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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增长贡献

苏州“十二五”经济增长潜力研究

年份:

2010 

作者:

年福华　朱建清

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内容和城市发展的基本结构形态，它决定了发展所依赖的资源要素间的配置关系，并最终决定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水平。

本文在分析苏州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简称C-D函数）测算“十二五”期间苏州潜在经济增长率，并对支撑经济潜在增长的土地、劳动力、能源三大要素的需求进行了测算，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一　苏州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先后抓住农村改革、浦东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重大机遇，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同时，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变化。

1.从三次产业看，二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

从产业增速来看，1996—2009年，二产、三产的年均增速分别达14.0%、14.9%，略高于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

就增速变化趋势而言，二产、三产与GDP增长变化趋势基本同步，其中，三产自“十一五”以来年均增速达15.7%，均超过了二产和GDP增速，呈逐年稳步增长态势。

从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来看（见表1），三次产业对GDP贡献呈波动变化。

“十一五”与“十五”相比，二产对GDP贡献下降了近18个百分点，而三产则上升了近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逐渐增强，表明苏州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但总的来看，目前苏州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二产的发展，二产对GDP贡献率平均在58.6%。

表1　苏州三次产业比重及其贡献率

年份

产值比重变化（%）

对GDP贡献率（%）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九五”期间

-3.0

-3.7

+6.7

1.7

51.2

47.1

“十五”期间

-3.7

+8.3

-4.6

0.0

69.7

30.2

2006—2009年

-0.4

-6.0

+6.4

1.4

51.8

46.8

1996—2009年

-7.1

-1.4

+8.5

0.9

58.6

40.5

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机制分析，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苏州第二产业的快速扩张主要源于投资驱动的生产能力扩张和出口能力的扩大。

由于在投资导向的产业升级中，苏州本土产业侧重于吸收和推广成熟、低端的技术，以及高度地利用了与其相适应的低端、非专业化的生产要素，使得当地企业自主研发、自主专利的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严重不足。

因此，苏州产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临界点，即已经形成的既有产业结构所能支持的产业成长的潜力，已经发挥到了尽头，正处于投资驱动向要素升级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2.从三大需求看，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投资驱动型特点

从需求角度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从“九五”以来苏州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见表2）：

一是投资对GDP的拉动保持上升趋势，平均投资率由“九五”期间的54.8%上升到的“十一五”期间56.3%，提高了1.5个百分点。

二是消费对GDP的拉动总体呈稳中趋降态势，“十一五”期间的平均消费率为31.0%，比“九五”下降了2.9个百分点，这主要是投资、净出口的“挤出效应”所致。

三是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在波动中呈增长趋势，“九五”到“十一五”期间，对GDP的拉动由11.3%上升到12.7%，上升了1.4个百分点。

表2　“九五”以来苏州三大需求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

%

年份

GDP

投资

消费

净出口

“九五”期间

100

54.8

33.9

11.3

“十五”期间

100

55.9

30.2

13.9

2006—2009年

100

56.3

31.0

12.7

无论是在经济平稳增长期（“九五”期间），还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十五”期间），苏州投资所占比重均高于消费的比重，且在总需求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保持在55%左右。

进入“十一五”，投资驱动作用依然强劲，投资占GDP比重依然偏高。

从增量的角度考察，投资需求是拉动苏州经济增长份额最大、动力最强劲的要素，消费需求仍显不足，增长机制呈现明显的投资驱动型特征。

3.从生产要素看，资金的规模投入是经济增长主动力

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逐步减弱，而资本要素的投入会随经济持续发展而不断增加，同时在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推进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会逐步提高。

我们利用C-D函数法，计算了自“九五”以来苏州的全要素生产率（见表3）。

表3　“九五”以来苏州各要素贡献率单位：

%

年份

资本贡献率

劳动力贡献率

全要素贡献率

“九五”期间

89.9

-1.7

11.8

“十五”期间

73.2

2.1

24.7

2006—2009年

62.8

4.2

32.0

1996—2009年

65.6

2.0

32.4

由表3看出，苏州资本投入是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1996—2009年，投资年均增速达到18.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6%。

虽然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从“九五”期间的89.9%下降至“十一五”的62.8%，但仍保持60%以上的高水平，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相对于投资，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偏小，仅为2个百分点；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九五”期间的11.8%上升至“十一五”的32.4%，是仅次于投资的第二大贡献因素，从发展趋势看，体制及科技变革将成为苏州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二　“十二五”苏州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1.经济增长模型设定及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

潜在增长率具体估算时，本课题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公式为：

（1）

全要素生产率为：

（2）

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投入，A表示为综合效率参数或包括管理水平在内的技术进步参数，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β=1）；

对公式

（1）两边取对数推导出：

 （3）

根据1990—2009年苏州各年GDP值、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数值，进行OLS回归，得到：

（4）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变量间的拟合优度为0.9997，在显著水平为0.01（置信度为95%）条件下，t统计量和F统计量检验均通过。

由此，得到计算潜在产出的模型，并且得到了1990—2009年的苏州的全要素的生产率数据。

回归方程中，平均资本弹性系数α=0.917，劳动力弹性系数β=0.083。

2.“十二五”经济增长潜力测算

根据对经济增长潜力的限定，经济增长潜力归根结底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资本投入的增长，二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三是制度或技术变革等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

“十一五”期间苏州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5%左右，“十二五”期间，苏州的资本存量年均增长速度应不低于这个水平。

原因在于：

第一，“十二五”期间，苏州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表现出投资增长快、投资率高的特点。

因此，从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必要的。

同时考虑到苏州转型升级的需求，未来五年，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第二，随着苏州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投资的市场化决定因素增强，基础设施和一些重点发展的行业还将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流入；第三，居民高储蓄行为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这为投资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足够的储蓄保证。

假设“十二五”苏州资本存量平均增速仍保持前五年的平均水平，劳动力增长率取前五年的平均值，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我们假定“十二五”全要素生产率仍保持最近五年的平均水平，计算出“十二五”期间潜在GDP及潜在GDP增长率。

从测算结果看，“十二五”期间，苏州潜在经济增长率年均为11.6%，如考虑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等因素，预计“十二五”期间，苏州GDP潜在增长率为12%—13%之间。

3.苏州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从苏州面临的经济增长良好的宏观环境、所处发展阶段、自身累积效应的进一步释放等积极因素都将引领苏州“十二五”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从宏观环境看，世界科技酝酿新机遇，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大调整和资本、技术转移，为苏州承接海内外资本和产业转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央加快转型升级的发展导向越来越明显，转型升级成为新的亮点。

目前，苏州加快转型升级的一系列政策效应开始显现，经济发展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

预计2010年，新能源、新医药和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将突破7000亿元，增长26.5%，增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值4个百分点。

从自身发展看，“十二五”期间，苏州将进入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原来的投资驱动、资源驱动将大大减弱，创新驱动逐渐成为发展的主旋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从经济增长空间看，未来几年，苏州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很多。

从供给方面看，苏州获得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江苏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行先试将形成体制机制的新优势，成为推动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体制、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的转型升级，推动新材料、新能源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导消费模式的不断变革，促进有效供给的加速增长；在需求方面，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经济发展也意味着投资需求有很大的增长后劲，而且随着市场化国际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市场将向广度延伸，需求容量将会进一步增强。

三　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分析

从发展历程看，外向驱动型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州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空间，经济发展与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短缺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已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1.土地资源

（1）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苏州经济快速发展，耕地数量大量减少。

“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9万亩左右，“十五”期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比“九五”期间增长50%，2006—2009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比“九五”期间减少50%左右。

2006—2009年期间苏州消耗万亩耕地GDP产出是“九五”期间的9.6倍，说明土地利用效益在不断提升，但目前新增建设用地空间已非常有限。

（2）“十二五”耕地资源消耗的估算

通过对1990—2009年苏州耕地面积变化与GDP增长数据的相关分析发现，随着GDP的增加，耕地面积呈指数递减下降趋势，两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可以表达为：

S＝586.55-39.699Ln（GDP）+220.56（R2=0.993）　　（5）

式中，S表示耕地面积（103km2），GDP表示地区生产总值。

利用公式（5）计算苏州典型年份耕地面积，并与相应年份实际统计面积对比，估算相对误差大都在1%以内，表明利用上述相关关系式估算苏州未来耕地面积的宏观变化具有比较可靠的精度。

据此，依据公式（5）计算，如果以现有的发展模式，至2015年达到1.5万亿GDP总量，“十二五”期间还要消耗耕地约30万亩，年均消耗耕地6万亩左右。

虽然“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对耕地占用压力会有所降低，但按现有模式，土地已无法支撑“十二五”12%的高速增长需求。

2.劳动力资源

（1）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相适应，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

苏州产业结构偏离度从1978年的68.4%下降到2009年10.2%，表明苏州的产业结构效益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具有内在的适应性。

正是由于有着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和结构，较好地保证了苏州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也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表4　苏州产业结构偏离度　单位：

%

年份

产业结构偏离度

一产偏离度

二产偏离度

三产偏离度

1978

68.4

34.2

-28.6

-5.6

1995

22.2

11.1

-5

-6.1

2000

30.8

15.4

-7.4

-8

2005

17.6

8.8

-5.9

-2.9

2009

10.2

3.9

1.2

-5.1

但从各产业的偏离度看，一产表现为正向偏离度，但偏离度减少。

说明80年代以来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并转移到其他部门的事实。

二产的偏离度呈现从较大负数到趋于合理状态的趋势，说明二产劳动力供应不足，大量外来劳动力支撑了苏州经济发展。

例如，80年代苏州原来特有的“居民＋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模式，促进了苏州乡镇企业的大发展；90年代外向型经济吸引大量外来劳动力推动了苏州跨越式发展。

到2009年，二产偏离度为1.2%，反映目前二产劳动力与二产产值比较协调。

三产偏离度表现为负向偏离，表明苏州三产劳动力比较缺乏。

（2）“十二五”苏州劳动力的定量分析

以劳动力总量为被解释变量，以GDP作为解释变量，根据1990—2009年的各项数据，建立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线性回归方程，两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可以表达为：

Labor=258.55+0.0309×GDP（R2=0.98206）　　（6）

模型中，GDP、Labor分别代表地区生产总值、从业人员。

根据公式（6）计算至2015年达到1.5万亿GDP总量，“十二五”期间还要增加从业人员204万人左右。

根据市人社局的用工调查，全市大型企业人力资源基本能适应正常运营的需求，但与其配套的上游中小型企业，人力资源缺口在20%—30%，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较为普遍。

由于东西部之间收入与生活成本的比较优势格局发生变化，传统人力资源输出地的输出量锐减，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及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个人发展等因素，导致苏州缺工现象将呈常态化。

因此，“十二五”增加200万从业人员数量有较大难度。

3.能源

（1）能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

能源对苏州经济发展的约束主要表现在：

苏州能源资源贫乏，一次能源的自给率低，所需原煤、原油等全部依靠外地调入；另一方面能源利用水平不理想。

2009年，苏州工业用电量、单位GDP耗电量，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位居第一位。

2008年万元GDP能耗为0.906吨标煤，高于全省（0.803吨标煤）平均水平，是深圳（0.544吨标煤）的1.7倍。

在能源消耗中，工业能源消耗占到75%以上，工业中电力、冶金、纺织、化工、造纸五个行业能耗占工业能耗比重超过81%。

（2）“十二五”能源需求的定量分析

为定量研究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变化，本文选取全社会用电量作为能耗指标进行定量的研究。

从苏州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图1）可知，用电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是逐年趋同变化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

图1　苏州历年GDP增长率与用电增长率变化

图2　苏州用电结构变化

从用电结构来看，用电量的增长主要归功于第二产业的用电量增加。

从图2看出，第一产业用电占比呈持续下降态势；第二产业用电占比从2000年的81.41%冲高到2004年的86.78%，年均上升1.34个百分点，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逐步回落到2009年的84.74%。

第二产业用电增长依然是拉动全社会电量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对全社会电量增长的贡献率达85.7%。

从工业用电主要行业来看，纺织业、化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电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五大高耗电行业占比高达57%，从本质上反映出苏州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配置还不够经济；第三产业用电占比缓慢上升，至2009年占比达到8.07%，由于基数较小，其对全社会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8.6%。

（3）“十二五”用电需求估算

以全社会用电量为被解释变量，GDP作为解释变量，来定量研究经济发展与能耗的变化关系。

通过对1990—2009年苏州用电量变化与GDP增长数据的统计相关分析发现，用电量与GDP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两者的定量关系可以表达为：

　　E=74999.74+1377.81GDP-0.037GDP2（R2=0.98937）　　（7）

模型中，GDP、E分别代表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用电量。

根据公式（7）计算，如“十二五”保持12%增长率，全社会用电量要增加325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7%左右。

201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1250亿千瓦时，需要装机容量为2587万千瓦，地区装机容量2210万千瓦，自供率85%，区外电网供电15%。

区内主要依靠常熟发电有限公司扩建、沙洲电厂二期、望亭电厂4号机改建和2×39万千瓦燃机、吴江华电2×18万千瓦燃机以及太仓等地有关电厂扩建机组及一批垃圾发电机组、太阳能发电示范工程投产，区外依靠华东电网阳城一、二期来电、三峡水电、金沙江锦屏—苏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等分配电量，预计“十二五”能基本平衡。

四　结　论

1.通过对苏州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表明：

从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来看，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二产的发展。

从三大需求看，苏州经济具有明显的投资驱动型增长特征。

从生产要素看，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相对于投资，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小，但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呈现增加态势。

从发展趋势看，体制及科技变革将成为苏州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2.通过C-D生产函数模型计算得出：

“十二五”期间苏州潜在GDP增长率为11.6%左右，如果考虑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等因素，预计“十二五”期间，苏州GDP潜在增长率约为12%—13%之间。

3.根据耕地、劳动力、全社会用电量与GDP相关模型计算得出：

“十二五”苏州GDP如按12%的年均增长率，按现有发展模式，需在现有基础上消耗耕地约30万亩，增加从业人员204万人和325亿千瓦时左右的全社会用电量。

“十二五”随着一批电力项目的实施及区外电网供电能基本满足用电需求，而土地、劳动力已难以支撑苏州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此，“十二五”期间要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转变现有发展模式，逐步克服土地、劳动力、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第一，通过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集约发展转型。

同时，要大幅度提高单位土地投资强度和产出水平。

第二，鼓励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项目，调整转移简单加工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项目，减少经济发展对用工的需求量。

第三，调整和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降低纺织业、化工、冶金、造纸、电力等高耗电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比重，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使产业更加“轻化”，同时，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

投资与苏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实证研究

中国统计信息网　2007-12-1010:

11:

25

　　投资承担着苏州经济发展“三驾马车”的头马功能，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了社会事业的发展，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也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苏州投资在经济发展方式中正反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分析苏州投资的规模、速度、结构、效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影响，创新投资机制、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对苏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发展方式中的投资因素　

　　2006年苏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2106.99亿元，位列全国各城市第4位，苏州的投资规模在过去25年中扩大了229倍，实现了年均24.3%的高速增长。

实践证明，扩大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加速增长，能够带来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但是，投资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驱动力，经济增长也并非是经济发展的全部内涵，如果将经济发展的期望寄托于投资规模的扩大，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一）高投资率带来高增长率　

　　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的内容，没有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

凯恩斯及以后的经济学家认为，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出口共同决定的，刺激投资需求是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

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能证明高投资率能够带来高增长率，高投资率也成为快速增长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苏州也不例外。

　　最近十多年来的投资率与GDP增长率的变动规律证明，GDP增长速度快慢与投资率高低正向相关。

从1995～2006年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对比情况来看（见图1），1995年苏州的投资率为59.5%，经济增长速度为14.8%，2001年投资率下降至最低点47.1%，经济增长速度降至低点12.3%，随后投资又上升至2003年的59.7%最高点，当年GDP增速也达到了18%的最高位。

至2006年，投资率依然保持在58.8%的高位，经济增长也保持了15.5%的较高增速。

　　苏州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较高的投资率，这是苏州抢抓机遇、成功创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横向比较来看，中国2000～2003年的平均投资率高达39%，2001～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8.7%，双双居首位；一些成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其投资率一般也超过20%，甚至达到30%左右，其经济增长率一般超过4%；而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平均投资率一般不超过20%，经济增长率低于3%。

苏州同期的平均投资率高达51.8%，比全国高12.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高达15.6%，比全国高6.9个百分点，是非常典型的高投入、高增长模式。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投资率提高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从2001年以来的情况看，2002年苏州经济开始新一轮加速，2006年的投资率在2001年的高位上增加了11.7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速度仅增加3.2个百分点，说明投资率在高位上的作用是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作为发达国家，虽然有较高投资率，但还未完全从泡沫经济破灭中复苏，经济增长较为低迷，而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正是与固定资产投资过剩有关。

（二）投资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紧密关联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需要持续稳定协调的经济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波动是造成经济周期波动最直接的内在原因之一，从苏州1979年以来环比增速的五次波动看（见图2），投资高峰分别为1980年、1985年、1988年、1992年和2003年，增长率分别为67.4%、76.5%、45.2%、102.4%和73.3%。

而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增速在这五年增速分别为14.5%、30.0%、16.8%、45.8%和18.0%，均达到了当时经济增长的顶峰。

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高度吻合。

　　中央于1979年、1986年、1988年、1993年和2004年分别出台了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这5次宏观调控均与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高有关。

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均是在固定资产增速和经济增速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做出，其对固定资产增速的影响一般要滞后1至2年，甚至更久，而经济增长相对固定资产波动的时滞效应在苏州却不明显。

可见，苏州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在高涨期同时达到了顶峰，而在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以后，又双双回落。

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一般认为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不能减轻投资周期性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的影响，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加快转变。

　　（三）苏州正处于投资导向发展阶段　

　　有“竞争战略大师”之称的迈克尔?

波特认为，国家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

苏州本身资源并不丰富，随着企业活力的提升，经济发展已经逐步走出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走向投资导向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成为苏州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动力，投资规模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率。

　　为了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我们以1981～2006年的历史数据，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定义为自变量，将地区生产总值（GDP）定义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模拟，模型分析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