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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研究计划生育

摘要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因而怎样应对人口问题也逐渐成为了现代学者研究的热点。

目前,我国人口转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老龄化进程加速,并对经济潜在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国家卫生计生委对日前媒体报道的“我国将放开单独二胎”进行了否认,但面对近年来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调整现有生育政策似乎已经成为市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共同期待。

本文正是采用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各种影响,侧重研究计划生育带来的社会老龄化的影响。

我们把全国的人口当做一个整体的系统,如何治理全国的人口问题,就变成了怎样处理好人口系统工程的问题。

而就当前社会老龄化问题来说,我认为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适时适度调整生育政策,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也是通过改革获利的一种方法。

如果稳妥实施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调整,这一调整可能为以后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应[1]

关键词人口;计划生育;老龄化;系统工程理论

第1章绪论

1.1我国当前的人口情况

我国的人口政策从建国初期至今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以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独生子女政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30余年。

这一政策的实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缓解了人口与就业、资源、环境的矛盾,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期。

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转变进入新的阶段,人口结构矛盾开始显现。

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直至负增长。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大约在2022年,中国总人口将在13.8亿的水平上达到峰值,随后绝对减少。

2011年开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今后这个趋势将继续。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2022年的18.7%,届时老年人口接近2.6亿。

[2]

1.1.1我国人口政策的发展情况

1953年至1961年:

伴随着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出生高峰的出现,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促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和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要求节制生育的呼声在增高。

1962年至1969年:

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强调: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

1970年至1980年:

20世纪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倡导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全面展开,并明确提出了力争在“四五”期间将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内,这也是首次在政府正式文件中提出了人口控制目标。

1980年至今:

1980年9月,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

“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这个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特点是,具体内容不断完善,政策不断制度化和法制化。

第2章中国老龄化现状

2.1世界人口老龄化状况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

“在几乎每一个国家中,60岁以上人口比例的增长速度比任何其它年龄组都快。

”放眼当今世界,除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之外,老龄化大潮已席卷全球。

1950至2010年间,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从8%升至17%,发展中国家也由4%升至6%。

来自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2年的一份报告更提出警告,称全球60岁以上老人的总数将在10年内突破10亿大关。

并预测到2050年,全球老人的数量将超过1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

全球老龄化是个大趋势,但不同国家的严重程度却有差别,其中欧洲和东亚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

日本尤甚,日本目前有30%的人口超过60岁(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0%)。

而到2050年,全球有60个国家将和日本一样,人口中60岁以上的人数将超过30%,其中就包括中国。

 就全世界来看,人口逐渐老龄化是一般性规律,我国的不一般之处在于,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进入到了更为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

2.2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

2.2.1中国是步入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数据,1990-201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但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7年,德国经过了40年,日本也用了24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到今天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但老龄化的如此增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增幅也赶超发达国家,有学者曾分析过,近20年来,中国的人均寿命增长缓慢,无论是相对发达国家,还是相对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增长率方面都不突出,而且增长率还有放缓的趋势。

也就是说,中国在人均寿命和发达国家增速相似的情况下,老龄化速度却远快于这些国家。

2.2.2中国老龄化是“跨越式的”,未来将成为世界最老国家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10年的9.3%,而同期中国由6.1%上升至11.5%。

瑞银证券在《亚洲结构性主题——老龄化的亚洲》给出的预测更为严峻。

报告显示,2010年后中国老年人口加速上升,老龄化加速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2010-2030年其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66%,2030-2050年年均增长会略有下降。

但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1.1%,大大高于届时世界21.9%的平均水平。

“目前,中国不仅老龄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而且老龄化增长速度也是世界第一。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3年2月27日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得出的结论。

[2]

2.2.3中国是“未富先老”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在应对老龄化方面,中国的准备可以称为“十分不充分”。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瑞典、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GrossNationalProduct)己达1-3万美元。

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NP达一万美元的占36%,一万至三千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人均GNP只有980多美元时,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

再看GDP,中国人均GDP当时只有一千多美金,而新加坡进入老龄化时的数据是2.4万。

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中国也很逊色:

2011年巴西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5.84%,低于中国的19.67%;但人均GDP达到12692美元,远高于中国的5450美元。

不论以哪种经济指标,与世界平均经济水平比较,中国“未富先老”的特点都异常明显。

[3]

第3章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政策关系

3.1从系统工程的思想的目的性来考虑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进行人口规划的目的是实现人口和谐、健康的发展,而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

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

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

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

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

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

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

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

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

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

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

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

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

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4]

3.2、从系统工程思想的满意性来考虑

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

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满意的方案?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

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

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

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

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

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

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5]

3.3从系统工程思想的环境相关性来考虑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

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

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

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

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

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

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

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

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6]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趋势,而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可以说是,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第4章应对措施

4.1在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方案

面对当前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适时的调整人口政策,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基础上,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4.1.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

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

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我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

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

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

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

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

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

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

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6]。

4.2.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

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

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

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7]。

4.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

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

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

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结论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

我认为,即便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8]。

因而,为了减轻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我国还是需要尽快的进行人口结构调整。

虽然调整人口政策并不能彻底扭转我国人口结构老化的大趋势,但有限度的放宽“二胎”有利于提升消费拉动经济的力度,还能培育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助于经济转型升级。

并且,放宽二胎政策,符合中国人们的传统思想,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会广泛带动社会服务业蓬勃发展,展现出消费拉动经济的正能量。

另一方面,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也会导致人口激增、带来社会能源环境压力,所以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D].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J].国际经济评论,2010(06).[3]顾宝昌.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实践及启示[J].人口研究,2008.[4]陈卫.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

2005-2050年[J].人口研究,2006.[5]周长洪.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人口与经济,2005(02).[6]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J].人口研究,2003.[7]李希如,崔红艳.中国的生育率:

到底下降了多少?

[J].人口研究,2004.

[8]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J].人口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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