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澳门总口研究 》学术史回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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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澳门总口研究》学术史回顾

第一章前言

一、选题意义

澳门作为贸易港口，明代在此地设置有市舶司，管理澳门口岸的朝贡和市舶贸易。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是澳门市舶司的管理是“为率良周”，较为完备的。

澳门贸易不断发展，形成了澳门贸易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澳门港口的地位也随之变得非常重要，成为16后期和17世纪的国际贸易中心和中转港。

清初，清政府继承了明朝的对澳政策，澳门成为清王朝的唯一对外贸易口岸。

鉴于澳门港口的重要地位，清政府在决定开海贸易、设置粤海关的时候，在澳门专门设置了澳门总口和海关监督的关部行台，并派遣旗员防御一员专门管理澳门口岸的贸易，由此正式形成了清政府对澳门口岸的贸易管理机构。

澳门总口是粤海关体系下的一个支口，由于澳门夷人聚集，澳门总口具有特殊地位。

因此，对澳门总口进行研究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第一、“澳门海外贸易是由外国商人租用中国的一个半岛而经营的，中国政府对澳门行驶主权，同时澳门葡人则实行广泛自治。

”这种管理模式决定着澳门总口的设置和运作得受到清政府和澳葡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对澳门总口的研究对全面认识中葡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二、澳门口岸允许中国船只、澳葡船只、小吕宋船只以及港脚船只贸易，对于其他国家商船，一律饬令湾泊黄埔。

清政府对澳葡实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海关管理政策，在税收、船只检验、货物交易等方面均与其它国家不同。

把澳门总口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有其事实上的依据和意义。

第三、从1684年澳门总口的设置到1849年葡人侵夺澳门的主权、澳海关遭破坏，这一历史过程反映了中葡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由“朝贡体制”转向了条约体制，也折射出十七到十九世纪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值得进行考察。

第四、澳门总口作为清政府设立的一个“特殊”的海关机构，它在管理活动上的各个方面经验及弊漏也足以为今天的澳门口岸的海关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二、本课题的研究状况

学术界一般认为印光任、张汝霖编著的《澳门纪略》为澳门历史研究之始。

在该书中反映出来的相关信息有：

康熙年间给澳船的税收优待，雍正初年澳船数量的增加，清政府题定澳门额船为25只以及对澳门额船的稽查措施，乾隆早期澳门商船的减少，澳门商船的类型以及葡人在澳门征收的货税等等。

值得重视的是该书附有澳门关部行台图和税馆图，为我们认识澳门海关提供了直观形象的材料。

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是第一部西文澳门史论著，也是第一本严肃的澳门史专著。

该书中有关于清政府澳门设立海关和南湾税馆的记载，说明了“1831年以来从欧洲或澳门来的葡萄牙船的丈量”，1830年澳门港口的贸易现状及若干说明等等。

这些记载一方面可以补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另一方面则可与之相互印证。

为全面认识澳门总口的运作管理提供了重要资料。

上述两本书籍，既可以说得上是史料书籍，也可以说是研究论著。

因为二者都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同时《澳门纪略》是“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论述澳门的中文古典专著”，《早期澳门史》则充分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思维框架和观点。

近代中国学者关注澳门史的研究，则是到民国建立以后。

这一时期关注澳门贸易的著作很少，对于澳门总口的研究也自然就谈不上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在该书中的第五章第二节专门论述了“清代葡萄牙与中国之贸易”，其中有论及到清政府在澳门口岸的贸易管理，同时也为理解清代澳门的贸易管理与贸易运作的关系提供了帮助。

此一时期，西方学者徐萨斯的《历史上的澳门》一书中也有涉及澳门海关的描述，为我们了解葡萄牙学者的观点提供了资料。

从上述的回顾中可以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没有文章对澳门总口做专门的论述的。

从80年代开始逐渐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并有专文对澳门总口进行研究：

陈树荣的《澳门清代关部行台始末记》、杨仁飞的《论清政府对澳门的海关管理》、黄启臣的《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对澳门的海关管理》、王东峰的《粤海关澳门总口设立后对澳门贸易的管理》吴志良《Hopo的词源及其设立年代》。

杨仁飞文对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正税总口的来龙去脉作了合理的阐释，条分缕析的介绍了澳门总口的管理职能，也清晰论述了澳门总口的衰落与终止。

文章最后评论说：

“清王朝在清初设立粤海关，澳门总口隶属于粤海关的管辖，清廷在澳门事理关部行台，委派旗员防御、增设澳门同知兼理稽查事务，反映清廷对澳门海关管理有较完整的行政体系和管理功能，亦反映澳门在清朝外贸和海关管理上的地位重要。

清廷征对特殊情况采取有区别对待的管理方式，表明清王朝对澳门的管理有其独到之处。

在中外贸易集中于广州、澳门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清廷在澳门关务的管理上没有放松过，始终将海关主权集于自己手中，直到鸦片战争后被普恩破坏为止。

”

黄启臣文在时间段上突破了单独一个朝代的贸易管理研究，把明清两朝结合起来论述，一方面既展现了明清对澳门贸易管理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清朝澳门海关管理的独到之处。

王东峰文对澳门总口的设立，澳门总口的职官及经费，澳门总口税则情况均有论及，还详细的探讨了广东政府管理澳门贸易的具体措施。

可以说该文在澳门总口这一问题上做了更全面和具体的论述。

吴志良文探讨了“Hopo”一词的词源及实际所指对象，也用中西文献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澳门关部行台的成立日期为1684年12月份左右，文章引征的两份西文资料颇具有史料价值。

以上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对澳门总口的设立、管理体系、职能作了较为明晰的阐述，这大大便利了本文的研究。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对于澳门总口在澳门口岸的管理活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论述，因此这也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原因所在。

澳门总口是粤海关管辖下的一个海关机构，因此，对于澳门总口的研究离不开对粤海关的了解。

在这方面陈国栋先生作了很精细的研究，其相关文章有：

《清代前期（1683—1842）的粤海关》、《清代前期粤海关监督的派遣》、《清代前期（1683—1842）粤海关的税务行政》、《清代前期粤海关（1684—1842）的利益分配——粤海关监督的角色与功能》、《粤海关的行政体系（1683—1842）》。

陈国栋的上述文章详细论述了清朝前期粤海关的行政体系、海关监督职权、海关税收的征收和报解等。

大陆学者也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如邓端本有《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岭南文史》1984第6期）。

戴和有两篇文章：

《清代粤海关税收的考核和报解制度述论》（《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清代粤海关税收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李金明有《清代粤海关的设置与关税征收》一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黄国盛先生的《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则是关于清前期海关研究的重典之作，该书详细的论述了清代海关的创立背景与设立经过，全面的理清了清前期海关的各个方面，如海关监督、海关衙门的组织与编制、海关税则、税收的报解等多方面。

同时考察了海关对外商、对华商、对朝贡贸易的管理。

正如作者所言，该书是“从多个视角、多个层面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

”以上研究成果对认识粤海关大有帮助。

清政府对澳门的政策及管理方面是应该关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以近十年年来硕博士论文为主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

陈尚胜《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龙心刚、彭学涛《论清政府早期的澳葡政策》（《河北学刊》1999年第4期）；王东峰《清朝前期广东政府对澳门的管治》（1998年暨南大学硕士论文，电子版）；李创娇《试论清前期对于澳门的定位与贸易管理》（2003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电子版）；弭友海《清朝顺康雍时期对澳门的政策与管理》（2005年硕士论文，电子版）；刘冉冉《1651—1849年清朝政府对澳门的管制研究》（2007年山东大学博士论文，电子版）。

澳门总口与澳门的海外贸易密切相关，澳门海关的政策变化会影响到澳门贸易的，海外贸易的变化也会直接对澳门海关的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因此对澳门总口的研究必然要求对澳门的海外贸易作比较细致的了解。

关于清前期澳门贸易的研究，中葡学者都有大量的文章、专著问世。

近年暨南大学张廷茂的专著《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则为该方面研究的很有价值的的重要成果。

该书广泛利用了各类中外文史料，注意到了各方面澳门史料整理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广泛的吸收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做到了中外史料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

该书对澳门的海上贸易作了具体的量化的研究，对每一个时期，都力图用表格说明当时贸易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作者在资料搜集上的用力甚深，也大大方便了本文的研究。

作者还将澳门海上贸易史置于中外关系发展进程中进行研究，加强对澳门各种制约因素的综合考察，也对本文的写作思路有所启示。

学者们在研究清代广州贸易时，习惯于将清政府的整个管理制度称为广州体制或广州体系。

澳门总口的运作与广州体制的运作构成一体。

广州商贸体制的研究是澳海关研究的基础，也为澳海关研究提供借鉴。

这方面的研究有着广泛的成果。

以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为开端，学者们不断开拓，在各方面对广州贸易作出了重要成果。

如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路易·德尔米尼（LouisDermigny）的博士论文《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年）》等等。

近年范岱克先生的《广州贸易》一书，则为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该书广泛利用了来自瑞士、荷兰、丹麦、英国、美国和葡萄牙等国的档案资料，对广州体制的制度、政策及粤海关运作的具体实践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

书中对被忽略的引水员、通译、买办等一大群人做了详细的研究，梳理了广州贸易的日常运作机制，填补了学术空白。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广州体制走向衰落的各种因素，认为外国人之所以能攻克广州体制，首先在于其本身的弊端，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步丧失了在茶叶、瓷器和丝绸方面的优势，因此广州体制也会最终解体。

该书为本文理清澳门口岸的贸易运作方面，在分析澳门总口的弊端方面，在思路的扩展方面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史料

在对已有成果的回顾的过程中，发现对于澳门总口的研究总显得很零散，即便是对澳门海关研究的专文，或是由于资料的限制，也未能作系统全面的探讨。

要么是局限于船只税收的征收，而忽略了税收报解的论述；要么是专注于澳门各方面管理职能的探讨，而忽略了纵向的动态探讨。

此外，也很少有学者在论述澳门海关时对澳门口岸贸易运作的独特性予以说明，这些都影响了对澳门海关做系统全面的认识。

所以，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拟对澳门总口作系统的论述。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讲究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力图真实具体地反应当时的历史状况；同时，在发掘中文史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西文研究成果。

本文关于澳门总口研究的时间段主要是从澳门总口的设立到鸦片战争前，一般认为，鸦片战争前是清朝前期，所以以“清前期的澳门总口研究”为题。

文章将首先略述开海设关的背景。

由于局面的不稳定，所以清政府曾一度“禁海”，但是当统治局面已基本稳定下来的时候，清政府就不得不面对开海贸易的选择。

在考虑开海设关的同时，具体地在哪些地方开海贸易，清政府最后作了怎样的决策，都会在本文中有所探讨。

澳门海关的设立在澳门葡人看来是什么样的，他们作出了怎样的反映，这是本文在论述澳门总口设立后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只有了解了葡人对澳门海关的态度才有可能更好的理解澳门海关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

在论述澳门总口的各方面管理职能之前，本文拟对澳门口岸船只的贸易情况作出详细的描述，因为这是澳门总口管理的主要对象，也是澳门总口存在的理由。

在论述澳门总口的管理职能中，本文尽可能的做到条款与史实的结合，以期丰富对澳门管理职能的认识。

最后一章是对澳门总口管理活动的探讨。

本文期望以澳葡额船的船只顶补问题以及澳门口岸的米粮贸易问题来深入的认识澳门口岸的贸易管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澳门关口是怎样进行管理的，在这些平凡琐碎的事件中体现出澳门总口管辖下丰富的历史内容，再现澳门总口在管理澳门贸易中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当然，鸦片贸易是澳门总口管辖下发生的一件非常重大且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由于鸦片问题已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过相当有成就的研究，而且本人也没有深入系统的搜集资料，故未敢简单涉入。

澳门总口是粤海关下的一个正税总口，是广州制度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牵涉到整个广州贸易的变化，澳葡贸易的变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本文在对澳门总口的研究中尽可能的结合各方面做出论述。

本文研究的主要史料主要由以下资料构成：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汇集了明清时期关于澳门问题的大量谕旨、大臣奏章、方志、文集等各方面的资料，涉及了澳门独特环境和地位的论述、清政府在澳门问题上的调查与决策、澳门海关的设置、澳门船只的进出口情况、澳门口岸的鸦片贸易、澳门海关人员的营私弊漏等等，是本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史料来源。

刘芳辑、章文钦校注的《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中收录了大量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中国官员在管治澳门过程中，与澳葡当局的往来文书。

这其中关于澳门口岸贸易的文书占了很大一部分。

其中有澳关委员向理事官发出的70件下行文书，以及由粤海关监督发出的17件文书，还有许多澳门同知、香山县丞、澳关委员在澳门贸易管理问题上的文书，这些文书反映出澳门总口对澳门进出口商船的管理，包括贸易额船的具结、丈量输钞、顶补额缺、米粮免税等方面，体现了澳门口岸丰富的历史内容，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资料。

邓开颂、黄启臣合编的《澳门港史资料汇编》以专门章节辑录了清政府在澳门设立关部行台和税馆，以及对澳门贸易进行管理的史料。

本文在写作中得以很方便的根据摘录的资料按图索骥。

张海鹏主编的《中葡关系史资料集》辑录了包括原始档案、官修史书、地方史志及个人专著等的资料，还有包括葡萄牙等地的外文文献史料。

书中有关于明清时期澳门贸易管理的专门章节，丰富了本文的历史内容。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梁廷楠的《粤海关志》和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

《粤海关志》作为一部直接系统的记载粤海关历史的著作，对于澳门总口的设立、机构人员的组成；清政府的组成演变；粤海关在澳门实行的管理体制；澳门总口的动态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记载。

《澳门纪略》为第一部澳门专史，对于澳门的地理、清政府的管理政策、船舶的运作、澳葡贸易的变化有一定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