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776年条约计划及其对美国早期外交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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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776年条约计划及其对美国早期外交的影响

对1776年“条约计划”及其对美国早期外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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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历史上，1776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人们大概最清楚的是该年7月大陆会议成员投票通过了由55名代表正式签名的“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

“独立宣言”的发表让这份重要文献的起草者托马斯。

杰斐逊从此名闻天下。

与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同时，美国开国先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约翰。

亚当斯秉承大陆会议之命起草所谓的“条约计划”（TreatyPlanof1776），这一计划主要是为美国派往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代表提供一个与这些国家王室或政府进行谈判的条约蓝本，因此也以“模范条约”（ModelTreaty而著称。

如果说“独立宣言”是以激扬的“理想化”语言陈述了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的各种理由，那么“条约计划”的内容却是把开国先辈那一代人的“理想”体现在比较现实的通商条款之中，反映了他们在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如何处理与外国关系的基本理念。

　　1776年“条约计划”无疑是美国立国之后在对外关系上的第一个重要文献。

对于这份文件，美国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条约计划“解释了意识形态与外交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映出了“美国人对卷入外国事务的担忧”。

费利克斯。

吉尔伯特从意识形态角度考察了1776年“条约计划”，得出美国开国先辈们正在以自己设计的模式重构当时世界的结论。

詹姆斯。

赫特森批评了吉尔伯特的“理想主义”观点，认为1776年“条约计划”的目的很简单，主要是“结束英国对美国商业的垄断”，请求“不排除英国的所有国家与美国在平等条件基础上进行贸易”，通过利用美国的商业“维护欧洲之均势”来保证美国的安全。

　　一、美利坚的商业优势与“条约计划”的提出

　　在开国先辈那一代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买卖交换的商业行为不屑一顾，而把现代商业视为腐蚀共和美德的根源之一。

在他们的眼中，共和体制的存在和持续与只追求利润的“商业精神”背道而驰。

只有从事农业者才能保持共和美德，会本能地抵制来自外部世界的腐蚀，农业是财富的真正来源。

本杰明。

富兰克林认为，国家获得财富只有三条途径:

第一条是靠着战争，像罗马人掠夺被征服的邻邦那样;第二条是靠着欺诈性的商业;第三条是靠着农业，这是唯一诚实的途径。

①杰斐逊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对共和制基于农业社会之上才能存在下去有着系统的论述，把土地上的耕作者看做是最富有价值的公民。

他们“最有活力，最具独立性，最有美德。

靠着最长久的纽带，他们与自己的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其国家的自由和利益密切结合起来’。

②对农耕社会的称颂和青睐使杰斐逊不可避免地把商业和制造业说成是社会腐败之源，他有时甚至对二者表现出深恶痛绝的倾向。

亚当斯同样持商业行为必然会导致社会腐败的观点，认为共和美德的敌人是追求私人利益的“商业精神”，这种精神“与一个和谐共和国所必需的心灵纯洁以及精神伟大是格格不入的’，。

③所以亚当斯把“商业精神’，谴责为“唯利是图和贪得无厌”。

①对商业行为的鄙视是古典共和主义残留的痕迹，对农耕社会的颂扬却包含着对阻碍十三个殖民地发展的重商主义的批判。

　　其实，他们思想中的这种“重农轻商”倾向只是表明了对共和制是否能在商业社会健康生存的担忧，丝毫不意味着他们想把美利坚变成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即使他们有这种想法，这些想法在现实中也是行不通的。

不管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利坚还是作为宣告独立的美国，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前，殖民地是名副其实的“农商社会”。

农业居于主导地位，但农民们绝不会满足于生产只供个人或家庭消费。

　　二、“条约计划”提出的思想意识根源

　　1776年大陆会议发布的最重要文件莫过于“独立宣言”了，人们很容易从这份充满激情的文件中找到思想意识的根源，这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尽管矛头直指英国残暴的殖民统治，呼吁人们踊跃参加到这场争取自由的战争中去，但字里行间却体现出了这个新独立国家的独特性以及对全人类命运承担的特殊使命。

“条约计划”是紧随“独立宣言”之后大陆会议批准的一个纯粹商业性的文件，没有激情高昂的文字，更难找到常常能够激起美国人热血沸腾的“理想化”语言，完全是为美国与法国等国商业利益之实现提供契约上的保证。

就“条约计划”的内容而言，因起草的条款不只是从美国单方面的利益出发，还要考虑到如何得到寻求支持的国家的认可，所以只能以比较现实的语言把美国所要达到的目的明确表达出来。

这是“条约计划”与“独立宣言”的主要区别所在。

　　“独立宣言”和“条约计划”的作者分别是杰斐逊和亚当斯，他们是美国革命时代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信奉的政治理念既反映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基本看法，又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富有“理想”的革命者对这个新独立国家现实利益的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宣言”和“条约计划”具有相同的思想意识根源。

“条约计划”的思想意识根源并不在其内容本身，而在于提出这一计划背后的政治理念，即这个新独立国家与众不同，在政治上决不能与专制的欧洲国家相提并论，只能把与它们的关系局限于互有盈利的商业往来。

一句话，无论如何美国都不能卷入欧洲国家的王朝战争或纠纷，以免使其与专制国家的根本区别荡然无存。

这种意识形态的倾向在殖民地后期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观念，美国宣布独立后自然成为这个新国家处理与外部关系不能突破的底线。

因此，“条约计划”的前提是美国不卷入大洋彼岸的政治事务，只能以互惠的商业往来谋得法国等国对美国独立事业的支持。

对从政多年的亚当斯来说，他显然是本着不与欧洲大国结为政治或军事联盟的精神起草“条约计划”的，这种精神便是“条约计划”的思想意识根源。

　　美国人不愿意与欧洲国家为伍反映了这块土地上形成的新大陆与旧世界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一个方面是历经艰辛越洋过海的移民被说成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秉承上帝之命对尘世承担一种特殊使命。

另一方面也是由这个民族的独特性决定的，他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就有责任把这块土地建设成供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以自己的范例完成对“弃民”的拯救。

这就是殖民地宗教领袖约翰。

温斯罗普1630年宣称的将这块土地建成全世界人民仰望的“山巅之城’。

①“山巅之城”的观念植根于这块土地上形成的文化观念中，从殖民时期起就成为将美利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区别开来的形象化的“符号”。

以后形成的“美国例外论”主要源于“上帝的选民”与“山巅之城”这两个方面的“神话”。

　　当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时，殖民地的精英人士还是从“自由”的美利坚与“专制”的英国这种二元对立中寻求独立的合法性。

欧洲处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已无自由可言，追求自由者为了躲避压迫和迫害，不惜冒险前往北美这个人类剩下的最后“避难所”。

所以美利坚人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已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具有为人类最终获得自由而维护这个最后“避难所”的含义。

美国革命的成功将是人类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关键性一步，而它的失败则意味着人类社会向黑暗时代的倒退。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世界追求自由者都将从美国革命的成功中受益。

这也是开国先辈们把“美国事业”等同于“人类事业”的根源所在。

革命的号手托马斯。

潘恩在鼓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时，发出了“美利坚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人类的事业’，②的呼声。

1776年9月11日迪恩致信迪马宣称，美国人现在从事的事业“是整个人类的事业，自然引起世界各个地方三、“条约计划”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1776年“条约计划”的提出与殖民地的独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763年战争之后，英国加强了对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盘剥，导致了殖民地的精英阶层与母国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一旦时机成熟，即使有些人不愿意，但也很难从根本上阻止殖民地脱离母国这一大趋势。

1768年2月25日，法国政府秘密派往北美殖民地进行情报搜集的约翰。

卡尔布向法国外交大臣艾蒂安。

弗朗索瓦。

德。

舒瓦瑟尔报告说:

“这里的各阶层人民受到了独立和摆脱控制的精神的感染，致使所有的殖民地能够在一个共同的代表制下联合起来，一个独立的国家将很快形成。

无论如何，它必然总有一天会到来。

无论伦敦采取什么措施，这一地区正在走向强大，致使不再受如此遥远的政府所控制。

　　①卡尔布亲临实地的观察说明了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18世纪70年代英国王室和北美殖民地的关系开始恶化，原因主要在于英国议会通过征税法令加紧了对殖民地的勒索，并派驻军队，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而这些驻扎在殖民地的军队的费用却要当地居民来支付，这些无疑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英国议会的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激起了殖民地民众的严重不满，他们开始在1774年9月组成的大陆会议领导下对英国采取了经济抵制措施。

　　大陆会议此时并不愿意与英国断绝关系，温和派希望继续保留在英帝国之内，认为纯粹的经济抵制可以避免与英国王室的完全决裂，使谈判的大门没有被关死。

大陆会议在1774年10月14日通过的决议中甚至宣称:

“我们很乐意同意英国议会颁布的航海条例的运行……我们也真诚地受限于对我们对外贸易的管理，目的是对母国保证整个帝国的商业优惠。

’，②然而，这些经济抵制的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英国王室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加速了殖民地内部摆脱英帝国统治的独立情绪的上升，为激进派呼吁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创造了条件。

　　在大陆会议采取这些迫使英国王室做出让步的措施时，代表们并没有想到英国王室与殖民地的矛盾会上升到军事冲突。

1775年4月19日，英国驻军与殖民地的民兵在马萨诸塞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枪战，致使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英国政府的高压措施只能激发殖民地人民团结抗敌的热情。

在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后，激进派开始占据上风，把独立和结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大陆会议内部在这两个问题上还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些人甚至表示不愿意与英国彻底决裂，如后来“独立宣言”的签字者之一约翰。

佩恩认为，“缔结联盟的结果可能是我们与英国完全分离”，他的第一个愿望是“美利坚是自由的”，第二个愿望是，“我们可以在公正可行的条件下恢复与英国的和平与和谐”。

③佩恩的看法在大陆会议上得到一些人的回应。

乔治。

威思建议，首要之事是殖民地有权与外部大国缔结联盟，只有宣布独立才能为殖民地获得这种权力提供合法的基础。

④据理查德。

史密斯在1776年2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大陆会议当时激烈争论的问题是“与外国主要是与法国和西班牙缔结通商联盟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在目前局势下试图从事贸易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更多的是谈论宣布我们的独立，但五六个殖民地指示他们的代表不要同意独立”。

⑤不过到了1776年上半年，殖民地脱离英国走向独立已成为大势所趋。

在很多人看来，独立是与外国谈判以获得支持的唯一前提条件。

　　四、“条约计划”在与法国谈判中的作用

　　富兰克林一行到达法国之后，原本希望在“条约计划”的基础上尽快与法国王室开始谈判，尽管法国政府没有过分怠慢富兰克林等人，但并没有表现出十分积极主动的态度，对美国和谈代表的要求敷衍搪塞，不从正面给予肯定的答复。

法国显然还是心存疑虑，担心合众国难以抵挡英国军队的强大攻势而最终屈服，因此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即使是提供援助，也只能是“秘密”进行，不愿冒公开得罪英国之险。

在战争期间，对交战方运送物资船只的捕获是打击对手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英国有着强大的海军优势，每日都在公海上拦截合众国的船只，货物没收，海员充军。

大陆会议也鼓励合众国的军舰和私掠船对英国商船采取类似之举，没收的货物在就近港口销售。

这里就涉及法国政府是否允许合众国的军舰和私掠船在法国港口合法地销售其战利品的问题。

大陆会议屡屡向法国政府请求法国港口对这类船只开放，允许它们销售从英国商船那里获得的战利品。

③只要美国人不做得过分，法国政府大概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只限于口头警告而已。

　　后来，美国一艘小型战舰“意外号”（Surprise）竟然把没收的货物运送到英国代表驻扎的非军事港口敦刻尔克来销售，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法国政府只好逮捕了“意外号”船长古斯塔夫斯。

科宁厄姆和全体船员，在敦刻尔克监狱里关押了数周。

法国政府对美国军舰或私掠船在法国港口销售战利品的态度表明，法国一方面希望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合众国打击其宿敌英国，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与英国交恶，以免在局面未卜的情况卷入合众国与英国的战争。

法王路易十六1777年初在回答合众国和谈代表请求援助。

　　五、“条约计划”对美国早期外交的影响

　　1776年“条约计划”是合众国试图确立一种所谓“新外交”的表达，在权力政治主导国际关系的时代多少有点“理想化”的色彩。

大陆会议寄希望于合众国的商业优势能够带来法国等国对其正在从事的独立事业之援助，竭力避免在政治上与欧洲纠缠在一起，以免在欧洲国家发生战争后难脱干系。

然而，法国王室对与合众国合作的所求远不止于此，北美局势的发展使处于危急之中的合众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只有通过做出更多的让步或承诺才能使法国愿意提供援助和结为联盟。

　　这样，亚当斯等人只把条约限于商业方面的打算最终让位于与法国的全面谈判。

美国与法国结为军事联盟尽管违背了大陆会议与法国谈判的初衷，也是当时很多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但急欲让欧洲国家承认自己独立合法性的美国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与法国结盟促使处于“犹豫不决”的法国公开介入反英战争，开了承认美国独立的先河，对其他欧洲国家改变对美国革命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富兰克林等人竭力为法美联盟辩护，就连极力反对与欧洲国家结为政治军事联盟的亚当斯也似乎一度转变了态度，认为法国在美国独立中的利益足以使其成为一个可值得信赖的联盟，与英国的冲突决定了两国在遏制英国海上霸权上具有共同的利益。

亚当斯甚至断言，他在欧洲生活的时间越长，考虑合众国的事务就越多，对他来说与法国的联盟就越加重要。

这一联盟是捍卫合众国安全的牢固基础。

③

　　亚当斯等人为法美联盟的辩护很难说是发自肺腑之言，但却与美国革命所追求的短期目标相一致。

美国革命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美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而且需要外部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法国出于削弱竞争对手英国的考虑扮演了支持美国的主要角色，美国也正是从与法国的结盟中获得了战胜英国的重要资源，法美联盟对于美国革命的胜利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独立宣言”相比，“条约计划”引起人们的关注程度要小得多，但这一重要文件的确对美国早期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早期外交的活动基本上限定在“条约计划”已确定好的框架之内。

美国密苏里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杰拉尔德。

克拉菲尔德的结论是，亚当斯体现在1776年‘条约计划’，中的观点以及伴随该计划的指示“奠定了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基础’。

①现在回过头来重温这段历史，克拉菲尔德的这种评价一点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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