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回国的若干史实考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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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回国的若干史实考辨
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回国的若干史实考辨
田武雄
【摘要】：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958年由朝鲜撤军回国问题,学界目前一些著述在金日成所提撤军的两个方案、志愿军回国后的去向、撤军人数等问题上,或存争议,或语焉不详。
经笔者考证,金日成所提两个方案,一是由朝鲜提议撤军;二是由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议撤军。
从朝鲜撤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5个军,两个军留驻中国东北,其余则驻扎在远离中朝边界的中国内地。
撤军人数含后勤保障人员,计25万余人。
（本文原载于《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此为作者赐稿）
摘要：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8年全部撤军回国的若干重要史实，学界目前或鲜有研究，或存在诸多疑点。
如对金日成所提两套撤军方案存在误读，缺乏深入分析;对撤军回国后的驻地避而不谈;关于撤军人数，有多种说法。
经过考辨，笔者认为金日成所提两套方案差异的实质是由朝鲜主动提出撤军要求还是由中国主导提议撤军，其差别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朝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
撤军回国的五个军，两个军留驻东北，其余则驻扎在远离中朝边界的内地。
撤军人数含后勤保障人员，其总数为25万（余）人。
关键词：
撤军方案回国驻地撤军人数中朝关系毛泽东
1953年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分批从朝鲜撤离。
但至1957年底，尚有数十万中国军队驻扎朝鲜。
1958年，这些部队分三批全部撤军回国。
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这次撤军行动的一些关键史实，如金日成提出的两套撤军方案及其差别、撤军回国后的去向、撤军人数等问题或鲜有研究，或存在诸多疑点。
综合运用新近解密的多国档案、近年出版的中国领导人文献以及各种内部书刊资料，笔者尝试对中国志愿军1958年撤军行动的若干史实辨伪正误并作初步梳理，以弥补既有研究之不足。
一、金日成所提两套撤军方案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集体撰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1957年11月毛泽东与金日成在莫斯科就1958年内全部撤离中国人民志愿军达成一致。
从莫斯科回国后，金日成分别于12月16日和25日两次致信毛泽东，“先后对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是由朝鲜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主张，中国政府积极响应;一是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主张，以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
”[1]从这段表述来看，金日成所提两套方案的差别在于：
是由朝鲜政府发表声明提议双方撤军，还是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提出撤军要求。
然而，对照毛泽东1958年1月24日给金日成的回信[2]，很容易发现这段表述是不够准确的。
毛泽东在回信中首先指出，金日成12月16日来信中所提方案较好，中方对这一方案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逐条陈述了这些意见。
在第一条意见中，毛泽东写道：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
[3]但是，这个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
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4]
可见，“但是”之前的语句是毛泽东在转述金日成12月16日信中所提方案并对其优点加以肯定。
“但是”之后则是毛泽东对这一方案的不同看法。
最后，毛泽东提出了中方的建议。
不难看出，上述《抗美援朝战争史》中第二个方案才是金日成12月16日来信所提的方案，而第一个方案则是毛泽东在金日成所提方案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后所建议的方案，并非金日成12月25日来信所提方案。
《抗美援朝战争史》对于金日成两次来信所提方案的表述显然源自毛泽东的回信，但却是一种误读。
2013年底出版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可以进一步印证笔者这一看法。
据《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88页页下注释，金日成在1957年12月16日致信毛泽东，信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具体步骤与措施提出以下意见：
“首先，由我国最高人民会议向联合国致信，提议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由朝鲜撤退。
其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上述提议，并宣布在1958年底以前撤完。
其次，周总理来访我国，由朝中双方发表共同公报时应包括这一问题。
”[5]另外，金日成曾于1957年12月17日向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А.М.Пузанов）通报了12月16日给毛泽东写信的内容。
金日成在通报时所说的撤军方案是：
1958年1月召开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将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于1958年内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致函联合国，要求美军从南朝鲜撤离。
[6]显然，这与《毛泽东年谱》中的表述有些出入。
《毛泽东年谱》中只字未提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向中国政府提出撤军要求，而是将朝方分别向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提出的撤军要求模糊化为朝方向联合国提议双方同时撤军。
[7]尽管如此，至少可以断定的是，金日成12月16日来信提出的第一套方案的要点是：
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写信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军的要求。
那么，金日成12月25日来信提出的第二套方案是什么呢?
从毛泽东给金日成的回信其实已可以推断，第二套方案提议的方式应当不是由朝鲜主动提出撤军要求。
那么，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笔者目前尚无法看到信的原文。
据《周恩来传》披露，第二套方案的要点是：
由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议双方撤兵，朝鲜政府声明同意和支持。
[8]显然，第二套方案与第一套方案相比，朝鲜由主动要求变为附议支持，而中国则由被动响应变为主导倡议。
这才是金日成先后所提两套方案差别的实质。
金日成之所以在提出第一套方案一周多以后，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另一套方案，恐怕是担心第一套方案太过凸显朝鲜的主体地位，令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快。
故而在毛泽东未及答复前，又提出截然不同的另一套方案备选。
如果两套方案的差别只是由朝鲜政府公开声明要求撤军，还是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写信提议撤军的话，金日成大可不必先后两次致信毛泽东。
《抗美援朝战争史》中的表述既与史实不合，又与逻辑和常识相悖。
从毛泽东给金日成的回信可知，金日成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
毛泽东在回信中首先指出，由朝鲜“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
因而，中方认为采用金日成“12月16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
”不过，如前所述，毛泽东并未完全接受金日成提出的方案，而是针对这一方案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在回信中，毛泽东建议把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提出撤军要求的方式改为由朝鲜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军的方式。
其理由是应区分联合国和联合国军出兵国，不要与整个联合国为敌。
[9]这一建议在实际上回避了在联合国内讨论撤军问题的可能，从而避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再被谴责为“侵略者”[10]而被要求撤军的尴尬。
不过，对于朝鲜来说，可能失去了一次在国际舞台展现其和平姿态，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的机会。
[
二、志愿军回国后的去向
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中朝双方迅速就撤军方案达成了一致。
1958年2月，周恩来率团访问朝鲜期间，中朝双方就撤军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行动即付诸实施。
1958年3月10日，在第一批部队撤离朝鲜前夕，志愿军司令部要求各部队做好撤军中的保密工作，并提出十条具体要求，其中明确规定不能透露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和任务等。
[12]6月10日，在第二批部队撤离前，志愿军政治部又正式发布《撤军政治工作三十条》，要求“加强保密教育”，“不得泄露军事秘密”。
[13]因而，长期以来，有关志愿军回国后的去向始终是个谜。
时至今日，《抗美援朝战争史》以及其他有关志愿军或者抗美援朝的著作或回忆录，对于志愿军撤军回国后的去向都语焉不详，甚至讳莫如深。
[14]那么，志愿军回国后何去何从呢?
通过爬梳近年来出版的中共领导人年谱等资料，笔者才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确定将于1958年内从朝鲜全部撤军后，中国军方开始为撤军行动做准备。
1958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开会专门研究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问题。
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总参作战部和志愿军总部对撤军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1月28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向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交了报告，对各军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和志愿军直属机关的处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5]为了扩大撤军行动的政治影响，并观察敌人动态，杨勇建议3月中旬开始撤出位于一线的第16军和23军。
“如情况无变化”，再继续撤离其他部队。
同时建议第19兵团与济南军区合并，“以充实济南军区的机构”。
至于志愿军一级机关，据杨勇在报告中的转述，原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邓华曾向彭德怀建议志愿军撤回后，在长春成立吉黑军区。
杨勇认为这一建议的“好处是离朝鲜近，万一有事，再回朝鲜方便，同时东北的部队较多，可以分担一部分部队的训练任务。
缺点是只能照顾一个方面，不便机动。
东北是一个战役方向，设两个指挥机关，指挥不太方便，也不合乎目前精简的精神”。
同时，杨勇也否定了将志愿军一级机关“与沈阳军区合并”的方案。
杨勇指出，由于志愿军一级机关经过战争锻炼，积累了指挥和训练经验，且“机关干部素质还好，机构尚健全”，因此建议将其与武汉军区合并，作为机动的指挥机关。
因为“这样不仅能保存这个机构，而且能够应付意外的情况”。
[16]彭德怀看过杨勇的报告后，把它转呈给毛泽东。
2月3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退彭德怀同志。
此件看过”，并未明确表态。
[17]
2月7日，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了关于志愿军撤军方案和回国后部署的两个方案报告。
2月13日，在主持第143次军委会议研究志愿军撤回国内部署方案时，彭德怀说，估计战争开始，第一线兵力过密不利。
因此，兵力配置，纵深可多一些，第一线疏散些，一处兵力不宜集中过多。
以迁就驻房为主，尽量不建新营房。
最后会议决定：
“基本同意粟裕同志关于志愿军撤军方案和回国后部署方案报告的第二个方案。
在实施步骤上，应根据驻区气候条件，先撤回的部队驻东北，第二步撤回的部队驻华北，最后撤回的部队驻华中和四川，以便进行营房补修生产等工作。
”[18]可见，中央军委主要是根据全国总体兵力部署、驻地营房情况、驻区气候条件来确定撤军的先后顺序和回国后的驻防位置的。
据此，志愿军五个军（分别是第1、16、21、23、54军）回国后的去向大致已确定。
第一批撤回的志愿军部队将留驻东北，继续承担必要时防卫朝鲜的任务，其余大部分部队则将撤回远离朝鲜半岛的中国内地。
对于部队的撤出顺序，中央军委最终确定：
“先前沿，再西海岸，后中间”的方针。
因为“先撤出第一线部队能迅速扩大志愿军的撤军影响，同时可以观察敌人的动态，最后撤出中间的部队以便应付意外情况。
”[19]这表明杨勇关于部队撤出顺序的建议部分地得到了军委的采纳。
2月1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准备就志愿军撤军问题与朝鲜政府进行协商。
2月15日下午，双方政府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说：
“我们在东北原有四个军，志愿军撤退后再增加两个军。
只要朝鲜政府一作出决定，我们就可以派志愿军来。
志愿军的弹药和工兵器材等，好的可以留下来。
”[20]这样，周恩来一方面明确告知朝方：
志愿军五个军中只有两个军将留驻东北，另一方面则再次承诺中国将继续向朝鲜提供军事保护义务，必要时可以出动总共六个军，比现有志愿军总数还多了一个军。
看起来，中国似乎既实现了从朝鲜全部撤军的目标，从而有利于减轻军费预算负担，又继续保持着对兄弟国家的军事义务。
中央军委虽然已就志愿军回国后的部署方案作出了决定，周恩来也向朝鲜领导人作了说明。
但在撤出前，对于回国后的驻地，志愿军中有些人还是有些思想顾虑和个人打算的。
比如“不少干部怕到艰苦的地方去”，“有些人虽然口头表示服从祖国需要，但实际思想还与这一要求有距离”;“有的希望回国后住城市，不愿住乡村;有的想趁撤军机会离队转业;也有些人对行军有顾虑：
行李重、天气热、路途远等。
”[21]随周恩来访朝期间，总参谋长粟裕在志愿军欢迎会上讲话时说：
“最近也听到反映：
志愿军几个军调回国有的不愿意驻东北，最好驻到关内，最好驻到中原地区不冷不热的地方。
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的军队，只有经常的锻炼，能够吃苦耐劳，这样才能在任何困难条件下来作战，战胜敌人。
”[22]这已经是在委婉地劝诫那些有个人打算的志愿军官兵，要求他们服从命令。
此后，在撤军过程中，志愿军各部队还通过座谈、鸣放、辩论等形式加强思想教育，批判了“在撤军问题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个人打算”。
最终，至少在形式上，大家的认识达成了一致：
“只要对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感情，那么，祖国的任何地方都好。
组织上叫到哪里，就应到哪里去。
”[23]
那么后来撤军行动实施过程中，在朝鲜的五个军分别撤到哪里了?
据笔者综合各种资料可知，第16军和23军回国后编入沈阳军区，分别驻防吉林和黑龙江。
第54军回国后驻重庆。
第21军回国后编入北京军区，驻山西。
第1军回国后驻防河南开封，属武汉军区。
[24]至于志愿军直属机关，则未能如司令员杨勇曾设想的那样，保留下来与武汉军区合并。
1959年1月，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建制均予以撤销。
[25]直属机关大部分干部则分配到解放军各总部工作。
政治部文工团、京剧团、话剧团、杂技团、评剧团以及后勤部修械所则分别由山东省、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江西省等地方和军队单位接收。
[26]另有一部分官兵回国后，“脱下征衣，参加经济建设”。
三、撤军人数
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行动实施时，志愿军总部曾公布过每批撤军人数。
其中第一批为8万人，第二批10万人，第三批7万人。
那么撤军总数应为25万人。
《抗美援朝战争史》依然沿用这一数字。
[28]另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战史》，至1957年底，志愿军在朝鲜的兵力减至25万余人。
[29]不过，除了25万人这一数字外，尚存在其他多种说法，少则21万人，多则31万余人。
国防大学徐焰教授在其多部军史著作中提出21万这一数字，但是未给出具体的资料出处和算法。
[30]《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史》（以下简称“后勤史”）提供的数字为22万人，另有3.7万后勤人员是否计算在内并不明确。
[31]李辉、简世华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当时志愿军在朝鲜总兵力22万余人，并详细说明了每一批撤军部队构成和人数。
[32]1957年12月底，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在与苏联驻朝大使普扎诺夫谈话时透露，志愿军部队人数接近30万。
[33]此外，美国情报对于志愿军人数的估计，1956年7月和1957年7月均为29.1万人。
1958年7、8月间对于已撤出人数和剩余人数的估计数字，其总和也在29万左右。
[34]而1958年9月10日则估计已撤出20万人，尚有11.1万人即将撤离。
[35]
有关撤军人数的几种说法比较
那么这些数字中究竟哪一个比较可靠?
相互之间为何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搞清楚这一问题不但有利于澄清史实，而且有助于认识关于志愿军人数的各种数据来源的可靠性。
笔者认为，《抗美援朝战争史》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战史》等书中提出的25万（余）人的数字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两书编著者是中国最权威的军事科研机构，有条件接触第一手资料，其所提供的数据比较可信。
通过与其他几种说法相互比照印证，也能够确定这一点。
李辉、简世华的论文详细说明了每一批撤离的军兵种构成及其人数，总计22万余人的数字基本上是准确的。
不过，通过对照《后勤史》所述的后勤单位和人员的构成，李辉、简世华提出的22万余人中显然遗漏了后勤第2分部、4个大站、2个汽车团、10个医院以及汽车修理厂、军械修理厂等单位和人员。
（参见“有关撤军人数的几种说法比较”表）这部分人员估计占3.7万后勤人员的三分之二左右。
22万余人加上遗漏的部分，总共约为25万人。
《后勤史》22万部队人数中包含部分后勤机关人员，加上后勤系统3.7万多人的总数，再减去重复计算的部分，大致也在25万人左右。
李辉、简世华的论文指出：
1958年撤军行动中有1万余人的部队因临时任务于各批之间零星撤出回国。
徐焰教授所谓的21万这一数字，很可能没有将这1万余人计算在内。
此外也未将3.7万后勤人员计算在内。
至于乔晓光向普扎诺夫通报的数字，则只是概数，并未具体说明其构成和算法，本来就不够准确。
而美国情报评估则不完全可信。
由于其情报来源的缺陷（秘密信源或共产党方面公开报道）以及评估方面的疏误，[36]使得其情报评估的结果既有滞后性，有时还存在前后矛盾（如1956、1957年29.1万人的估计和1958年7、8月间29万余人的估计就与1958年9月时31万余人的估计不符）。
因而往往不够准确，不能及时而精确地反映中国志愿军人数的变化。
其情报评估只能作为一种参考，用以反映志愿军人数大致的变化趋势。
经过以上考辨，笔者认为：
金日成所提两套方案大有深意，其差别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朝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史》等书对于金日成所提两套方案的表述不仅不够准确，还容易导致人们对这一时期中朝关系的理解产生偏差。
撤军回国的五个军，两个军留驻东北，其余则驻扎在远离中朝边界的内地。
随后，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建制也被撤销。
从此，中国军队得以从朝鲜半岛脱身，不再与美军直接对抗，志愿军也不会成为影响中朝关系的潜在隐患。
至于1958年撤军人数，综合比对各种说法，含后勤保障人员，其总数应为25万（余）人。
*田武雄（198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冷战国际史、中国当代史。
哈佛燕京学社2013-2014年访问学人（VisitingFellow）。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2012年6月第1次印刷，第571页。
此书虽有明显的军方背景，政治色彩较浓，但编著比较规范，书中引用参考了不少档案资料，是国内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的比较全面和权威的研究成果。
2000年出版后，2011年修订再版，2014年又出新版（将2011年修订版由上、下两卷改为上、中、下三卷，文字基本未作改动）。
[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37-3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40-34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72-374页。
这三种文稿（集）都收录了毛泽东1958年1月24日给金日成的回信，但文字略有出入。
第一种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第二种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第三种根据第二种刊印，但将其中出现“联合国军”字样的地方都加上了引号。
[3]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这句话是：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7-38页。
相较而言，《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的文本表述更清晰、准确。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0-34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72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三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288页。
[6]参见"JournalofSovietAmbassadortotheDPRKA.M.Puzanovfor17December1957"December17,1957,AVPRFF.0102,Op.14,Delo6,Listy14-25.TranslatedforNKIDPbyGaryGoldberg.http:
//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956，2013年2月23日访问。
NKIDP（NorthKoreaInternationalDocumentationProject）即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是由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WilsonInternationalCenterforScholars）主持的子项目之一，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搜集、翻译和公布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档案文献。
目前主要是将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外交档案中有关朝鲜的内容收集、整理并翻译成英文发布在其官方网站。
[7]笔者倾向于认为《毛泽东年谱》中的表述不够准确，而NKIDP翻译和公布的普扎诺夫工作日志中的记录更为可靠。
因为据NKIDP公布的另一份英译苏联档案，早在1957年12月4日，金日成就在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议分别向中方和联合国写信要求撤出中国军队和联合国军。
这一提议即金日成12月16日来信的雏形。
详见田武雄：
《同声异气：
中国1958年从朝鲜全部撤军方案的形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82-83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传：
1898-1976》，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71页。
另见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9]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7-3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0-34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72页。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1956年11月朝鲜提出的请联合国出面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中国表示反对的理由恰与此时相反，不但未区分联合国与联合国军出兵国，反而特别强调联合国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朝鲜战争中交战的另一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坚决反对联合国的干涉。
参见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39-143页;另见沈志华：
《“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
——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第182页。
[10]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是朝鲜的侵略者，要求中国停止侵略行动并从朝鲜撤军。
见SydneyD.Bailey,TheKoreanArmistice.London:
Macmillan,1992,p.212.如果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致信联合国提议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离，很有可能被美国等联合国出兵国以联合国大会此前通过的决议为由，再一次指责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侵略军，只要求中国军队撤军，而拒不撤离联合国军。
1958年面对要求撤军的压力时，联合国军各出兵国基本上就是如此回应中国和朝鲜的要求的。
参见冯东兴、任东来：
《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军与中美外交交涉》，《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3月，第85-87页。
[11]关于中国对金日成12月16日来信所提方案的取舍和修订，详见田武雄：
《同声异气：
中国1958年从朝鲜全部撤军方案的形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84-85页。
[12]《认真做好撤军中的保密工作志愿军司令部提出十条要求》，《志愿军》报1958年3月15日，第674期，第3版。
[13]《志愿军政治部正式公布撤军政治工作三十条》，《志愿军》报1958年6月18日，第702期，第2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审编小组：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4月，第1008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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