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中期的驰禁政策修改稿王静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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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期的驰禁政策修改稿王静芳

浅析康熙朝中期的弛禁政策

王静芳

（潍坊学院，山东潍坊261061）

摘要：

康熙一朝的禁海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早期侧重严禁，中期侧重弛禁，晚期侧重局部禁海。

本文着重研究康熙朝中期的弛禁政策，分析其实施这一政策的原因、过程、及其内容。

从而更好地领会当时执行这一政策的重要性。

关键词：

康熙中期弛禁政策

康熙初年推行的禁海政策，历时二十余年，给沿海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

连年征战又使清政府造成财政危机。

海禁政策若再维持下去，势必会危及清廷对东南沿海地区统治的巩固,甚至会动摇清朝统治的全局。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不得不对海禁政策进行反思，认识到“开海贸易，于闽粤一带民生有益”。

于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令开海贸易。

之所以选择此时开海贸易，是因为到了康熙中期，开海贸易的条件成熟了。

1、原因：

康熙朝中期弛禁的主要原因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1）国内局势稳定

康熙二十年（1680年）历时八年的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以清廷的胜利而结束，三藩平定后，清廷将三藩的财产全部籍没，充作军饷，把藩兵撤回京师，或改隶八旗汉军，改置福州、广州、荆州等地驻防。

至此，清廷消除了国内一大祸患，加强了中央集权。

康熙帝即位当年（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的二月至十二月，南明廷平郡王郑成功命世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他亲自率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这是反击外国侵略势力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行动，也是郑氏的历史性贡献。

然就国内矛盾而言，郑氏政权却坚持抗清立场，因而被清廷视为东南沿海的一大隐患，康熙欲使台湾归于清廷，安定东南海疆，抱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干衣宵食，始终不渝。

先后采取迁界禁海、遣使招抚、招降纳叛、瓦解郑氏营垒、武力征剿等策略，最终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了台湾，巩固了国防。

康熙帝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先后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完成了统一国家的大业，就此使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告一段落，国内局势特别是东南局势渐趋稳定。

在

这种形势下，康熙急需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他前期推行的经济政策得以付诸

*作者简介：

王静芳（1975—），女，山东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实施，以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生产力。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又迫切要求发展对外贸易，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前期推行的禁海政策却成为发展对外贸易的桎梏。

这样，势必要解除禁令，展界开海，开展正常而健康的对外贸易活动。

（2）为缓和阶级矛盾、休养生息所必须。

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后，康熙把“休养生息”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原三藩统治下的云南、贵州、福建、广东等省，“三藩”凭借特权，各自把持驻地财源，渔肉百姓。

吴三桂不仅占据沐天波全部庄田，又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田地的各族人民，变为吴三桂的官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租税和徭役。

此外，还以放牧、狩猎等各种借口，强征人民土地，霸占其产业。

尚可喜和耿继茂创立“总店”，征收苛捐杂税，凡巧立名目不入正赋，或虽入正赋，又加私抽的税目，均由“总店”征收，“大自盐铁，小及鸡豚，城市乡村，列坐抽剥，有司莫能诘，百姓莫敢言。

”[1]﹙卷七﹚本来“三藩”统治下的人民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加之平叛战争遍及南方数省，使南方大部分土地荒芜，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

而清郑对峙以来，五省迁界，大量驻军，连年征战，东南地区生产遭到破坏，人民陷入苦难深渊；广大人民迫切要恢复旧界，裁撤驻军，发展对外贸易，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东南数省，又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生计。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康熙顺应时需，满足人们的愿望，开放海禁，这样一来，沿海居民可以出海捕鱼、贸易，有益于民生；清政府设关收税，也增加了收入，“可充闽粤军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即有利于国计。

[2]﹙卷116﹚既缓和了阶级矛盾，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2、中期弛禁的三个步骤

中期的弛禁是分三个步骤，逐步完成的。

第一步是“准备”（或为“过渡”）。

从早期的“严禁”到中期的“弛禁”有一个准备（或过渡），这个准备（或过渡）发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前，主要表现是伴随着东南沿海军事形势的好转，开始了展界复业。

康熙十九年（1680年）福建总督姚启圣等收复海澄，破福建沿海诸澳之敌寨，郑经等弃金门、厦门二岛，退守台湾。

次年（1681年），姚启圣与福建巡抚吴兴祚，联名奏请开展边界，以厦门等处沿海要地均己设防，沿海边界准予开放，使迁移人民复业。

当时所谓的复业，指恢复产业（田土）或本业（农业）之意，非指沿海人民得以恢复出海贸易等职业。

《国朝柔远记》中记载：

“康熙二十三年开海，时沿海居民，虽复业，尚禁商舶出洋互市”。

可知康熙二十三年以前商舶出洋互市，仍在禁止之例。

姜宸英的《海防总论拟稿》中说：

“十九年（康熙）六月，福建督抚臣议处投诚之众，奏请给还民界外田地，以无主者俾之耕种，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设提督总兵大臣镇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诚在内，计可万全无虑，诏许之，闽界始稍稍开复。

”[3]﹙P2032﹚所谓朝廷容纳福建督抚之意见，以三十里界外沿海有主之田，给还人民，无主之田，与投降者耕种，则对于康熙二十三年之海禁开放，仅许沿海之民归农，而不准航海贸易，又可为证。

但这一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步是“弛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即平定台湾第二年，允许沿海人民出海贸易。

先是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万正色等多次上疏，请许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以便收税；或以正待攻台，或以地方官图利之意，或以外国人不可深信，概不准行。

[4]﹙，攻克台湾之后，各省督抚臣又先后上言，请驰航海之禁，以纾民力。

于是康熙议准，“出海贸易之禁已开，其先定处分之例，拿获奸民议叙之条，俱行停止，凡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等省民人，情愿在海上贸易捕鱼者，许令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

”[5]﹙卷776﹚从此以后，允许沿海人民出海贸易，官收其税，民情踊跃争奋，自近洋诸岛以及日本诸道，无所不至，[3]﹙P2036﹚可见，康熙二十三年以前航海之禁犹严，至是年而海禁始驰。

第三步是进一步“弛禁”。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后，对于朝贡国朝贡船附带货物，许其任意贸易，而不收税；至其私来贸易者，准其纳税贸易。

史载：

康熙二十四年，户部札称本部准礼部咨题内开，查定例内开，凡外国进贡船只，不过三等等语，今奉圣谕，外国进贡船只，所带货物，一概收税，于柔远之意未符等因，应将各国进贡定数船三只内，船上所带货物，停其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准其贸易。

[5]﹙卷776﹚至此，海禁全面开放。

可见，从1680—1685年，清廷从准备开禁到弛禁再到进一步弛禁先后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说明开海禁并非一桩容易的事；开禁的过程，就是清初内外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变化的过程。

3、内容：

（1）开海设关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下令开海贸易。

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开放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四省为贸易地点，同时设定四个海关“江苏驻云台山，浙江驻宁波，福建驻漳州，广东驻澳门，”[6]﹙P3675﹚主持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

江、浙、闽、粤四海关之官，初称“督理闽（江、浙、粤同）海税务”，后统称海关监督，辖于户部，并受地方督抚管辖监督。

户部《开海征税则例》定：

“福建广东新设关差，止将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收，其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停其抽分。

”[7]﹙卷26﹚又定：

“四海关税率及计税法划一，外国船只既于任何一关交税，其他三关不得重复征榷。

”其中宁波是传统的对日贸易港口，厦门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口岸，云台山则是中国沿海贸易的港口，并非对外，只有澳门一口是专为西方国家的贸易而设的。

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把澳门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排斥其它国家船只的进入，因此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海上贸易，才由澳门转移到广州。

这样，广州实际上成为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的一个中心，粤海关也因此而成为最重要的海关。

为了适应通商需要，粤海关下的口岸“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

”[8]﹙卷5﹚开始时粤海关的税额最高，纳税手续最繁琐。

外商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曾一度相率东去浙江、福建进行贸易。

清政府害怕“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为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土风俗均有关系。

”[8]﹙卷8﹚于是清政府把浙江海关的税额和其他费用增加至粤海关的两倍。

而对粤海关则采取相反的做法，一直实行减税通商制度，优待外商前来贸易。

粤海关设关当年，规定粤海关征收洋船原额耗减去“十之二”,[7]﹙卷33﹚以广招徕.到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规定西洋一等、二等、三等夹板船，均照东洋船例征收。

西洋一等船由原来征银三千五百两减为一千四百两，二等船由原来征银三千两减为一千一百两，三等船由原来征银二千五百两减为六百两。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政府对暹罗贡使带来的货物全部免税，史籍记载：

“暹罗贡使所带货物，请听其随便贸易，并免征税，以示柔远之意，从之。

”[7]﹙卷33﹚

展界开海及轻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贸易及中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施琅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奏疏称：

“海禁既展，沿海内外多造船只，飘洋贸易，捕采纷纷，往来难以计算。

”[9]﹙卷下﹚史载厦门当时贸易情况：

“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

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

”[10]﹙卷15﹚中国赴日本船舶数量迅猛增长，据统计：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即展界开海当年，为二十四艘；二十四年（1685年），增至八十五艘；二十五年（1686年）又上升为一百零二艘；二十六年（1687年）是一百一十五艘；二十七年（1688年），为一百九十四艘。

四年之间，增长七倍。

同时沿海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史载：

“自康熙中年开禁以来，沿海之民始有起色，其船由海关给执照稽查出入，南北遄行，四时获利。

百余载来，共沐清晏承平之泽。

”

（2）制定对外贸易的措施

开海设关之后，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清廷还制定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设置洋货行和金丝行。

为了区别贸易商人的业务性质，清廷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将广州的商行分别设置为洋货行和金丝行。

清廷在所颁布的告示中说：

“今公议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

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

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

”布告中还说：

“诚恐各省远来商人不知分别牙行近例，”所以“除关部给示通饬外，合行出示晓谕。

”[11]﹙P164﹚这样，便把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区分开来，不仅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国内沿海商业的进行。

这一变革性的措施，还把住税和商税分离开来，即把国内商业税收和海关税收分离开来，有利于划清货税的界限和性质，纠正了明代对外贸易中行、住二税不分，因而造成重复纳税或漏税的弊病。

这样既便利了税收，又保证了税收；同时也有助于对国内外商人的管理。

第二，鼓励富人充当洋商。

为适应对外贸易开展的需要，清政府还极力鼓励有钱人充当洋商。

例如：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东地方官府颁布的告示就十分明确地说：

“嗣后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

”如若“有一人愿充二行者”，亦可，但必须“分别二店，各立招牌，不许混乱一处”；并强调：

“此系商行两便之事，各速认行招商，毋得观望迟延，有误生理。

”正是由于这样大张旗鼓的号召，遂一改“货物壅滞，商人稀少”的局面。

[11]﹙P164﹚

第三，限制地方官吏任意加征课税。

清廷命吴什巴督理闽海税务，责成他遏制“官员因系创行设课，希图盈溢，将出入商民船只任意加征，以致病商累民”[12]﹙卷27﹚的劣行，同时规定：

江、浙、闽、广四省海上贸易商船，于各海关专差官员照例收税，采捕鱼虾船只及民间日用之物从事糊口贸易者，均免其税收。

[2]﹙卷140﹚从而保证对外通商的顺利进行。

第四，伴随着对外通商的开展，积极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材。

为改变缺乏外语专门人材的被动局面，清廷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底，责令翰林院选拔人材，学习外国文字，以适应对外关系迅速发展的需要。

[13]﹙卷2﹚

康熙帝在采取上述积极措施的同时，还颁布了各种限制性的规定。

第一，对于出海贸易的商船及渔船的规定。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规定山东、江南、浙江、广东各海口，出海贸易的“商民人等有欲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俱保结，给发执照，将船身烙号刊名。

”[5]﹙卷97﹚并且必须经过“守口官牟查验”无误后，方“准其出外贸易”。

[5]﹙卷97﹚即使一般出海捕鱼者，也须“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给发印票，令防守官员验票点数，准其出入。

”还规定：

出海船只只能承载五百石以下，超过这个数字而出海的船只，查出，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

”如果当地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判刑三年；知而不报，革职，“兵民杖一百”。

[5]﹙卷776﹚还规定：

只许载五百石以下船出海贸易，如有双桅八桨载五百石以上大船出洋夹带禁物，从重治罪[5]﹙卷191﹚此外，还规定，出海“商船”、“渔船”之前后，各刻“商”、“渔”字样，两旁刻上某省、某府、某州县第几号商船、渔船及船户某人。

同时商、渔各船户、舵工、水手、客商人等，都给腰牌，牌上刻明姓名、年貌、籍贯。

[5]﹙卷258﹚如不具备以上规定，则不准出海。

第二，对于出海商船的大小和船上人员的定额，也有限制性的规定。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规定：

“商贾船许用双桅，其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六名；一丈二三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四名。

[5]﹙卷97﹚造船者在造船之前，必须呈报所在州县，经过严查，确系符合造船条件，而又是造船人亲自出洋贸易者，经画押后，方准其建造。

竣工后，该州县官员亲验烙号刊名，最后发给执照。

船上人员，必须详细登记年貌（年龄和相貌特征）、履历、籍贯，”“以备汛口查验”[5]﹙卷97﹚反之，如有“梁头过限，并多带人数，诡名顶替，以及汛口盘查不实卖放者，罪名处分皆照渔船加一等。

”[5]﹙卷97﹚

第三，清廷对若干进出口商品也有限制。

清廷规定：

武器、铁与铁器、硝磺以及粮食均列为禁品，不准出口。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锻疋、绸、绢、丝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

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

[5]﹙卷776﹚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禁止携带，如地方官不严查禁止，致商船仍行私带者，照失察鸟枪例，罚俸一年。

[5]﹙卷97﹚

有此可见，清廷一方面展界开海，鼓励人民出海贸易，一方面却又对出海贸易作出种种限制的规定，说明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清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封建性和封闭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发展对外贸易，活跃商品经济并促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只能是一种限制性的对外贸易，从而错失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步前进的机会。

参考文献：

[1]（清）胡云客纂修.康熙南海县志［M］.北京：

北京图书馆.清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2]（清）张廷玉.朱轼.清圣祖实录［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3]（清）贺长龄.魏源编.清经世文编［M］.北京:

中华书局.1992.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4.

[5]（清）昆岗.徐桐.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M］.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6]（清）赵尔巽撰.清史稿［M］.北京：

中华书局.1977.

[7]乾隆官修.皇朝文献通考［M］.上海:

图书集成局.1901.

[8]梁廷楠.粤海关志［M］.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9辑.台湾:

文海出版社.1984.

[9]（清）施琅撰.靖海纪事［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10]周凯.厦门志［M］.民国二十年（1931年）重印本.

[11]郭蕴静.清代经济史简编［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12]赵之恒.牛耕.巴图主编.大清十朝圣训［M］.北京:

燕山出版社.1998.

[13]（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M］.光绪丙申重刊本.藏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TheOpenPolicyOnSeaInTheMiddleOfKangXi’sReign

WANGJing-fang

（WeiFangUniversity,Weifang，261061）

Abstract:

TheprohibitoryonseaofKangXi’sreignhadthedifferentchangeinthedifferentperiod.Intheearliertime,itwasstrictlycarriedout,inthemiddle,itwasalittlebitlooseandinthelatetime,itwascarriedoutonlyinsomepartsofthearea.ThistextemphasizestostudytheopenpolicyonseainthemiddleofKangXi’sreign,trytoanalyzeinitsreason,processandcontents.Thuswecanunderstandbitterlytheimportanceofcaringoutthepolicyatthattime.

Keywords:

KangXi；themiddleperiod；theopenpolicyon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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