域主要的纷争便是拥戴郑学与反对郑学的对抗，而江东地区以虞翻为代表的学者则是反对郑学的重要生力军。
因此，以虞翻的话来说明“吴学校均行古学”，无论在文意上，还是在史实上，都有不相吻合处。
笔者以为，对孙吴学风这一问题，必须将其侨、土人士的学术活动分别考察，进而揭示其相互交流、融通的过程，才可能理解当时学风变化的真相与特质。
（一）江东本土学人之经学及其学风特点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江东地区在远古时代便有着灿烂的文明。
不过，就学术文化而言，主要还是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以来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
自汉武帝确立儒术独尊的文化政策以来，江东地区经术文化的传播不断加强，而汉朝所立学官者尽为今文经学，江东接受官方学风的影响，当然也以今文经学为主流。
东汉中后期以来，古文经学地位不断上升，在民间已有取代今文经学之势，郑玄混通今古文，但其根本则是倾向古文的。
这便造成了中古学术的一大变局。
就地域而言，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地的中原，而处于文化接受地位的周边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旧学风的因子。
汉魏之际江东地区的学风有无明显变化呢？
请看以下史实。
高岱，据前引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岱字孔文，吴郡人也，“其善左传”。
沈珩，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
“珩字仲山，吴郡人，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
（孙）权以珩有智谋，能专对，乃使至魏”。
这里仅载珩善春秋学，而未言其所治为左传，还是公羊传、谷梁传，不明其为今文、古文2。
阚泽，三国志吴书本传载：
“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
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傭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
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
”孙权称帝，甚为礼重，先后任为尚书、中书令、侍中、太子太傅等，“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
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咨访之。
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
权尝问：
书传篇赋，何者为美？
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
”阚泽在江东具有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吴录载虞翻称泽曰：
“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
”又曰：
“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亮时，山阴朱育称述会稽人物时也说：
“其渊懿纯德，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学通行茂，作帝师儒。
”唐固，三国志阚泽传载：
“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
（孙）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
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卒。
”注引吴录载：
“固字子正，卒时年七十余矣。
”虞翻，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世传孟氏易学。
本传注引翻别传载翻自叙其家学云：
“翻初立易注，奏上曰：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
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
”虞翻所著周易注，“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与当时中土学者的看法多有不合处，是其家学的结晶。
虞翻为一博学众经之通儒，他对郑玄所注诸经皆有驳议。
经学之外，他还涉猎子书和史籍，本传载其后期为孙权流放交州，“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翻别传又载其对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宋忠所著太玄经注颇有不满，“更为立法，并著明扬、释宋，以理其滞”。
虞翻在孙吴具有和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亮时山阴朱育称“其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则侍御史余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韦昭国语解中有言：
“建安、黄武之间，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
”又，孙吴禅国山碑云：
“大贤司马徽、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
”3本传注引吴书又载“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
陆绩，据三国志吴书本传，绩字公纪，吴郡吴人，“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
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
后为孙权贬为郁林太守，“意存儒雅”，“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
陆绩自称“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可见也是一位博学之通儒。
陆凯，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凯字敬风，吴郡吴人，与陆绩同族，孙皓时位至丞相，“虽统军众，手不释书。
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
姚信，三国志无传，其事迹散见于陆逊传、孙和传、孙皓传等处，十分简略。
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载察“九世祖信，吴太常卿，有名江左”。
考三国志陆逊传，信乃逊之外甥；同书孙和传载信官至太常。
晋书儒林范平传又载信曾随平受学。
信精于周易，隋书经籍志一载有姚信易注十卷；隋书经籍志三及晋书天文志等皆载信著昕天论一卷。
韦昭4，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孙亮时为太史令，“撰吴书”；孙休时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
昭博学多识，尤精于史学。
他得罪孙皓被囚禁后，上书自述撰作说：
“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
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犠，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
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
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
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辨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
”时人华核上书孙皓称昭曰：
“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并誉之曰：
“今曜之在吴，亦汉之史迁也”。
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有昭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孝经解讚一卷、汉书音义一卷。
可见昭所学贯通经史。
陈寿在三国志卷六五“评”中论韦昭曰：
“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
”华核，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永先，吴郡武进人，孙皓时任为东观令，领右国史，核谦让，皓答辞中称其“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曾与韦昭、薛莹等一起修撰吴书。
三国志“评”中称述“华核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
陆玑，据经典释文序录，玑“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玑为诗经学开一新生面，奠定了毛诗博物学之基础5。
朱育，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
可见育生活于孙吴中后期，精于文字学。
他对毛诗也深有研究，隋书经籍志一载有“毛诗答杂问七卷，吴侍中韦昭、侍中朱育等撰”。
孙吴时期吴地世族家学显著者还有会稽贺氏之礼学。
当时贺氏代表人物贺邵等虽重事功，但其家族则世传汉代立于学官的庆氏礼学。
晋书贺循传载循“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
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庆氏”。
贺邵子循为两晋间精擅礼仪之大家，延至南朝，贺氏仍保持着宗族内的礼学传承6。
又，前文据晋书孝友传考孙吴豫章太守会稽山阴孔冲精通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等，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招徒授业。
至于其所尚为今古文，则不详。
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儒学经师大体上以上述诸人为代表，通过对其学术事迹的简略介绍，可对当时江东地区学风作如下分析和理解。
其一，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学术出现了今、古并存，甚至有的学者兼通今古文，但仔细分析，可见其主要人物依然因循着今文经学的路数，与中土地区有异。
前述吴地影响最大的虞翻、陆绩、姚信之三家易学，贺氏之礼学，唐固之春秋公羊、谷梁学等，都是明证。
正因为如此，汉魏之际江东学者对中土学风怀有激烈的抵触情绪。
如虞翻对当时流行的易注皆有微词，三国志本传注引翻别传载翻奏曰：
“经之大者，莫过于易。
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
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諝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
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諝。
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
”他又对郑玄所注尚书及其它经典多有指斥。
虞翻对诸家经注的批评，除了具体文字训释可以确定是非外，主要在于其间学风不同所致。
对此，唐长孺先生曾指出：
“虞翻易学出于家学传授。
他对于汉代几家易注都表示不满，马郑都是今古杂采的通儒，宋忠是新易学的启蒙者，都和虞氏专家之学不同，所以都受到未得其门的批评。
他对于荀諝（即荀爽）注说了一句有愈俗儒，这只是因为荀氏注的底本虽用费氏，却也兼用孟氏，和他的专业较近之故。
”陆绩之传为立于学官的京氏易，张惠言易义别录称观绩之所述，“有与孟氏相出入者。
京氏自言其易即孟氏学，公纪傥得之耶？
”这便指出了虞氏之学与陆氏之学的内在联系。
至于姚信易注，易义别录说：
“姚氏注言乾坤致用，卦变旁通，九六上下与虞氏之注若应规矩，元直岂仲翔之徒欤？
抑孟氏之传在吴，元直亦得有旧闻欤？
”可见姚信易学与虞翻相近。
唐长孺先生则推测信“是陆氏之外甥，其易学可能与陆绩有关。
”因此，唐先生断言：
“孙吴时期同时出现了三种易注，可见易学之盛，而就三种易注看来江南所流行的乃是孟氏、京氏，都是今文说，这与时代学风相背驰，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江南学风较为保守。
”7虞翻、陆绩年辈较长，生活于汉魏之际，而姚信则活跃于孙吴后期，说明孙吴时期吴地今文经学流传一脉相承的基本状况。
另外，吴地易学特重象数占验，本土学者喜好历数“谈天”之学。
今文经学讲求灾异和天人感应，往往为了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将社会兴替、人事变动与天象异常附会论述，这与古文经学重视文字训诂、玄学之讲自然都有明显的不同。
前文所引陆绩“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阚泽“究览群籍，兼通历数”，并著有乾象历注；姚信著昕天论等，这都是显例。
虞翻治易，也很重视占验实用，三国志本传载：
“关羽既败，（孙）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
不出二日，必当断头。
果如方言。
权曰：
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注引翻别传载“翻放弃南方，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
正因为如此，当翻将其易注呈奉给孔融时，融答书称翻注“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
”这便指出了虞注重视占验的特质。
不仅在经学领域如此，在子学方面，虞翻、陆绩等扬雄太玄经研究方面也显得保守，翻别传载其对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宋忠解玄多有不满，“更为立法，并著明扬、释宋以理其滞”。
翻所论为何？
其书已佚，难以详述。
而陆绩述玄文则清楚地叙述了他与宋忠的分歧所在：
“夫玄之大意，揲蓍之谓，而仲子失其指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
”宋忠释太玄，注重义理的阐发，而陆绩以为“休咎之占，靡所取定”，“失其指归”，可见他是重视“休咎之占”的。
陆氏家学传人陆凯生活于吴末，其“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依然如此。
这种重视象数、占验和好“谈天”的风气，正是江东学风近于汉代的有力证明8。
对于经学领域吴地学风的状况，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凡例中的一段话很有识见：
“三国之际，经学已成弩末。
况值马（融）、郑（玄）之后，多变今从古。
然此风于曹魏尤甚。
若蜀、吴地偏，今学尚未尽漓，故虞氏之易出于孟、杨，仲通之书本于欧、夏，余亦多出今文。
惟诗一派，蜀、吴多从毛、郑，而魏尚存鲁说，此又不可不知者也。
”这里指出在汉魏之际经学“变今从古”的大趋势下，吴地“今学尚未尽漓”、“多出今文”的特点，这是很深刻的。
在学术文化史上，旧学风的变异、新学风的产生，往往都出现旧学的原生或发达地区，而旧学的边缘或接受地区则相对滞后，这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学术文化交流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学风上的“时间差”，边鄙地区便成为旧学风的保留地，所谓“礼失求诸野”，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其二，我们也应看到，自汉末以来，江东地区的学风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据前述吴郡高岱等人在建安初已精于春秋左氏传，这可以看出东汉末古文经学风在吴地的流布情况；又阚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与当时中土学者和荆州学派删节经注的风气有相通处，显然是受到前者的影响。
孙休立太学博士制度后，博士祭酒韦昭等精于名物、职官训释，与其同时的朱育则精通文字学。
这都与古文经学实事求是的学术旨趣相合。
孙吴后期古文经学有所发展，其主要表现在相继出现几部毛诗注疏上。
除上述陆玑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韦昭、朱育合著之毛诗答杂问外，孙吴还有徐整之毛诗谱三卷9。
在汉代诗经学中，毛诗称为“古学”，当初未得立为学官，一直在民间学者中传承，东汉“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10。
吴地学者多习毛诗，正是受到中土学风影响的结果。
此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吴地学术文化风尚的变化，还表现在传统的经术研究中，出现了援道入儒、儒玄相参的情况，这与荆州学风的影响不无关系。
据汤用彤先生研究，魏晋玄学的兴起，并非若风雨之骤至，而是有一渐进之过程，其中今古文之争与荆州学术新义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考察汉末思想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名学与易学方面。
名学偏重于人事，由清议渐变为清谈；易学关于天道，辅之以太玄，汉末最为流行，马融、郑玄、荀爽、宋忠诸人致力于此。
汉代旧易学偏于象数、主阴阳，而新易学则侧重于义理的探究，常以老、庄解易，终于导致经学的玄化11。
在这一学术风尚中，江东学者也受到影响，如虞翻治易，兼注老子，又与宋忠商榷太玄等；陆绩既注易，也精于太玄。
汤用彤先生将当时易学按地域分为三部分：
（甲）江东一带，以虞翻、陆绩为代表；（乙）荆州，以宋忠等为代表；（丙）北方，以郑玄、荀爽等为代表。
他认为“荆州一派见解最新，江东一带也颇受影响”，并把江东作为所谓“新学”兴盛之地。
根据有关史实，虞氏、陆氏治易，都有家学传统，而其兼治老子、太玄一类，则与荆州之学的影响有关。
对此，陆绩述玄文叙之甚明。
尽管虞翻、陆绩所释之太玄，在学术旨趣、路径、方法诸方面皆与宋忠有异，但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长时段的学术变化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的变异12。
（二）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经学及其学风特点东汉末年，江东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流民聚居地，孙吴政权之建立与发展，与侨寓人士的支持关系密切。
汉末、孙吴时期进入江东的流民，主要来自淮水流域，相较以往，不仅数量大，而且素质高，无论是汉末零散流迁江东者，还是随孙策进据江东者，其中都有不少博学多识的经术之士，对孙吴的学术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13。
与江东本土学者相比，“宾旅寄寓之士”的文化习尚不尽相同，他们的流动，势必会带来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交流和融合。
士燮，三国志吴书本传载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其先本鲁国汶阳人，王莽之乱时避地交州。
“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汉末为交阯太守。
“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耽玩春秋，为之注解”。
袁徽上书荀彧称其又“尚书兼通今古文，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
隋书经籍志一著录“春秋经十一卷，吴卫将军士燮注”。
其所招聚之学者主要有刘熙、程秉、薛综、许慈、袁徽等，形成了与刘表治下之荆州学派齐名的交州学派，其学术核心是刘熙，崇尚郑玄学术。
士燮虽主要活动于汉末，交州后虽入吴，燮本人并未至江东，本可不叙其事，但考虑到交州学者大多活跃于孙吴之世，对吴地学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故有必要略作介绍。
马普，据前引三国志吴书孙瑜传，普为济阴人，“笃学好古”，瑜于丹杨设学官，普“临飨讲肄”。
至于普之具体学术活动场所情况则失载。
张昭，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发名友善。
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
”汉末渡江，辅佐孙策、孙权兄弟，策待之以师友之礼，权拜为辅吴将军。
昭晚年“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
昭于论语非常熟悉，孙权曾问严畯：
“宁念小时所闇书不？
”畯因诵孝经“仲尼居”。
昭曰：
“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
”乃诵“君子之事上”。
“咸以昭为知所诵”。
昭长子承，“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畯相友善”。
次子休也有才学，特别是传承昭之汉书之家学：
“休字叔嗣，弱冠与诸葛恪、顾谭等俱为太子登僚友，以汉书授登。
”注引吴书曰：
“休进授，指摘文义，分别事物，并有章条。
”三国志孙登传也载：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可见张昭之讲汉书“有师法”，与治经学同。
诸葛瑾，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琅邪阳都人，“汉末避乱江东”。
关于瑾之所学，注引吴书载：
“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
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
”又载其次子融“学为章句，博而不精”。
其长子恪，三国志本传称其“少知名。
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
注引江表传亦称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
可见恪虽不乏经学之才，而主要是以口辩应对之才为主。
步骘，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临淮淮阴人，“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
注引吴书称“骘博研道艺，靡不贯览，性宽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赤乌中，骘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
由其“诲育门生”，可见其颇重家学传承。
唯其具体所治经术情况失载。
张纮，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子纲，广陵人，“游学京都，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难江东”。
注引吴书曰：
“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闿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
”纮又精于文学艺术，著诗赋铭诔十余篇，善楷篆，深得孔融、陈琳等人称誉。
严畯，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曼才，彭城人，“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
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
畯著孝经传、潮水论，又与裴玄、张承论管仲、季路，皆传于世”。
刘颖，三国志严畯传：
“广陵刘颖与畯有旧，颖精学家巷，（孙）权闻征之，以疾不就。
”颖之所学具体情况无载。
程秉，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德枢，汝南南顿人，“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
士燮命为长史。
权闻其名儒，以礼征；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弻，凡三万余言”。
徵崇，三国志程秉传载：
“秉为傅时，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笃学立行云”。
注引吴录曰：
“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
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
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
”后为太子等师傅，“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
薛综，三国志吴书载其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
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
注引吴录亦载“综少明经，善属文，有秀才”。
注引吴书称其为“名儒”。
本传又载其曾“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
综子莹也有文才，孙皓曾“追叹莹父综遗文，命莹继作”，并与韦昭、华核等同撰吴书等。
射慈，又载为谢慈14，据三国志吴书孙奋传裴注：
“慈字孝宗，彭城人，见礼论，撰丧服图及变除行于世。
”隋书经籍志一载“梁有丧服变除图五卷，吴齐王傅射慈撰，亡”；“梁有礼记音一卷，射慈撰”。
清人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一又载有慈丧服天子诸侯图一卷。
这里对射慈所著书名、数量所载不一，但慈为礼学家则无疑。
潘濬，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弱冠从宋仲子受学”。
注引吴书亦载：
“濬为人聪察，对问有机理，山阴王粲见而贵异之。
由是知名，为郡功曹。
”15当然，孙吴时期侨寓江东的异域学者非止上述几位，但他们的学术主要以经学为主，与本节所论主旨相合。
通过对来自北方的经学之士学术情况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学术风尚略作概括：
其一，从地域上看，上述人物主要来自淮水流域，其中以淮北彭城、淮南广陵两地最为集中。
如张昭、射慈、严畯皆为彭城人，薛综来自彭城附近的沛郡。
张紘、刘颖等为广陵人。
如果再考虑到孙策之谋主秦松、陈端及皇象、华蕤、范慎等皆为广陵人，则广陵人士在江东地区各方面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16。
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两个城市居于淮河南北社会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地位。
至于临淮郡，则是淮水流域的核心区，琅邪、济阴等地则略为偏北，但仍属彭城的辐射范围之内。
当然，孙吴郡内的侨士还有来自汝南郡等河南地区的人物，但大多来自淮水流域则不错。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地理因素所决定的。
汉末乱起，淮水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离江东较近，一些大族名士相继南渡；二是汉末所委任的刘繇、王朗、华歆等刺史、太守，皆有较高的声望，并大力招揽流寓人士；三是孙策早年主要在淮水流域活动，结交了一些人物。
在汉末时期，山东、淮水流域是学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其学风则是以古文经学较为流行的地域，特别是以古文为主、混通今古文的郑玄的经注较为盛行的地域。
江东侨寓人士既主要来自这一地域，自然要受到这一学风的影响，并体现出这一特征。
其二，通过对以上人物所习经注情况的分析，可见他们多治古文经学。
如张昭、严畯、诸葛瑾、徵崇等皆习春秋左氏传、毛诗等便可知；马普、刘颖等虽不载所治何经，但好“古学”则是无疑的。
另外，程秉曾“逮事郑玄”，为玄之嫡传，其他如薛综等曾游历交州，与刘熙等研讨经术，熙乃交州学术之中坚，亦为郑玄之弟子，特重古学。
薛综从熙学，其学风不难推测。
至于广陵张紘，他虽然入太学习今文，但又私修左传，也是今古混通的。
从总体上看，来自中土的侨寓人士与前述江东本土人士的学风有所不同。
其三，侨寓学者长期在江东生活，对该地区的学术发展、变化当有一定的影响。
侨寓人士的上层代表人物如张昭、张紘、严畯等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学术倾向当然会促进古文经学风在江东的流布，这是不难理解的。
另外，前述孙权辟用侨士入宫授业诸子及马普、徵崇、华蕤等设学传业，也有益于古文经学的传播。
孙吴后期，吴国太学所设古文经学的情况便可证实这一点。
不过，对此不应夸大。
因为，东汉以降，学术中心日渐下移，是由官学转向私学，由京师之太学转移至地方之大族。
因此，学术文化之地域化与家族化成为中古时代一大特征17。
江东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由前所考，江东会稽之虞氏、贺氏及吴郡之陆氏等，东汉以来都形成了世代相承的“家学”，其学业主要在家族中传授。
他们对侨人学风的接受不仅是有限的，甚至有时还采取排拒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侨士刘颖“精学家巷”而既不愿出仕也不授业的情况，即便像徵崇那样设私学，但所择生徒也很少。
其因何在？
恐怕主要在于江东本土学人暂难接受之故。
当然，侨寓学者所治之学也有与江东人士相近而深受欢迎的。
如王蕃，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永元，庐江人，“博览多闻，兼通术艺”。
吴丞相陆凯曾称其“黄中通理，知天知物”。
王蕃所通为何“术艺”呢？
晋书天文志上载：
“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云云，这与陆籍主张浑象说、造浑天图有相通之处，正合江东人士重视天体论之学风。
又，赵达，据三国志吴书本传，达为河南人，“少从汉侍中单甫受学，用思精密，谓东南有王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
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
达宝惜其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
北人赵达精于多种术艺，江东大儒阚泽等“亲屈节就学”，阚泽如此，与其重视占验历术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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