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徒》《职方氏》封国之制考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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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徒》《职方氏》封国之制考异

《大司徒》、《职方氏》封国之制考异

　[摘要]郑康成言《周礼》为周公居摄而作。

其中国典朝章灿然齐备，堪称经邦之规则。

然考《周礼》所载封国之制、班爵禄之典、乃至畿服之制，均与其他先秦文献存在较大歧异，成为历代学人聚讼纷如的焦点。

考诸文献，可见《孟子·万章下》、《汉书·地理志》、乃至“孔传本”《尚书·武成》当中，同样存在封国之制的记述。

考辨史源，足见《周礼》与上述诸家并非同出二源，先儒对此亦有种种弥合之说。

先秦礼典有应然实然之分，封国、畿服之制之歧异即为一例。

　　[关键词]封国之制；先秦礼制；治国之道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6-0021-03

　　一、《周礼》所载封国之制

　　郑康成采《尚书大传》、《礼记·明堂位》之说，言《周礼》为周公所作六典之礼，以之居洛邑治天下。

《汉纪》载王莽篡汉援经复古，“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为五”，其封国之制亦仿照《周礼》而制定。

“周公所作”之说虽屡遭反驳，难称定论，但亦足以反映出《周礼》作为经邦之规则的重要地位。

欧阳修《问进士策》赞曰：

“（《周礼》）制礼作乐，建国居民，养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为治之法，皆有条理，三代之政美矣。

”可见《周礼》所载封国之制在古代经学与治国之道之中的显要地位。

　　考其书，则封国之制主要见于《地官》：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另有《夏官》——虽叙称“政官”，然其载实为复杂，亦有职方氏、量人、土方氏等职官，管理邦国封建、疆域划分等事务。

　　《大司徒》对封国之制的记载如下：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职方氏》说五等诸侯国之里数同，又载畿服之制：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

”（《大司徒》中称畿，未称服）。

　　二、其他先秦文献对封国之制的记载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周礼注疏》载：

　　郑樵《通志》引孙处之言：

“盖周公之为《周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

……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

”

　　馆臣小注：

案此条所云，惟《召诰》、《洛诰》、《孟子》显相舛异，……《武成》乃梅赜古文《尚书》，《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为难。

　　《周礼注疏》提要谈及《周礼》封国之制，与《王制》、《孟子》、《武成》加以比较。

提要正文之中，未言《王制》，仅言《孟子》。

馆臣中却以“《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为由，认为其“不足以为难”。

这一认识是否可为定论，犹待考证。

厘清聚讼纷如的封国之制，需要探赜《孟子》、《王制》、《武成》的史源。

　　《王制》中的记载与《孟子·万章下》仅有细微差别，《王制》记载：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而《孟子·万章下》与《王制》之区别有三点：

第一，叙述爵禄制度的顺序略有差别。

第二，措辞的细微歧异。

如《王制》曰：

“公侯皆方百里。

”《孟子》曰：

“公侯地方百里。

”（叶时《礼经会元》：

“《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禄，故以分田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

”）第三，《孟子》缺少“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一句，据明代徐师曾考证为错简。

　　清儒王懋竑曾言“（《王制》）班爵禄取之《孟子》”，则《王制》、《万章下》成书先后成为辨正其史源的重要着眼点。

《史记》载“（孟轲）退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其成书是十分明确的，无需赘言。

故而厘清《孟子》与《王制》孰先孰后这一问题，重点在于查考《王制》的成书。

对于《王制》成书，前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汉文帝博士所作。

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

“（前164年）夏四月，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卢植、孙希旦、朱彬等历代学人多从此说。

此说言其时代晚近，则史料采自《孟子》无疑。

　　其二，成书于秦汉之际。

郑康成《三礼目录》云：

“《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

……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

”同样认为《王制》作于《孟子》之后，并未脱离太史公之说的桎梏。

　　其三，孔子改制之作。

俞樾称为《王制》为“素王之法”，皮锡瑞、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等也支持这种说法。

此说因政治诉求，略显不经，已为华友根先生撰文详加驳斥。

　　其四，成书于战国末纪。

任铭善先生《清代〈王制〉研究及其成篇年代考》与王锷先生《〈礼记〉成书考》均持此说，阐述详尽，但对于《礼记·王制》与《孟子》成书孰先孰后，则各持己见。

任先生认为，若《礼记·王制》成书在前，则北宫锜无需请教孟子。

王锷先生则认为，当时容或有专载官爵制度的文献，北宫锜未必得见，故请教于孟子，于理亦合，并进而论证《孟子》承《王制》之说，举出《孟子·滕文公下》节引《王制》文字之例，以证《孟子》引《王制》并非孤证；王锷先生又联系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之例，证明《礼记·王制》属于同样文献，亦有汉代经师故训内容掺入其中，从而将《王制》成书定于《孟子》之前。

　　由此可见，《王制》“班爵禄取之《孟子》”并不能成为确论。

因而考异《周礼》中封国之制，不能将《礼记·王制》置于末位。

　　探讨“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尚需明确《武成》今古文问题。

提要转引郑樵《六经奥论》引孙处之言。

孙处，据考证为北宋孙侔之初名；郑樵生活于北宋崇宁（1104）至南宋绍兴（1162）年间。

而梅献本《尚书》约于317～318年立于学官，梅鷟《〈尚书〉考异》书成于明。

孙处“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写于“孔传本”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之后、考异辨伪之前。

因而四库提要案语中所言“《武成》乃梅赜古文《尚书》”是很准确的。

　　《武成》书序载：

“武王伐殷。

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

”因而研究者往往将《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互相对照；同时，《汉书·律历志》也保留了部分《武成》佚文，但二者当中均未见有关封国之记载，无法加以对照。

　　梅献本《武成》的记载当中涉及到封国的仅一句：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注曰：

　　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裂地封国，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为三品。

《汉书·地理志》：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盖直用《汉志》耳。

益验晚出书多出《汉书》。

　　王先谦驳斥了孔颖达《武成》与《孟子》同源之说，指出了《孟子》中的记载与《武成》的主要区别，在于连天子为一等，认为《武成》之史料来自《汉书·地理志》。

叶时《礼经会元》辨析认为：

“《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武成》以分土对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禄言之也。

”着眼点有所不同，而其内容无本质分歧。

考古文《尚书》篇目，多有采辑《孟子》处。

且《孟子》中所引《尚书》，往往与古文部分相似度高，与今文部分差异较大。

且“孔传本”古文《尚书》句段见于《孟子》之处数目为最多，前人甚至有“孔传本”古文《尚书》乃思孟学派之版本，经辗转流变而成书之说。

因此，前人对于《武成》与《孟子》、《王制》同源的认识，仍不能轻易推翻。

　　三、《周礼·大司徒》、《礼记·王制》、《孟子·万章下》、《尚书·武成》（《汉书·地理志》）中封国之制歧异对比

　　《周礼》之《大司徒》与《职方氏》中封疆面积远超《孟子·万章下》与《礼记·王制》之记载。

考查其他先秦文献，还可以较为明确地得出认识：

《周礼》中封国之制，不但与《孟子》、《王制》之说不合，也与《尚书》、《论语》、《左传》、《国语》之说难以弥合。

　　其一，封地大小之不同：

《论语·先进》：

“冉有对曰：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冉有指的是约方圆七十里的小国。

大致可以反映出当时小国林立的面貌。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

”所谓土不过同，反映的也是封地不过百里的状况。

而《周礼·大司徒》诸男之地便已封疆方百里，其疆域记载差异很大。

　　其二，畿服之次第有异：

《尚书》中《康诰》、《酒诰》均有五服的记载，《荀子·正论》、《国语·周语》中亦载“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与《尚书》大致相同，而甸服属内服、外服之说不同，大致由于时代不同。

而《周礼》中《夏官·大司马·职方氏》、《秋官·大行人》则记载了“九畿”、“九服”的数目和五百里一服的次第，疆域大小因而更为显著，后人因此有“广土增爵”之说。

　　四、历代学者对《周礼·大司徒》与《礼记·王制》封国之制记载不同的弥合之说

　　《周礼·大司徒》的封国制度未考察到其在现存先秦文献上的史料来源，十分明显的是，《大司徒》与《王制》、《孟子》、《汉书·地理志》、《春秋繁露·爵国篇》并非同出。

《王制》出现较早，在汉初占据独尊地位。

刘歆将《周礼》立于学官，与《王制》分庭抗礼之后，两部礼经中有关封国之制的不同记载成为历代学人聚讼纷如的问题，先儒从各种角度试图解释《周礼》、《王制》、《孟子》、《武成》、《爵国篇》所记封国之制有出入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弥合思路。

　　其一，附庸说。

《鲁颂·閟宫》：

“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

”《论语·季氏》载：

“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城之中，是社稷之臣。

”存在关于附庸之国的记述。

孙诒让《周礼正义》言：

“公无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

”可见附庸之国实然存在。

按郑司农云：

“土（度）其地，但为正四方耳。

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税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国也，属天子。

参之一者亦然。

”认为公国其半为附庸之国。

黄以周亦谓《周礼》之言五百里、四百里者，乃兼山川、附庸言之。

“方”乃古代计算面积之术语，王力先生解释为“纵横各百里称为方百里”。

按照此种计算方法，《王制》中诸公之国方百里，即1万平方里；而《周礼》中“方五百里”，即25万平方里，去其半为附庸，则有12.5万平方里。

仍为《王制》记载的12.5倍之多，面积悬殊。

且孙诒让以鲁为例，“鲁封疆止七十里，则不能容附庸”，以明先郑之不可信。

　　其二，夏商周异制说。

郑康成调停诸家之说，每于诸经记载有不相吻合之处，往往以时代不同加以解释。

于是他把《王制》与《周礼》的封国之制的歧异释为“夏商周异制”（《王制》注），认为《王制》“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而《周礼》作于“周武王初定天下”。

详言则是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而封国之数犹因殷制，因而广土增爵，有五百里之封，并增以子男。

然而《王制》记载并非反映殷制。

商周之际诸侯“子”、“伯”、“侯”互称者其例不鲜。

殷代有唐国，可能是侯爵，但在彝铭中则称“子”（殷代金文《唐子祖乙觯》《唐子祖乙爵》），见子爵于商代即有，郑康成之说易难称确论。

　　其三，田、地，方、袤不同说。

陈澔《〈礼记〉集说》历来评判不高，后人往往认为卫湜与陈澔集说“如莛与楹”。

陈澔认为“天子以下，皆言‘田’，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泽、原隰、险夷之不同”，认为田与地险夷有别，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如果计地而不计田，将造成“井地不均，谷禄不平”。

对于“分田之里”，应当以“方”计数；对于“分服之里”，应当以“袤”计数。

但《周礼·大司徒》明言“封疆方五百里”，仍以“方”计。

文字者，经艺之本，《说文》为解经而作，云：

“树谷曰田。

”段注称“地以土生物”，可见其分言则异，混言则同。

这一解说也存在极大的商兑余地。

　　其四，封采不同、虚宽实封说。

叶时《礼经会元》认为《周礼》、《王制》可合二为一，解释曰：

“（《周礼》）公之封疆虽五百里，而受田食禄则百里而已。

侯伯封疆虽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禄则五十里而已。

”惠士奇《礼说》也持这种观点：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所谓封也；《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所谓采也。

”称实采不及虚封。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称：

“《周礼》就其虚宽者言之，《孟子》、《王制》惟举土田实封耳。

”

　　王昭禹、郑锷、方苞等先儒多从此说，称“其地不能无肥硗之辨”，《周礼》所言为封疆，包含了大量“其馀山川薮泽、斥卤晓确之地，与夫城郭、宫室、沟涂，皆不可食者”；而《王制》所言为可食禄的采邑。

但《王制》亦载录了“二百一十国”封国，倘若按照《周礼》五百里至一百里的封疆加以计算，亦非周所能容。

虽然不尽可从，但这两种说法也反映了一个信息，即《王制》之记载相较《周礼》，更为切实，也因而多为先儒所采。

贾公彦《大宗伯》疏亦云张（张禹）、苞（苞咸）、周（周氏）、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礼》，堪为旁证。

　　五、结语

　　通观前人的说法，无论《王制》、《孟子》还是《周礼》，其记载均不能成为探讨周代封国之制的信史，彼此之间亦有多有歧异。

其中有非一时一地之别，兼有应然实然之分。

历代学者多尝试将之协调统一，但往往难以说通。

历代治三礼的学者往往穷尽心力尝试完善三礼记载的制度，然《周礼》确有应然实然之别。

这种试图使《周礼》之制“与《王制》、《孟子》合”的倾向也常常影响我们的治学思路。

要考证清楚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对其成书、源流作更深入地了解。

若仅从文本上饾饤、附会，便难免像清人王懋竑所说的那样，“宜其乖决而不合也”。

　　[注释]

　　汉·郑玄注、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第355页。

　　汉·司马迁：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3页。

　　王锷：

《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8页。

　　清·王先谦：

《尚书孔传参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8页。

　　清·孙诒让：

《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27页。

　　王力：

《古汉语词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19页。

　　陈致：

《从王国维〈北伯鼎跋〉来看商周之际的一些史事》，《台大历史学报》31期（2003年6月），第1～43页。

　　元·陈澔：

《礼记集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45页。

　　宋·叶时：

《礼经会元》，《通志堂经解》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扫描本，第49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